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第25章 感谢编辑（1）

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有感谢它的一千条理由。而作为一个写作力、者来说，他先应该感谢的是他的编辑们。正是因了编辑们的劳动，才将他的作品和读者联系起来，和社会联系起来的。我先应该感谢的是一位将军。他叫那狄。1975年冬，他来边防站视察，夜半更深之际，走进我们班里查夜，看见下哨归来的我正在一个小本子上写诗。那主任带走了那个小本，并把它推荐给《解放军文艺》诗歌组的李瑛、纪鹏、韩瑞亭、雷抒雁诸位，这样，署名“战士高建群”的我的处女作，得以表。朱小羊是一位永恒的流浪者。他从云南流浪到新疆，从新疆流浪到北京，从北京又流浪到澳大利亚。那一年小羊来到延安从我的抽屉里拿走一篇小说，回去后交给《中国作家》的杨志广、陈卡。这就是《遥远的白房子》表的经过。我的中篇《伊犁马》是风度翩翩的资深女编辑叶梅珂老师拿去在《开拓文学》最后一期表的。我的第一本书是陈绪万先生约稿，赵常安先生担任编辑的赵老师已作古，愿他安息。我的第二本书是田和平先生担任编辑的。我的中篇《雕像》、《骑驴婆姨赶驴汉》、《老兵的母亲》，是杨志广先生担任编辑的。我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是作家出版社朱珩青老师担任编辑的。她看了我的一些中篇后，寄来合同，约我写长篇小说。信中说，她相信我能写出最好的长篇小说的。写作途中，她还专门到延安来督促我。朱老师已经退休，愿她有个快乐的晚年。我的中篇《大顺店》和《马镫革》，约稿者是《小说家》的闻树国先生，责编则分别是董令生和康伟杰。闻先生是一个好人，很能干。董令生年长我几岁，我该叫她大姐或老师。康伟杰那时还是刚分来的大学生，一身的文化感觉。长篇《六六镇》、长篇《愁容骑士》的操作者都是书商。我买房子急用钱，所以交给了他们。对于书商，我如同对国家出版社一样怀着敬意。二渠道是对国营主渠道最好的补充。只要不偷税漏税，不盗版，他们就有存在的理由。我想一旦入关，取消行业垄断，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国营出版社会面临危机的。长篇《古道天机》的编辑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常涛大姐。她已退休，听说到美国去了。她是一个严谨的人一个字把握不准，也要通个电话问一问。小说出版前那几个月，我的电话费一直居高不下。

中篇《一个梦的三种诠释方式》是《绿洲》杂志社的主编孟丁山先生约的稿。晚上都一点半了，他打来电话，将我从梦中唤醒。他的声音像中亚的阳光一样灼热而粗犷。我曾经写过一个创作谈，谈过这件事。去年我重回新疆，见到他，老孟已经退休了。中篇《饥饿平原》的编辑是《十月》的主编王占军先生。他说，他读这篇描写饥饿的小说时哭了，这叫我很感动。后来，他还屡次打电话，将小说反馈回来的消息告诉我。中篇《大杀戮》的编辑是《北京文学》的社长章德宁女士。那也许是国内最好的文学期刊之一。我和德宁是在《中篇小说选刊》十周年座谈会上认识的，她大气、深刻、雍容。我对她很有好感，但是我惧怕这种感，前一段到北京，我呆了一个礼拜，将她的电话在案头摆了一个礼拜，却临走时也没有打。她是北京赴北大荒的插队知青。中篇《惊厥》的编辑是《昆仑》的余戈。小说表在《昆仑》停刊的那一期上。据说，表小说颇让小余为难了一阵。后来，他写了个意见，让编辑部传阅，意见说，我们平日口口声声要好作品，现在，好作品来了，我们却不敢。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很可笑？！这些话震动了大家，《惊厥》得以表。我的散文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的编辑是四川文艺社的林文询和陈红。我和老林是在大连开会时认识的。那次会让人感到文坛成了名利场。我和老林在会上，都是那种作壁上观，不屑于与世俗为伍的人，这样我们气味相投，成了朋友。陈红也是一个好姑娘，我在去年的南京书市上见到了她。描写罗布泊之行的书《穿越绝地》，编辑是湖南文艺社的龚湘海。这是一个年轻人，十分能干。他坐在西安，等我将书写完，然后带走，湖南人湖北人既有头脑又能干，这是我的体会。《最后一个匈奴》目下正在再版，我把它交给了中青社。编辑和策划是一个叫刘乾坤的大学生。他是四川成都人，思想又活跃，人又十分踏实。新创作的两本书一本是写西部的，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编辑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叫王志桢。我和他至今还没有见面，但是几乎每礼拜都通电话。另一本《白房子》则由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已经面市。编辑是姚鸿文和白晓群。这是我的一本重要的书。我在这本书的扉页上甚至这样说：“也许，我就是为写这本书，才到这个世界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