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爸爸（2）

我从来没有见他读过外国文学，连西菜他都不吃。家里抽水马桶的水箱上，古文书籍如同手纸一样不可或缺。爸爸“积肥”（他一向把上厕所叫做积肥）时，手不离卷。中国的文学和历史，给了他取之不尽的兴味，哪怕他活一千岁！

但是，我们的全盘国粹的爸爸无可幸免地成了“美国特务”。后来，他在病床上，也一直在读古文。后来，他不大能说话了，右手的食指，总还在空中书写着毛笔字。

爸爸去世了，周岁五十九岁。

爸爸的眼睛，是我给他合上的。爸爸的嘴，张着，再合不上。这是我难过极了的。爸爸有话要说吧？爸爸最后要说的是什么呢？他的遗，在去世前两周就留下了：第一，我死了以后，你们不要跟着医院推死人的车走。人死了，什么都完了。随便医院把我扔哪儿好了。火葬场，不许去。骨灰，不许要。不许为我费什么事。我生平就喜欢两件事：文章和下棋。下棋，祖德继承了。文章，你们两个（指祖和我）继承了。我没什么遗憾了。就是，如果我活着，可以帮你们做些家务事，经济上还可以补贴些你们……

这个“你们”，恐怕先指的是我。当时，两个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家庭，如果其中一方要月月给父母寄生活费，两人还要抚养一个孩子，相当拮据。当然也能活——大家不都这么活吗？我在爸爸遭劫的时候生的孩子，妈妈卖了大衣柜来贴补我。我还是没有钱顿顿吃个菜。当时我在文化馆上班。往往在上午的各种会议结束前，假装上厕所，其实是溜到单位食堂买一只贴饼子之类，啃了，然后又表正常地坐回到会场里。等会议结束别人都打饭回来时，说小陈你怎么不吃饭，我说吃过了。我不愿别人看我不吃菜同我，更不愿别人由此又联想到我爸爸被关押……

爸爸的嘴终于没能合上。我想，他是在呼叫我们。他未必再有什么遗愿，社会是不允许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宏愿的。他落拓一生，做诗填词题对联编谜语，有出典，有幽默，家中常有“食客”数人，才子若干。都是同事朋友，只从来没有学校领导级人物。于是从一个学校又一个学校被贬，竟至到了一个县里的中学。一再被贬，倒也没有听见过他的怨。总是常有他的同事到我家来，总是常有他的学生到我家来。明明当个大学教授绰绰有余，爸爸教县中学照样津津乐道。来兴致时，和同事朋友们可打上一夜乒乓球。记得爸爸有一次干脆脱了鞋袜光着脚大打。他的直拍抽球是很具威慑力量的。有时他和两个儿子一起到上海的乒乓房打半天，三雄鼎立，各有胜负。偶尔兴来，说去襄阳公园。我们一家五人，走进公园不到二十来米，爸爸说兴尽了，乘兴而行，兴尽而归吧。爸爸活得洒脱。每年夏天即将来临之际，他总是我们看到的上海大街上第一个穿短裤的人。而且总是纯白的短裤。爸爸在家洗澡，从来不关卫生间的门，他说此乃开门整风。

从50年代的整风到60年代的“文革”，爸爸没有不挨整的。一个群众关系极好而不会和领导“理顺关系”的人，只能挨整复挨整。纵然才学过人，偏偏不事权势。知识没有力量，才智任人宰割。爸爸被红卫兵关起来以后，被打，被假活埋，被逼迫通宵达旦地拉板车，被告知出校门修鞋也不能摘去身上挂的黑帮牌。

爸爸被红卫兵押走后，有一天，我正午睡，只听爸爸在喊我。我不知是梦是真，跑到窗前一看，是爸爸！爸爸回家了！爸爸一身褴褛，揣着一块叠起的黑帮牌。他说，红卫兵放他回家住一夜，叫他找一些围棋书带给他们。当晚我疯似的找棋书。我正在坐月子。跑到窗口书架前乱翻。窗开着，风直冲我吹来。我知道月子里不能这么吹风。但我近乎半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想关窗只想找书，找更多的棋书，去送给迫害我爸爸的人。

爸爸还是爸爸，只讲了关押时的几件事，不无幽默地、画外音似的说：“爸爸排解得开！”

从爸爸上次被押走后，我一直哭。妈妈说，你就要生了，你这么哭，对孩子不好。我顾不上，我顾不上！我心里已全无孩子，只有爸爸！完全不看重生孩子这件事了，所以连生孩子时的痛都感觉迟钝了。月子里，妈妈说我老哭眼睛要哭坏的。我还是哭。哭坏就哭坏！这次爸爸回家了，讲了假活埋什么的，我倒反而没有眼泪。爸爸把所有的劫难都淡化了，还带上淡淡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