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曾赵之辩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2）（1）

赵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见，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奕、慈禧的幕客，对此二人的判断却准确异常，以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奕确是朝廷中少有的开明权贵，晚清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与他有关，因此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1898年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却坚决反对，证明赵在1867年对他作的仅“小智耳”的论断不虚。慈禧确实“威断”，但大清王朝以后不断为其“威断”所蔽所误已是众所周知，无须再赘。赵的眼光，确实老辣。

不过，曾对赵的论断仍无法或不愿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尤其是不久之后，朝廷下谕，依总理衙门奏请，令督、抚、将军对外交问题开诚布公畅所欲时，曾国藩兴奋异常，认为这是当政者将振衰起弊之兆，清王朝振兴有望，最起码可以像东晋、南宋那样长期偏安。

同治七年七月下旬（1868年9月中旬），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此时，曾国藩终于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及文祥、宝鋆等高官，并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对此，他当然倍感荣耀。直隶总督的职位不仅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而且使他能对王土的形势有更多了解。这时他才知道，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曾国藩对刚刚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对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文祥、宝鋆、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分析点评的结果是他们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他们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加庸碌无为，曾国藩不禁哀叹清王朝的未来“甚可忧耳”。这种局面，正是一个衰朽政权用人制度“逆淘汰”的结果，但反过来，这种“逆淘汰”又会加速这个政权的衰败。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赵1867年预它不出五十年就彻底垮台正好四十四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所预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当然，曾、赵已分别于1872和1894年去世，并未看到自己的预、预感成真，对他们来说，这或许倒是一种安慰。因为虽然预料到清王朝行将就木，他们也只能做大清王朝的孤臣孽子，难有他选。成大事不能昧于历史大势

1862年春到上海参与“协防”，可说是李鸿章摆脱曾国藩、真正“自立门户”的开始，李鸿章以后的一生事业即“隆隆直上”。他以后能手掌倾国之权，实皆由此奠基。个中缘由，还需从头细细说起。

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的“国家军队”绿营兵腐朽日甚，简直是不堪一击；相反，倒是曾国藩办的团练、组建的湘军这种“民间武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于是朝廷开始鼓励地主豪绅大办团练。

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昌顺江东下，攻占安徽省城，杀死安徽巡抚。这时，安徽地方当局一片混乱，各地豪绅犹如惊弓之鸟，也纷纷兴办团练自保。此时李鸿章还在京城当翰林院编修。据说某天他正在琉璃厂海王村书肆访书时，听说安徽省城被太平军攻占，“感念桑梓之祸”，同时认为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时机到来，于是赶回家参与兴办团练。李鸿章以一介书生从戎，无权无兵无饷，更无丝毫军旅知识，所以徒有雄心壮志而一败再败，一事无成，曾作诗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足见其潦倒悲凉的心境。

1859年初，几乎走投无路的李鸿章在其兄李瀚章的引荐下入曾国藩幕。在曾国藩幕中，经过几年戎马历练的李鸿章显示出过人的办事能力，深得曾的器重。不过，心志甚高的李鸿章并非对幕主唯唯诺诺，而是主见甚强，因某些建议不为曾国藩所用而负气离开曾幕。不久曾国藩念其才干，修书力劝他重回己幕。而李也认识到离开曾国藩自己很难成大事，于是“好马也吃回头草”，并不固执己见，欣欣然重回曾幕。由此，亦可见曾、李二人处世之道的圆熟。历史的裂缝成大事不能昧于历史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