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十五章 中国人的大概率价值观（3）

大概率价值观在我们的社会中除了起到宗教的作用之外，还起了第二立法者的作用，甚至法律在大概率价值观面前也会变得没有力量，因为法不责众。

福科曾把他所在社会中人称为我们另一种维多利亚时期的人；马尔库塞也曾把他所在的社会中人称为单向度的人。这些议论引起了我极大的困惑。如果那里的人们尚且被称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和单向度的人，我们这里又是什么呢？因此我有个假设：假如世界上存在着敏感人群和钝感人群的话，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钝感人群了。

当然，我这样来引述以上两位大师的话，多少有点歪曲了他们的本意。他们是说，一个自以为是丰富的社会，很可能并不丰富；一个自以为宽容的人群很可能并不宽容。在我看来，一个社会多少有了一点丰富，才能继续讨论丰富的问题；多少有了一点宽容，才能继续谈到宽容的问题。假如一点都没有的话，这些问题就无从谈起。福科和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评因此在我们这里显得超前。我们的社会在家庭、婚姻、**等方面以及许多其它的方面，还远远没有达到目前西方社会的丰富和宽容程度，人们的生活方式显得极为单调，人们的价值观也显得相当严厉，而大概率价值观正是这一切的病根。

由于国人中盛行大概率价值观，于是整个社会中的个人生活衍生出一种无趣化倾向。所谓无趣化倾向概括地说就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麻木不仁和单调；它的对立面当然是千姿百态、千奇百怪、生动活泼和多彩多姿。

如果我们把眼界放远些，就会现大概率价值观绝非唯一的文化图景。世界上存在着相对宽容、相对丰富的价值观。相比之下，大概率价值观显得欠生动，包含的信息量也少得可怜。但是，这绝不是说，在大概率价值观的统治下就完全是死气沉沉，像热力学所说的热寂那样。如果仔细考察，还可以看出一些活动的迹象。举例之，我调查了一个村子，其中所有的男青年都要结婚，把积蓄的大部分用在婚姻大事上，在这一点上毫无例外。但是有人能请三十桌客，有人只能请二十桌，于是产生了自豪感，也产生了羞愧感。再如，村民们都给祖先修坟，但有人修得更巍峨雄伟。总而之，就像沿规定路线赛跑，虽然是单调的，但还是可以比个快慢。这是一种推动力。假如没有外来因素造成的变化，可以预在公元三千年，某村民在结婚时办拉伯雷《巨人传》里描绘过的那种宴会，另一位给自己死去的父亲修了一座比纽约帝国大厦还高的墓碑——当然这种况不会真的生，那是因为外来的因素要起作用。

在中国，有一个地方最能体现大概率价值观的精神，那就是农村。为此，我提出了村落文化的概念（详见《论村落文化》一文）。在一个典型的村落当中，每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在每个细节上几乎都完全一致：婚姻该是什么样子，家庭该是什么样子。因为完全一致，所以就没有少数派：这甚至算不上是大概率价值观，简直是全概率价值观了。引人注目的是，大概率价值观展到这种程度之后，反而不成其为价值观，而成了一种金科玉律：不是说婚姻是好的，而是根本不能想像自愿不婚；不是说生育是好的，而是根本就不能考虑自愿不生育。更少有人有同性恋之类的概念。在农村，个人意愿方面的信息是惊人的缺乏，人们所做的一切均缺少理性的思考。因此可以说，非理性的全概率价值观是大概率价值观的一个极限。

大概率价值观的另一个极限，存在于我的一些学术界同仁心目中。他们把世间所有的人当成一个，规划着大家的前途，却没考虑到人中间还会有例外。这种规划的理论基础也是大概率价值观，或许可以称为理性的全概率价值观。然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不可以由什么人简单地规划之。这些规划不管出于多么善良的动机，总是要把被规划的对象送到非理性的全概率价值观那里去。乌托邦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