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引言(2)
地下文学的时代特色,是广泛的群众性参与、思想上的独立精神和艺术的创造性。
地下文学产生于丰厚的民众土壤之中。“文革”的文化禁锢和缺乏文化娱乐是史无前例的,人民群众广泛的自创作也是史无前例的。人民大众对文学艺术表现出的空前热,是产生出众多文学作品的根本源泉。人民群众不顾压迫、收缴、查禁,甚至批斗、坐牢,仍然隐蔽地进行创作,并通过不公开渠道传播手抄文学作品,使**、**集团屡禁不绝,屡剿不止。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历史上最广泛的民间创作活动时期。
一些优秀地下文学作品凝铸了作者的深沉思索、真性、真歌哭,与“文革”虚假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些作品还灌注了作者的鲜血和生命。
地下文学产生于特殊的历史社会环境。它是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文革”运动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摧毁扫荡,对作家的残酷迫害,以及大规模的焚书、**活动,造成了传统继承的中断。这使得地下文学先天营养不良。“文革”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十年地下文学运动的历史充满了矛盾冲突,迂回曲折。几乎每隔一二年社会就会产生一次政治震荡,使得地下文学总是站在歧途上,被迫进行不断抉择。但也正是这种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困境,又给地下文学提供了彻底的“解放”,对以往的文化和政治传统进行严格的批判和选择。“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被一些作者摆脱。通过对前十七年某些“左”倾文学传统的反拨,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民间文化汲取营养,创造性地表现自己所处的现实生活,这一转折是极其可贵的,它开辟了当代文学的新方向。
早在“文革”前的**年,某些“左”的宣传、教育造成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左”的绪。这种“左”的路线在“文革”更是登峰造极。“文革”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通过高度控制的文化艺术,从新闻媒介到样板戏,从报刊社论到**语录等社会话语,时时刻刻将中国人民团团包围,使之失去独立思维能力,乃至丧失自身个性,甚至失去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和共和国一同降生的一代青年,从小被灌输了满脑子似懂非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观念、理论。“文革”中,他们中很多人变得语粗暴,行为乖张,丧失了正常思考能力。他们普遍缺乏个性,完全被极左话语所包围和左右,成为被政治野心家们操纵的傀儡。
对“文革”运动本身的独立思考与独立意识的萌生,必然是以挣脱“文革”话语的羁绊为先导。地下文学运动通过对“文革”话语的反叛,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运用自己的语进行人民群众、知青内部的思想交流,从而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这是地下文学的巨大贡献。
“文革”初,当“红卫兵文艺”浪潮兴起时,在极左的“红卫兵语”中已经潜伏了一种独立意识和新话语。“红卫兵话语”的形成,也导致、促进了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知青话语”的育、成熟。对“文革”话语的突破,抛弃极左语汇,创造新话语,这促使一个有内在凝聚力的独立的知青群体形成。通过地下文学,青年与广大人民群众更快地觉醒,最终与**集团形成对峙。地下文学与遵命文学的对峙,本质上是两种话语的对峙。
这种文化对峙,在知青诗歌中表现为对红卫兵时期“政治抒诗”(奠基于前十七年)的扬弃,通过郭路生、依群的形式革命,向现代主义诗歌倾斜。在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中,则从民间土壤中寻求养料,摸索途径,更新语汇。在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中,则主要通过旧体诗词传统,努力替换“文革”话语等。
地下诗歌对形式的试验,本身就是对“文革”现行文化**的挑战姿态。在地下文学沙龙中,特定的语方式,契合了这一群体的内在感觉。这种对当时沙龙中人并不难索解的诗歌,却在“文革”后的诗界引起轩然大波,其后朦胧诗又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种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