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序:一代同龄大师的“比”与“兴”(1)
这不是高论。***
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譬如以朝代更替为框架,譬如以重大事件为核心,譬如以社会展为经纬。我不是搞历史的,写不来那些“学”“术”并重的论著。我写散文,一般只对人物感兴趣,涂鸦之余,兴之所至,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事迹,把他们从时间的深处请回来,组合排列,纵向展示,横向比较,在我看,亦不失为断代史的两三注释,三五补白。
这是2007年7月13日的事。那天,在位于京城西郊的**,笔者看望住院治疗的季羡林先生,趁兴谈道:“您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元老,在清华读书时就受吴宓的启,把陶渊明和一位英国的浪漫诗人加以分析研究,我现在受您的启,也想做一篇关于您那一代人的比较文章。”
季先生转过头来,寿眉上挑,目光似乎有点警惕:“我那一代,你怎么比?”
“您是1911年生的,”我说,“当初,为了写您的生日,我查了很多资料。对于您,1911年有两件大事,一,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二,清华正式建校(之前是清华学堂)。1911年诞生了很多名人。”
“那范围太大了,你没法比。”季先生说。
“我只挑与清华有关的。”
“你都挑了谁?”
“第一个是王竹溪。”我说,“他是1911年6月7日生的,大您两个月。1929年进清华,高您一级,学的是物理。1933年毕业,入清华研究院,当周培源的研究生。1935年8月31日,王竹溪与您,还有乔冠华等六人一起去欧洲留学。您在《留德十年》中说,王竹溪是象棋高手,你们五个人,单独跟他下,不管下多少盘,总是输。输急了,五个人联合起来跟他较量,结果还是失败。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忙,在车上的**天中,你们就没有赢过他一局。”
“王竹溪这人很好,学问大大的有。他象棋厉害,但不是清华顶尖的,顶尖的是彭桓武,他只是老三。”季先生说,“前些年我碰到彭桓武,说起当年清华园的象棋比赛,彭桓武奇怪,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是王竹溪讲的。”
“当年六人同行,您去德国,王竹溪去英国,他比您先回,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是杨振宁、李政道的导师,”我说,“这事很出名。”
“当然啦,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季先生欲说还休,粲然一笑。
“我的所谓比,是比当事人一生的轨迹。”我说,“山不转水转,1952年院系调整,王竹溪转入北大物理系,又与您成为同事。‘文革’中他去了江西鄱阳湖鲤鱼洲‘五七’干校,在那儿患上了血吸虫病。”
“我没有去鲤鱼洲,不是不想去,是不够格,留下来,当批判的靶子。”季先生停顿,没有继续说下去。
“杨绛也是1911年的,生日是7月17,比您大半个月。”我说。
“她入清华时叫杨季康。”季先生记得清楚,“她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
“杨绛1932年入清华,先是借读,第二年考上清华研究生。”我说,“她研究生没有念完,1935年陪钱锺书出国留学,杨绛和钱锺书去的是英国。”
稍等,我又说:“钱学森也是1911年出生,生日是12月11。他大学不是清华,是**。1934年毕业,1935年去美国留学。”
“钱学森跟清华没关系吧?”季先生反问。
“有关系。”我讲,“他1934年从**毕业,考取了清华当年留美公费生。2001年清华九十周年校庆,在历届学生中选出二十位知名学者,其中就有钱学森。”
“噢,你弄得很细。”季先生说,“你想比的,还有谁?”
“还有侯仁之。”我答。不待我说下去,季先生就讲:
“侯仁之我知道,比我小四个月。”
“您记得很准,”我笑了,“您生日是8月6号(公开的说法实际是8月2号),侯仁之是12月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