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章 婚前检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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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的阳光和都其实没什么两样。***在早春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外省的阳光和都的一样，都让人觉得珍贵。这个季节写字楼、公寓和居民住宅的暖气已经停了，白天，室内比户外要阴凉许多。这个季节尹小跳的骨头和肉常常有些酸疼，当她走在街上，大腿的肌肉会突然一下子酸；左脚（或者右脚）的小脚趾，里边那些纤细的小关节也会一阵阵曲里拐弯儿针刺样的疼。这有点儿难受，却是一种好受的难受。那疼也是小打小闹，咿咿呀呀撒娇似的，像被太阳晒开了的一种半醉的呻吟。在她的头顶，路边的小叶杨也绿了，绿得还嫩，轻烟一般在浅色楼群的腰间缭绕。一座城市就显出了它的柔软，还有不安。

尹小跳坐在外省的出租车上，摇下车窗玻璃把头探出去，像要试试外面的温度，又仿佛要让普天下的阳光全部照耀在她那颗剪着短的脑袋上。她这种探头车外的姿态看上去有点儿野，再过分一点儿就是粗鲁了。可是尹小跳并不过分，从小她对各种姿态的把握就有一种无师自通的分寸感。所以此刻她的探头车外仅仅是有一点儿野和一点儿优雅。那时落下的玻璃正挤着她的下巴颏儿，宛若雪亮的刀锋正要抹她的脖子，还使她有种头在铡刀下的感觉。这是一幅血淋淋的过瘾景象，带点儿凛然不屈的自虐性质，是童年时代刘胡兰的故事留给尹小跳的永远的纪念。每当她想起国民党匪帮用铡刀把十五岁的刘胡兰给铡了，她的喉咙就会“咕噜咕噜”响个不停。那是一种难以说的惊惧，又是一种莫可名状的快感。那时她就总问自己：为什么最吓人的东西也会是最诱人的东西呢？那时她分辨不清她是因为渴望成为英雄而幻想去躺在铡刀下，还是越怕躺在铡刀下就越想躺在铡刀下。

她分辨不清。

出租车在洒满阳光的大街上跑着，外省的阳光和都其实真没什么两样。尹小跳想。

不过，外省的阳光和都到底是两样的，尹小跳又想。

此时此刻，就在外省省会福安市，就在这个距北京仅二百公里的城市，阳光里的尘埃和纤维，阳光下人的表和物体的形状，不知怎么和都总有那么点儿不一样。遇到红灯时，尹小跳便开始打量那些被红灯拦住静止下来的骑自行车的人。一个穿着黑色松糕鞋和一身窄瘦黑衣服的女孩子体态匀称、面容姣好，染着金黄的梢儿，使她想起她在特拉维夫、纽约和汉城看见的那些喜欢穿黑衣服的少女。世界流行什么，这里也在流行什么。这个外省黑衣少女，她叉腿坐在白色跑车车座上，一边焦急地扬起手腕看表，一边吐痰。她看一看表，吐一口痰；吐一口痰，又看一看表。尹小跳猜测她肯定有急事，时间对她是多么重要。不过她为什么要吐痰呢？既然她有手表。既然她有手表，就用不着吐痰。既然她吐痰，就用不着有手表。既然她已经学会了让时间控制她的生活，她就应该学会控制痰。既然她有手表，就不应该有痰。既然她吐了痰，就不应该有手表。既然她有表，就万不该有痰。既然她有痰，就万不该有表。既然表……既然痰……既然痰……既然表……既然、既然……红灯早已变了绿灯，黑衣女孩子早把自己像箭一般射了出去，尹小跳还纠缠在手表和痰里没完没了。她这种看上去特别极端的非此即彼的纠缠，让人觉得她简直就要对着大街放声呵斥了，可她这种极端的非此即彼的纠缠却又似乎不是真的义愤。假设她强令自己把刚才那“既然有表就不该有痰”的句子颠来倒去再默念十五遍，她一定会觉得结果是茫然不知其意义。那么，她这种纠缠的确不是真的义愤，一点与己无关的喋喋不休的尖刻罢了，这原本就是一个手表和痰并存的时代，尤其在外省。

尹小跳从车窗外收回了她的脑袋。车内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支老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这是当地音乐台的一个有奖竞猜节目，主持人请听众猜出歌名和演唱此歌的演员，猜中者可得到一套佳宝牌sod护肤品。不断有听众打进电话，操着福安味儿的普通话把歌名和歌唱者猜来猜去，却没有一个人猜得对。毕竟，这歌和唱这歌的老演员对于现在的听众是太陌生了，陌生到连音乐台的主持人都觉出了尴尬。尹小跳知道这老歌的名字，也听出了那演唱它的人是谁，这使她无形中似乎也加入了这个有奖竞猜，虽然她压根儿就没打算给这条热线打过去一个电话。她只是下意识地在心里把这老歌唱了许多遍——单唱那最后一句：“巴扎嘿！巴扎嘿！巴扎嘿！巴扎嘿！……”二十多年以前，她和她的同学一起唱这歌时，就最爱唱最后那个“巴扎嘿”！这是一西藏翻身农奴歌颂**的歌儿，显然那“巴扎嘿”不是一句汉语。就为了它不是汉语，当年的尹小跳才会那么起劲儿地重复它吧，带着那么点儿不明根由的解放感，像念经，又像耍贫。因为想到了耍贫，尹小跳才强迫自己在心里停止对“巴扎嘿”的重复。她回到了现在，回到了外省省会福安市的出租车上。音乐台的节目已经停止，安静的出租车座位上铺着一块不太干净的棉线割花垫子，像从前北方农村姑娘手绣的鞋垫。这使尹小跳每逢坐进这样的出租车，总有一种坐在炕上的感觉。这就是外省了，她感叹着。虽然她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她还是习惯性地把这里的一切和都相比。无论从心理距离还是从地理距离，北京离她都是那么近，一直那么近。这似乎和她生在都她是北京人有关，不过在多数时间里，她并不觉得她是北京人，她也不觉得她是外省人是福安人。她觉得她哪里的人也不是，她经常有点儿赌气又有点儿幸灾乐祸地这么想。她好像故意要使自己无所归属，仿佛只有无所归属才可能让她自由而又自在地高于眼前的城市，让她镇静地、不事矫地面对所有的城市和生活。而当她想到镇静这个词的时候，她才明白坐在出租车里的她也许不是那么镇静的，她大概要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