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贝多芬中国“获胜”记(2)(1)

1.贝多芬中国“获胜”记(2)(1)

刚粉碎“四人帮”,确有必要用列宁来为贝多芬提供“合法性”。***不过,当时人们没有注意到列宁向高尔基赞美贝多芬时的这后半段:音乐其实会使他说出一些“漂亮的蠢话”,使他感叹“人们的脑袋”在“肮脏的地狱里”也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而现在的任务是“一定要打脑袋,毫不留地打”,所以他“不能常常听音乐”。但是,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ilyaehrenbury)在60年代写*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追忆列宁的不长片段中,大段摘引了高尔基的这段回忆。他特别说明,之所以摘引这么长一段引文,是为了说明“列宁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人”,“是因为它和我的生活、我的思想”,“它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命运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版)

他所说的“复杂性”,即列宁一方面担心美好的音乐会妨碍他打破旧世界的决心和勇气,一方面仍常常听音乐,尤其是还喜欢听贝多芬。确实,包括严酷的斯大林“大清洗”时期,苏联一直没有禁止贝多芬,没有禁止古典交响乐。也可能因此,“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一片空白”才成为中国“*”时概括“样板戏”意义的经典论断。

当然,“*”话语也有一个展过程。早在中苏两党生意识形态争论时,对包括贝多芬在内的西方古典音乐的批判就成为“反修防修”斗争的一部分。从1963年年底起,**对文艺工作的批示、批评越来越多,口气越来越严厉,外国音乐渐被禁止播出、演奏。当时的主导观点是:“强调只有民族的才是国家需要的,外国的不行。我们现在反对修正主义,要让民族的去打头仗。贝多芬?贝多芬就是资产阶级,交响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怎么反对修正主义?没法反对。”一时间,“取消交响乐”成为代表“革命”的意见,一些地方的管弦乐队被解散,洋乐队要改为民乐队,一些洋乐乐手开始改行。李德伦回忆说:“曾流传一个‘三十而立’的故事:音乐家从小拉提琴是横着拉的,到30岁时,被迫立起来改行拉二胡了!”(李德伦:《交响人生》,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这时,连中央乐团能否存在都成为问题。为了生存,中央乐团在1964年3、4月间搞了一个“活命月”,对外则称交响乐“普及月”,就是到基层演出节目,介绍乐器知识。当然,只能演奏革命歌曲,连“大跃进”时“洋为中用”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因属“才子佳人”,也都在禁演之列。许多地方群众一再要求演《梁祝》,甚至生过演出结束后群众不让走,在他们上车后向他们扔石子抗议的事件,使他们处在既不能演,也不能说明是“上面”不让演的尴尬境地,只能一再向观众道歉。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指示,乐队只要“中国的多,外国的少”就比较合适,“咱们中国多的不搞,搞四个交响乐队,北京一个,上海一个,广州一个,沈阳一个,就够了”,这才使中央乐团得以暂时保留。中央乐团当然格外珍视这次“死里逃生”的机会,创作排练“革命歌曲大联奏”。此时已开始“大学毛著”运动,不但创作者要边创作边学,演奏者在排练时也要先学“毛著”,而且学一段,奏一段,奏完总结,然后再学再奏,直到排练成功,这时便要说,这是学“毛著”的成果。(罗筠筠:《李德伦传》,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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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何以至此(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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