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12.别让我再哭了（3）

矿长说：这我知道，男人哭一场是比较伤身体的。***我看您不一定非要哭，帮老马了解一下况，帮着做做死者家属的思想工作也是好的。

孙保川不说话了。矿长到底还是把处理善后的任务下达给他了，他有什么可说的！

矿长说：您经常去看望李师傅老两口儿，每次去都是自己花钱给李师傅买东西，这个况矿上是知道的。我的意见，这个事要列人工会的工作计划，买礼品的钱应当从工会的慰问经费里出，不能让个人花钱。您以前花的钱，我准备给财务科说一下，让财务科在适当时候给您补偿一下。

孙保川说：千万不要提给我补偿的话，我一分钱都不会要。我爹妈都死得早，我在矿上认个干爹干妈也不错。再说李师傅老两口对我确实很好，很心疼我。李师傅的老伴跟我说过好几次，她别的不担心我什么，就担心我哭。她说我哭得太实诚。她让我记住她的话，她百年之后，叫我千万别哭她。这样说着，孙保川两眼已经泪花花的。

新近工亡的这位矿工姓郑，叫郑书贵。在与郑师傅的妻子和子女正面接触之前，孙保川先在外围了解郑家的况。他参与每一件善后都是这样，都要把工亡矿工的家庭况吃透，做到心中有数。这些况包括处理家里有几口人，工作况怎样，经济状况如何，家庭关系好不好，等等许多方面。孙保川连明扯夜，到郑师傅所在的采煤队去过了，到郑家所在的居委会去过了，到郑家的邻居家也去过了。孙保川还分别找了郑师傅的女儿和儿子的同学，向他们了解郑家子女的况。他这种做法很像是记者采访，听到紧要处，就在一个牛皮纸封皮的小本本上记几笔。不，他更像一位作家。记者一般只把事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就行了，他了解得要细致得多，而且还探究一些细节里面的感和绪因素。这样了解了一圈，孙保川的绪低沉得厉害，饭都吃不下了。他快要憋不住了，差不多又要哭了。

去年冬天，郑师傅就遇到了一次冒顶事故。应当说郑师傅是幸运的，他在那次冒顶事故中躲过了一劫。那次工作面冒顶埋住了两个人。他急中生智，跳到靠近煤墙一根倾倒的金属支拄下面躲了起来。那里空间虽然非常狭小，小得手脚都埋在冒落物里，抽都抽不动，但嘴和鼻子总算没埋住，没堵死，还可以呼气吸气。那位工友没来得及躲闪，就没那么幸运。三天之后，矿上的救护队才打通巷道，找到了他们。救护队是用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用担架把他直接抬到医院打了四天吊针，他就活过来了，身体功能就恢复了。那位工友呢，尸体已经在温度很高的煤堆下面腐烂，烂得露了骨头暴了筋，用塑料布都收拾不起来。

郑师傅从医院回家的当天，家人为他备了酒，还放了一挂鞭炮，庆贺他的生还。工友们、邻居们也纷纷向他祝贺，说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生还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不少领导都去看望他，对他说了不少安慰的话，还给他送去了不少慰问品，这让郑师傅的确产生了一种类似幸福的感觉。可过罢春节，事就淡下来了，他还得去下井。虽然一提下井他就感到后怕，可等待他的只有黑洞洞的井口，不下井有什么办法呢？

郑师傅原来并不是井下工，是矿上通风科的瓦斯检查员。有一年矿上大减员，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下岗，要么下井。郑师傅当然选择下井。下了岗就没有工资可挣。一家四口全靠他的工资过活，如果他挣不来工资，全家人吃什么？穿什么？怎么活？

郑师傅的妻子和儿女是从农村农转非迁到矿上来的。妻子一离开家乡的土地，一成为矿工的家属，就再没有什么作为，只能以好吃野菜的名义，到附近农村的田边地头挖点野菜，或到人家收割过的田里拾点庄稼。女儿在市里卫生学校毕业后，到矿务局医院当了两年多护士。也是因为人太多，她被人家减下来了。矿务局医院想把她介绍到矿上医院当护士。矿上医院没有明确表示拒绝接纳她，但人家让她等一等，等有了机会再说。她一等就是一年多。有人给她出主意，让她给医院院长送信封。送信封的风气她不是不懂，可家里连吃饭的钱都紧巴，哪有多余的钱往信封里装！儿子上的是矿务局的技工学校，学的是机械化采煤。他也毕业两年多了，所学的技术一直未能派上用场。他和同类的人被称为待业青年，简称老待。因整日无事，这儿站站，那儿呆呆，他们又被人称为老呆。这样长期呆下去，也许就把人呆老了。他呆得实在心焦，就跟人家搭帮，到外地一家砖窑厂去打工。说好的八小时工作制，一月至少可以挣八百块钱，谁知一到窑场就被人圈起来了，周围有铁丝网，有狼狗，日夜还有打手把门。他们一天要干十四个钟头的活，连饭都不让吃饱。后来幸亏有记者到窑场卧底，新闻单位和公安机关按预定时间到窑场解救记者时，才顺便把他们也解救出来了。不然的话，他累死在窑场，家里的人都不一定知道。从此他知道了外面世界多么可怕，不敢再轻易出去打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