7.北国草 第八章（六）（7）

我毕业后，本来是被学校破格保送到北大中文系去深造的，但当时苦于小学教师质量不高，和许多计划送师院的同学一起留下当小学教师。***当时的一代青年心中是无“我”的，个人理想和祖国前途几乎是一个字眼，我主动要求离开市区，到远郊区去任教。在颐和园后的小镇——青龙桥，我当上了四年级学生的班主任。这些日子，我表了小说《远离》、《芦花开放的时候》等五六篇小说。一九五四年春——我任教还不满半年，就被《北京日报》调走，先任文艺部编辑，后任农村部记者。记者的生活开阔了自己的生活视野，因而带来了创作上的丰收，我在两三年内先后出版了散文集《七月雨》和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一九五六年底出版了长篇小说《南河春晓》。经康濯同志介绍推荐，同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一年开始了不拿工资的专业的文学创作生涯。

通过这些极其简略的介绍，你不难看出，我虽然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但因个人的不幸遭遇，在感上和新中国有着血肉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也不难看出我所以能成为一个作家，并非我是什么天才，除了童年的逆境锻造了我的坚韧力量之外，完全是新中国的赐予。我在刚解放不久，就参加了共青团，愿意为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去忘我奋斗。当我二十四岁，正准备写北京青年垦荒队开垦祖国边陲的长篇小说时（我曾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两次深入北大荒青年垦荒队生活），一场人所共知的历史风暴平地而起，我和我的爱人——出身于革命家庭，十七岁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妻子，一起被卷进了风暴的漩涡。一下，就是二十一个年头。

二十一年后，当真理纠正了谬误，党召回他怀抱中的蒙冤儿女时，我已是黑中出现了银丝的中年人了。这二十年中，我和她在漫漫长途中跋涉，走过了许多人难以思议的痛苦历程。这几年，我的笔下所以如地下原油喷涌而出，应当说是生活的恩赐。我在劳改部门的“大墙”内外，先后干过铁矿、煤矿的掘进工，化工厂的漂粉工，车间的车工和铣工，当过砖窑的出窑工，制坯工，赶过马车，种过稻田，管理过园艺。像《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的劳动场面，与其说是描写别人，不如说是自我照相。极其严峻的生活考验，信念考验，交织而来，来自精神和**的超负荷重压，几乎使我们承受不住。特别是我们夫妻双双进劳改队时，家里只剩下老母亲和刚刚落生的小儿子，这是我肩上最沉重的包袱。这里，我要向你写上两笔我的母亲，她年轻时丧夫，在苦难中把我抚养大了。一九五七年后就又担起抚养刚刚一岁的孙子的任务。在社会对“右派”舆论的刺激和压力之下，她所经过的磨难，实际上比我的还要沉重，但是这个目不识丁的普通妇女，在二十年的艰辛处境中，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力量，不但把孙子抚养大了，而且使孩子在动乱的十年没有沉沦，一九七九年在我们没有落实政策、没有任何“后门”可走的况下，叫孩子考上了全国只取五个插班学生的中央美术学院。

听起来，这似乎像个童话，但确是事实。她从不向我们述说她含辛茹苦的生活，以减少我们的精神负担。应当说，我能坚强地生活下来，除了对真理的坚信之外，也从母亲身上汲取了坚强的力量。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我开始了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的写作（写北京青年开拓荒地的），没有对党的坚信，怎么能在那样的困境中，动手来写小说呢？小说写了二十七万字左右时，因我调离了京郊的劳改场地，把小说初稿存在家里，“文化大革命”中它和我的许多书籍，都在火光中化成了灰烬。

我的确是很心疼它的，但是我认识到“十年浩劫”不是一个人的灾难，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个人所蒙受的损失，与国家相比简直不如一根鸿毛。你信中提到，“读你的小说时，虽然充满了严峻的历史真实感，但不感到消沉，作品有一种向上的力量”，我想，追根溯源，还是因为苦难并没有能熄灭我对新中国的爱恋之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