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1）

从欧洲的视角来看，德国基本是一个内陆型国家，和法国这样的海陆兼具国家尚有区别，更区别于英国这样的岛屿型国家。内陆型的地理特点决定德国会更加重视和依赖陆上力量。

内陆型国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往往周围有数个强邻，德国位于欧洲腹地，处在法、奥、俄的环绕之中，海外还有英国。在德国统一后，深谙地缘政治的俾斯麦，遵循维持现状的原则，为新统一的德国制定了明智而现实的外交方略：孤立法国、联合奥地利、拉拢俄罗斯、不挑战英国。俾斯麦为此纵横捭阖，以一系列国家条约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外交体系，为德国赢得了数十年的和平环境。俾斯麦所依靠的就是欧洲传统的“均势”思想。

随着德国工业的崛起，德国日益需要向海外扩展。但是威廉二世登基后，立即抛弃了俾斯麦，并开始其“世界政策”。对于俾斯麦外交事业继承人的忘乎所以，基辛格在《大外交》中作了如下评价：“德国人只记得完成统一大业的三场战争，却忘记在事前曾费尽多少心血做准备工作，以及在成功后必须改持稳当温和的路线。他们只看到耀武扬威的一面，却未能对成功背后的基础明察秋毫。”威廉二世显然忘记了席勒和歌德的警告：德意志在没有获得和学会使用控制国家权力所必要的精神自由和公民自由以前，不应当去渴望国家权力。威廉二世等人远远不具备俾斯麦那样的政治远见和外交手腕，但是却拥有比俾斯麦更大的野心。此后，德国开始迅猛地展海军，向英国起挑战。

德国依靠强大的工业，建立起了居世界第二的“公海舰队”。保罗·肯尼迪对德国的战列舰队有一番精妙的比喻——它们就像“有人手里握了把锋利的匕，寒光闪闪”，距离当时的头号海上力量英国的“颈动脉只有几尺之遥”。“公海舰队”与英国隔海相望，距离不过是一条海峡，的确对英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是，如魏格纳所：“由于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海军）传统，海洋已然流淌在了英国人的血管里；而（海军战略）也已经本能地扎根在了他们的意识当中，就像我们德国人已经吸收了陆战的传统一样；而且，英国还有一种举国抗敌的传统，如一战时英国相大卫·劳合·乔治所：‘每一个英国人都应当拿出最后一个便士来维系不列颠的海上霸权。’”温斯顿·丘吉尔（他从1911年起担任海军大臣）更有恰如其分的描述：“冯·提尔皮茨敲进他那些军舰的每一颗铆钉，都在促使不列颠帝国每一行业、每一地域那成千上万最有能量的人在看法上统一起来。基尔和威廉港铿锵作响的铁锤打造出的竟是将来抵抗德国的国家联盟，而德国最终也将被这个联盟所颠覆。”

为了应对德国的挑战，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英国的“光荣孤立”政策有三个必备条件：一、在工业方面居于垄断地位；二、拥有强大的海军；三、岛国的独特地理位置，可以避免欧洲大陆强国的地面直接入侵。但是在20世纪初，随着德国、日本、美国的崛起，英国的工业地位受到强烈冲击，尽管仍保持相当优势和地位，但在某些方面（如工业的核心，钢铁、技术、电气化等）已经被美国、德国超越。在海军方面，随着德国、美国、日本的强大海军展，尤其是德国咄咄逼人的大海军建设，英国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海上压力，而且其广阔的殖民地需要庞大的海军。英国实际上已经无力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三大海域都居于无可撼动的地位，其被迫将太平洋让给美国和日本，将地中海让给法国（尽管是暂时的），都说明英国海军已经不能完整地保护英国的全球海权。只有岛国这一条属于自然属性，无可更改。这些都使得英国已经无法继续其“光荣孤立”政策。此后，英国利用英日同盟挫败俄国，转而与俄法结盟，德国由此失去了俾斯麦苦心经营的“孤立法国”的外交环境。

在海军展上，德国尽管有强烈的扩张**，但是却没有明确的海军战略。提尔皮茨所提出的“风险舰队”理论实际上存在诸多缺陷，但赫尔维希说，提尔皮茨的战略思想在德国一直得到强化，变成了“至尊至圣、不容质疑的天条”。然而，按照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理论，“任何一支海军的支柱与有效力量都应当由这样一些舰船组成：它们拥有比例适当的防御能力和攻击能力，前者足以承受敌方的重击，后者则足以给予对手以重创”（《美国海上权益之现状与前景》）。提尔皮茨的海军战略在这两方面都不足。另外，在开战后，德国实际上主要依赖潜艇战，但其1906年才开始建造第一艘潜艇，这主要是因为提尔皮茨担心潜艇会分散用于战列舰建造的资源。德国庞大的海军展规划中几乎没有潜艇的地位，直到开战后才现潜艇是多么重要，尽管迅速转向潜艇，但显然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