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白修德与40年代“中原大饥荒”（2）（1）

把各村、县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第195页。白修德知道旱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面对这种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报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往纽约了。于是，消息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中国人的事业的”。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页。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溢于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

你回去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挥更大的影响……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122页。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位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森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指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联系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他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对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评价：“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