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3）
这时期南中国生产已有进一步展，绿釉瓷的烧造也达到了完全成熟期。
薄质丝绸和新兴造纸，更开始著闻全国。
文献记载中虽叙述过用琉璃做种种器物（如庾翼在广州赠人白瓯，似即白色料器），由于制作技术究竟比较复杂，并且烧造技术仅掌握在少数工人手里，成品虽美观，还是远不如当时在江浙能大量生产的缥青色釉薄质瓷器切合实用。
又因政治上经过剧烈变化，正和其他文化成就一样，玻璃无法进一步展，关于实物品质形式的知识我们也知道不多。
唯这个时期正是中国佛教迷信极盛时期，统治者企图借宗教来麻醉人民的反抗意识，大修庙宇，照史书记载，北朝统治者曾派白整督工七十万人修造洛阳伊阙佛寺。
南朝的都金陵相传也有五百座大庙，北朝的庙宇则有一千三百多个。
此外还有云冈、敦煌、麦积山、天龙山、洛阳、青州、巩县等石窟建筑群。
这时期的佛像以土木雕塑而成，而且都经常使用各色珠玉宝石、琉璃作璎珞装饰物。
试从现存洞窟壁画雕塑装饰，如敦煌壁画近于斗帐的华盖、藻井部分边沿的流苏来看，还可想象得出当时彩琉璃珠的基本式样及其应用形。
隋代政府收藏的书画卷轴，照史志记载，也有用各色琉璃作轴头的。
隋仁寿时李静训墓中几件水绿色玻璃器，是目前为止出土文物中最能说明当时生产水平的几件实物。
《隋遗录》是记载中提及的宫中明月珠，有可能即为如宋人笔记小说所说的一种白色新型大琉璃灯。
所不同处，只是隋代还当成宫中奇宝，宋代则已为商店中招徕主顾之物。
《隋书·何稠传》称曾明绿瓷，历来学者多据这点文献材料，说绿瓷成于何稠。
如以近年出土文物判断，则绿釉瓷北方早可到东汉永元，唯白瓷倒只在隋代初次出现，透明绿琉璃也在这一历史阶段达成熟期。
唐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展，琉璃制作也有了新的展。
庙宇殿堂雕塑装饰更扩大了彩色琉璃的需要，根据《唐会要》和《唐六典》记载，除由政府专设“冶局”
主持全国庙宇装饰佛像的琉璃生产外，日用器物中琉璃的使用，也日益增多。
唐诗人如李白等，每用豪迈愉快感歌颂现实生活时，提及西凉葡萄酒必兼及夜光杯或琉璃钟，此外琉璃窗、琉璃扉也常出现于诗文中。
唯多近于从《艺文类聚》中掇拾《西京杂记》等文作辞章形容，不是事实。
因直到晚唐苏鹗《杜阳杂编》记元载家红琉璃盘，还认为是重要实物，可知珠玑易烧，大件瓶盘还不多见。
又《唐六典》卷四说：“平民嫁女头上金银钗许用琉璃涂饰。
《唐六典》完成于天宝时代，可知当时一般小件琉璃应用的普遍程度。
不过作器物的特种彩色琉璃，依旧似乎不怎么多。
直到宋代，真腊贮猛火油和其他外来蔷薇露，还特别记载是用玻璃瓶贮藏，记大食传入中国贡品时，也曾提及许多种玻璃器。
可知中国工人还不熟悉掌握这种烧造技术。
这问题如孤立的从技术展上来认识，是不易理解的，甚至于因此会使人对于战国、汉代以来琉璃生产的成就产生怀疑。
但是如联系其他部门生产形看，就可知道这种况倒十分自然的事。
唐代瓷器的烧造，品质已十分精美。
河北邢州的白质瓷器和江南越州的绿釉瓷器生产品不仅具全国性，并且有大量成品向海外各国输出。
又中国丝绸锦缎，原来就有一个更久远的优秀传统。
展到唐代，薄质纱罗由汉代的方孔纱到唐代的轻容、鲛绡，更有高度的进步。
生产的展和社会多数应用的要求有密切关系，玻璃和陶器比较，技术处理远比陶器困难，应用价值却又不如陶器高，这是当时透明琉璃不容易向应用器物展的原因。
玻璃和薄质纱罗和纺织物比较，也是如此。
薄纱中“轻容”
，诗文中形容或称“雾縠”
，显示质地细薄，已非一般人工可比。
由于这类轻纱薄绢的生产，既结实又细致，甚至于影响到中国造纸工业的进展。
例如五代以来虽有澄心堂纸的生产，在绘画应用上，却始终不能全代替细绢的地位。
一般做灯笼，糊窗槅子，用纱罗早成社会习惯，而且在使用时具有种种便利条件，价值更远比玻璃低贱，这是使平板玻璃在唐代不容易得到展的又一原因。
因此直到晚唐《邺侯家乘》称代宗时岭南进九寸琉璃盘，又权臣元载家有径尺红琉璃盘，都认为是难得宝物。
唐代重灯节，每到正月元宵全国举行灯节。
当时政府所在地的长安灯节，更是辉煌壮观。
据《朝野佥载》叙述，睿宗和武则天时灯有高及十丈延续百丈的。
这种成组列的灯彩，个体多作圆形或多面球形的骨架，用薄纱糊就，画上种种花纹，灯旁四角还点缀种种彩色流苏珠翠。
琉璃的使用，是作为灯旁装饰，灯的主要部分还是用纱。
借此可知某一部门的生产，常常和其他部门生产相互制约，有些还出于经济原因。
唐代镜子工艺可说是青铜工艺的尾声，然而也是压轴戏，许多作品真可说近于神工鬼斧，达到金属工艺浮雕技术最高水平。
并且已经大量使用金银薄片镶嵌在镜子背面，制作了许多华丽秀美的高级艺术品外，还曾用彩色琉璃镶到镜子背上，得到番茄成功。
可是却没有工人会想到把这种琉璃磨光，设法涂上磨镜药，即可创造出玻璃镜子。
这种玻璃镜子直到一千年后才能产生出来，结束了青铜镜子延长约两千三百年的历史使命。
仔细分析，还是受条件制约限制，即当时铸镜工艺优秀传统，已成习惯，而且十分经济，才不会考虑到还有其他更便宜的材料可以代替。
（原载：《美术研究》，196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