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儿童的世纪（2）

儿童被隔开（或被置于理性之中）应该被看做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改革者们、教会、法官和国家所推动的人的道德教化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没有家庭在感上的共同参与，这一切也不可能生。这就是我想强调的了解这种现象的第二个方面。家庭变成了夫妻之间、家长与孩子之间感交流的必要场所，以前可不是这样的。这种感从此用受教育的机会来得到表达，培养孩子不再停留在财产和荣誉层面。这种感是全新的：家长们对孩子的学习感兴趣，用一种19世纪和20世纪已经习以为常的关怀注视着孩子学习的况，这种感在以前也是没有的。让·拉辛（jeanracine）写信给他的儿子路易，就像今天的（或昨天的，不久以前的）父亲那样，谈论着儿子的老师们。

家庭由此开始围绕着孩子来组织，给予孩子重要的地位，使得孩子摆脱了以前默默无闻的状况，人们对失去他们不再无动于衷——新出生的孩子不再能弥补这种痛苦，人们也不希望一再出现这种况，为了孩子的幸福也适当地限制孩子的数量。所以不足为奇的是，伴随学校革命和感革命出现了一个长期的人口马尔萨斯主义现象，即自愿减少生育的现象，它在18世纪已经初露端倪，并一直持续下来（在保罗·维纳[p。veyne]不信任的眼光中这一切也许太过分了！）。

这一变化的后果——尽管超出了本书所涉及的时期，但我还时而需要涉及——就是19世纪的社会生活向家庭和职业聚合，古老社交圈消失（除去阿居隆[agulhon]先生和伏维尔[vovelle]先生所研究的普罗旺斯地区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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