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第23章 火车上的故事（2）

气喘吁吁地上了车以后，对号入座，她坐在了我的对面。火车开动以后，她从背着的小包里，拿出一堆报纸来，摊在小桌上看。见我看她，她又拨给我几份。她说办报纸的人，却经常没时间看报纸！”

这话告诉我了，她的工作和报纸有关。于是我说：“我也办了十多年的报纸，在一家地方报！咱们这里，把办报纸的，叫喉舌，北京人不这么叫，他们叫口条。”

“口条”这个词，把小姐逗乐了。她递上她的名片，我也递上我的名片，看到她的名片后，我说我认识他们报社许多人，于是，我扳上指头数起来。这样，我们亲近了许多。她很漂亮，浑身上下，充盈着一种文化韵味。我说，我最初以为她可能是个大学生。她说我猜对了，她西大毕业，还不到一年。看着她那南方人的鼻子和嘴唇，我又说她大约是江浙一带的人。她说这回是猜错了她是北方人不过，她确实长得像南方人，同事们都说：“北人南相，必有大福！”我们开始热烈地交谈起来。拉的最多的话题是文化上的种种现象。我们把这次相遇看作一种缘分。双方都很激动，都有些神经质，都现原来世界上还有个和自己旨趣这么相同的人。后来上车的人，都用有些诧异的目光，看着这两位热烈的、迫不及待地倾诉的交谈者。火车到蒲城停下时，我们才从梦中惊醒。女记者的目的地是蒲城。她匆匆地下车了，我无意识地跟着她，也下了车，走了大约有五十米，直到她转回身来，伸出两只手在空中，向我摆了一阵，我才清醒过来，又上了车，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这位苏小姐自那以后，一直将她主版的报纸寄我。我们还见过一面是在西安的一次会议上，只是火车上的那种气氛，那种心绪，那种属于两个旅行者的世界已经很难再找到了。可遇而不可强求，不是？类似的事还有第三次，那是今年深秋，在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上。这是一列市郊车，我坐在二层窗外是渤海湾萧瑟的秋日黄昏，一轮红的太阳，正缓慢地西沉。我的对面，一位年龄不详的小姐正捧着一本红皮书看着，那景极为诱人。小姐在看书的途中，还不时地抬起头，看我一眼，似乎有交谈的**，但当我看她时，她又迅速地将头埋进书里了。我手里也拿着一本杂志，是临上火车时，《小说家》的朋友塞到我手里的。火车上的乘务员在送点心，她要了两杯牛奶我则效仿着，要了两杯咖啡。我一边喝咖啡，一边打量她，琢磨着她的职业、身份。我甚至想到一些不好的事上去了。她粗看起来穿着有些随意，但是细细观察，你会现，她十分讲究。她的脸肯定是美容过的，她的头经专门的理师做过，她穿了一双很新颖的皮鞋，肯定是名牌。她的年龄，也让人无法判断。僵局是这样打破的。她有些疲劳了，于是将书合上，放在了小桌上。这时，我勇敢地将手伸过去“这是本什么书，让我看看！”

我说。作为对等原则，我将《小说家》递了过去。“你一定看不起我，因为我看这样的书！”

小姐说。接着她又解释道，这是上火车时，为了打路途的寂寞，匆匆在地摊上买到的。这本书的书名叫《如何窥测对方的心理》，看着书名，听着小姐的话，我笑了。原来她一直瞅我，就是为的这个缘故。我们通报了姓名。她是个女老板，某某国际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大学毕业，电视台干了两年，又下海四年，今年，该是三十岁了吧。她也读过我的《最后一个匈奴》，并且读过我最近在一家杂志上的《女人是巫》的调侃文字。这样，我们的距离缩短了许多。从黄昏到傍晚，我们开始热烈地交谈起来。她说她的公司，她的先生和家庭，我则谈我的一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本《如何窥测对方的心理》和那本《小说家》，静静地被冷落在了小桌上了。她住在东直门，我客居在东四，本来，下火车以后，各奔西东，留一份温馨的记忆，最好。可是，下火车以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同坐一辆出租车，先送我到东四，再送她到东直门。过华灯初上、熙熙攘攘的长安街时，出于习惯心理，我将手揽在了她的腰际，上到出租车以后，我的这只该死的手，还没有放下来。出租车开动了，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她叫车子停下来。她说，方向不对，她得另搭一辆车。我的手赶紧缩了回来，脑子也从浪漫调中回到现实。我央求她说，叫她不要另搭车，可以先送她，然后再送我。她并没有理我的话，匆匆地下了车，又匆匆地向我招了一下手，暮色苍茫中，就搭另一辆出租车走了。这以后的第二天，我的思想，长久地处在一种忧郁中，我将这个火车上的故事，讲给我的朋友杨志广先生听。他说，这种事他也遇到过，你可以写封信，解释一下，至少让她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如果她还不谅解那么就由它去了。这样，我按照名片上的地址，给这位苗小姐去了一封信，我信中谴责自己自作多自讨没趣，我说空间那么大，我的该死的手为什么要揽在她腰上，我说她完全有理由蔑视我。我祈盼能得到她的原谅。信寄去后，没有回音。当我羞愧地写出这些的时候，而今我明白了，错不在自己的手，错在自己的心，离开火车以后，火车上的故事就应当结束，不要把它留给地面。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火车上，也把自己包装得严严的，不让它有故事生。或者，干脆不要有火车，干脆不要有旅行，那就彻底地省心了。

200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