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末企业的官办与商办（1）（1）

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现代化的严峻挑战，然而在挑战面前，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的近代企业在清末的展却困难重重，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步履蹒跚，极不顺利。阻碍、束缚企业展的因素当然不少，但主要障碍还是企业的所有制变革屡屡滞后。

官办企业的正负效应

对面对外患与内乱双重压力的晚清统治者来说，无论是反对列强欺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考虑，都应迅速创办近代化企业。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国内农民战争的冲击，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开明派开始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而不是满族中央朝廷，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动力，这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始兴办近代工厂。

然而，以兴办近代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在轫之时即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这种争论、反对，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中一直未曾停歇。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救亡图存不可或缺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为武器的强烈反对。顽固派总是将问题上升到“道德”的高度，他们强调：“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近代科学知识和大机器都被他们讥之为会使人心变坏、道德堕落的“奇技淫巧”，而且他们强调这是“奉夷为师”，必将导致“变而从夷”。修铁路、架设电报线对一直处于军紧急、财政困难之中的清王朝可说是当务之急，但却遭到激烈反对。例如，顽固派认为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

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历史的裂缝清末企业的官办与商办

铁路也是如此：

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利者也。

所以，当李鸿章于1874年看到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海疆告急，向恭亲王奕力陈中国修建铁路的重要时，奕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并告李鸿章知，慈禧太后“亦不能定此大计”。直到十五年后，慈禧在其时倾向支持修铁路的亲信醇亲王奕的鼓动下，才最后同意兴造铁路。

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权势之大，想兴办近代企业尚有如此强大的阻力，无权无势的平民在这种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兴办近代企业。如19世纪70年代初曾有华侨商人在广东南海设立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厂，结果却被官方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由，将其封闭、拆除。所以，清末的近代企业采取官办形式是历史的“不得不然”。历史地看，这些企业毕竟是在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培养人才、开创风气方面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大机器的引进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建立和展的开端。凡此种种，确有历史的合理性与正面作用。

但是，官办企业的弊病也很明显。这些官办企业在体制上也采取衙门式的管理，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而是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设总办、会办、提调若干，类似官场职别，并且受总督、巡抚和总理衙门的监督、节制。这种官办企业必然冗员充斥，机构臃肿，许多人因与“官”有关系而挂名支薪，官府也将其作为安排官员位置的地方，贪污**严重，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