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欲说 第六章（31）
妻子命令地说：“非喝不可。***起烧来再喝就晚了。”
刘思毅自自语：“是啊，起烧来再喝就晚了。”
于是将一杯板蓝根冲剂一饮而尽，之后站在桌前，又是一阵若有所思。
妻子看看表，已经中午了，问他想吃得丰富一点儿，还是想吃得简单一点儿？
他说最好吃得简单一点儿。
妻子便下厨去煮了一袋速冻饺子。
一袋速冻饺子两个人吃，还剩下了几个。二人各有心事，但又都想掩藏起来，不愿让对方看出，就都有点儿吃不下去。
饭后，刘思毅让妻子替他给家乡省份的几位省委领导一一打电话，通告自己从北方回来了，传达他希望见见他们的意思。而他自己，则要到书房去写份东西。
妻子奇怪地问：“就回来呆几天，你不是不愿让任何人知道的吗？”
他说他又改变想法了，有些北方和南方省份互通有无，经济联动的想法，打算和他们在一起聊聊，先通通气。这次回来，也正好是个机会。比双方郑重其事地率团互访，效果也许会更好些。
妻子告诫说：“那你可千万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谈着谈着，就走板了，扯到那些烦恼的事方面去了……”
他却说：“那些烦恼的事，包括对周兴文的事的看法，我也是要谈的。我会掌握分寸的。”
妻子刚想再说什么，他已走入书房去了。她想跟进书房去再嘱咐他几句什么，然而在书房门外站住了，低头寻思半晌，最终放弃了跟进去的打算。
刘思毅在书房铺开纸，拿起笔，吸着一支烟，打算给这个家乡省份的纪委书记写一封信，坦率谈谈自己对周兴文被“两规”的事的态度。在这个家乡省份的所有省级干部中，他惟独和纪委书记接触得少，除了工作关系，没有任何感基础。因为这一位纪委书记是从外省升调过来的，一年后他自己又当省委书记当到届了，平调到北方去了。在以往的一年中，与全国比起来，这个家乡省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之类的**问题落马的人是比较少的。局以下干部有一些，局级干部有少数的几个，省一级干部中还没有。那些出了**问题翻身落马的人，又大抵是县里的干部和县级市的干部，而且大抵是由基层纪委的同志们及时现和及时处理的。所以呢，新调来的纪委书记，一年多以来差不多像一个身处闲职的角色。刘思毅这一位从省委副书记到省委书记的官员，对于中国之大小公仆普遍不甘寂寞难耐寂寞的心理是太深知了！“浮躁”一词用以形容中国官员们的普遍心态，那也是恰如其分的。年轻的想早日升到更高的职位；已在高位的人，副职的想早日变成正职；正职的想要证明自己能力卓然，职位非他人所能取代，于是便都急功近利地制造“业绩”，弄出动静，有时还要弄出虚张声势的大动静，以期引起特别关注。而踏踏实实地工作的干部，默默地一件一件做着很常规然而就不太有什么动静的实事的干部，倒似乎反而成了乏“绩”可陈的干部！是的，刘思毅这一位省委书记，对中国官场这种氲氤一片的浮躁风气是看得极为分明的。他早就认为那是一种反映出集体心理素质很差的现象了。最可笑的是，他当这个家乡省份的省委书记的时候，居然有省城一名区法院的院长，为了保证“先进”法院的称号，不惜动员法官们去“现”能引起什么“轰动”效应的案件，而且在年终时还真与媒体联袂搞出了几桩所谓造成社会动静的案子。一时热闹异常，自己也洋洋得意，在区人大会上当成“业绩”夸夸其谈。结果呢？不久全成了错案。由法院暗中策动的案件，按照怎么审怎么判能生动静的思维去审去判，又怎么能不成错案呢？而且连配合法院制造动静的几家本省的报社也被推上了被告席，于是当庭与审案的法官互相揭，互相指责，一时丑闻传播，令老百姓大为耻笑。刘思毅当年因为这一件事非常生气。连法律工作者都如此浮躁，如此不甘寂寞，如此将自己的心理素质降低到了小报记者的水平，如此不择手段挖空心思地迫不及待地彰显业绩惟恐人后，又叫老百姓怎么看得起呢？当年他盛怒之下，在省委常委会上拍了桌子。那本该是由市委管的一件事，却由省委建议市委，将法院与报社涉事之一干人等，全都作了严肃处理。至于那一名一心引起领导和社会眼球注意的区法院院长，当然被撤了职。经那一件事后，官员之间的浮躁之气顿敛。不比着如何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干实事，专互相较劲儿似的比着谁比谁弄出的动静大的不良风气和现象，也得到了立竿见影的遏制。所谓“政绩”似乎少了，老百姓后来对官员们的职责的满意程度，却反而提高了。关于周兴文之事，刘思毅听妻子讲了那些况以后，心中已然有数。他担心专案组为了邀功，故意曲定三十余万元的性质。“变相”一词，学问很大，很深。等于既判定罪名成立，又没有判定直接就是贪污受贿。而那位从外省调来的纪委书记倘若缺乏明察能力，或也有心通过此事显示政绩，那么周兴文就惨了。因为老百姓普遍对变相的**深恶痛绝，正如消费者普遍对贴着合法商标的假冒伪劣产品憎恶一样。他的担心还不止于此——对周兴文的最终处理，势必先经过省委常委讨论，然后移交司法部门按罪定刑，而不是像有些老百姓以为的那样司法程序在先地反过来。省委常委中会不会有人替周兴文说句公道话呢？官场经验告诉刘思毅，那是根本不会的。如果事涉生活作风，可能还会有人不避包庇之嫌，主张从轻落。而一旦事涉钱钞，常委们的避嫌顾虑那就多了。即使心存质疑，往往也都闭口不谈。挺身而出，仗义执之人、之事，在官场上是决然少有的。谁若面临罪名嫌疑，还没等成为事实呢，同僚包括平素友好，便都避之如避瘟神了。无人落井下石，已算幸运。也可以这样说，官场无义，无朋友，仅有关系。而仗义执，又绝非官场上那种关系下的明智行为。正因为刘思毅将这一切都已看透，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给从外省调来的那一位纪委书记写一封信。他料定，周兴文之事如果处理得不慎重，日后必将连累省委和司法部门陷于被动。而他对周兴文这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惜才爱俊的心理也是有几分的，但并不是他先予以考虑的。在党的威望和某一个人的个人下场之间，不管那一个人是才俊抑或只不过是平庸之辈，他都不会本末倒置地将某一个人的个人下场摆在位来进行考虑。有时候看起来是为某一个人的个人下场是否公平而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做的，但那又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归根结底，实际上还是为党的威望会怎样才决定的。比如周兴文这一件事，在别人，也许会从表面现象得出结论，以为他的做法是为了周兴文。甚至，如果“亲爱的淑敏同志”知道他将自己关在书房里正打算写什么，也会以为他的做法纯粹是为周兴文，为对得起周兴文以前对他的那份忠诚和崇拜。其实不然，连“亲爱的淑敏同志”也只能看到表面现象。归根结底，在他的头脑之中，先考虑的是倘若处理不当，党的实事求是的形象日后是否受损的问题。而如果这种担心并不存在，那么不管周兴文以前对他多么忠诚多么崇拜，他都不会坐下来写现在正要开始写的这样一封信。他的思想，他的意识，已经差不多百分之百地与党的一切利害重叠在一起了。这是他与“亲爱的淑敏同志”之间的巨大差别，也是一种隐性差别。在“亲爱的淑敏同志”的头脑里，“党”这一个字出现的时候并不是太多。而在他的头脑里，每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党”这一个字不出现的时候并不是太多。他太是一位忠诚于党的省委书记了，也太是一位了解自己的党的省委书记了。他对党的忠诚，是在对党具有了极其深刻的了解以后形成的，所以那是一种极其理性的忠诚。有时候他做一件他这一级别的高级干部不太会贸然而为的事，正是源于忠诚而理所当然地那样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