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一、中国姑娘（15）

他们又背着怕输的沉重包袱出战南斯拉夫队，结果又以一比三惨败。***中国队不用说夺冠军，就连前八名也无望了。南斯拉夫队为他们意想不到的胜利，高兴得抱成一团，在地上打滚。而中国的年轻人傻在场上不知所措。他们输傻了。他们事后说：“当时，真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浑身上下没有了一点力气。”

应该说，袁伟民是这支失败队伍中的一个胜利者。由于他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大会授予他“最佳全面运动员奖”，给他的奖品是布拉格的著名工艺品——一只雕花玻璃杯。然而，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全队都输掉了，个人得个杯子有什么意思呢！出于礼节，他还是上台把杯子领回来了。有能力拿冠军，却未拿到，这个滋味有多难受呀！世界排球锦标赛四年一届，一个人的运动生命有几个四年啊？什么叫遗憾终身？这就叫遗憾终身！后来，他把这个精美的雕花玻璃杯摔掉了。他不愿看到这个失败的纪念物！然而，理想的火焰，在他心底始终没有熄灭。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周恩来总理指示恢复排球队时，他毅然担任了国家男排的队长和二传手，一直打到三十五岁才下战场。

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对袁伟民来说，是一个值得永生记忆的美好日子。这天，国家体委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群十**岁的姑娘交给他，重新组建成国家女排，并委任他担任主教练。这天夜里，袁伟民失眠了。他是那么兴奋，兴奋得心儿都颤了。他默想着：“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她们身上，让她们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袁伟民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新的不遗余力的努力。

一天晚上，有人敲袁伟民的门。开门一看，站在他眼前的是壮壮实实的邓若曾。他刚从国外工作归来。在大动乱的岁月里，他失望过，感到自己为之奋斗了整个青春的理想破灭了。但后来，排球队恢复了，他又看到了希望。他振奋起来了。他想：“我们不行了，但可以培养下一代去争，去夺，中国人总有一天要夺到世界冠军的。”只要有工作，他就抢着去干。他到基层体育学校辅导小孩们打球，带青年女排出征。如今，他看到袁伟民挑起了女排这副重担，又主动找上门来了。

他一见袁伟民，就坦率而诚恳地说：“小袁，我来当你的助手，咱们一道合作，把女排搞上去。”

说出来是这么简单明了的一件事，他却已经酝酿了好久了。邓若曾的妻子蔡希秦也是一位“排球夫人”，是六十年代国家女排的队员。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也了解袁伟民。她问邓若曾：“你好强，袁伟民也好强。你们好比两条强龙。两条强龙的力量合到一块儿，咱们女排就有希望了。如果两条强龙相斗，那可不得了呀！……”

邓若曾虽然朴实憨厚，但他听懂妻子的弦外之音了。他说：“这点，你放心吧！我一定全力协助小袁工作。我已经四十多岁的人了，不图别的，只图女排翻个身。需要出力时，我往前。有名的事，我往后。”

当时，国家队的教练韩云波已调往八一队工作，袁伟民正在物色一位新搭档呢，他想到了邓若曾。如今，这位老队长亲自登门来了，他是多么高兴啊！

说起来，他们俩搭伙也有不利的地方。邓若曾打球的资历要比袁伟民长。而且，“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还分属于两派。但他们互相了解对方的为人，有着他们共同的理想和抱负。即使在派仗打得热火朝天的那些岁月里，他们俩也没有红过脸。

袁伟民紧紧握着邓若曾那双粗大厚实的手：“咱们一起干！”

从此，他们又开始了患难与共的生活。每当冬训时节，他们总住一个屋子。一天训练下来，姑娘们精疲力竭。这两位四十开外的指导，也背酸腰疼，浑身疲乏。但他们睡得很晚，一起琢磨新的战术，新的打法，一起研究第二天的训练计划。他们总是互相关心，互相体贴，互相支持。陪练、身体训练一些需要花体力的事，邓若曾总是主动揽起来，让袁伟民腾出手来，多观察队员们的技术、战术。而当队员们与邓指导生矛盾时，袁伟民总是把责任揽过来，维护邓指导的威信。有几次，队员们练着练着与邓指导顶起来了，袁伟民就从邓若曾手里接过球：“我来！”于是，他把矛盾，把队员的火气和怨恨，都引到自己的身上来。他们总是这样互相补台，而从不互相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