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祖国高于一切（4）

人们往往以为，一场战斗胜利结束了，就可以痛快一下。但是王运丰是这样疲乏，以致没有精神来享受曾经那么期望着的胜利的日子。是的，只是在任务完成之后，他才一下感到精力衰竭，难以支付生命的需要。生活是苦啊。“李师傅，你怎么没吃饭去？”“王总，是，是这样，我粮票没了。”“李师傅，拿着，快买饭去！”“三斤？！”“快去！”他回家了。孩子们饿得用自来水把生高粱面冲得稀稀的，当饭吃呢。可怜的孩子啊，爸爸怎么忍心看着你们挨饿啊！他晕倒了。营养不良性关节炎，脊椎硬化，等等。他近乎瘫痪地卧床了。一般的人，谁不愿意生活得好一些，活得长一些，留给子女的钱多一些。老年得病难免会想这想那。但是他最揪心的，是他的才能没有得到预期的、真正的挥。就说在柴油机厂吧，书记很好，带头吃苦。可工厂是多头领导，总工程师制又没建立。他这个党外人士又只能担任副职。他的职权范围就相当有限。想作一些重大的改革，无职无权，无法推广，才能施展不出来啊！医治这种制度上的弊病，比医治营养不良性关节炎要难多了。

当他干活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把他的手脚束缚起来。但是难啊，总有一些绳索从他的前后左右伸将过来……1975年，他靠边站时，有一位老上级请他到南京帮助筹建电子计算机站。他是个给剥夺了工作权利的“德国特务”，到南京去当临时工，政治上可是担风险的事。但他说去就去了，就像当年走向重灾区。他从大量的技术资料中，现外国某公司提供的电子计算机，和合同中规定的型号不一样。这是一套拼凑的旧设备，连正规的出厂合格证都没有。可我们的干部说：“我们已经验收了，而且支付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货款。”“不能听任外商欺骗！”“客人是我们请来的，别谈电子计算机的问题。”王运丰震惊了：这么奴颜婢膝！是啊，往往愈是真心实意地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人，愈是有自力和奋的精神；而排外的人，往往走向媚外。科学使人人格高尚，而无知使人人格萎缩。

“我要向国际法庭控告你们！”外商想先制人。

真闹出事儿来，王运丰当然是罪加一等。那么又会有一辆卡车把他带走。也许是囚车。不过他这时倒冷静了：其实死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一部分。当初轰炸柏林时，年轻轻的都不怕死，何况现在？人要是能死在他所爱的事业上，那也就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可是孩子们怎么办？这些年他们插队、淘粪，而且因为显而易见的外国血统而给人围观！活着，还能送去一片父爱……唉，人老了，更重感了。这三个孩子从小离开了妈……当初在柏林法庭上离婚的劲头哪去了？我是个科学家，一个热爱祖国母亲的科学家。母亲可以一时错怪她的孩子，但我不能不爱母亲。让我们感谢祖先传给我们的这种默默的献身精神吧！我已经和计算机站的领导同志研究了一切材料和数据，我们决不能花钱买一架废物，更不能让外国人把中国人当做废物。“科学是使人的精神变得勇敢的最好途径。”布鲁诺又在给我以启示了……

勇敢战胜了欺骗。外商同意交一套新产品：“你们中国还是有人才的。”

还是有人才的？仅仅“还是”？不，我们有的是人才！但是在我们这块充满着人才的土地上，还延续着一种扼杀人才的习惯：有些掌握科学而不掌权的，得服从本单位掌权而不掌握科学的；有些想干且知道怎么干的，得服从不想干且不知道怎么干的。在两种对立的精神品质的阴错阳差、东拉西扯中，人才还在给消耗着，但是人们往往不震惊，不愤怒，因为这一切都已习惯了。而习惯是一种何等不可思议的力量！它能把一切可笑的和可泣的、可怜的和可叹的、可鄙的和可赞的、可恶的和可爱的统一起来，维系着一个伟大而落后的国家。

“王院长，您来了！”是的，在五机部党组、国防工办和王震副总理的一次次关心下，王运丰副院长沐浴着党的政策的春雨，来到五机部科学研究院。“王院长，您来了！”是的，他又来到了以人相待的社会里，重新感到在人和运动的千差万别中，还有礼貌这一说。而礼貌，正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他回国三十年，实际工作时间只十五年。其他时间除了挨斗、靠边，还有让他干坐办公室。他本来可以创造多少价值？他自己无法估计。他又忙于筹建电子计算中心。“如果说，机械化是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一个象征，那么，电子计算机科学将是从本世纪过渡到21世纪的重大标志。”——他什么时候成了电子计算机的义务宣传员了！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交游广阔！他几次去西德寻找三十年前的同学、老师。在国际合作中，有时私人友谊比官方谈判更起作用。他联系派遣了一批中国实习生去西德学机械制造业，又几次请来西德的专家、教授来我国讲学，进行造船、建工等方面的合作。“王先生，”柏林大学的老校长望着他三十多年前的学生，“在我有生之年，能为中德教育合作建立关系，是最大的愉快。”而王运丰也感受到一种意识到自己的价值的愉快。可是我们的行政效率……直到他第三次赴德找老校长时，教育合作才刚有所进展，而这时，老校长已过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