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均势思想（2）

“势力均衡”的思想源于古典欧洲政治，在16世纪，现实主义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用其只作为一个用来描述维持城邦之间和平局面的政治术语，也就是各城邦之间彼此势均力敌，达到一种平衡状态。***由于欧洲诸国林立，极少出现大一统的局面，大多数时候都是数个强国均衡对立，所以“均势”思想是统领近代欧洲史的灵魂支柱。这一思想被黎塞留、梅特涅、俾斯麦等曾在历史上左右欧洲展的政治家所推崇和坚守，曾带给欧洲百年的和平，留给欧洲工业革命得以迅速兴起的稳定的空间，所以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把均势视为永恒的、明智的政治规则。不过，均势政治也有其两面性，因为它既是大国均衡的原则，同时也有可能导致形成敌对的国家集团，所以也有人认为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因而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科布登称它为“一个怪物，一个没人可以理解的虚无的东西”。

实际上，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统一欧洲，或者说任何一个大国如果企图统一欧洲就将遭到其他数个大国的联合反对的话，那么均势还是最佳的选择，这也正是许多欧洲睿智的政治家推崇均势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18世纪，均势思想也得到了很大的展，形成了不同的均势体系，如18世纪“经典的均势的欧洲体系”、19世纪“温和的多极均势体系模式”等。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奠定于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1648年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由此推动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展。三十年战争的混乱结束后，欧洲建立了一个相对均势状态的格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成员是一批实力不等，但是能相互制衡的国家。在18世纪，均势格局进一步得到展。继1700年-1740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北方大战后，欧洲国家1713年签订了《乌德勒支和约》。这一和约有一个重要的原则，这就是“势力均衡”被作为欧洲政治基础写进了条约。此后，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均势原则再次得到肯定。在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中，法国战败，英、俄、普、奥四国于1814年相互签署《肖蒙条约》，该条约进一步维持了“均势”思想，条约中写道：“同盟缔约国以维持欧洲均势为目标，以此来保障各国的安宁与独立并反对多年来蹂躏这一世界的侵略战争。”签约国保证绝不单独与法国议和。《肖蒙条约》以这一维持均势的原则后来也成为维也纳会议和巴黎条约的主导原则。

拿破仑战争的最终败局促成了维也纳会议。1815年签订的《最后议定书》使得欧洲大陆均势格局再行深化。同时，为了稳定欧洲各国关系，保持均势，还确定了“欧洲协调”，即各国定期举行外交大臣会晤，互通信息，达成整体协调。由此形成了机制性的均势维护制度。但结盟依然是各国维持均势或是协调的最好方式，所以在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各强国以缔结同盟的形式维持均势以及防止革命，保持各国的皇权正统地位。两个主要的同盟就是四国同盟（英、普、奥、俄）和神圣同盟（普、奥、俄）。这两个同盟的目的就是维持欧洲现有状态，防止任何一个强国坐大，也是针对法国大革命引起的欧洲革命的同盟组织。

在19世纪初，反法联盟打败了一个企图称霸欧洲的法国，但是在19世纪后期，一个统一的德国又出现了。早在普鲁士谋求统一德意志的时候，欧洲的政治家们早就看到，德国一旦统一，欧洲大陆均势就会生倾斜。事实果然如此，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逐渐被崛起的德国取代。尽管俾斯麦不断强调德国无意继续扩张，也无意称霸，但以多国联盟为基础的维也纳均势体系也开始被代表更倚重实力的俾斯麦的均势政策抢了风头。实质上，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是当时德意志帝国总的对外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大陆联盟体系，孤立和打击法国，避免法、俄两国夹击德国，集中全力巩固和保障德国在欧洲大陆业已取得的霸权地位。其外交战略布局即联奥、拉俄、亲英、反法，集中精力对付法国，其中联奥是建立其体系的关键。整套政策中浸透着这样的一个核心：欧洲的体系是由德国主导的，为维护德国的和平环境和国家利益而服务的，以至有人说“欧洲是俾斯麦本人的欧洲”。19世纪末由德国相俾斯麦一手组织建立的三个“三国同盟”（德奥俄1881年、德奥意1882年、德奥罗1883年）；两个“地中海协定”（1887年2月和12月，英意奥）和一个“再保险条约”（1887年6月，德俄），建立了复杂的同盟体系，该体系的灵活性使得欧洲均势体系得以稳定，德国处于该体系的中心。俾斯麦说：“我们应该努力公正地和热爱和平地来运用我们的强大力量，以便缓和我们变成真正的强国引起的不满绪”。他认为，刚刚完成统一的德国并不是立即对外扩张，也不是马上与英法奥等国争夺欧洲利益和全球利益，德国最大的利益就是和平，他说：“我们的利益就是保持和平……我们应当相应地调整我们的政策，这就是说：要尽可能地防止战争或限制战争的范围，在欧洲这盘棋上我们要保留最后一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