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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照原件不存，此据（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亲历记》，中华书局1861年版，第323—326页。
②见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3—854页。第七节后期的政策和失败洪仁玕到天京受任精忠军师干王后，向洪秀全呈递了一篇《资政新篇》的重要文件。它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社会、文化、宗教，提出了全面的政策见解，洪秀全几乎完全表示同意。
《资政新篇》主张兴车马舟楫技艺之利，鼓励制造轮船火车和各种器皿，准许专利；兴银行，准富民集资设立，以利于商贾士民；兴宝藏，准民探矿开矿；兴邮亭、书信馆以通公私书信；兴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兴市镇公司以司工商水陆关税；兴士民公会，由民办理救济、教育事业；兴医院、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等以济民间疾苦，等等。这是一幅发展资本主义和使中国近代化的蓝图，与洪秀全早年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的旨趣大不相同。
洪秀全虽然赞同洪仁玕的纲领，批准镌刻颁行，但一年以后他又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说明了他思想上的矛盾，说明了他对古代大同世界的偏爱胜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乐园。然而，如前所述，他的大同理想由于不切实际，并不能刺激农民的积极性。洪秀全没有找到其他的真正出路，于是只好转向轻徭薄赋以吸引、团结人民的传统政策。
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克复苏州和苏南各属州县以后，洪秀全发布了一道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的诏旨。这是存世洪秀全诏旨中少有的直接涉及民生问题的文件。诏旨首先表明太平天国关心民生疾苦：“民有饥溺朕饥溺，鲈诒П燎椤保吧系刍酱抻祝占窭Х⒄仁。酌减征收舒民力，期无失所安众心”。它宣布：“朕格外体恤民艰，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款，今（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①洪秀全的诏旨在苏南各县得到了宣传、执行。诏旨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颁刻，十一月，常熟县“堂然伪天王黄榜，抚恤民团，起征粮米”①。这一年减征的成数不详，但存世的两件东珊县（今吴县东山）民人辛酉十一年、壬戌十二年地丁银完纳执照，均钤有“奉令减免一成，遵照九成完纳”的印记，可见减免政策一直实行了几年。苏南主要是李秀成的辖区，李秀成有强烈的仁政、爱民思想，他贯彻减征政策是尤为突出的：“苏州百姓应纳粮税，并未足收，田亩亦是听其造纳，并不深追”②
获得民心，争取人民的拥护，是太平天国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清朝有识见的统治者也明白这一点，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与太平天国对抗的同时，先后在长江流域各省推行“减赋”，其重点“在裁减浮收，剔除中饱”，其用意之一，即在与太平天国争夺民心。洪秀全“减征”，减及田赋的正额，比清朝的政策更进一步，而且太平天国虽允许业主收租，但在若干地区又有限租、减租之规定。这本来应更有利于太平天国争取包括自耕农和地主在内的土地所有者以及佃农的支持，但事实却不然。太平天国版图内人民的负担，田赋仅是其中之一。后期疆土缩小，但征战频繁，军需日殷，更非田赋收入所能支持。因此，各统兵将领、基层官员经常向地方派征银两、物品，各种捐税名目繁多，其负担甚至远超过田赋的正额。如驻在①见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51页。
①《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1页。
②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0页。
安徽旌德县的一名将领给乡官下令，要每旅筹办饷银1000两，食油1000斤，盐1000斤。按规定的编制，一旅只有500户，要他们负担1000两饷银，就相当于上万亩的田赋。又如浙江桐乡县征收军需捐，是田赋以外的附加税，但高出正额1倍以上。这些捐税的名目，有些似乎是统一规定的，如田凭费、店凭费、门牌费、田捐等等，另有不少则系地方将领或乡官自定。捐税和摊派大多按田亩计征，使土地所有者的负担远甚于正额减征得到的好处。还有一些是按户计征的，更波及了无地的贫民。洪秀全的轻徭薄赋政策最后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太平天国的斗争就成了一种单纯的军事斗争，在清朝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不能不陷于失败。
后期太平天国虽曾取得占领苏南、浙江大部分地区的胜利，但好景不长，自同治二年（1863）后又相继丧失，而后天京被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曾国荃军包围。在形势逆转并且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即放弃天京，经江西、湖北与在西北的太平军会合，另图发展。“这确是当时太平天国唯一的救亡良策”③，但洪秀全坚持死守南京。城中被困缺粮，饿死者日增，洪秀全命“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甜露是旧约圣经神话中上帝从天降下的一种食物，洪秀全这里所指的是一种草。他自己久食此草，因而得病，于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四月十九日，1864年5月24日）去世。十多天后，天京城破，太平天国灭亡。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终结。
③李秀成自述语。见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222页。
第四章李秀成李秀成原名以文，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广西梧州府藤县宁凤乡五十七都长恭里新旺村人。父李世高，母陆氏。李秀成家庭贫苦，属于农村中的“半无产者”，他在“自述”中说：“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李秀成说“自幼时八、九、十岁之间，随舅父读书”。念了3年私塾，就因“家贫不能多读”。辍学之后，曾经在私塾里帮过工。大约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左右，冯云山在桂平紫荆山一带组织的拜上帝教，已经传播到藤县。李秀成由于生活贫困，深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对拜上帝教宣传普天之下皆为上帝赤子的平等思想，很容易接受，便加入了拜上帝教，是拜上帝教的虔诚信徒。他在“自述”中说过：洪秀全“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若云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李秀成加入拜上帝教主要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赞赏拜上帝教的平等思想和劝人为善。所以，他“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
金田起义之后，咸丰元年八月（1851年9月），太平军进军永安州途中，萧朝贵、韦昌辉率部在李秀成家乡驻扎，李秀成被卷进革命的洪流。后来他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他是“被团练之逼，故而迷迷而来”。又说“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说明他参加革命时对革命的意义认识还不是十分清楚。不过，他从只怕蛇虎伤人而恪守教义，到拿起大刀、梭标闹革命，从一个普通农民，变成了太平天国的战士，这是他一生不平凡历程的开始。
第一节从战士到将领从广西到金陵，李秀成从一个普通的太平军战士，逐步成长为一个有觉悟有才能的军事将领。他在“自述”中说：“一路自粤西而来，前之内政，俱不经我手。”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之后，李秀成已“随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随后经杨秀清“调保”为“右后四军帅，把守太平门外新营”。同年八月调升为后四监军。十月，随石达开到安庆抚民。李秀成在“自述”中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皖省巡查民务，又兼带兵，修营作寨，无不尽心。”石达开等“各上司故而见爱”。数月之中，李秀成屡次升迁，说明李秀成的才能得以发挥。咸丰四年（1854）春，胡以晃攻克庐州，李秀成被奏调去镇守庐州。之后不久，李秀成被调镇守和州。前些年发现的《太阳河牛路码头渡船规条碑》，其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情，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此碑立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正是李秀成镇守和州期间，表现出李秀成的爱民思想和鲜明的阶级意识。
当然，李秀成在军事上的突出才能还是在救镇江之役开始显露出来。咸丰五年（1855）秋，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和总兵张国梁率1万多清军围困镇江。对于太平天国来说，“镇江为金陵之咽喉，必应坚守”①。咸丰五年末（1856年初），太平军由燕王秦日纲挂帅，率冬官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去救镇江。清军连营达30余里，营盘十分牢固。太平军与清军交战10多天，未能破围。李秀成说：“那时我欲救不能，吉、张破我不下，两边安寨对扎，两不交战。”这种两军对峙的局面，对太平军是十分不利的，守将吴如孝困守在镇江城里，已处于弹尽粮绝境地，随时有被清军攻破的危险。李秀成不是救镇江的主帅，但他面对着这种军事形势，却主动协助秦日纲制订破敌对策，决定派年轻勇悍的陈玉成“坐一小舟”，由水面而下镇江。陈玉成冒着枪林弹雨，“舍死直冲到镇江”，和镇江守将吴如孝计议，按照和李秀成约定的时间，集中兵力从城里打出来。而李秀成等则同时从城外攻入，争取两军会师。当时李秀成所部驻扎在汤头，汤头到镇江之间有一条小河。清军地踞险要，扎营河边。李秀成说：“此地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两进为难。”为了牵制清兵，李秀成移师到河边扎营，清军见李秀成摆开攻营阵势，立即把清营“移入汤水山边”，扼住太平军和镇江守军联系的通道。李秀成决定由陈仕章、涂镇兴、周胜坤率兵去攻打清营，而自己挑选3000精兵，乘雾避开清军越过汤头岔河。按原定时间，李秀成击破围城清军的营垒，按时和陈玉成、吴如孝由城里打出来的部队会师，士气大振。李秀成在“自述”中记载了这次战役：“汤头岔河隔汤头水山边廿里之大概，那时镇江吴如孝、陈玉成兵亦到，两下接通。那时欢天喜地，内外之兵，和作一气，大锐声张，与吉、张两帅答话。次日开兵，吉、张兵败，失去清营十六座。”清人陈庆年在《镇江剿平粤匪纪上》也说：“我军先屯岔河，凭险自固，贼移营汤水相抗。我军亦移垒往逼。庚子，伪丞相涂镇兴选悍党突至，李秀成乘夜袭汤头旧垒，断我后我军与贼搏于汤水，相角至午，始知后路被袭，甫引军还斗，城贼已大至。”陈庆年是丹徒人，熟悉本地情况，所记和李秀成所述情况是一致的。镇江解围之后，李秀成等为了扩大战果，当晚就和陈玉成①见《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10页。
等率主力渡过瓜洲，突袭江北清营，破清军营盘100余座，并攻占扬州，将江北清军的存粮悉数运入镇江，为后来太平军固守镇江作了物质上的准备。随后，于五月间，李秀成等奉命回援天京，他从金山渡江，进攻高资清军营盘，清军主帅吉尔杭阿自杀。九华山一带清营七八十座，因军中无主，全部溃败。李秀成乘胜追击，在丹徒又击溃清将张国梁所部。至此，镇江周围的清军全被打垮，镇江之围遂解。
镇江的解围，为杨秀清计破江南大营创造了条件。李秀成和陈玉成奉命回师南京。咸丰六年五月（1856年6月），李秀成、陈玉成等配合石达开等部，通力合作，大破向荣盘踞达三年多的江南大营。几年之中，李秀成从一个普通士兵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将领，时势使英雄人物脱颖而出。
第二节被封忠王破江南大营之后，李秀成等奉命率兵东进，接连攻占句容、丹阳，迫使由天京败退下来的向荣“自缢而死”。两个多月后，即八月初四日（9月2日），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袭杀东王杨秀清，并借机扩大事态，杀东王所部连同家眷2万多人。洪秀全在石达开和天京军民的支持下，诛杀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石达开奉诏进京辅政，被天京臣民称为“义王”。但是，洪秀全对石达开信用不专，并有意重用其兄洪仁达、洪仁发，钳制石达开。咸丰七年五月（1857年6月），石达开被迫离京出走，带走精兵20多万人，使太平天国一时出现“国中无将，朝中无人”的危局。
当时太平天国占领区，有点力量并能带兵作战的将领只有李秀成和陈玉成，天京叛乱时，李秀成在句容一带驻守。咸丰七年（1857）初，李秀成联合捻军在安徽霍邱、颍上取得了胜利，又和陈玉成大捷于安徽桐城，占领六安。石达开出走之后，镇江被清军围困，粮食几乎断绝，每天只能发给士兵米二两八钱，有的只好以芦根、野菜充饥，镇江军民面临着覆灭的危险。洪秀全求救于石达开，石达开不理睬，只好调李秀成下救镇江。李秀成奉命率领一支精兵攻入镇江，救出城中兄弟。这一举动对天京军民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李秀成的声誉也由此而提高。此后不久，大约在咸丰七年（1857）冬，洪秀全自任军师，并选李秀成和陈玉成、蒙得恩、李世贤等出来助国，李秀成任副掌率“提兵符令”。
李秀成手中有了权，很想干一番事业，但当时朝中政事不一，人心慌乱，无从着手。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只有整肃朝规，才能改变人心慌乱的局面。于是他下决心冒死直谏，希望通过说服洪秀全来施行自己的治国之道。正如他在“自述”中说的，是“尽心力而奏谏，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整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王”。这是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的施政纲领。中心思想是“申严法令，整肃朝纲”，希望建立一个圣君贤相的天朝，恢复杨秀清执政时律法森严、国政划一的局面。但是，洪秀全却报以极大的不满，李秀成因此而罢官。但李秀成出于维护太平天国的事业，把个人得失置于度外，再次写了奏章，“将天下大势情形，并陈奏谏之来历”。李秀成在进谏之前，先将奏本交大臣传阅转奏。在合朝文武大臣的支持下，洪秀全才重新恢复李秀成的职务，削除安、福王的爵位，并派人携金牌一道及合朝文武签名的表章要求石达开回天京共秉朝政。尽管石达开没有回来，但李秀成的据理力争，洪秀全还是采纳了一部分意见的。随后不久，太平天国恢复了五军主将制，陈玉成被封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这个班子的建立，使动乱之后的太平天国才“稍可自立”。
但是，韦昌辉叛乱和石达开出走对太平天国的打击是十分严重的，留在太平天国占领区的太平军大多是老弱病残，无战斗力，清军乘机对太平天国各占领区发动猛烈进攻，军事重镇频频失守。湖北的武昌，安徽的庐州、巢县、和州，江西的袁州、临江、九江等都先后被清军攻占，曾国藩扬言“金陵指日可克”①。
①《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第8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571页。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李秀成从被动中看到主动，他对太平天国的形势作了认真分析，对敌我双方的形势作了乐观估计。他指出清军“好勇而心不齐”，取胜是暂时的现象，太平军虽然暂时处于劣势，却还存在着许多有利条件。李秀成认为“上有皖省无为、巢县、芜湖，有东西梁山之固，有和州之屯粮，又有两浦之通，即使被德帅（德兴阿）攻破两浦，尚有和州之上未动，京中兼有余粮”。“粮米丰足，件件有余，虽京兵少，有粮有余而各肯战，因而坚稳也”①。从两军的态势看，李秀成坚信天京仍然是“坚稳”的，因太平军人马虽少，但士兵“肯战”。李秀成并不悲观，他认为只要把现有的部队积极调动起来，集中兵力打击敌军，太平军是有可能重整旗鼓的。作为一个优秀将领，他能够在不利条件下去寻找有利因素，有了这样一个充满信心的估计，他就有可能去找到最有利的时机和最可行的计策来战胜强大的敌军。这一点是李秀成的杰出之处，也是他能够援救危局的极为宝贵的条件。
咸丰八年二月（1858年4月），李秀成为克服天京的被动局面，决定亲自出京到外围扩大兵员，伺机回救天京。李秀成一到安徽就连克昭关、和州、滁州、全椒等地，颇有旗开得胜之势。但这些胜利都还不能给清军造成威胁，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战局，李秀成意识到，必须集中兵力，协同作战，才能打击敌人有生力量。为此，他一面在皖北联合捻军作战，一面和陈玉成等将领在枞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各誓一心，订约会战”，各路兵马共同负起解天京之围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任务。根据会议决定，陈玉成立即从鄂、皖撤兵东进，由潜山过舒城破庐州；吴如孝部联合捻军龚得澍部攻打梁园、定远；李秀成则由全椒“整队领人马到滁州”。李秀成在乌衣和陈玉成部会合，截击清军德兴阿、胜保所部，一举歼敌4000余人。陈、李联军第二天又在江浦小店歼灭来援清军冯子材部5000余人，随后又攻克浦口，太平军士气大振。李秀成说：太平军在乌衣、小店歼灭清军之后，“顺势下浦口，陈玉成攻德帅之前，我攻德帅之后，德军大乱，死于浦口二万余人”。这个胜利使天京转危为安，李秀成和陈玉成为了扩大战果，扫荡清军的江北据点，太平军接连攻克江浦、天长、六合、扬州等城镇。这是石达开出走之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第一次重大的胜利。其后，于咸丰八年（1858）底，李秀成又配合陈玉成部在安徽三河打了一次大胜仗，湘军悍将李续宾部进入安徽后，接连攻占黄梅、宿松、潜山、石牌、桐城、舒城等地，来势迅猛，并想在攻占三河重镇之后进攻庐州、安庆。如果李续宾计谋得逞，太平军将处于十分被动境地。陈玉成、李秀成乘李续宾骄兵轻敌，立足未稳，几支部队同时包围了李续宾部，两军展开激战，一举歼灭李续宾部6000余人，李续宾本人被击毙。这一仗给清军以沉重打击，事后曾国藩在哀叹这一战役时说：“敝邑弁勇，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虽多方抚慰，而较之昔日之锋锐，究为减色。”①三河战役的胜利，实为后期太平天国军事复兴的转折点。从此，太平军再次由被动转为主动，从处处挨打，逐步转为进攻，并慢慢地恢复了元气。这个军事形势的出现，和陈玉成、李秀成的军事才能是分不开的。浦口、三河战役之后，李秀成即率兵进驻黄山。但是，在这前后却出现了李秀成两个重要部将的叛乱事件。其一是在三河战役之前，即咸丰八年十①《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59页。
①《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01页。
月（1858年11月），滁州守将李昭寿率部献滁州向清将胜保投降。李昭寿是由李秀成保举镇守滁州的，但李昭寿其人是由清军投降太平军的，所部纪律极差。李秀成在“自述”中说：“昭寿之兵甚为多事，兵又扰民，逢到州县，要任其支取，不支又扰于民，州县佐将被其打责。”李秀成看到李昭寿这些劣迹并不追究，反而“无不对他重情深待”。这曾经引起李秀成其他部将的不满。所以李秀成对李昭寿的叛变非常生气，曾发过一篇讨伐李昭寿的檄文，声称：“本主将誓必兴师问罪。情义既尽，各路之妖可缓诛，惟胜保与尔（即李昭寿）势必先诛了。”但随后，李秀成却偷偷地把李昭寿“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而偷送付”。暴露了李秀成思想的矛盾和感情上的弱点；其二是咸丰九年正月（1859年2月）太平军江浦守将薛之元献城降清。薛之元也是李秀成保荐镇守江浦的。江浦是天京的北大门，江浦一失，天京形势又变得十分严重。李秀成闻讯后立即从黄山赶回江浦，并立即进攻江浦、浦口，但未能奏效。李秀成求救于陈玉成，陈军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集中兵力救六合、击扬州，在六合歼灭3000多清军，然后回师攻克浦口，击毙清提督周天培，打通了天京、浦口的通途。此时由于安庆告急，陈玉成匆忙挥师救安庆，清军乘机又包围浦口。
由于李秀成的两位部将降清，洪秀全对李秀成已存猜忌，恰巧在这时天京的卫戍部队在浦口搜到清军给李秀成的劝降信，天京顿时进入紧急状态，洪秀全下令不让李秀成部过江。李秀成在受到天京严重怀疑的情况下，坚持与清军进行激战，处境十分困难。时间的考验，使洪秀全看到李秀成的忠心，他没有半点降清迹象。于是洪秀全降诏晋封李秀成为忠王，并亲自用红缎书写“万古忠义”四个大字送给李秀成。李秀成是天京事变之后，继洪仁玕、陈玉成第三个被封王的。后来李秀成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说，洪秀全“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其实，这未必是洪秀全的本意，还是因为李秀成确有卓著功绩才封他为王的。
第三节经营苏福省李秀成被封忠王之后，面临的第一重大战役是部署第二次解京围。第一次破京围之后，因天京事变，清将和春、张国梁又重新建立江南大营，严重威胁着天京的安全。当时洪秀全主张如同杨秀清破江南大营一样，召集各路勤王之师解京围，李秀成则认为清军“密密加营，深濠格深”，“京城围如铁桶一般”。然而，此时官军精锐都汇集在金陵，而饷源却在苏、杭。因此，他主张轻兵从间道疾捣杭州，杭州危苏州亦必震动，江南大营担心我军绝其饷源，必分师奔命以救之，我军可乘大营虚弱，还军急击，就可以踏破大营，随后挥兵占领苏、杭就容易了。李秀成这个“围魏救赵”以解京围和进军苏浙的计划，得到总理朝政的洪仁玕的赞同。根据这个方案，李秀成自浦口出师，在芜湖作了解京围的战略部署，他用精警的字句激励士卒：“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①随后，于咸丰十年正月中旬（1860年2月初），自南陵经宣城向杭州进发，二月上旬（2月底）攻克广德，留陈坤书等驻守，以作后应。李秀成率谭绍光、陆顺德、吴定彩等将轻师入浙，李世贤也按原计划率部自皖南入浙，合军攻克安吉。随后，李世贤进攻湖州，转移清军视线。李秀成率精兵6000，昼夜兼程，“伪装缨帽号衣”①，直奔杭州，二月二十七日（3月19日）攻克杭州，静候清军援兵到来。几天之后，清江南大营果然派总兵张玉良、浙江提督郑魁士从金陵、宜兴出兵援浙。据记载，江南大营先后抽出精兵1.3万余人，大大削弱了江南大营的实力。李秀成看到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张国梁派兵来援杭州，知道敌人中计，便在第二天主动撤出杭州，取道余杭、临安进入苏、皖交界的建平。在攻占建平的当天，李秀成在这里召开了解京围的军事会议，后期太平天国的名将李世贤、杨辅清、陈坤书、黄文金等各路将领都来赴会。会上决定由李秀成自溧阳、句阳直趋淳化镇、紫金山一带，主攻江南大营；陈玉成率部自全椒南下，至江陵镇直趋板桥、善桥。其他各路也分别从各个方面配合进攻大营。闰三月（5月），各路兵马同时进击江南大营，踏破清营50余座，“官兵死者数万人”②。这是第二次破江南大营的成功战绩，在太平天国历史上这是一次有名的“围魏救赵”的战例。李秀成是这个战役的直接指挥者，显示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他没有文化，但善于学习。李秀成在杭州时，住张鼎之家，后来张鼎在《庚申泣杭记》中记述这件事时，说李秀成“不加搜括不杀戮”；“案头一卷未卒读，《纪效新书》戚公作”。说明李秀成是在努力学习古代兵书的。
第二次解京围之后，在军事上为进军苏、常创造了条件。洪秀全为进取而召开了军事会议，当时有三种意见：陈玉成意在救安省；李世贤主张进取闽、浙；而洪仁玕、李秀成则主张进军苏、常、上海。洪秀全采纳了洪仁玕、李秀成的意见，并派李秀成率主力东征，陈玉成率部进攻扬州，牵制江北清军。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五日（1860年5月15日），李秀成自天京出师，清军于江南大营新败，如惊弓之鸟，无招架之力。几天之中，连克丹阳、常州、无锡。四月十三日（6月2日），攻克苏州。进军的胜利，不仅使天京得以①《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光绪二年刻本。
①许瑶光：《谈浙》卷3，《太平天国》第6册，第594页。
②《太平天国》第2册，第852页。
稳固，而且使天京政权得到充裕的粮饷。仅在常州就缴获清军存粮4万余石，火药10万斤，府库存银七八十万两之多，在无锡、苏州也缴获大批粮、银。《幼主诏李秀成》中称李秀成攻克苏、常是“开疆裕国建奇功”，“富庶之区首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而清廷则出现“江浙岁漕二百万石，粒米不得北上”的局面。
攻克苏州是李秀成军事生涯的全盛时期，他的政治主张也得到进一步施展。在攻克苏州之后，以苏州为中心建立苏福省，辖苏州、常州、松江、太仓等郡。为稳定社会秩序，李秀成采取几项措施：(1)举荐乡官，建立地方政权。并在这个基础上，督民造册，把百姓按太平天国基层组织的办法组织起来。李秀成认为“不举乡官即民事无人办理，不造册则户口无从核查”。(2)赈济饥民，扶助农业、工商业，尽快恢复生产，开户营业。为此，经李秀成建议，洪秀全下诏“体恤民艰”，酌减“应征钱漕正款”。(3)着力提倡农耕，对贫苦百姓“给粮给种”。并下令保护耕牛，“牛用耕田，有宰食者杀无赦”。并在苏福省辖内修筑海塘水利，恢复农业生产。(4)镇压地主武装团练。最初李秀成对团练的本质认识不足，对他们采取“不战自抚，招降一切”的办法，以为只要对他们赤诚相见，他们就可以就抚于太平军。实际上这些团练头子为非作歹，他们不断拦路袭杀太平军，并制造了把张家栅全村烧光、杀光的惨案。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下令对团练坚决镇压，对敢于袭击太平军的团练聚而歼之。有一次，他在和聚众造反的团练作战中，击毙击伤团练即达3000余人。采取上述措施之后，苏福省基本上得到巩固，农业、商业都得到恢复，市场繁荣，苏州人民对李秀成颂声大起。据清人记载，当时苏州市场是“舶来日多，售亦日盛，乡民过午，满载而归，奚止利市三倍”①。《常熟报恩坊碑序》①也说，当时常熟是“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归其业”。李秀成的“洋兄弟”呤唎说他在苏州“屡次见到忠王在国人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所有太平天国的将领没有一个像“忠王这样为百姓所热爱”②。
但是，由于农民领袖的阶级局限，李秀成在苏福省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却也暴露出不可避免的封建化。他被卷进农民起义的洪流，更多的是想拥立一个“好皇帝”，能共享“天下太平”过好日子。当他被选拔出来任副掌率“提兵符令”时，他要求洪秀全“依古制而惠四方”，希望建立一个“圣君贤相”的天朝。在苏福省握有实权之后，他简单地用“逆”与“顺”来区分善与恶。只惩罚那些敢于公开对抗的地主分子，而对那些表面归顺暗中破坏的地主恶霸，则加笼络和重用。如在基层政权里重用有重大罪恶的钱桂仁、徐少蘧、熊万荃等。这些反动势力潜进基层政权为非作歹。后来甚至发展到要暗杀李秀成，这股势力是苏福省长期不安定的因素。而在税收方面，李秀成则实行保护地主收租。李秀成在苏州发田凭，其部将要地主“放胆持凭”，并明确写有“仰该业户收执，取租办赋”的字样。在遇到农民抗租的时候，李秀成的部将则公开站在地主一边，禁止“抗租抗粮”，并规定“住租屋，种租田者，虽产主他徙，总有归来之日，该租户仍将该还钱米交还原主，不得抗欠”③。如果“佃户匿田抗租者，本人处斩，田充公”①。加上不少①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4页。①潘仲瑞：《苏台糜鹿记》，《太平天国》第5册，第300页。
②《太平天国》第2册，第887页。
③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88页。乡官是由地主、绅士来充当的，有的乡官竟有“腴田千顷”，对其属下“重征厚敛”②。这样一来，在李秀成统辖的苏福省，地方政权基本上是封建化了，所以，苏福省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兴盛之后，地方政权很快发生蜕变，在军事形势吃紧之时，便纷纷发生叛乱，加速了太平军在苏福省的失败。
①沈梓：《避寇日记》，《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4辑，第73页。②龚又村：《自怡日记》，《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4辑，第415页。第四节两次进攻上海两次进攻上海，对李秀成的军事生涯和反侵略思想的形成都有重要意义。第一次进攻上海是李秀成在攻克苏州后，立即挥师东向直指上海。在天京御前会议上讨论太平军东进时，洪仁玕在分析当时军事形势时说：“惟东距苏、常、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其功易成。”说明东进的军事目标是包括上海在内的。洪仁玕还说，这个计划是经过洪秀全“旨准”之后，“即议发兵”的，可见，洪秀全也是同意进攻上海的。作为东征统帅，李秀成当然也是积极主张进攻上海的。从四月十三日（6月2日）攻克苏州到五月十三日（7月1日），一个月间，李秀成先后攻克上海附近的嘉兴、昆山、太仓州、嘉定、青浦、松江等重镇。当时上海城中守兵才2000余人，加上江南大营溃至广勇数千人，力量不足，居民都很害怕，商贾都关门息市，城里乱作一团，如果李秀成一鼓作气，攻下上海当是不太困难的。但是，李秀成对侵略者本质认识不足，在扫清上海外围之后，未能集中兵力攻克上海，而是迟疑不决。李秀成希望通过谈判，在取得外国侵略者支持和谅解的基础上，然后再武力进攻上海。因此，他只带领3000随从部队到达上海城下，准备和英、法领事进行谈判。李秀成接连给各国领事致书数件，各国领事不但根本不予理睬，反而由英、法领事出布告称：“上海县城及外国租界由英法联军占领”，如果有武装部队走近或攻击上海，英法“联军当依法对待”③。侵略者阻止太平军进攻上海本是再明白不过的，但李秀成还寄予一线希望，当陆顺德的部队指向上海时，李秀成却命令陆部停止进攻，等待外国领事正式回信，就这样坐失了时机。外国侵略者利用这些时间建城防，组织洋枪队，进一步加强镇压太平军的准备工作。
李秀成对侵略者的幻想破灭之后，下令部队进攻上海。而在这时，已拼凑起来由美国流氓华尔统率的洋枪队，乘隙袭击松江。清廷借此大肆渲染，并给华尔以3万银两的重赏，以鼓士气。李秀成为报洋枪队袭击松江之仇，亲率大军在青浦狙击华尔的洋枪队。这一仗，把洋枪队和清军打得大败，共“杀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枪两千余条”。但是，当李秀成乘胜攻克徐家汇时，英国侵略者一面协助清军守城，一面命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战舰向太平军营地开炮。李秀成所部英勇攻城，在扫清城外清军之后，曾一度突进城区，与敌军激战3天。由于“洋人助妖”，有“一二千鬼子”（即洋兵）阻击太平军，加上遇到暴风雨，内应又被清军破获，太平军终于未能攻下上海而败退下来。白伦在《中国太平叛党志》中说，当太平军进攻城区时，他们用山炮散弹和榴弹对太平军营地进行猛烈射击，迫使太平军不得不退到射程以外去。随后侵略军的炮艇溯江而上，用大炮继续射击太平军的营地，“这个最后的军事行动达到完全阻止太平军任何进一步进攻上海的结果”。李秀成之所以没有攻下上海城，完全是侵略者“助妖”的结果。血的教训使李秀成觉醒了，他在撤离上海前线时给英、美等国领事发了一个谕示，指责侵略军“不公不义无以复加”，“已坏其信，已伤我和，日后只在上海贸易则已，倘再入我地犯我界，我将与汝算之”①。
第一次进攻上海之后，李秀成奉命参与“会剿武汉以救安庆”的战役。
③汤氏辑：《鳅闻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
①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07页。
安庆失守时李秀成已率军进入浙江。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2月），李世贤攻克五口通商口岸宁波，直接打击了侵略者的利益。同月，李秀成攻克杭州。李秀成认为，苏州、杭州已被太平军攻克，上海夹其中间，如果夺得上海，京东千里沃野便全归太平天国所有，而且可以利用这个大港口，取得各国友好人士的援助。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已和清廷勾结起来，决计联合镇压太平天国。因此，李秀成在第二次进攻上海时，所遇到的敌人主要是外国侵略者。这一点，李秀成是清楚的，在以他部将名义发的一份招降书中明确地指责外国侵略者说：“尔等外国军队更应急速回国，尔等既非我同族，何故与我战争？”①但这次战争，李秀成由于战略战术比较陈旧，仍采取坚固围城的方法来围困上海，而掌握现代化武器的外国侵略者，却可以用炮火射击李秀成的营盘，使近围作战失去效力。所以，尽管李秀成在嘉定、南翔等地多次击败清军和侵略军，但终因敌强我弱，未能攻下上海城。通过这两次战争，他看清了侵略者所谓“中立”的本质，指责侵略者“公然派本国军队，前来侵犯我国疆土”。从对侵略者的认识不清楚，到比较自觉地肩负起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任务，是在两次进攻上海中形成的。这也是他在被俘以后提出“防鬼反为先”口号的思想基础。
①《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页。第五节从愚忠到晚节不终第二次进攻上海失败之后，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急剧恶化。同治元年闰八月（1862年10月），天京被曾国藩所围，形势十分危急，洪秀全命令李秀成率部救天京，没有成功。事后，李秀成率兵入安徽，进攻庐州、桐城、舒城、六安等地，都没有得手。次年四月（1863年5月），李秀成回到浦口时，正遇江水猛涨，又遭清军的截击，10多万士兵大部分被清军消灭或被水冲走，最后得以渡江回到天京的“总数不及一万五千人”②。
同治三年（1864）上半年，太平天国在江浙各个战场相继失陷。在李秀成第二次进攻上海之际，曾国藩派左宗棠率部入浙，随后宁波、金华等重镇陷落。是年二月（1864年3月），杭州陷落。在苏福省的太仓、昆山、常熟也被攻占。李鸿章勾结侵略军的头目戈登集中力量进攻苏州、常州。正在这时，苏州守将郜永宽、周文嘉、汪安钧等8人叛变降清，苏州失守；四月，常州失守，天京危急。当时李秀成在丹阳，其弟李世贤看到天京不能保，劝李秀成“另作他谋”，李秀成不肯，还是赶回天京。第二天，即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他说：“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围甚严。濠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又说：“若不依从，合城性命不能保矣。”李秀成毕竟多年戎马生涯，对天京形势判断是正确的。在当时情况下，“让城别走”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况且，李秀成还提出了“别走”的具体方案。他主张：舍弃天京，尽弃苏浙两省地，御驾亲征，直趋北方，据齐、豫、秦、晋上游之地，以控东南。这些地方清军水师不能到，洋人势力也不能顾及，这样中原可以图，天下可以定。但是，洪秀全未能接受这个方案，而且用“奉上帝圣旨”，“何惧之有？”来驳斥李秀成的“让城别走”。
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担负起了天京保卫战的任务。天京粮食十分紧张，洪秀全命令“合城俱食甜露”，即食树皮草根，他不但自己先吃，而且亲自制作。李秀成为了减轻天京的压力，放出城中饥民达10多万人。这一举动虽减轻了天京粮食欠缺的压力，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天京军民的情绪。特别是在天京保卫战的紧急阶段，洪秀全因食“甜露”生病。四月二十七日（6月1日），洪秀全病逝，李秀成为了稳住军心，在洪秀全逝世后第五天扶幼主洪福瑱即位，是为幼天王。天京形势越来越恶化，6月日（7月19日），天京被清军攻破。李秀成率领余部和清军进行激烈的巷战，第二天清晨他带着幼主，连同1000多余部自太平门侧城的缺口冲出，突围成功。
但是，突围之后，李秀成将自己的好马换给幼主，自己骑的是“不力”
之马，在南京清凉山被清军冲散。两天之后，李秀成在荒山被奸民出卖，落入曾国藩之手。
李秀成被俘之初，十分坚强，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曾对李秀成动大刑，“置刀锥于前，欲细割之”，并“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动”①。但是，在受到曾国藩的软化和欺骗之后，他却产生了求生之念，写下了一个“亲供”，即《李秀成自述》。“自述”极尽了对敌人的吹捧和对自己的贬斥，诸如“中丞大人量广”，“一沾清帝之恩，二沾中堂、中丞之德”。说曾国藩“恩深量广”，“仁爱惠四方，兼有德行之心”，等等。此类肉麻的②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430页。
①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499页。
吹捧充斥“自述”，“自述”中还写下了招降十要。“自述”将洪秀全称之为“蒙尘之主”、“不修德政”，把太平天国事业说成是“乱及民间”，是“世人之劫数”。甚至喊出“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的感叹，结论是“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用人，亦而死报”。乞降言词，一至于此。李秀成的行为，对于太平天国事业来说，无论如何是个背叛。这对于那些坚持斗争的英雄们，也是个极大的污辱。所以，当洪仁玕在狱中看到“自述”的刻本时，立即逐条进行批驳，表示了应有的义愤。李秀成写完“亲供”后，于七月初六日（8月7日）被曾国藩处死，在他英雄的一生中，最后时刻留下了这个明显的污点，可算是历史的悲剧。
第五章洪仁玕洪仁玕字谦益，号吉甫，生于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九日（1822年2月20日），广东花县官禄布村人，是洪秀全的同宗族弟。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是一个具有特殊经历的人物。特别是他在咸丰九年（1859）从香港来到天京以后，向太平天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主张，希望通过改革朝政，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最进步、最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他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节笃诚的拜上帝教徒洪仁玕从小在家乡念书，和洪秀全一样，曾想跻身仕途，屡次赴考不第。后来在家设帐授徒，自修经史。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考落第，因受《劝世良言》启发，便在家乡创立拜上帝教，自行洗礼。洪仁玕和冯云山是最早加入拜上帝教的人。他和洪秀全一起，着手在他们的族人、亲戚中传教。随后，洪秀全到莲花塘教书，“在未离本村之前，叮嘱仁玕细心研究新教道，并宣传于其家及族人”。然而传教本身很快就和传统势力发生冲突，被人斥之为“疯狂愚蠢”之事。洪仁玕本人因为信拜上帝教受到其兄殴打，其兄甚至撕破他的衣服，要把他逐出家门。但是，洪仁玕没有向旧势力妥协，为了表示他对皇上帝信仰的笃诚，便将他所在私塾中的孔子牌位拆除，并说：“我是不是老师呢？孔夫子死了许久怎能再教人呢？”①在当时敢于这样旗帜鲜明地反对孔子，是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的。
第二年正月灯节，这是花县有名的传统佳节，在这一天，人们照例要用各种形式来向菩萨献诚。本村父老要洪仁玕和洪秀全写歌颂偶像的诗词和对联。洪仁玕和洪秀全严加拒绝并宣传自己是“尊上帝诫条”行事的，因而大受乡间士绅指责，激怒了旧传统势力。加上由于洪仁玕和洪秀全因撤除孔子和文昌牌位，学生惊散，乡绅便借此解除他们的“教席”。洪秀全被迫远适他乡去传教。洪仁玕则因年纪较小，受到家人的阻拦，没能和洪秀全、冯云山同行。但他在本村也呆不下去了，只好跑到清远去教书，并就地传教。无奈收效甚微，几年之间接受他洗礼的教徒才有五六十人。单纯的宗教活动，群众并不热心。洪仁玕和洪秀全以为是教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洪秀全在广西传教半途而废，回粤后便潜心著作《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重新解释教义的书。在这期间，洪仁玕和洪秀全过往很密切，经常和洪秀全一起探讨真道教义。他自己说在和洪秀全交往中知道了不少道理，对洪秀全更加崇拜。当然，洪仁玕的一些思想自然也注入洪秀全的这些著作中。
不过，洪仁玕和洪秀全一样，他们想通过这些教义，大力发展拜上帝教的信徒，希望通过建立拜上帝教，达到“以教治道”的目的，纠正当时那种“世道乖离，人心浇薄”的社会风气。但是，新教义的编制，是否就能顺利发展拜上帝教，洪仁玕和洪秀全都没有把握。他们想成为一名正式的传教士，以便合法地开馆传教，发展教徒。于是，在道光二十七年二月（1847年3月），洪仁玕与洪秀全一起到广州，在美籍传教士罗孝全处“研究真道”，罗孝全后来曾经回忆说，洪秀全和洪仁玕“来到广州我的住处，寻求宗教原理”。“我教导他们学习基督教教义和关于圣经的知识”①。
离开广州之后不久，洪仁玕回到花县，曾在家乡学习一段医术，后来又到清远教书。由于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创立拜上帝教，把发展拜上帝教和农民起义最终推翻清皇朝的目的结合起来，拜上帝教在广西得到很大发展。洪仁玕对广西传来的消息，大受鼓舞。洪仁玕没能到紫荆山，没能够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准备阶段的工作，也没有能够加入太平天国起义的行列，但在思想上，他是十分向往和积极支持金田起义的，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曾派江隆昌①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3页。①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到花县迎接洪、冯族人及亲友。洪仁玕立即响应，亲自率领“五十多人，或为洪、冯族人，或为友人，一同西上，迨抵浔州时，乃闻悉太平军已弃营他去，不得已乃中途折回”①。咸丰二年正月（1852年3月），洪秀全再次派江隆昌来粤召亲友入桂。当时清地方当局对洪、冯家族实行镇压，挖坟、烧屋无所不为。在江隆昌的主持下，洪仁玕等积极支持，决定在清远的谷岭发动起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但由于事先缺乏准备，又没有足够的军需，起义没有成功，江隆昌阵亡，不少人被捕。洪仁玕也被擒获，将解官治死罪，幸而他机灵，当晚自解绳索，连同一起被捕的10多人逃入山中，藏匿在山洞中。一连几天，饥寒交迫，历尽艰险才找到一个亲戚家，这个亲戚怕事，竟要将仁玕押送清地方当局投案，幸得一位父老挺身相助，才得以脱险。
咸丰二年三月（1852年4月），洪仁玕逃到香港，住在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处，积极宣传太平天国革命，曾口述由韩山文写成《洪秀全来历》一文。但是，洪仁玕因生活困难，又向往革命，几个月后，他离港回到广东，隐匿在东莞一个朋友家里。次年十月（1853年11月），洪仁玕再度来到香港，学习研究西方先进理论和文化。
①《北华捷报》1853年8月20日。
第二节学习西方文化洪仁玕这次来港起初虽仍然是出于生活所逼，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想仍然撞击着他的心灵。当他口述由韩山文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一文之后，便又回到上海，希望得到外国军舰的援助从上海到南京，但外国人不肯。当时正遇上海小刀会起义，洪仁玕决心先投小刀会，然后找机会到南京，无奈小刀会首领不相信他是洪秀全的族弟，而没有收留他。不得已，洪仁玕于是年冬，再次回到香港。他决心在香港学习西方文化，以便将来回去辅助洪秀全。
洪仁玕这次来香港，韩山文已经去世。他只好受聘于伦敦浸会，为外国传教士教授中文，兼习天文历法。由于他作风端正，学习认真，颇受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敬重。洪仁玕学习西方文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博览所能涉猎到的西方著述，当时香港和南洋出版许多报刊，介绍西方各国和当地的情况，以此为媒介，洪仁玕了解到不少西方各国的经济、政治、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一些传教士来到中国，都致力于译述外国书籍，如《大英国志》、《地理全志》、《联邦志略》（即美国史）以及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这些书籍，凡是洪仁玕能拿到的，他都进行认真学习；二是洪仁玕广泛接触外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大多是些有学问有主张的知识分子，洪仁玕自然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这一次洪仁玕在香港住了4年多，通过对各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有关书籍的认真研究和考察，他认识到西方国家有许多可取之处，值得仿效。他认为，如果洪秀全能采用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来管理中国，中国是会富强起来的。因此，他在香港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他曾经遍览了英国传教士里雅各的藏书，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这在当时中国人当中确实是少有的。洪仁玕在香港几年，曾多次想到天京辅助洪秀全，均未成功。这种急欲向洪秀全献策的心情表明他对中国和西方各国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他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和政治制度，才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唯一通途；他如果继续留在香港，就不会有所作为，只有把学到的东西和太平天国政权结合起来，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咸丰八年五月（1858年6月），洪仁玕由陆路经广东入江西，曾一度走入清军蔡康业营地，正遇蔡部和太平军杨辅清部作战，清军大败，洪仁玕趁机弃行李而逃离清营。之后，洪仁玕又辗转走湖北黄梅，一直到咸丰九年三月（1859年4月）才来到天京。
第三节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计划洪仁玕到达天京，正是太平天国用人之际。洪秀全经受了韦昌辉叛乱和石达开出走的事件后，力挽狂澜，自任军师，又选拔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一批年轻将领出来辅政，使紧张的局势刚刚缓和。但是，由于天京叛乱所造成的恶果并没有消除，“人心改变，政事不一”，一些新提拔起来的将领，虽有“奋兴之志”，却无精诚合作之心，不少人“各守疆土，招兵固宠”，追求个人爵位和功名，“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②。人心涣散，太平天国极需重振朝纲。洪仁玕的到来，使洪秀全“格外欢喜”，他对洪仁玕出来辅国，寄极大的希望。不到一月，洪仁玕就被封为干天福，几天后，又升为干天义，加九门主将衔，接着又封洪仁玕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膺以总理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重任。
洪仁玕的这种恩遇，并非寻常之事，他没有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艰苦创业，在一些人看来是无功受禄。对此，朝中大臣“均有不服之色”。当洪秀全知道诸将不服时，“就传令到教堂齐集众官”，令洪仁玕登台受印，下令“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洪仁玕受命之时，当众重申杨秀清秉政时的各项制度，“又把从前案件批评榜示”，在“万人之前，谈论无错”。这就博得大部分朝臣的信服，称他是“文曲星”。洪仁玕认为朝臣的不服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他一再声明，他来天京“非图爵禄之荣”，只是想向朝廷献策，来达到报效天国的目的。当洪秀全任命他当军师时，他“屡辞未获恩准”。当然，洪仁玕并不是真的辞而不干，而是因“诸将不服”，不得不辞。在辞而未准之后，就表示要“竭力效忠，以报知遇之恩”。
洪仁玕就这样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历史舞台，总理朝纲，他决心要在太平天国的地区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他很快就向天王条陈《资政新篇》，随后又颁行《立法制諠谕》、《钦定军次实录》、《钦定英杰归真》等书，详细阐述了他改造太平天国政权的主张。当然，在这些著作中，尤以《资政新篇》最完整、最全面地揭示了他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是有重要价值的：第一，革新政治，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性质的天国。《资政新篇》一开头就说：“照得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本军师恭膺圣命，总理朝纲，爰综政治大略，编成《资政新篇》一则。”这个说明十分重要。洪仁玕把“立政”放在第一条。而所谓“新篇”，“新”就在于区别旧的纲领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早期的纲领，带有极大的空想性，早已名存实亡。而《资政新篇》正是针对着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有纲领有措施地提出了“治国”、“立政”和“取资”的方案。
革新政治，首先必须从中央进行整顿。中央没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机构，励精图治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当时中央领导集团各有一心，甚至“各有散意”。一些军事将领则“各守疆土，招兵固宠”。官员之中结党营私的更是屡见不鲜。因此，洪仁玕提出“禁朋党之弊”，他指出：“朝廷封官设将，乃以护国卫民、除奸保良者也。倘有结盟联党之事，是下有自固之术，私有倚恃之端，外为假公济私之举，内藏弱本强末之弊。为兵②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75页。
者行此，而为将之军法难行；为臣者行此，而为君之权谋下夺。”①洪仁玕还规定，对那些“越队求荣”，“私镌伪铸”印章的，或“私与官职”的，“当律以大辟，私受官职者亦正典刑”①。想从根本上杜绝各级将领随意拉拢亲信、封官给禄的现象。显然，他希望建立一个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政府，他不赞成事无大小都由天王一人裁决，而是主张发挥中央行政机关的作用，建议天王“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聪不逮”②。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主张政府官员要接受群众监督，设立新闻纸和意见箱。对行为不轨的官员及时进行揭露，这样就可以使“奸者股慄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希望把太平天国政权改造成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
第二，建立法制，以法制来巩固国家政权。洪仁玕在《立法制諠諠谕》中指出：“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经”。把立法看成是整顿国家的当务之急。在《资政新篇》的“法法类”中认为，如果政府规定的法律都是以法法之之法，多是遵五美、摒四恶之法，诚能上下凛遵，则刑具可免矣。至于那些不遵法的“顽民”，则用刑法来处治他。因此，《资政新篇》又有“刑刑类”之规定。洪仁玕的立法思想，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主张以“教化”为主，他认为应该是“治人心恶之未形者，制于萌念之始”。太平天国的刑法过于残酷，如辱骂官长、夫妻同宿、饮酒、赌博等都属“斩首不留”；在刑法中，除杀头外，还有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而所谓违犯“天法”，被冤杀、错杀的也在所不少。因此，洪仁玕又提出“勿杀”的主张，这是根据第六天条的“不杀人害人”的原则提出来的。对此，洪仁玕作了如下说明：“盖谓天父有赏罚于来生，人无生杀于今世，然天王为天父所命以主理世人，下有不法，上可无刑。是知遵刑者非人杀之，是彼自缚以求天父罚之耳。虽然，为人上者，不可不亲身教导之也。”行文很清楚，“勿杀”是以教化为前提的。“勿杀”之后，有“大罪宜死者”一条，说明洪仁玕并不主张不杀那些罪大恶极的坏人和敌对分子。
洪仁玕的立法，是针对当时社会和政权内部的弊端而定的。但侧重于整饬国家机关，对各级干部严明赏罚，以扭转队伍中的涣散局面。他主张对官吏要抓赏罚，即“器使群材、赏罚严明”。他认为，“器使则人无乱法，严明则人皆服法，无乱而服，则效命取胜之根也”。他还提倡官员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守法行为来教化部下，主张“奉行者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则上风下革，上行下效矣”。
第三，在经济上提出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方案。主张在太平天国占领区进行经济改革，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有“兴宝藏”、“兴邮亭”几项。中心是发展现代化交通，开办现代化工业。这些倡导不仅有内容，而且有具体措施。如兴车马之利，他认为交通工具以“利便轻捷为妙”，谁能造出如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火轮车，一日夜可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鼓励发明创造；而“兴舟楫之利”，则提倡“坚固轻便捷巧”，不论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办邮政的目①洪仁玕：《立法制諠谕》，《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7页。①《资政新篇》，《洪仁玕选集》，第4页。
②洪仁玕：《立法制諠谕》，《洪仁玕选集》，第27、28页。
的是“通朝廷文书”，设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在“兴器皿技艺”一条中，他主张凡是“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而在“兴宝藏”一条，则明确提出：“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蚝壳、玻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招民探取。”
另外，在“兴银行”一条，主张有“百万家财者”可申请开办银行，印发纸币。也可由“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
上面这些主张，是明显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蓝图，是任何封建思想家所无法提出来的。它和《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不同的。《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废除一切私有财产，而《资政新篇》则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鼓励财产私有。后者是符合时代潮流的纲领，前者是一个空想的乌托邦的纲领，不能等同而论。
第四，推行进步的文化政策，提倡“文以纪实”。他来到天京，发现太平天国文风很坏，广泛流行着“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现象。一些文人的文章，不论“简短长篇，无非空言假话；下僚之禀贴面陈，俱是谗言赞誉”。因此，《资政新篇》明确规定，一切文件“只须写实，勿着一字浮文”。他把文风的好坏看成关系到官员是否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工作的问题。洪仁玕指出：“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于新天新地之大观。”
文字是宣传政策主张的工具，文风和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因此，洪仁玕十分注重文风，他特地给合朝内外官员士人下了一道《戒浮文巧言谕》，规定：“照得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理由是这些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间，故意令人惊奇危惧之笔”。若使人“听之不聪，即将贻误非浅，可见用浮文者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后期太平天国的文风有所改进，跟洪仁玕的这些提倡是分不开的。
第五，在外交政策上，洪仁玕主张平等互利，主张积极和先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由于封建皇朝长期闭关自守的影响，洪秀全、杨秀清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时都曾以“天国老大”自居，把外国和太平天国的往来看成是“臣服”关系。《资政新篇》在“柔远人之法”中，严肃地指出，那种所谓“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等一切轻污文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并非“经纶实际”。他认为，这些傲慢的语言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无补于事。
洪仁玕主张和先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在如下两个方面他的思想主张是突出的：一是建立正常通商贸易关系，而这种通商必须是平等的。他认为，“外洋鸦片烟甚为中国害”，主张“遇其航来之路，或于外洋入口之烟，不准过关。走私者杀无赦”。通过正当贸易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二是准许外国“技艺精巧”的技术人员到中国来传授技艺，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技术引进思想。他批驳那种良莠不分，排斥一切外国人的做法。他提出一面允许外国人以技艺来“教导我民”；一面制订“一定章程，一定礼法”加以限制约束。这些外国人在华活动就只能是“为国献策”，而不是“毁谤国法”。洪仁玕想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达到与“番人并雄”的目的，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尽管由于太平天国的形势所然，《资政新篇》未能实现。但他的方案提出之后，洪秀全都是加以支持的，多处批了“钦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的字样。洪仁玕的这些主张，虽被李秀成认为是不屑一读，但陈玉成却加以赞赏。资产阶级改良派容闳认为“洪仁玕对外面世界的了解比其他诸王要多，甚至比洪秀全还要多”。容闳还向洪仁玕提出7条经济改革的建议，洪仁玕也是加以赞同的，但因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加上守旧势力的掣肘，未能实现。但这并不影响洪仁玕的光辉思想作为向西方学习真理的重要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第四节壮烈殉国浩气长存《资政新篇》和《立法制諠谕》的提出，表明洪仁諠的抱负，他希望太平天国政权能通过改革变得更有活力。但是，当时的形势使他的抱负不能付之实现。不过，他作为太平天国的忠诚战士，仍然时刻在为太平天国的事业忘我奋斗。
洪仁玕不是一名行伍军人，但凭他的渊博知识，对敌对我知己知彼，在许多方面显露出他的军事才能。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部署第二次破江南大营，洪仁玕认为：“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围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③因此他同意李秀成“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破京围获得成功。破江南大营之后，洪仁玕主张东征苏、常、上海。他说：“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北距川、陕，西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①正如英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所说的，“太平军自起义以来，就想占有一个海口，以便可以和外国通商，并得到武器和军用品的供应”。洪仁玕希望攻克上海之后，即购买火轮装备太平军，然后“沿长江上取，另发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枚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②。从这个军事部署看，虽然由于对侵略者可能助清守城甚至出面狙击太平军估计不足，但军事部署还是统筹大局的，是有一定的战略眼光的。上海没有攻下，当时安庆告急，洪仁玕立即又部署围武汉以救安庆的计划。他把安庆、武汉这两个上游阵地看得很重。他说：“夫长江者古号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省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①这个见解也是有独到之处的，但围武汉救安庆的计划由于陈玉成到黄州后没有挥兵进攻武汉造成军事上失误，也由于李秀成配合不力而贻误战机，武汉没有攻克，安庆保卫战处于十分危急阶段。
正当陈玉成和清军在安庆城外激战之时，洪仁玕奉命到皖南和林绍璋、吴如孝筹兵，并率部两万余人前来救援。但这支部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洪仁玕有筹划之力，却无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救援部队指挥权借重老将林绍璋，而林绍璋又是早年湘潭失军酿成大祸的将领，生性怯弱又摆老资格，根本不听陈玉成的指挥。陈玉成在安庆大营《致章王林绍璋书》中曾指责林绍璋说：“殿下之兵，一战未开，即行自退，如误大事是殿下一人所误也。”陈玉成批评林绍璋是“轻举妄动，自惑军心”②。在这种情况下，洪仁玕两次救安庆都未能奏效。安庆失守后，洪仁玕十分痛心，他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③洪秀全不分青红皂白，因安庆失守革了洪仁玕的职，由正军师降为副军师。大约在这前后，洪仁玕掌理的外交大权也被剥夺了。据说是因③《资政新篇》，《洪仁玕选集》，第21页。
①《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1—852页。
②同上书，第852页。
①《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2页。
②《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2页。
③见《浙江日报》副刊，1956年9月23日。
为和外国传教士关系过于密切，洪秀全不高兴，才不让他掌理外交的。
洪仁玕在天京的实际掌权时间并不太长，安庆失守被革职后，他虽然回到天京，但由于军事形势日下，也很难左右朝政了。天京失守的前一年十一月，洪仁玕便奉旨出京催兵催粮。天京陷落时，洪仁玕在湖州，幼主洪福瑱逃到湖州，洪仁玕就担负起卫护幼主的任务。他认为湖州势孤“恐难建都立业”，主张到江西联络侍王李世贤所部，然后北渡河南与陈得才部汇合，以图振作。但是，当他到江西时，李世贤早走赣南，洪仁玕、幼天王势单力薄兵败被俘。他履行了他早在咸丰十年（1860）的誓言：“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坚贞不屈，决心效法文天祥，“至于得失生死，付之于天”。临刑之前，曾写绝命诗一首，其中写道：“英雄正气存，有如虹辉煌；思量今与昔，忿然挺胸膛”；“一言临别赠，流露壮思飞；我国祚虽斩，有日必复生”①，坚信革命事业最终要获得胜利。洪仁玕最后为清廷所杀，被杀前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①《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3页。
第六章杜文秀第一节永昌惨案杜文秀是近代以回族为主体的云南各族人民联合反清起义的杰出领袖。
文秀字云焕，号百香，回族，云南永昌府保山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十一月初八日，幼聪颖负大志，应童子试，名列前茅。岁补廪生，中秀才。清朝政府自嘉庆、道光以来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危机四伏。又对回族实行空前的高压政策，民族矛盾日益严重。这时，云南地方回、汉民族经常以日常琐事发生冲突。永昌地处西南边陲，这种冲突尤为突出。地方官吏或敷衍塞责，不能认真办理；或挟私徇情，任意抑扬。于是是非混淆，舆论失实。回族人民衔冤难告，嫌怨日深，从而酿成了大规模的回汉械斗和屠回巨案。
嘉庆五年（1800），顺宁府（今凤庆）悉宜银厂回汉民因口角争斗，事态扩大，回民被击杀18人①。道光元年（1821），云龙州白羊厂回民与湖广及临安汉人“因争厂地■硐挟嫌”，发生械斗，双方死伤多人，其中回民居多。回民赴京控告，地方政府奉旨处理，给回民死者每尸给银9两，草草了事②。道光十九年（1839），缅宁（今临沧）官府唆使地方恶棍屠杀城内回民1700人，同时将城郊五寨回民170余户，全部焚杀①。劫余回民在张富、马效青、黄巴巴、蔡发春率领下，聚众自卫。
清朝地方官府始则“助汉抑回”，终则公开屠杀回民。缅宁事件很快冲击到保山。保山县城内有回民4000余人，城外50余村均有回民居住。道光二十三年（1843），汉人万春组织烧香会，将金鸡村等七哨汉民，组成数百人一香，或千人为一香。势力既成，目无官府，率众围困县城，企图尽屠城内回民。幸赖太守陈芝楣多方排解，虽未酿成大祸，但嫌怨已深。二十五年（1845）四月，保山城东板桥地方回汉青年因唱秧歌，发生口角，进而斗殴。回汉之不肖乘机煽惑，纠纷日益扩大。而保山县之官府已被汉绅所包围，与香哨首领呵为一气。始则拆毁板桥清真寺，焚烧当地回民房屋。接着又对金鸡村、八达营、乙丑村等处回民大肆屠杀，脱逃出来的回民前往保山城内避难②。
八月，张富等在距保山城六十里地的丙麻地方大败清军，邓川知州恒文据此以为保山城内回民“悉属匪类”，密召香首周曰庠、练首沈聚成密谋策划，亲授屠杀回民机宜。九月初二日黎明，哨练入城。城内原住回民加上从城外逃进城的，共有8000余人，“无分老幼男妇，混行杀戮”。杜文秀阖家遇难，仅以身免。他的未婚妻马小有姑被恒文家奴黄贵掳匿。当时人即称此为“永昌惨案”。清吏昏庸，回汉之争，至此转为纵汉杀回的局面。风声四播，人心益增不安。保山以外各州县，也不时发生流血事件。
②转引自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7页。①本文原载《回族人物志》第4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白羊厂回汉械斗案》，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①《白羊厂回汉械斗案》，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②《马文昭叩阍封章》、《缅宁回民叩阍稿》，白寿彝编《回民起义》第1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年版。第二节北上叩阍道光二十六年（1846），杜文秀星夜绕道至昆明，向云贵总督贺长龄上诉，长龄未能秉公办理。文秀与丁灿庭、白廷杨、刘义、沐文科北上京城叩阍。要求严惩永昌屠回案的凶犯，为死者昭雪。二十七年七月，道光帝命陕西巡抚林则徐为云贵总督“赴滇审办”。则徐抵滇，以“只问良莠，不分回汉”相标榜，实为永昌官绅所左右。道光二十八年（1848），林则徐师次永平，判七哨凶徒430名；与此同时，他认为滇西回民“良善少而顽梗多”，判回民491名，还冤杀各县回族士绅76人③。更以“安抚”为名，将保山孑遗200户“难回”强迫押送瘴毒之地潞江西岸的官乃山居住。文秀于二十七年九月被刑部押解回滇，他看到永昌惨案如此了结，实出预料。冤案未雪，孑遗者又面临灭种之横祸。他在压力之下不得不书写“遵断甘结”，表示承认林则徐对此案的判决，因此还落了个“状告失实”的罪名。他家资荡然，无以为生，又不愿迁居官乃山瘴毒之地，便辗转于成都、蒙化（今巍山）之间。在成都忧愤成疾，几乎病死。继至蒙化，暗中结盟，建立了“忠义堂”、“永胜堂”，联络各地义士，宣传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消息，俟机应变。
叩阍的失败，使杜文秀丢掉了对清廷的幻想，最终被迫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
③李丙元：《永昌回汉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缘起》，《回民起义》第1册，第15页；盛毓华《永昌回汉互斗案节略》，《云南回民起义史料》第63—64页。
第三节丙辰惨案咸丰六年（1856），有临安矿商与回民争楚雄石羊银矿，诉于官。官府裁决不公，见临安人势盛则扶临安抑回，回人势盛则扶回抑临安，导致流血械斗，互有死伤。临安人退出矿区，将其积恨转移于一般回族民众。二月，临安人尽屠南安、楚雄、三井、武定、广通、禄丰等处回民，并扬言要进省屠杀由楚雄逃至昆明的回民。于是，滇东南的新兴（今玉溪）、昆阳、澄江等地回民风鹤频惊，一如道光年间永昌的回民，人皆自危。
有新兴武举马凌汉，“恨临人之强横”，“怒官吏之不为保护”，便挺身而出，于四月初九日率众从海口到达昆明，驻顺城街清真寺内，意在堵御临安人，保护省城回民。省府不察，派昆明县王某、邑绅黄琮等出城弹压，令其解散。凌汉历诉回民受害情形，请求申雪，官府漠然视之，对临安人反行袒护。凌汉愤极大骂，官府对城内回民益加疑惧。
时藩司青盛，素歧视回民。黄琮奉旨团练，私意亦在制回。今见马凌汉此举，遂起剪除回民之心。碰巧马凌汉在城外打了一次胜仗，有省城陕西回族武举妥福、妥寿前去慰劳。官绅对省城回民疑忌更甚，藉此诬告妥氏“造无门之锁，阴谋作乱”，胁迫巡抚舒兴阿密饬各府厅州县灭回。
初十日，舒兴阿召集临安人和各乡团练绅士入城，听号令。十六日，青盛自上院出，当众紧急宣布：“凡遇回人，格杀勿论。”以黄琮为首的团练和临安恶霸，分头搜杀，“不论良莠男女老幼悉殄灭之”①。历时3日，杀犹未已。十九日，青盛母亲外出，道经沙腊巷口，见被杀的回族妇女剖腹街头，卧于血泊之中，胎儿还蠕蠕转动，非常愤慨，回去责骂青盛说：“男子作事与妇人何涉，乃惨毒至此也！”①因此，杀稍止。然回民仅剩余数十人，押禁在臬署中。妇女投水未死者，则囚禁于报国寺、荩忠寺。临安人见有姿色者，则割襟为记，然后抢劫而去，当时人称这种做法为“割襟”。
这次大屠杀，昆明回民被杀者2000多户，2万余口，较道光年间永昌惨案更加残酷，影响更为恶劣。云南地方最高当局在屠杀省城回民的同时，又传令各府厅州县“聚众杀回，须横直剿灭八百里”。各地官绅、团练便打着“奉宪灭回”的牌子，掀起“灭回”的恶潮。临安、昭通、腾冲、元谋、武定、元江、鹤庆、丽江、剑川等地回民先后罹难。各地回民得不到保护，只得奋起反抗以自卫。一场回民抗暴自卫的风暴席卷全滇。马敏功、马如龙、马德新起于临安；马二花、马连升起于东川、曲靖；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阳、海口；徐元吉起于澄江；田余庆起于河西；马荣起于寻甸。于是，三迤糜烂，滇局不堪收拾。此年岁在丙辰，时人称这次大屠杀为“丙辰惨案”。①马元：《林则徐与“白绫血书”》，《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①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1册，294页。
第四节大理政权的建立杜文秀既结盟于蒙化，静观时变，及闻楚雄、昆明屠回噩耗，知大祸再起。
三月，滇西北鹤丽镇标千总张正泰聚集无赖游勇，歃血为盟，成立“合义堂”。七月，屠杀鹤庆、丽江、剑川回民，进围邓川、浪穹，兵锋指向大理。大理及郊区回汉冲突不断升级。八月初，大理回民惊恐万状。回民父老求知府唐惇培制止。唐惇培表面上召集回汉士绅商订“互保”条约，实则以堵防张正泰为名，将回族团练全部调往上关防守。回民又请求知县毛玉成保护，毛玉成率众向唐惇培和迤西道林廷禧请命，均遭拒绝。毛玉成垂泪而已。此时有贵州回民吕藩，住在丰城庄，素以多策谋称。情势危急，回民都来找他问计，表示愿意听从他的驱使。吕藩说：“某日黎明，团练汉人将来夺村。我们预先准备好引火之物，埋伏在附近汉村中。等到他们出兵，各村同时放火，他们会心慌意乱，不战自溃了。”大家按照他的主意办理，各个回民村庄幸得一时保存。大理城内回民看到求官府保护无望，只好分区设防，筑起木栅，防备攻击。
初九日，团练期满，迎团于四乡。火烧回族村寨、清真寺。初十日，团练围攻大理西门，回民拼死抵抗，血战数日。后赖有死士50余人，奋力占有武营军库，得火药若干、大刀多柄、陈旧火枪多枝，得以暂时勉强抗拒。蒙化回民于事前两日得大理回民求救书。“忠义堂”的领导人即在清真寺开会，决议救援。他们通知各村共募得志愿青年近千人。共举马天有带队冲锋，蓝金喜、马朝珍、马金保统帅中军，马三进士办下关粮草事务，马云霄督后队，杜文秀则订行军律例、掌军法。同时通知“永胜堂”，共起弥渡、赵州回众，会师大理。
八月初五，鸡鸣起行。卯时，已距下关不远，遥见关外汉团来屠下关、营头上、小关邑等处回民。红旗②业已进关，有即与城内汉团会合之势。马天有出其不意，挥众而上。红旗军惊溃，马天有遂入下关，进据大理。清军团练均未大战而散，知县毛玉成、迤西道林廷禧，死于乱军之中。知府唐惇培逃往宾川，死于途中。提督文祥时在姚州，分兵回救，为时已晚。其时，张正泰急向大理奔来，回民军分三路出击，大败张正泰军。
杜文秀暨蒙化回民，既据有大理，远近回民，应者日众，势力渐大。蓝金喜、马金保、马朝珍、马良、杜万荣、马名魁等，都自矜有功，各不相下；金喜贪财务得，御下寡恩，更失人望；更有甚者，借机报复，侵扰人民。回民内有识之士，都恐自开衅端，遗人间隙。便发起大会，共同商讨。会中金喜等竞相夸伐，独有文秀沉默不语，最后才说：“欲举大事，须收拾人心，不当专尚武力，且汉众我寡，尤须重用汉人。”大家都佩服他的见解，吕藩尤力赞其议。于是下令严禁杀戮无辜，掳掠民财，并厚葬知县毛玉成。对同情回民的文祥夫人予以抚慰。于是回汉仇杀的局面，顿成过去。而援回抗汉之师，转化成协和回汉各族共同对抗腐败的清朝地方政权的团体。
九月二十五日，文秀被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升坛授命，授吕藩为军师，马金保为中军将军，杨荣为骠骑将军，刘纲为平东将军，陈义为镇西将军，马良为平北将军，朱开元为平南将军，蓝金喜为奋勇将军，杨德明为②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1册，294页。
左翼将军，宝文明为右翼将军，马天有为前军将军，马朝珍为后军将军，张子经为总理军机正参军，马国忠为总理军机左参军，马印图为总理军机右参军。马安国为都掌教，管理伊斯兰教事务。此后又陆续设官授职。大抵武职为将军、大将军、都督、中郎将、翼长、领军、指挥、先锋、统制等，文职为参军、大参军、参议、参谋、主政、主簿、司务等；又有大冢宰为文职之最高领导，大经略为武职之长，有大司马为军事要员，承审司为司法之官。任用之人，开始以回民为多，其后则汉人之数目大增。对各少数民族旧有之土司根据其原来职位之高低授以抚夷大都督、抚夷大将军、宣政司、副宣政司等职。做到“外连夷长，内结汉民，进无异心，退有余地”①。宣布起义军的纲领：“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
文秀手订《管理军政条例》，内有关于帅府执行5条，关于镇守官吏执行14条，关于军令执行28条，关于行营23条①。略见其政治建树之大概。一、保举官员，须审查才能，酌量功勋。果然堪授此职，方可保举前来。亦须循序渐进，勿得越级滥保。若有不论才能功勋，或私自受贿，或亲故滥行保举，实属不重名器。一经查觉，本人罢职，该保举官滥保一员，降一级，二员降二级；如至十员以上，罢职。
一、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收。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如土产等类，亦不准勒逼抽取。违者，一经查觉，小者记过，大者参处。
一、府厅州县各衙门内，不须多养闲人。至六房书吏，两班差役，以及门房签押各行，须择忠厚明白者用之。一切猾吏，不准任用，以为民害，并量其事之轻重劳逸，每月分别等第，给以工食，不准私索民间分文。如有私索一两至五（十）两者，杖一百追赃；自十两以至二十两者，杖二百，追赃抄家；自二十两以至五十两者，拟绞；至一二百两以上者，拟斩。
一、文武官员，无论镇守地方，或攻开地方，不准估娶民间妇女，为妻作妾。违者，罢职。
一、发兵征讨地方，须委统带官一员，即如元帅亲临。所有各将官，无论何职，务须听号令，勿得违抗。如违，准管带官按所订军令认真惩办，而统带官亦须秉公提调，量能委派，不得于所喜之人委以平顺之事，故意使之成功；亦不得于所恶之人，委以凶险之事，故意使之获罪。如违，实属存心偏袒，有负委托至意，应参处拿问。
一、带兵官经过投诚地方，如有擅入村寨，妄动一草一木，奸淫吓诈等情，查出，不论官兵，均枭首示众。
一、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违者，不拘官兵，从重治罪。
一、官兵如经过文武庙宇，不准驻扎。违者，治罪。
杜文秀深受清廷实行的反动民族政策之害，从永昌和昆明惨案中他认识到，直接下令杀害回族人民的罪魁祸首是清廷各级官吏，挑拨回汉“互斗”的也是清廷，汉族人民也“同受其害”，是无辜的。文秀为此制订和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大力改善回汉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他“重用汉人”，“不分汉回一体保护”，“回人犯罪较汉人定罪加严”。在他的297名统属官职中，汉、白、彝、景颇、傈僳、纳西等族官员就有284名，回族官员仅13①当时清军团练执红旗，回民军执白旗。
①《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47。
人。文职36名内阁参军中，大都为汉、白族。十八大司中汉族有大司寇李芳园，大司成梁国玉，大司略董飞龙；白族中有大司卫姚得胜；彝族有大司防李文学。杜文秀指出：“至若迤西，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大理政权军队中，“汉兵十之七八，回民（兵）十之二三。”他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十分尊重。杜文秀在民族政策方面用力最勤，效果最突出。民族问题在当时当地是最不好解决的问题，杜文秀成功地解决了。从而实现了回、汉、白、彝、纳西、傣、傈僳、景颇各族人民联合反清的政治局面，为大理政权坚持18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杜文秀依李芳园的建议，“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废除府厅州县制，把属地改为64四■，每■设大使1人（镇守使）、参军1人（州县官）、主簿1人（管财务）、承审司1人（管司法）。进而严明法制，廉洁吏治，稳定了社会秩序。传说，当时滇西“偷盗绝迹，夜不闭户”。
杜文秀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对发展农业、商业、矿业、手工业生产极为重视。兴修水利，发贷耕牛、籽种给农民耕种。农忙季节则避免大量调动军队和征调夫役。规定“田赋征粮米，除丁银”。“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取。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每年征粮一次，其余大小苛敛一律豁免”。并轻征商税招徕外地商人、商贩和手工业者免税；在交通要道或险要地带派兵保护，以利外地商人通行；在外商贸易之地设立专门办事机构；对进入滇西货物数量及其价值进行登记，如其在境内被盗或遗失，由地方当局负责赔偿；整修道路，促进滇西与四川和缅甸之间的贸易；在大理南门外、永昌、腾越等地设立行店和货栈为商人提供方便。滇西地区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较快，一些城市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大理城内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滇西地区“百姓安居乐业”。
伊斯兰教受到了保护，还有了一些发展。掌教阿訇有一定的地位，有的大掌教直接参与政事②。文秀下令修复了各地被清军毁坏的清真寺，在大理城内新建了几座清真寺，各清真寺设立“经馆”，聘请著名经师担任“经馆教谕”、“训导”，发展经堂教育，培养伊斯兰学人。同治元年（1862）刊刻《古兰经》，名曰《宝命真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古兰经》刻本。自咸丰六年（1856）杜文秀得大理建立政权，延揽人才，励精图治，扩充军队，向四方发展。经11年之久，至同治六年（1867）十月，大理政权已奄有云南之半。昆明西之镇南、姚州、赵州、弥渡、宾川、云南、邓川、浪穹、云龙、丽江、鹤庆、剑川、永昌、永平、龙陵、腾越、顺宁、云州、缅宁、永化、蒙化、大姚、姚安、广通、中甸、维西、禄丰、安宁；昆明南之思茅、普洱；昆明北之罗次、武定、元谋、禄劝，均已归大理政权掌握。其最盛时已占有云南53座城池。昆明东之曲靖、寻甸，阳受云南政府的任命，实亦阴听杜文秀的指挥。贵州方面，则有金万照、张翎翔、马河图等，占据新兴府及普安厅所属各州县。陕西、四川方面，则有蓝大顺、蓝二顺、蓝朝鼎等先后攻至绵竹、西安。这几方面都是大理政权的别动队。此时大理政权几近掌握西南各省。
②详见《回民起义》第2册，111—120页。
第五节四反围剿咸丰六年（1856），大理政权建立伊始，提督文祥奉朝廷命自姚州向大理进发。都司何有宝奉恒文命西上，与文祥会师。何有宝骁勇当前锋，所向披靡，从镇南直攻至红岩、赵州，距大理30里。杜文秀亲率大军前往迎敌。暗派吕藩诱说何有宝之子自清。文祥拟诱捕何有宝父子斩之。何有宝杀捕者，远遁。杜文秀挥兵掩杀，文祥营溃乱，退回镇南。清军第一次西征，被杜文秀击败。
十年（1860）二月，提督褚克昌倾师西犯，连陷姚州、大姚、云南等县后，又分兵进攻红岩、弥渡、宾川。大理震动。杜文秀亲率大军于红岩、赵州对敌，急调扬威大都督蔡发春于云州星夜来援，乘其不备，相继克复红岩、弥渡、云南县等要地。时迤东南友军马如龙率领东南回民义军赴迤西援助，自曲江出发，取道通海、.峨（峨山），出易门，入南安州（今双柏）。宜良汉族诸生李芳园亦率部由安宁经易门至南安州，联合攻取广通县，进占楚雄，截断褚克昌后路。褚克昌粮运不济，军心动摇。七月，蔡发春攻克褚克昌的宾川大营，褚克昌兵败身亡，全军覆没。清军第二次西征，也被杜文秀击败。
同治二年（1863）八月，署云南布政使岑毓英镇压了迤东曲靖等地回民起义军，率大军西征，破杜文秀于罗川，进占楚雄，分军取景东，复元谋、镇远。邓川、云南、赵州、浪穹、鹤庆、弥渡、宾川均不战而得。继陷永北，败杜文秀于镇南。岑毓英遂命张润、张愉等攻上关，钱大川攻下关。杜文秀督师力战，清军攻上下关者皆败。杜文秀挥兵追击，诸城已失复得。岑毓英腿部中伤，命李惟述扼楚雄，余部退归省城。清军第三次西征，历时一年，终被杜文秀击败。
同治六年（1867）正月，马如龙已降清，为临沅镇总兵，继署提督，久久无功，不为清廷大吏信任，急于立功自效。清军分中路（西路）、北路和南路发起攻势。中路又分为二支：一由参将杨振鹏、副将李惟述指挥，自楚雄攻镇南；一由参将杨先芝、游击合安国指挥，夺取姚州。北路由昭通镇总兵杨盛宗指挥，自昭通进攻永北，再出鹤庆、丽江，攻占上关。南路由署腾越镇总兵田仲兴和署普洱镇总兵李锦文指挥。其一自景东攻蒙化，一自普洱攻威远、云州和缅宁。马如龙亲率宾9000，在楚雄、定远之间往来策应①。四月，杜文秀分三路反攻，一出大小骠川进攻楚雄；一援镇南，攻大姚；一驰援姚州。马如龙本与杜文秀同时起兵反清，其部下大都为回民，今马如龙同室操戈，屠杀同族兄弟，部下多不乐意。合安国、杨振鹏且与杜文秀暗有联络。马如龙军容虽盛，实无战志。未几，杨振鹏溃于宾川，合安国溃于姚州，李惟述退保楚雄。其北路杨盛宗溃于永北，撤回昭通。南路以“瘴疫盛行，粮饷不继”为借口，田仲兴退守新平，李锦文部撤归普洱①。马如龙称病，引兵东归昆明。清军第四次西征，又被杜文秀击败。
①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后注文43引“印度事务部档案”称：大理文职官员等级表中包括一些宗教领袖的官衔，如维持清真寺都掌教（从二品），都掌教（正三品），副都掌教（正四品），都掌教典籍（从四品），都掌教中书（正五品），司经馆教□（谕）（正五品），司经馆训导（正六品），司经馆主簿（正八品），司经馆司务（正九品）等。这段记载的实施情况，尚不了解。①《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28，6页。
第六节反招抚清朝云南地方当局对大理政权实行军事围剿不能得手，巡抚徐之铭奏请朝廷从事招抚。以马德新为云南伊斯兰教著名学者，人望甚著，马如龙与杜文秀同为回民，遂委马德新、马如龙出面遣人西上议和。同治元年（1862）二月，派马载堂抵大理，招抚未成，马载堂反被杜文秀说服留居大理任职。五月，遣督标中军副将杨振鹏奉命再赴大理劝降。行前马德新、马如龙分别致函杜文秀。杨振鹏尚未到大理，五月十五日杜文秀即致书杨振鹏，说明不可议和及难于议和之故，并劝其“无烦尊驾到榆”。其文云：想滇南大势，自兴师以来，我等所据城池不少，所戕官员甚多，而今竟转和息，复予官职，是无异杀刺史者为刺史，杀宰相者为宰相。体制何存？在朝廷岂不虑贻笑于天下后世乎？推其心，不过因江南未靖，西洋复来，各省纷争，天下鼎沸，暂为缓此急彼。俟彼处稍定，必将举全师以压我境。迨至彼时，我兵已散，我将各离，始知朝廷包藏祸心，则谋不及施，勇不及逞，嗷嗷待毙，悔之晚矣。此不可和者，一也。
数年以来，我兵到处，杀其父母，夺其子女，搂其玉帛，焚其房屋。凡受害者，无不饮恨于心。所恃者，用威之后，继之以恩。纵有一二不平之人，亦因兵权在我，一切精壮尽为我用，彼即思逞，附和无人。若一从和，则精壮散，兵权分，不平之人于以得计，暗中调为，乘隙生变，以雪前仇，以报前仇。彼时外兵压境，内患迭兴，真使我等手足无措，必将坐受其困矣。此不可和者，二也。
当此时也，我以图谋大事，渐民以仁，摩民以义，凡有驱策，莫不听命。则此时之民，无不视我为父母，即视彼为仇雠。为我驱策，无不听命。若一从和，是为朝廷之民，归之朝廷。彼又将视朝廷为父母，视我为兄弟。一旦有变，犹欲驱百姓以迫敌，则是驱兄弟以攻父母。有是理乎？有是理乎？况为兄弟也者，势必顾父母以攻抗傲之兄弟，未有顺弟兄以攻恃怙之父母。此不可和者，三也。
若一从和，则半年两载之后，或朝廷另委督抚，另委提镇，来滇视事，将现受其职者调往别省。欲不从，则抗违君命。欲从之，则虎已离穴。当乎其际，势必不从。不从，即叛矣。昔日之叛，实因灭回激成，犹可说也。后日之叛，必因违君命而起，有何言哉？则前日之误，犹为不误，后日之误，终为大误矣。此不可和者，四也。
天下穆民，本属一家，何分低昂，今之所设都督、将军、先锋、统制等官，外虽各有官职，而内实顾持教门。所以远近亲友，无不乐从。若一受大清之职，则某也身荣显贵，某也食贫居贱，富贵失望，贫贱攸分，人心含怨，势必至操戈入室，同类相伤，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想朝廷以和相议，以官相饵者，尽在此矣。此不可和者，五也。
抑或谓：既受清职，权自我操。远近亲友，莫不尊亲。岂不思曩日之督提镇州县府厅，实因灭回之故，遂至戕杀多员。彼朝廷命官尚难免此，况由叛而得之官乎？异日人思报复，心怀不平将谓我杀官而得官，彼又杀官而得官，又何不可乎？出乎尔，反乎尔，事有必至者矣。此其不可和者，六也。至若迤西，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十八土司俱各袭职。文则划策，武则立功。三教同心，联为一体，纵不能远期大成，亦可以偏安小就，效法南诏，历年八百。其诸时势，差堪自信。若一从和，则回之受职者固无庸议，汉之受职者将置之于何地乎？富贵失望，贫贱交迫，势必至操戈入室，同类相残，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此难于和者，一也。
凡此旧官，秩然有序。若谓现在城池，即令守其土者仍旧职守，我迤西官多地少，安彼则此怨，安此则彼怨。况此同僚，视为手足，一切英雄，素有大志，誓不愿为贪官所屈。若一从和，则各率兄弟，分别四方。昨接来函，传集百议，无一应者。此难于和者，二也。
现在迤西边患已息，内政就绪。府厅州县安堵如常。士农工商，各归本业。同心捍卫，众志成功。一闻讲和，纷纷聚讼，情愿敌忾，不愿从和。犹恐误中奸计，别生事端，则已安之地，反遭蹂躏。揆之人情，和之一说，不惟回不愿，而汉更不愿矣。此难于和者，三也。②文秀对于当时不能妥协的局势，洞若观火。大理政权领导集团反抗清政府情绪之炽烈，更跃然纸上。同年冬，徐之铭、马德新派田余庆三赴大理招抚，被杜文秀断然拒绝。三年（1864）四月，马德新亲赴大理“和谈”，当他劝杜文秀接受清政府委任的官职时，杜文秀义正词严地说：“以一个合法运动的领袖，竟卑怯地放下武器，从压迫者手里接受一个平凡的职衔，我深深替这些人感到羞耻。”①马德新大理之行也以失败告终。稍后杜文秀致马德新函说：“官吏反覆无常，前车在鉴，未可信也。且满人夺我中夏，主政二百余年，今之官吏大都忘其根本。吾三迤，回汉一心，誓绝满虏，有进无退。况今者太平天国业已克复十有余省，石达开奉命来滇，将与吾歃血为盟，互相援助，扫尽腥膻，以安吾民，指顾间事耳。”②这里指朝廷为“满虏”，革命情绪堂堂正正，坦然无讳。徐之铭的招抚政策宣告完全失败。
②《云南通志》卷110，40—41页。
①《覆杨振鹏书》，《回民起义》第2册，105—107页。
②罗舍：《清季云南回民起义始末》。
第七节东征昆明同治六年（1867）六月，杜文秀以云贵总督劳崇光病卒，岑毓英引军征黔未归，马如龙围剿滇西“丧师而归，人望顿失”，昆明空虚，遂决计东征。他调集20万大军，兵分五路，以扬威大都督蔡廷栋为大经略，大司戎马国春为总指挥，率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等十八大司①统摄之。杜文秀誓师，云：此次出师，本为兴汉，戒勿滥杀。如临其境，如遇其民，各当发明宗旨。但得回汉一心，以雪国仇，是为至要。统兵官等须知仁义之师，以道德为甲胄，以亲爱为戈矛，以相应之攻击。
我军有三事焉：始则锄满，次则拊汉，三则除奸。而彼军反对，然反戈矛相见。彼杀我先杀，彼止我先止。
战胜攻取之际：毋肆掳掠，毋贪财货，毋凌妇女。遇官吏顽梗不服者，杀之。良善被挟者，抚之。诸恶元凶，法所必诛，严加惩办，理宜不赦。②又传檄三迤，宣布东征的原因、目的、任务和有关政策，号召回汉各族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清朝统治者，文云：总统兵马大元帅杜，为兴师五路，收复全滇，除残暴以安良善事：窃思滇南一省，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慨自满清僭位以来，虐我人民二百年余于兹矣。妖官偏袒为计，石羊起衅，池鱼皆殃；强者逞鸱张之威，弱者无鼠窜之地。尔时百姓危若倒悬，可恶妖官犹安然高枕，置苍生于不问，弃黎庶其如遗。甚至汉强则助汉以杀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民不聊生，人心思乱。
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杀。爰举义师，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至大事之图成，惟天命之是听。无知妖官穷谋诡计，倒行逆施，杀协镇者封以协镇，杀都邮者授以都邮。高明退身，庸愚堕计。始也助汉以杀回，今也助回以杀汉；继也助汉以杀汉，今则助回以杀回。鸿沟之血未干，乌合之师突至；妄思螳臂以当车，奚啻鸡卵之击石。
今者小计略施，月奏三捷；雄师半出，功收数城。然妖官未除，祸根犹在；全滇不取，亿兆难安。况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用是师兴虎队，将选龙骧，粮运千仓，饷筹百万，枪炮在其前，弓弩列于后，长矛伏中，短刀相接，分五路以并进，效一怒而安民。剑戟横空，胜气腾云，千里旌旗蔽日，威镇雷动九天。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凡尔城乡绅耆，远近士民，达务知时，不乏俊杰，转祸为福，定有同心。或率众而来归，或开门而效顺，定当量才而录用，不别户而分门。自此烽烟永靖，同登衽席之安；如其天命有归，共成王霸之业。岂不乐哉！岂不快哉！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机，行将后悔。况天命人心，去之久矣，纵背城航海，亦奚以为！檄文到日，凛遵勿违！此檄。③①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1册，298页。
②十八大司为大司戎马国春，大司衡杨荣，大司藩安文义，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大司政刘诚，大司隶刘纲，大司令马清，大司勋米映山，大司阃马旭，大司徒马德才，大司卫姚得胜，大司疆段成功，大司征马德仲，大司防李文学，大司农刘应贵，大司定马德善，大司骑马国玺。记载稍有不同。③杜文秀：《誓师檄文》，《回民起义》第2册，第127页。
五路大军出动，东北路由大司衡杨荣等指挥，出武定、禄劝，攻占富民，再东取嵩明、寻甸；东路由大司政刘诚、大司隶刘纲、大司勋米映山等指挥，沿迤西大道东进，经楚雄、禄丰，进攻安宁；东南路由大司戎马国春指挥，由禄丰下易门，占领昆阳、新兴，然后转战晋宁、呈贡；北路自鹤庆、丽江攻取永北；南路由顺宁、云州、缅宁攻取景东、镇远和威远等地。前三路为主力，后二路旨在防御清军两翼攻击。大军东下至楚雄，守将李惟述不能支，遂得楚雄。马如龙遣夏毓秀抵御于禄丰，未及战，退守安宁，再退守梁家河。七年正月，大军已迫近昆明近郊。二月，清军中回族将领杨振鹏、田余庆、杨先芝向义军投诚。至此，昆明西北南三面，悉在重围之中。大司政刘诚驻潘家湾、梨烟村、夏家窑、马街、渔村。大司平马兴堂驻柴村、麻园、黄土坡。大司勋米映山驻大小普吉、马村、小坝。大司疆段成功驻五华寺、西岳庙、土坝河。大司藩安文义、大司戎马国春驻万寿宫。大司卫姚得胜由呈贡据澄江。大司寇李芳园则奉蔡廷栋，由富民过寻甸，破嵩明，击杨林。清军自杨林退驻大板桥、小偏桥一带。清军仅余东路由昆明通宜良的粮道，“尚可绕越行走”。马如龙据守昆明，所部兵才15000人，署总兵合安国、守备马云龙、军功马学林等回族将领谋以献城。事泄，被马如龙诛杀。
清廷任命刘岳昭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为云南巡抚。岳昭驻曲靖以图寻甸。毓英西上赴援，取道宜良，攻陷小板桥、金马寺、古亭庵，进至大树营，得与如龙会合，打通了滇南与省城交通线。此时清军势稍振，连夺呈贡、武定、元谋、禄劝、罗次、晋宁等地。毓英四出督战，与义军激烈争战。澄江与杨林两地的争夺尤为剧烈。双方死亡惨重。杨林之战，义军枪弹伤毓英鼻部，几贯头脑。
同治八年（1869），清军调集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湘、川、黔、粤等省大军入滇，攻陷杨林后进攻嵩明。此处为义军东路指挥部，由大司寇李芳园、大司平马兴堂率20000精锐驻守。清军长期围困，城内粮械俱绝。李芳园、马兴堂被俘。寻甸陷于孤立无援，守将马天顺亦降。东征大军总指挥大司戎马国春闻讯后病逝于昆明城郊万寿宫。使东征大军由优势转为劣势。此时，大司疆段成功与马如龙战于五华寺，马如龙腹部中炮伤。段成功粮尽，求于蔡廷栋。蔡廷栋与段成功素有隙，竟拒不与。复贷于马清，亦不得。段成功遂与如龙约降。八月十三日，段成功率所部5000人归清。所部有不愿降者，仍鏖战至两日，始定。清军以法国开花大炮轰击，起义大军在昆明近郊200座营垒全线瓦解。蔡廷栋诈降，逸归。自此各大司军心动摇，或败或退，义军最后在土堆地方激战两月余，十一月十六日土堆失守，义军将士壮烈牺牲。杜文秀多年培养的精锐，丧失几尽。义军历时一年十个月之久的围攻昆明战役，以失败告终。
第八节大理保卫战嗣后，清军得以从容整理昆明附近州县，并分遣杨玉科、李惟述等率师西进。大理方面由进攻转为防御。双方互有大胜负。大司衡杨荣调度军事，杨荣骁勇有余，智谋不足，滇西军事部署大不如清，以致清军节节西上。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清军迫近大理。杨荣迎战，时败清军。董飞龙、蔡廷栋守下关，虽居重围，无怯色。杨玉科行反奸计，阴说董飞龙降。董飞龙焚屋庐，易红旗，清军遂入下关。上关守将马国玺见下关火起，亦纵火逃。两关俱失，大理的屏障尽撤，战事进入城郊。时杨荣以出卖杜文秀与大理政权为条件，暗中投降了杨玉科。杜文秀亲冒枪矢，指挥作战。十一月大理环城各垒尽失，外援已绝，然城内皆百战余生，誓死抵抗。清军用开花洋炮四面环攻，并挖地道穿城下点燃火药攻之，东城墙被炸毁10余丈。义军死守，清军仍不能进。清军以27门大炮排列城墙，向下轰击，义军退守帅府和几座清真寺内。
二十五日，杜文秀召开大理政权最高军政会议。杜文秀主战，杨荣主降，争论激烈。杨荣说：“今兵临城下，内缺粮草，外无救兵，如背城决一死战，吾所愿也。我毙清军多矣，我虽死，亦得所偿矣。惟兵败之后，玉石不分，鸡犬不留，恐吾人死后，游坟诵经之人亦不可得耳。”他要杜文秀“舍一人之身，救数万生灵”。文秀气愤地说：“汝言是也。吾愿舍我一身，救閤城百姓。我庇此俦十八年矣，但愿汝能庇之十八日也。今我当全体同仁，以閤城百姓交于汝，何如？”荣说：“卑职愿负此任。”此时文秀的子女已被骗作人质，帅印也被窃走献给杨玉科。会后，杜文秀家属、亲友、佣人共百余人，全部服毒自尽。杜文秀亲率将士数百人出帅府，配合义军，向清军猛攻，奋力血战，直至二十六日天明，撤回帅府。
杜文秀血战归来，按回民习惯换水（沐浴净身），请河州老巴巴念“讨白”（忏悔词），然后升帅座，再次嘱咐杨荣说：“我今以閤城百姓交汝矣。”遂升黄呢大轿，有经生二人随从。文武分班跪送，哭泣不能成声。大理百姓堵塞街头哭送，他们都想最后再看一眼给他们带来10多年安定生活的杜大元帅。杜文秀不时揭起轿帘向沿途百姓点头致意。轿出大理北门，杜文秀取出胸前预藏的孔雀胆毒药，服之。转至萝蔔营东，清军遣四轿夫来接，至五里桥下与杨玉科相会。杜文秀说：“杨大人，本帅凑汝成功。不干城内百姓之事，汝须另眼相看。”杨玉科说：“此事皆因受逼而起，奏明皇上，终须分辨。”杜文秀说：“胜者为王，败者休。尚何言也。”言毕，杜文秀头渐垂于胸，毒发气绝。时在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午时，是年杜文秀50岁。杨玉科取其首级连同帅印、衣冠，派人送省。当地回民将其遗体葬于下兑村。文秀有3子3女，长子宗杨、次庚杨、次成杨并次女，均于大理城破后被岑毓英处死。长女凤杨，任东征昆明的监军，同治八年（1869）五月于嵩明被俘，被马如龙杀害于昆明白鹤桥。幼女于襁褓之中被保姆从大理带出，逃至云州，得以长大成人。
十二月，岑毓英抵大理。初九日，杨荣等已降的大理政权高级军政人员尽被杀。十一日，清军将大理城内外回民驱赶至洛阳村，四面围困，一声炮响，开始屠杀，男女老少无幸免者，大屠杀持续了三天两夜，数万人倒在清军屠刀之下，洱水为赤。事后清军斩人耳人手，装满数十大筐，驰送昆明，炫耀战功。
杜文秀领导的反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的英名彪炳千古，永垂不朽！
第七章慈禧太后第一节从兰贵人到太后慈禧太后，那拉氏，祖居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11月29日）生于北京。父惠徵，曾任安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元年（1851），咸丰皇帝诏选秀女。次年，那拉氏被选入宫，封兰贵人。咸丰四年（1854），晋封懿嫔。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856年4月27日），生皇长子载淳，晋封懿妃。咸丰七年（1857），晋封懿贵妃。从此，她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咸丰帝的皇后钮钴禄氏。由于得到咸丰帝的宠幸，“时时披览各省章奏”①，开始干预朝廷政事。
咸丰十年七月（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进逼北京。八月初七日（9月21日），清军与英、法侵略军大战于八里桥，清军失利，次日黎明，咸丰帝带着皇后、妃嫔、子女和一些贵族官僚匆匆从圆明园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留下他的异母弟恭亲王奕?与英、法侵略军进行谈判。
咸丰帝即将出逃时，懿贵妃极力谏阻，忤逆了咸丰帝的意旨。到达避暑山庄之后，肃顺乘机劝说咸丰帝像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那样杀掉懿贵妃。咸丰帝“濡需不忍”，没有按他的意见办①。但是，懿贵妃已“声势大减，诸所钻求，不敢轻诺”了①。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于避暑山庄，6岁的载淳即皇帝位，年号祺祥。尊皇后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不久，又分别加上徽号，称慈安太后、慈禧太后，俗称东太后、西太后。
①杜文秀：《兴师檄文》，《回民起义》第2册，第131—132页。
①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中华书局1917年版，第7页。
①黄浚：《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30页。
第二节除“八大臣”，垂帘听政咸丰帝临死的时候，一方面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8人赞襄一切政务，另一方面又赐给皇后和载淳各一颗图章作为权力的象征。发布谕旨，均由赞襄政务王大臣草拟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曰“御赏”二字，下曰“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慈禧太后则以皇帝生母的身份代行皇帝的职权。当时人称这种体制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②。
但是，载垣等人为了独揽大权，不仅排斥远在北京的奕?，也不愿两位皇太后干预朝政。慈禧太后非常不满，她首先说服慈安太后，然后派人和奕?取得联系。奕?不顾载垣等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无庸前赴行在”的上谕，请求叩谒梓宫。八月初一日（9月5日），奕?到达热河，哭祭后，慈禧太后传旨召见，载垣等极力阻挠。但是，慈禧坚决要见，多次派太监传旨。奕?请端华作陪，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着说：“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于是，奕?单独进见，和慈禧、慈安太后秘密策划从载垣等手中夺权③。奕?认为，热河是载垣等的势力范围，要除掉他们，非回北京不可。慈禧太后担心外国人出面干涉，奕?满有把握地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①这次密谈，长达两个多小时。在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奕?离开热河，连夜赶回北京。
八月初六日（9月10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慈禧太后看后，非常高兴，召载垣等面谕照所请传旨。载垣等却以祖宗旧制向无皇太后垂帘之礼为理由，坚持写明发上谕痛加驳斥，并由焦佑瀛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稿，送交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将它和董元醇的原折留下，不予发抄②。慈禧太后召见载垣等人，载垣等怒形于色，说他们是“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③。慈禧太后气得两手颤抖，小皇帝吓得直哭，把慈禧太后的衣服也尿湿了。慈安太后从中调停，劝双方“留着明日再说”。第二天清晨，慈禧太后没有传旨召见。载垣等以“搁车”相威胁，发下的折件，他们拒绝开视，说：“不定是谁来看。”到了中午，慈禧太后才将董元醇的奏折和焦佑瀛所拟谕旨发下照抄。载垣等要求钤用图章，慈禧太后也照办了。载垣等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④。载垣等以为，慈禧太后已经向他们屈服，不再把慈禧太后放在心上。而慈禧太后则利用对方的麻痹，积极进行政变的准备。九月十八日（10月21日），慈禧太后就在热河行宫让她的妹夫、咸丰帝的异母弟醇郡王奕譞草拟谕旨，准备回北京后发布。
根据奕?在热河时一同商定的日程，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咸丰帝的梓宫从避暑山庄启运回京。慈禧、慈安太后和载淳在避暑山庄丽正门外恭送梓宫上车后，就从小路先行，同行的有载垣、端华、景寿、穆荫。肃②《热河密札》第12函。
③《热河密札》第12函。
①薛福成：《庸盦笔记》卷1，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②王暝耍骸鹅飨楣适隆贰！抖皆又尽返?卷12期。
③《热河密札》第4函。
④《上谕档》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日。
顺则和奕?等随梓宫后发。赞襄政务王大臣中的三位核心人物——载垣、端华、肃顺，被巧妙地分割开了。
九月二十八日（10月31日），慈禧太后到达石槽，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军务、兵部右侍郎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慈禧太后一行进德胜门回宫。三十日（2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4人联名上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纪纲而防流弊。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早在热河就已经拟好的上谕，以不能尽心和议、阻挠咸丰帝国銮、反对太后垂帘等罪名，将载垣、端华、肃顺解任，令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军机处。接着，慈禧太后又以载垣、端华“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阻拦”，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①。不久，肃顺被斩首，载垣、端华赐令自尽，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均被革职。之后，决定改年号为同治，以翌年为同治元年。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一日（1861年12月2日），载淳奉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垂帘听政。奕?任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
①《热河密札》第4函。
第三节惩儆恭亲王奕?慈禧太后登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之后，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组织的地主武装湘军和淮军，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的苗民、回民起义，使清皇朝的统治得到暂时稳定。在统治集团内部她一方面采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方针，购买洋枪、洋炮，训练海军、陆军，开办一些新式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加强清皇朝的实力，另一方面又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随着慈禧太后地位的巩固，她和奕?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同治四年三月四日（1865年3月30日），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并要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尽管所劾各款，均无实据，但是，慈禧太后于三月初七日（4月2日）召见倭仁、周祖培等人时，却交给他们一份别字连篇的朱谕，指责奕?：“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谈乱道。”②谕令革去他的一切差使。这道朱谕，经周祖培等人修改后，当日由内阁颁发。
但是，这种做法，遭致许多亲王和大臣的反对。次日，惇亲王奕誴上书慈禧太后，说：“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请求“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①。当天，慈禧太后召见孚郡王奕譓及军机大臣文祥等3人，令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道明日于内阁会议，将惇王、蔡寿祺的奏折发下，并对文祥等说：“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不能不降旨示惩。惇王折亦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秉大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于是，北京城内盛传慈禧太后的怒气已消，她对奕?仍然信任。宫中甚至传说，恭亲王将再行辅政。
但是，在会议之前，慈禧太后召见倭仁、周祖培、瑞常、万青藜、基溥、吴廷栋、王发桂等时，却讲了另一番话，她说：“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即如载龄人材，岂任尚书者乎？而王必予之。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治之。”召见后，倭仁等至内阁与王公大臣等会议，转述了慈禧太后的意见，文祥也转述了昨天慈禧太后召见时的谈话。这两种意见，截然相反。诸臣相顾愕然，无所适从，不成议而散，定三月十四日（4月9日）再议②。
三月十三日（4月8日），醇郡王奕譞自东陵赶回北京，急上一疏为恭王求情，他说：“恭亲王感荷深恩，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至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用人行政，殊有关系。”②《上谕档》，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谕原件。
②奕誴折，同治四年三月初八日。
请求慈禧太后宽其既往，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慈禧太后将这一奏折也发交王大臣会议。
三月十四日，王大臣等再次在内阁会议，仍然议论纷纭。倭仁按照前日慈禧太后的面谕，起草了一份疏稿，认为醇王等疏可置勿议。肃亲王隆■惑等则赞同醇王的意见，写成另一疏稿，许多人表示赞同。倭仁不得不4次修改自己的疏稿。后来，军机大臣名列于倭仁折；礼亲王世铎及王公宗室大臣70余人则署名于肃王折；都察院、宗人府别有折；内阁学士殷兆镛、潘祖荫，给事中谭锺麟、广成，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等均有折上呈。慈禧太后感到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会遭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而且会引起外国的干涉。既然惩儆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顺水推舟，于十六日发布上谕：恭亲王奕?著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四月十四日（5月8日），慈禧太后又以奕?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理由，让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议政王名目则不再恢复，奕?的权力，被大大地削弱了。
同治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同治帝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
第四节再次垂帘听政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一日（1874年12月9日），同治帝染病，御医诊断为天花。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又由她批览裁定。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刻，同治帝死于养心殿东暖阁。戌刻，慈禧、慈安太后就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奕誴、奕?、奕譞、李鸿藻、徐桐、翁同龢等20余位王公大臣。慈禧太后首先发问：“此后垂帘如何？”一位军机大臣回答说：“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慈禧太后说：“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心，汝等敬听。”她选的这个人，就是醇亲王奕惇的儿子，她的侄子，年仅4岁的载湉。这个决定使与会诸臣都感到吃惊，醇亲王奕譞“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①。
诸臣遵命，退至军机处拟旨。慈禧太后派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奕譓等以暖舆前往宣武门外太平湖醇亲王府迎接载湉。初六日（13日）凌晨，数百名侍卫和太监手提灯笼，簇拥着4岁的载湉，蟒袍补褂入大清门，从正路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皇太后，以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的名义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年号光绪。慈禧、慈安太后又一次垂帘听政。
光绪七年三月九日（1881年4月7日），45岁的慈安太后突然死去。她的死因引起人们的怀疑。有人认为，慈安太后是被慈禧太后毒死的①。光绪十年三月（1884年4月），中法战争中，清军接连受挫。慈禧太后以奕?“因循委靡，决难振作”为借口，免去他的一切职务，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洹⒗詈柙濉⒕傲⑽掏樀人奈痪蟪既堪彰狻Ａ罾袂淄跏李煸诰蟪忌闲凶摺Ｇ炜ね蹀葎凉芾碜芾砀鞴挛裱妹攀挛瘛Ｊ李臁⑥葎粒啪咂接梗┐褥笾翘４褥蟮娜Φ玫浇徊郊忧俊
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清军大败法军于镇南关（今友谊关），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慈禧太后不顾中国军民的反对，决意乘胜求和，下令撤军，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
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太后面谕醇亲王奕譞及军机大臣世铎等：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光绪帝当即长跪恳辞，奕譞、世铎等也恳请从缓，都遭到慈禧太后的拒绝。不久，发布懿旨：“皇帝亲政典礼，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举行。”①王大臣等又纷纷上书恳请训政。经过再三请求。慈禧太后才表示同意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光绪十四年十月五日（1888年11月8日），由慈禧太后作主，将自己的胞弟副都统桂祥之女指立为光绪帝的皇后，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同时入选，封瑾嫔、珍嫔。次年，大婚礼成。二月初三日（3月4日），慈禧太后撤帘归政。御史屠仁守请明降懿旨：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恳恩批览，然后施行。慈禧太后斥为“乖谬”，将屠仁守开去御史，①吴语亭：《越缦堂国事日记》第2册，第159—0页。
①《翁文恭公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①《慈安后薨逝二则》，《清朝野史大观》卷1，第86页。
交部议处②。但是，慈禧太后的急于归政，并不是她自愿放弃权力，她的一再推辞，甚至处分屠仁守，只不过是企图使人们相信“垂帘听政，本非意所乐为”，她的垂帘听政、训政，都是“一时权宜”，出于“万不得已”。
②《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二年六月丁丑。
第五节六十寿典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年10月），成立海军衙门，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他们禀承慈禧太后的意旨，以办海军的名义，修葺咸丰十年（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为了掩人耳目，恢复昆明湖水操，并设水师学堂于昆明湖。
光绪十四年二月一日（1888年3月13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将这一工程公开，取“颐养冲和”的意思，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的60岁生日，准备在颐和园大规模地进行庆祝。光绪十八年十二月（1893年1月），委派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总办万寿庆典。不久，又成立庆典处，专办庆典事宜。仿照乾隆年间为皇太后祝寿的成例，自紫禁城西华门至颐和园东宫门跸路所经，分设60段点景，建造各种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江南、杭州、苏州三个织造衙门，特造彩绸10万匹，以供庆典之需。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中外舆论都认为中国必胜。光绪帝主战，慈禧太后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①。但是，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太后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①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海军又在黄海之战中受到严重挫折，慈禧太后转而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幻想外国出面调停。由于形势日益紧张，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②在大连陷落，旅顺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在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十月二十四日（11月21日），旅顺失守。美使田贝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为中日调处，先令停战，若议不成，再开战。光绪帝认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无以计误我耶？”③不愿接受。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珍妃之兄礼部侍郎志锐“上书画战守策，累万言”④。并与文廷式等弹劾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主和派大臣。为了打击主战派，十月二十九日（11月26日），慈禧太后以“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为借口，将晋封不久的瑾妃、珍妃降为贵人⑤。一天之后，又说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诸多不法”，交内务府杖毙①。接着，将奉光绪帝之命在热河练兵的志锐召回北京，调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并裁撤满汉书房以孤立光绪帝。但是，主战的呼声并未因之停止。十二月初一日（12月27日），御史安维峻上书，请杀李鸿章并弹劾军机大臣，认为“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并托之传闻说，“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尽管他表示对于这样的传闻“未敢深信”，而“未敢深信”的理由则是：“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①《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五年正月丁卯。
①《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日。
②转引自王芸生《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22页。
③《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年八月庚午。
④《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⑤《清史稿》卷470《志锐传》。
①《清德宗实录》卷352，光绪二十年十月壬申。
臣民？”把予头直接指向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大怒，将安维峻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②。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清廷派往日本议和的使臣张荫桓、邵友濂又遭到拒绝，日本要求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的人为谈判代表。慈禧太后决定派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议。这时，李鸿章已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正月十八日（2月12日），慈禧太后面谕军机大臣：“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奕?说：“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太后说：“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③次日，发布上谕，李鸿章著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
②《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③《清史稿》卷445《安维峻传》。
第六节戊戌政变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光绪帝锐意变法，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光绪帝曾对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劻转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非常生气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再三劝说，慈禧太后才表示同意，“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病死。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慈禧太后面告光绪帝：“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①于是，光绪帝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定国是诏。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诏命康有为等于二十八日（日）进见。二十七日（15日），慈禧太后却迫使光绪帝下诏，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并接连发布几道上谕：命王文韶来京陛见，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嗣后在廷臣工，如蒙皇太后赏加品级及补授满汉侍郎以上各官，均著于具折后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著一体具折奏谢。又寄谕荣禄，定于本年秋间恭奉太后由火车路巡幸天津阅操。五月初五日（6月23日），王文韶补授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荣禄补授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节制北洋三军；崇礼补授步军统领，将人事、财政和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变法的诏书接连而下的时候，守旧官员非常惶恐，多跪请于太后，请她出面禁止，慈禧太后笑而不言。有人再三哭求，慈禧太后笑着说：“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②七月十九日（9月4日），礼部尚书怀塔布等阻格王照条陈事务，光绪帝一怒之下，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曾广汉6人同时革职。怀塔布的妻子向慈禧太后哭诉，慈禧太后对怀塔布深表同情，“召赴颐和园，详询本末，令其暂且忍耐”①。二十日，光绪帝赏给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4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康有为建议仿先朝开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并延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日夕讨论，讲求治理。光绪帝令谭嗣同拟旨，并让他查阅历朝圣训，将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开懋勤殿故事写进上谕。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帝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求开设懋勤殿，“太后不答，神色异常”②。光绪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召见杨锐，赐给密诏，要他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良策。谭嗣同建议争取正在小站练兵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的支持。八月初一日（9月日），光绪帝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袁世凯，著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劝袁世凯于初五日（20日）请训时，请光绪帝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领本部兵赴天津，见荣禄，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禄大逆罪状，即封禁电④《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①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②《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①梁启超：《戊戌废立详记》，《戊戌政变记》卷2。
②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局、铁路，迅速载所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③。袁世凯表示同意，并满有把握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①但是，守旧势力并没有睡觉。早在七月二十日（9月5日）以后，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就先后前往天津与荣禄密谋。袁世凯奉诏入京之后，荣禄即假称有英国兵船数只游弋大沽海口，传令各营整备听调。令聂士成带兵10营来津，驻扎陈家沟，以断袁军入京之路，并派人给袁送信，要他立即回防。这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已到达北京，光绪帝准备于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召见。一些维新派人士认为，如果任用伊藤等人，就可以使新政成功，国家转危为安。守旧势力则认为：“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呈递密折，指控维新派“蛊惑人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贻误宗社”，并“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谋”②。这天，奕劻、载漪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并说：“伊藤已定于初五日（20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③慈禧太后立即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提前于初四日（19日）由颐和园还宫。慈禧太后直入光绪帝寝宫，抄走了所有的奏折，当即令人将光绪帝送往瀛台。从此，光绪帝失掉了人身自由，尽管八月初五日（9月20日）袁世凯请训，伊藤博文觐见，都按原计划进行，但是，这些活动，都有慈禧太后的心腹严密监视。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由慈禧太后再行训政。就在这一天，慈禧太后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革职，并令步军统领衙门将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拿交刑部治罪。以“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的罪名，将御史宋伯鲁革职，永不叙用④。
八月初八日（9月23日），慈禧太后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大典。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太后已经知道康有为等的密谋。初九日（24日），又下诏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未俟复奏，即以“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的罪名，于十三日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6人杀害①。康有为、梁启超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亡国外。许多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分别受到了降级、革职、流放的处分。一切新政全被废除，一场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扼杀了。
但是，慈禧太后并不以此为满足，她还想以光绪帝病重为借口，另立新君。由于列强和一些地方督抚的反对，慈禧太后的计划没有实现。
最后，慈禧太后采纳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帝“痼疾在躬，艰于诞育”
为理由，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
③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①袁世凯：《戊戌日记》。
②梁启超：《谭嗣同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杨崇伊：《吁恳太后即日训政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④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①《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丁亥。
第七节对义和团的抚与剿，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义和团运动刚刚在山东兴起、开展“灭洋仇教”的反帝斗争的时候，慈禧太后是一意主剿的。她曾多次谕令地方督抚“实力搜剿，毋得养痈贻患”②。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慈禧太后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1899年12月6日），慈禧太后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撤换了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而代之以袁世凯。但是，在十天之内，她接连三次发布谕旨，要袁世凯严饬各属，“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①。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②。这时的慈禧太后，既不敢得罪帝国主义，又害怕一味操切，会激成巨祸。她希望各省督抚慎选贤吏，整饬地方，与民休息。遇有民教词讼，持平办理，不稍偏重，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从而达到“固根本”、“联邦交”的目的③。后来，山东义和团由于袁世凯的镇压，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直隶的义和团却得到迅猛的发展，并进入北京。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1900年5月22日），涞水义和团杀死了前往镇压的清军副将杨福同。二十九日，义和团约30000人占据了涿州。各国驻华公使在照会清廷强烈要求镇压义和团之后，又不顾清廷的反对，坚持调兵进京保护使馆。五月初三日（5月30日），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奏称：义和团声势浩大，“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④。对于这样的意见，慈禧太后非常欣赏。但是，义和团是否可靠，慈禧太后还没有把握。五月初九日（6月5日），慈禧太后派遣赵舒翘、何乃莹前往涿州，“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①。次日，慈禧太后又加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当晚，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密议对付义和团的策略，经过激烈的争论，决定对义和团实行招抚。十二日（8日）夜间，各国驻京领事分别收到本国公使请即火速调兵进京的急电，立即举行会议，决定各派水师弁兵，组成近2000人的联军，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为统帅，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为副统帅，于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分批乘坐火车，自津赴京。行至廊坊，遭到义和团的阻击。十五日，义和团大规模地进入北京。第二天，北京义和团开始焚烧教堂。慈禧太后派遣启秀等以她的名义慰问各国公使和他们的夫人，并派许景澄、敬信、那桐、赵舒翘等赴英使馆会晤窦纳乐，再次劝阻各国调兵进京。各国公使却联名照会总署，声称“各国之兵现已决计入京，我等无力阻止，深为贵国惋惜”②。以保卫使馆为名强行进入北京的侵略军，在各国使馆官员的指挥下，在北京街头肆意抓捕、驱赶、枪杀甚至炮②《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乙未。
①《电寄档》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②《上谕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③《电寄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④《上谕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①《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等折附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朱批奏折》。②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击义和团及中国居民。十八日，刚毅自涿州奏报察看良乡、涿州一带义和团情形，强调“蚩蚩之众，诛不胜诛”，“非推诚布公，剀切晓谕，使知改悔，不能期其相安，断无轻于用剿之理”①。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对帝国主义是战还是和的争论更加激烈。以载漪、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派，主张招抚义和团，抗击列强；而奕劻、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则主张痛剿义和团，避免列强的武装侵略。慈禧太后虽然倾向于前者，但是向列强宣战事关重大，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依违于剿抚和战之间。为了争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6月日至19日），慈禧太后连续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剿抚和战问题。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太常寺卿袁昶认为，义和团是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慈禧太后立即加以驳斥：“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②当天晚上，江苏粮道罗嘉杰派遣他的儿子面见荣禄，送上一份机密情报，据称得悉洋人照会，内容共有四条：(1)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2)代收各省钱粮；(3)代掌天下兵权；(4)勒令皇太后归政。荣禄得到这一情报，绕屋而行，彷徨终夜，次日黎明，即进呈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看后，悲愤交加，决心对列强宣战。二十一日（17日）申刻，在仪鸾殿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在宣读了所谓洋人照会的前三条之后，接着表明自己的意见：“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与会诸臣纷纷表示愿效死力，有的甚至痛哭流涕。端郡王载漪、侍郎溥良，更是激昂慷慨，极力主战。慈禧太后又高声说道：“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诸臣又叩头说：“臣等同心报国。”于是，慈禧太后命徐用仪、立山、联元往使馆，谕以利害，若必欲开衅者，可即下旗归国。立山以自己不是总理衙门官员为理由，不愿前往。慈禧太后勃然大怒说：“汝敢往，固当往；不敢往，亦当往。”立山只好与徐用仪、联元一起叩头退出。慈禧太后又令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并要他派兵遥护身入险地的徐用仪3人③。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筹议和战。二十三日（19日），慈禧太后已经得知罗嘉杰递送的情报纯属伪造。但是，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关于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清军于二十一日（17日）凌晨两点将大沽口各炮台交出，否则以武力夺取的照会，已由直隶总督裕禄奏报清廷。杜士兰的照会表明，战争即将开始。当慈禧太后读到这份照会的时候，大沽口各炮台早已陷落了。这天未刻，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限他们于24小时内离开北京。光绪帝不愿开战，拉着许景澄的手说：“更妥商量。”慈禧太后怒斥道：“皇帝放手，勿误事！”①于是，总理衙门向各国使臣发出照会，令各国使臣及眷属人等，带同护馆弁兵，于24小时之内起行，前往天津。二十四①佚名：《庸扰录》，《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1页。②《协办大学士刚毅等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
③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①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日下午，董福祥所部甘军及武卫中军联合义和团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二十五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慈禧太后明令嘉奖义和团为“义民”，并令各省督抚，将他们“招集成团，藉御外侮”。清廷对义和团的方针，由攻剿改为招抚。为了加强对义和团的控制，二十七日，慈禧太后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京、津一带义和团，并派英年、载澜会同办理。但是，慈禧太后的决定，遭到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团乞和，并积极活动，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慈禧太后的决心开始动摇。二十九日，慈禧太后电谕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沿海沿江各督抚，说明此次宣战，并非衅自我开。当天下午，慈禧太后命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并于北御河桥竖立木牌，牌上大书：“钦奉懿旨，力护使馆。”六月初三日（6月29日），慈禧太后在给各驻外使臣的谕旨中，虽仍然坚持此次兵端，并非衅自我开，但是，义和团则成了“乱民”，说什么“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要他们向各国外交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并表示对各国使馆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对“乱民”将“设法相机自行惩办”①。在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慈禧太后一方面继续声称“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要求各省将军督抚“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认真布置战守事宜②。另一方面，她却分别致国书于俄、英、日三国君主，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①。接着，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与列强谈判。慈禧太后对义和团虽仍继续利用，六月初七日（7月6日），还出内帑银10万两，发给天津浴血奋战的义和团以示奖励。但是，在这之前，慈禧太后就已谕令载勋“务将假托冒充义和团，藉端滋事之匪徒驱逐净尽。倘仍有结党成群，肆意仇杀者，即行拿获，按照土匪章程惩办，以靖地方”②。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天津失陷。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又分别致国书于德皇和美、法两国总统，请他们“设法维持，执牛耳以挽回时局”③。令荣禄停止攻打使馆，并令总理衙门给各使馆送去西瓜、面粉、蔬菜、水果、冰块等物。但是，帝国主义并没有停止进攻。七月十八日（8月12日），八国联军攻陷通州。二十日，进入北京。二十一日（15日）凌晨，慈禧太后装扮成民间妇女，头挽便髻，身穿蓝布夏衫，带着光绪帝、皇后、瑾妃、大阿哥及王公大臣十二三人，在2000余名兵勇的护卫下仓皇出逃。行前，将请求让光绪帝留京的珍妃投入乐寿堂后的井中；令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帝国主义进行谈判。八月十四日（9月7日），慈禧太后到达山西崞县，正式发布谕旨，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除不可。”④由于慈禧太后的叛卖，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被断送了。慈禧太后以为，只要她把责任推给义和团，就可以取得侵略者的谅解。
但是，各国使臣却以请太后归政，严惩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同时，要求慈禧太后、光绪帝及早回銮。在侵略者的压力下，慈禧①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②《电寄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
①《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②《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③《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
④《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太后于闰八月初二日（9月25日）发布上谕，以“纵庇拳匪，启衅友邦”的罪名，将载勋、溥静、载濂、载滢革去爵职，载漪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并著停俸，载澜、英年交宗人府、都察院议处，刚毅、赵舒翘交都察院、吏部议处⑤。对于回銮一事，慈禧太后却很不愿意。因为，北京在八国联军的控制之下，一旦回銮，光绪帝就可以恢复自由，行使皇帝的权力，慈禧太后则不能“再预国政”，只有“退居深宫，以乐余年”了①。这样的条件，慈禧太后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她不仅不回銮，反而走得更远。闰八月初八日（10月1日），慈禧太后一行离开太原，前往西安。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交涉，参加武装侵略的国家除了俄、英、美、日、德、法、意、奥之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它们共同拟定了议和大纲十二条草案。十一月初一日（12月22日），奕劻、李鸿章从美国使馆抄得这份“议和大纲”，立即电告军机处，转呈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得知没有将她列为祸首，也没有要她归政光绪帝，如获大赦，当天就电复奕劻、李鸿章，对大纲十二条，原则上“照允”。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4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②。为了尽快达成和议，慈禧太后全部接受了帝国主义提出的条件。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廷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八月二十四日（10月6日），慈禧太后自西安行宫启跸，取道河南、直隶回京，在开封度过了她67岁生日，并颁发上谕，撤去溥儁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午刻回到北京，结束了她一年零五个月的流亡生活。
⑤《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
①《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二日。
②《字林西报》1900年10月13日。
第八节施行“新政”和“预备立宪”
为了讨好帝国主义，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欺骗人民，抵制革命，慈禧太后在西逃的途中，就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下诏求直言，到达西安后，又下诏变法。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四日（1902年4月21日），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办“新政”的机关，派奕劻、李鸿章、昆冈、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与。根据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建议，陆续实行了一些新政，诸如废科举、兴学校、派遣留学生、鼓励农工商业、编练新军、调整一些政府机构等。但是，这些新政并没有超出戊戌变法的范围。在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迅猛发展的形势下，点滴的改良已经无济于事。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但是“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③。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1905年7月日），慈禧太后选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次年五月（1906年7月），载泽等先后回国，奏请宣布立宪。载泽在密折中说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经过激烈的争论，七月十三日（9月1日），慈禧太后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但是，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①实际上是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并且以“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借口，没有宣布实行立宪的时间①。由于要求速开国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参加这个行列的已经不只是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还包括一些驻外使臣、地方督抚、中央官员以至皇室成员。为了拉拢立宪派，共同对付革命党人，慈禧太后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且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
这时，清皇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慈禧太后“万几待理，心力俱殚”②。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天“时有不适”，九月（10月）出现了腹泻。十月初十（11月3日），她在西苑度过了她的74岁生日。由于举行庆典，她的活动过多，病情继续发展。十月十四日（11月7日），出现了“头痛目倦，烦躁不安，口渴舌干，咳嗽，时而恶寒发热”等症状。次日，又“周身疼痛，面目发浮”③。十月二十一日（11月14日），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含恨死去。慈禧太后为了继续掌握朝政大权，将光绪帝的异母弟醇亲王载沣之子、年仅3岁的溥仪立为皇位继承人，年号宣统，继承同治帝、兼祧光绪帝，慈禧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仿照顺治朝故事，授载沣为摄政王。但是，一切军国政事，载沣都要秉承慈禧太后的“训示”，“裁度施行”④。她万万没有料到，第二天的未正三刻，她的长达47年的统治就随着她生命的终结而结束了。因为她和光绪帝的死仅相隔一天，所以光绪帝的死因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产生了种③《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①《上谕档》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①《上谕档》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②《上谕档》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③《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甲戌。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太医院档案》。
种传说，成为晚清的一大疑案。慈禧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她的丧礼，按照清朝列代皇帝的规格举行。她生前的徽号，已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十六字，她死后的谥号，将徽号全部保留，前面加“孝钦”二字，后面加“配天兴圣显皇后”七字，史称孝钦显皇后。宣统元年十月初四日（1909年11月日），葬定陵东菩陀峪，称定东陵。第八章奕?第一节兄弟积怨奕?，号乐道主人，生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道光帝第六子，由孝静成皇后所生，与咸丰帝（奕詝）属异母弟。但奕?生母孝全皇后早死，是奕?生母孝静皇贵妃受皇后托孤遗命抚育奕?。奕?与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龄相仿，同在书房学文读经，无异于亲兄弟。奕?从小受到极为严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他天资聪颖，颇有才气，6岁进乾清宫上书房读书，拜状元翁心存为师。逾年，翁心存以母老乞养，告假归里，奕?乃师事贾桢。在名师教授下，他学习儒家典籍10余年，对于儒家学说是颇为精通的。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病逝，遗命奕詝即位。奕詝登基后，改元咸丰，封奕?为恭亲王。咸丰二年（1852）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翌年九月，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到天津附近，北京告警，咸丰帝命奕?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奉旨仍佩先帝生前所赐白虹刀，以示隆崇。十月，任军机大臣，旋兼任都统、宗人府宗令等职。
奕?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钟爱这个儿子。按清朝传统，皇位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有得皇位的可能。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识才具都“万不敌”奕?，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詝面授机宜，以仁孝之心取悦于道光帝。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发，“上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庙号）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①道光末年，道光帝违和，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咸丰帝得位有取巧之嫌，聪明的奕?未必服气。由此，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彼此心照不宣，加上咸丰帝乳母（已尊为康慈皇贵太妃）去世，失去中间调节人，双方感情日益疏远。咸丰五年（1855），恭亲王生母孝静皇太后崩。早在孝静病笃之时，奕?即请旨尊封皇太后，抚育之恩，咸丰帝不能不依奏，但奕?请封时不免冲动，形同挟制，咸丰帝心终怏怏。孝静皇太后死后，“帝虽持服百日如制”，但在给太后上谥时却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有意“减杀太后丧仪”，谥法有异，对孝静皇太后“不系宣宗谥，不袝庙”①，表示嫡庶究竟有别。对此，奕?深表遗憾和懊恼。手足参商，兄弟失和表面化。在奕?异常悲痛的时刻，咸丰帝却责其“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②，降旨撤销其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仍在内廷行走，回上书房读书，以示惩罚。咸丰七年（1857），奕?复起，受命为都统，九年授内大臣。
①《上谕档》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①《清史稿》卷385《杜受田传》。
②《清史稿》卷214《后妃传》。
第二节留守京师办理“和局”
时值内忧外患，纷至迭起，清皇朝险象丛生，危机四伏。太平军雄踞金陵，虎视江南，与清廷严重对峙，虽几经曲折，其势仍迅猛异常。江南未平，外患又起，英法联军由南犯北，进逼京师。奕?年轻气盛，主张左右出击，以消除内外两大敌人对清皇朝的威胁。咸丰帝对外态度矛盾，主战情绪时高时低，举棋不定。咸丰八年（1858）五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后，溯白河西上，直扑天津，摆出进攻北京的架势。在侵略军咄咄逼人的威慑下，咸丰帝速派员赴天津谈判。奕?对此表示不满，上奏《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反对对侵略者委曲顺从，指出“夷性无厌”，倘若“因其桀骜，勉强议准，以图暂了目前，则无厌之求，转瞬又生枝节，日甚一日，仍归于战而后已。与其追悔于后日，不若坚持于此时”③。但咸丰帝无心抵抗，为解京畿之危，他采纳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等人力主妥协的意见，决定接受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奕?又立即提交了反对签约的《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指名道姓地指斥其岳父桂良的妥协言论和张惶恐惧的心理，并提出了一些制敌方针。咸丰帝则企图通过“和谈”方式促使英法联军退兵。但是，《天津条约》的签订助长了英法联军的嚣张气焰和侵略欲望，它们向清廷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主战派一片主战呼声。奕?也力言朝廷只要主战，对侵略军进行坚决抵抗，“实可制其死命”①，希望咸丰帝拿定主意，坚持对外作战，上下同心，统一意志，与敌军决胜于疆场之上。再次表达了他对外主战的态度。鉴于英法两国要价太高，“天朝体制”面临严重破坏，咸丰帝也表现出强硬态度，欲修改或废除《天津条约》，并表示英、法如果带兵前来，“惟有与之决战”。于是，咸丰九年（1859）发生了大沽口激战。咸丰十年（1860）八月，清军连连败北，九月下旬，英法联军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桥清军防线发动总攻。清军一败涂地，死伤惨重，八里桥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进逼京师。咸丰帝闻讯，大为震惊，在慌乱中命奕?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留守北京，督办和局，自己则带着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往热河。
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战守均不足恃”，于是奕?的主战热情开始冷却，倾向求和。尤其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的迅猛发展，使他痛感“内忧外患，至今已极”。权衡利害，奕?得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认为如不对外妥协，则内患不已，最终确定了对内镇压、对外乞和的方针。十月初，英法联军洗劫、烧毁圆明园，向清廷提出更为严厉的勒索和讹诈，促成奕?加快了对外妥协的步伐。十月下旬，他按照咸丰帝的旨意，全盘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苛刻要求，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接着，又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样以中国出卖大片领土主权结局。
③《清史稿》卷221《恭忠亲王奕?》，第9105页。
①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第367页。
第三节中外“合作”镇压农民起义《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回天津，迅速南驶，表示并无取代清朝统治和占据土地的野心。奕?以为“外夷”尚执条约为据，战争的结果只是索取赔款和权益，“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产生了洋人“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①的思想。英、法、俄等侵略者，出于各国私利，都曾先后主动表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①，并多次派人向奕?表示这一愿望。“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他愈发坚定了先对付人民起义的信念，强调要首先“安内”，肃清“匪患”，摆脱“捻炽于北，发炽于南”的困境。所以，在咸丰十一年（1861）初，他上疏奏陈：“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②在这份奏折里，奕?虽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窥伺中国的侵略嘴脸，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被侵略的险恶形象，包含着防范外来侵略的因素，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太平天国和捻军才是心腹之患，只有先消灭太平军和捻军，才能维护清朝统治的战略部署，开始酝酿“借师助剿”的计划，以扑灭人民革命的烈火。是年正月十一日（1861年2月20日），他和文祥、桂良等人向咸丰帝上疏建言，认为当今之势，必须采取三国时“联吴伐魏”的策略，称“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③要求咸丰帝和西方列强“约共伐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为了消除朝廷对英、法的疑惧，维持中外“和好”的局面，奕?还提出一个原则规定，即所谓“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①。奕?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批准，也得到地方实力派湘系军阀曾国藩等的支持，当太平军攻占宁波又连克镇海时，清廷害怕太平军会由海道北上。奕?派人与英、法联系，大沽海口各炮台拟由英法两国派兵防守，而清军则专守北塘。对清廷“助剿”的请求，英、法欣然同意，并表示“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以便尽早“扫除狂寇”。至此，中外反动势力终于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为进一步调整中外关系，便于与列强“合作”，奕?又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此前，清廷并无专门的外交机构，《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向奕?提出专门设立外交机构的要求。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表示：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务机构，则数十年求之不得。奕?向咸丰帝多次请求，力陈此举势在必行。迫于大势，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861年3月1日）任命奕?、桂良、文祥等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这是一个规模小、权力大的机关，它的职能除掌握清廷外交外，还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实际上，它是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总衙门，①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第367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8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3，第54页。
③《洋务运动》第1册，第2页。
①《洋务运动》第1册，第5—6页。
权势很大，地位突出。这样，在咸丰帝回銮以前，无形中在北京形成了列强支持的以奕?为首的另一个权力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后，奕?在“自强”名义下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增强清皇朝的军事实力，尽快“剿灭”太平天国和连绵起伏的各地农民起义。奕?在奏折中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②。由此出发，奕?于正月二十一日（3月2日）向咸丰帝提出：“法夷枪炮均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倘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势属可行，应请饬下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①咸丰帝再次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购买洋枪洋炮事宜立即进行，曾国藩很快便在安庆办起军械所，开始仿效西方自造洋枪洋炮。接着，以生产新式武器为基本内容，“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近代军事工业便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应运而生。奕?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首倡洋务运动，并积极地把其洋务思想播及臣僚，有关洋务事业的大计方针，差不多均由他参与制定和指示贯彻，各地的洋务事业也深得其支持。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洋务派的首领。此外，奕?作为钦差大臣，曾负责抚办“和局”，在与列强的频繁接触中，密切了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尔后又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迎合外国的需求，深受列强的赏识和信任。它们极力支持和培植奕?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增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声望，希图由他来掌握清政权的中枢机构，迅速接过军政大权。但是，清廷中掌握实权的另一股政治势力，即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人，对外国侵略者的疑惧未解，对奕?鄙夷不屑，将奕?的内政、外交政策搁置不理。咸丰帝虽委托奕?办理和局，而且后来的和议经奕?办理结束，但咸丰帝与奕?的隔阂始终未能消除。和议成，奕?多次请求咸丰帝回銮，咸丰帝却一再延宕，迟迟不肯回京。七月初，咸丰帝病重，奕?力求到承德省侍，他强起倚枕，手书批示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②彼此的恶劣关系至死未曾改善。奕?对此十分伤感，并迁怒于咸丰帝所倚重的载垣、肃顺等左右权臣。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双方的斗争迅速激化起来。
②《洋务运动》第1册，第5—6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页。
②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