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铁路与政争李鸿章修铁路（4）（1）

在衙署披阅公文的张之洞

1880年年底生关于铁路的第一次大争论时，双方基本只能空论修路的利弊，无法以经验、事实来检验。***这种空论无疑使顽固派的“道德”、“意识形态”话语显得更有力量，再加上顽固派比洋务派强大得多，争论以洋务派失败告终。而现在这一次大争论，则有已经修成的唐津铁路以事实证明了铁路的优越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使争论从“道德”、“意识形态”层面“降低”到技术层面；再加上中法战争后奕意识到铁路的重要而坚决支持修路，这样赞成与反对双方力量旗鼓相当。面对这种两派势均力敌的局面，朝廷一时拿不定主意，转而认为各位“廷臣于海防机要，素未究心，语多隔膜”，而各省将军督抚向身处各重要地方，亲自办理防务，“利害躬亲，自必讲求有素”，所以慈禧于1889年2月14日布懿旨，要地方大员也表意见。但这些“地方官”都谙熟官场的游戏规则，知道赞成与反对两派在朝廷各有势力，不能轻易得罪，结果明确表态支持与反对的都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含糊其辞、态度暧昧。这时，两广总督张之洞经中法战争后已转而赞同洋务，所以明确表态支持修铁路。不过，他的建议却是停修津通路，改修腹省干路，即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路。几经权衡，清廷最后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决定缓建津通路，先建卢汉路，历时半年的大争论遂告结束。

从是否修铁路来说，这次争论乃以洋务派胜利告终，所以奕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高兴地称赞张之洞的建议是“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然而，李鸿章的心却复杂得多：一方面，从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他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起，到现在已近二十年，虽然耽误了二十年宝贵时光，但朝廷最终同意修路，他当然为此高兴；但另一方面，张之洞的建议明显是为限制自己的北洋系势力的进一步扩张，而朝廷的决定也明显是扬张抑己，所以又有深受打压之感，时有怨愤。而洋务派内部确有不少人对李鸿章北洋系扩张过快大为不满，如威望甚高的曾国荃上奏坚决主张修铁路，认为今天不修明天肯定也要修，各国皆同，但对修津通线一事却三缄其口，决不附和，亦不欲李鸿章势力过大也。

不过，李并不甘心自己的计划落空、势力受损。他知道，要修长达三千华里的卢汉路谈何容易，约需三千万两白银，几乎是朝廷年收入的一半。所以他在给其兄的信中不满地说张之洞“大无实”，最后“恐难交卷，终要泻底”。因此，他对修卢汉路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但张之洞不愧是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也是官场高手，想方设法也要让李鸿章“上马”为他所用。他向朝廷建议卢汉路分几段修筑，先修南北两段：南段从汉口到信阳，由他负责；北段从卢沟桥到正定府，由李鸿章负责。他还提出以十年为期，前几年先建铁厂、钢厂，后几年再开始修建铁路，“两端并举，一气作成”。对此主张，李鸿章大不以为然，曾以此中前辈教导后辈的口吻致电张之洞说，从开采铁矿、炼钢到做成铁轨、机车实非易事。如日本一直在大修铁路，工、料虽然都用土产，但直到当时钢轨仍不得不从西洋进口。最后，他表示：“自愧年衰力薄，不获目睹其成耳！”一是以此推脱，二是表示自己看不到那一天，其实是对张大泼冷水。

就在李鸿章辞就两难之际，沙俄加紧修建东方铁路，直接威胁到清朝“龙兴之地”中国东北的安全，李便于1890年3月会同总理衙门上奏朝廷，提出东北、朝鲜受到日本、俄国严重威胁，建议缓建卢汉路，先修山海关内外的关东铁路以加强防务。此奏立即得到朝廷批准，谕令李鸿章督办一切事宜。李鸿章大喜过望，再不以“年衰力薄”推却，迅速派人前往测量勘路。以当时形势而，确应先修关东铁路，而李鸿章也确实善于把握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

关东铁路实行官办，原来修卢汉路的每年二百万两白银移作关东铁路之用。因为唐津铁路已修至滦州的林西镇，李鸿章决定关东铁路由林西造干路出山海关至沈阳，再到吉林，再从沈阳造到牛庄、营口的支线。1891年，他在山海关设立了北洋官铁路局。当一切按计划进行，林西至山海关段一百多公里长的铁路于1894年春建成通车后，户部决定挪用关东铁路经费给慈禧太后作六十寿辰庆典之用，山海关到沈阳等主要部分铁路被迫停建，而这正是甲午战争前夜的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