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北国草 第八章（六）（8）

“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把我和我的妻子冲到了山西。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开始在一个屋顶下生活了，我们的枕边，总放着一本方志敏烈士写的书——《可爱的中国》，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精神寄托，也可以说是激励自己奋进的精神武器。我的小说《伞》中写的那些景基本是我们在“那个年代”的影子。除了这本书之外，我走到哪个“驿站”带到哪个“驿站”的文学书籍有：孙犁的《荷花淀》，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和别林斯基全集。这些书是我年轻时代就喜欢读的。但从生活给我们带上沉重的枷锁之后，我的文学兴趣，似乎随着生活轨道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于是在我身边多了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和雨果的《悲惨世界》，我喜欢它们笔下的严峻和深沉，尤其喜欢雨果笔下排山倒海般的悲壮力量。如果说，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陆续表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泥泞》、《遗落在沙滩的脚印》、《远去的白帆》等，明显地表现出风格的突变，这先是苦难生活的功劳，其次是雨果作品给我的影响。我读《悲惨世界》中描写冉阿让和芳汀的某些章节时，常常热泪夺眶而出，继而拍案而起。

在这么多年的艰难生活中，我还常常把使人振作、坚强的哲理名，牢记在我的心头。

俄国大批评家说：“苦难是所最好的大学”，我记下了；巴尔扎克说：“苦难是个老师”，我也记下了；英国作家萨克雷在《名利场》一书中，曾借人物之口写出人对逆境的处世哲理，他说：“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我用这些话，激励自己坚强，而不能颓废，更不能自甘堕落。

也许正是由于这么多推动我前进的动力之故吧，在社会的最底层——劳改队，我还常常爆朦朦胧胧的创作冲动。虽然这纯属于“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但也是精神上的安慰之一。一九六三年，我已经是因表现好而提前撤销劳教处分，摘了“右派”帽子的公民了。但当我把一篇名叫《彩凤打擂》的小说寄给《中国妇女》时，最初编辑部告诉我，小说写得非常精彩，已决定表；但过不久，编辑部用墨笔给我写来一封长信，字里行间充满对我的同，但委婉地告诉我，由于种种原因，又停排了。这个教训告诉我，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民，还是被专政的“公民”。从此之后，头脑里虽常有创作火花的闪现，我都把它“库存”“冷冻”起来了——再没动笔。直到一九七五年，“反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时，我作为一个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实在感到闷得喘不过气来时，我在黄河之滨的一个劳改农场，用七个晚上的时间，写了带有自传小说意味的《远去的白帆》（见《收获》八二年第一期）。直接引起我创作冲动的是，我在那儿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劳改队指导员，从而联想起一个“左”得出奇的人物——罗锅队长。事生在你信中问起的“西荒地”，有一天，劳改队进行搜书，我打开箱子把我过去出版的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高尔基写的《母亲》，一块拿给他。他没收了我写的小说，并不使我意外，但是他拿走《母亲》我则不能心服。

我说：“这是高尔基写的。”

他说：“谁管他叫高尔基低尔基的，没收。”

我说：“列宁都称赞过这本书。”

他说：“外国书没有好的，都不能看。”

我说：“《**宣》也是外国人写的。”

他朝我喊道：“你这个‘右派’太嚣张了。”

权力战胜了真理，愚蠢吞没了知识。我对这场“戏”记忆犹新，在我想起这个人物，以及他的一连串行为时，我拿起了笔。刚才这段妙趣横生的对话，原封不动地写进我的作品。

仅举这一个例子就能说明，二十年的底层生活，使我积累了许多作家根本无法涉猎的生活。从一九五七年之后，“牛不喝水强按头”，一下使我沉到“海底”，在“海底”捞的是珍珠、珊瑚，比漂在“海”面上捞海带，或站在海滩上捡贝壳，当然收益是大多了，但是交出去的学费也是昂贵的——我付出去二十年的青春年华。孙犁同志在我刚刚返回文坛时，在信中鼓励我说：“这么多年，你有得有失，从文学工作这个角度上讲，你得比失多。”老师的话很对，我可以说自己是个占有生活的富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