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四、女排队长之路（1）
古人说，“三十而立”。而她——原中国女子排球队队长曹慧英，到了“而立”之年时，已经结束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员生涯，从球坛引退了。
当她伫立在“三十”这个人生的台阶上，回望着来路时，她感到欣慰。因为，她看见自己在这条坎坷曲折的路上留下的硕大而深凹的脚印里，不仅有少女时代的纯真和欢乐，而且有青春时期的理想和追求。如果每一个脚印都是一个音符的话，那么，这数不清的脚印汇成了一支对母亲——祖国的深的歌。
从阿庆嫂到运动员
一九七○年的金色秋天，曹慧英正在她的故乡——河北滦南县南套沙沟子的庄稼地里，与乡亲们一起挖地瓜，一边劳动，一边哼唱着阿庆嫂的台词。
远处，一位生产队的干部大声呼叫她：“曹慧英，上面来人找你！”
曹慧英一边答应着，一边搓着手上的泥，欢蹦乱跳地往村里跑。
“准是县剧团来人找我了！”她这么猜测着，便加快了奔跑的速度。
当演员，这是她盼望已久的事，她模样俊俏，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还有一副清亮甜润的嗓子。谁人见了，都说她是块当演员的好材料。她九岁那年，遇见了从唐山到村里来搞“四清”的评剧演员孙淑芬。一见面，孙淑芬就喜欢上了这个清秀的乡村女孩，又教她唱戏，又教她练功。曹慧英就像影子一样跟着孙淑芬。两年后，孙淑芬回唐山去了，别的孩子也不练功了，可曹慧英却独自一个人坚持练。就连平时走路都不老实，走着走着就来一个劈叉，来一个倒立，惹得她妈妈直数落她：“一个丫头家，成天疯疯癫癫的，像个什么样子！”
长到十五六岁，曹慧英真的上戏台了。村里排练京剧《沙家浜》，她饰沙奶奶。本来，她是想演阿庆嫂的，但她的个儿太高，别人不好配戏。演沙奶奶就演沙奶奶吧，反正能登台演出就行。她妈妈却不高兴了，老跟她叨唠：“你别演戏了，这么点小女孩演什么老太太呀！”不久，演阿庆嫂的演员病了，找不到合适的人顶替，最后还是推曹慧英来演。头一场是在村校的操场上演出的，村里村外的乡亲们都来观看。她妈妈、姐姐还一早就拿板凳去占了座。曹慧英唱得有腔有调，把阿庆嫂的味儿演得挺足。外村的一位大爷直夸赞：“谁家的闺女，长得这么俊，演得这么好。”她妈在一旁听到了，心里直乐，回到家还说个没完。
她的一位颇有见地的婶婶把她推荐给县剧团。听说，人家对曹慧英还挺感兴趣。
一想到当演员的梦想真的要变成现实，她压抑不住内心的欢喜，脸上挂满了笑容。可是当她气喘吁吁地跑到队部办公室门口时，她傻眼了。
坐在办公室长椅上的两位客人，都是大高个，一点也不像剧团里的人。他们见曹慧英进屋，急忙站立起来，微笑着伸过手去。曹慧英有生以来还没有跟人握过手，禁不住面红耳赤起来。她一边握手一边在想：“他们究竟从哪里来的呢？”这时，一位操广东口音的“大高个”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北京体育学院的老师……”
呵，明白了！在北京工作的姐姐前些日子给她来过信，说妈妈到北京串门时，姐姐问起了曹慧英的况，妈妈愁地说：“唉，别提了，长得那么高，不敢出门了，走路都恨不得把脚踩到坑里去……”姐姐一听，高兴地说：“北京体院正在招生，让小五去学体育好啦！”姐夫自告奋勇给体院写了一封推荐信。不久，体院写信告诉她姐姐，说是要到乡下看看曹慧英。真快，说来就来了。
两位客人一会儿让曹慧英跳起来摸高，一会儿量她的个儿，一会儿叫她伸胳膊，一会儿量她的手指。她老老实实，一一照做。两位北京客人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录着，还问了她许多问题。她有些紧张，心儿跳得慌，人家问些什么，自己回答些什么，全忘干净了。她只记得那位广东口音很重的“高个儿”客人告诉她一句话：“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客人一走，曹慧英的心绪就乱了。当演员，当运动员，两个志愿就像两只吊桶似的，在她的心里七上八下。她演阿庆嫂已轰动村里村外，县剧团对她兴趣很大，她真留恋乡间那简陋的戏台。可个儿又老往上长，同学们已经给她起了两个外号了，什么“细麻秆”、“大骆驼”……江南哪有这么高的“阿庆嫂”呀？最讨厌的是那双脚丫，长得那么大，比男人们的还大。妈妈愁容满面地问过她爸爸：“有什么法子使小五的大脚丫变小呢？”父亲闷坐了好半天，吧嗒吧嗒吸着烟，吐着雾，最后总算想出了一个中国最古老的办法：裹脚！在这个传统观念浓厚的农民家庭里，他的话无异于皇上的圣旨。她几个姐姐的婚事，都是父亲一句话定终身的。他威严得使孩子和孩子的妈妈都怕他。吃饭时，只要谁说话声音大一点，他就用筷子往桌子上一拍，顿时，全家上下就鸦雀无声。不过，曹慧英有点例外，她是这个家庭里的“老丫头”，父亲有点偏爱。下地干活时，他曾经用他那粗重的嗓音一字一句地教她唱过《社会主义好》。她的姐姐、哥哥们可从未享受过这种父爱。也许正是父亲的这种偏爱鼓起了她的勇气。当父亲下令她裹脚时，她竟然敢笑嘻嘻地反抗说：“爸爸，你也不想想，眼下是什么朝代了，还兴裹脚？！”父亲没有动气，但眼神里却充满了忧愁。其实，曹慧英自己也愁，连赶集、到亲戚家串门都不敢去了。这么高的个儿，走到哪儿，人们都得多看她两眼。不用说阿庆嫂演不成，将来什么角色也演不成了。当运动员就当运动员吧，兴许还真有点出息。可是，那两位北京客人走了之后，却音信杳无。她给姐姐写过一封信，请她打电话到体院打听打听，又很久没有回音。时间真如流水，一晃就过去半年了。一九七一年的早春，天空纷纷扬扬飘起大雪花来。白雪几乎覆盖了大平原的一切：河流、田野、树木、房屋、道路……唉，即使姐姐真回信来了，邮递员也无法送到村里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