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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剿捻无功”
曾国藩在功名仕进上曾一帆风顺，但在镇压捻军中因“无功”而招致清廷的不满。
同治四年四月（1865年5月），捻军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剿捻主力吸引到山东菏泽西北高楼寨，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伏击，使僧军被大量歼灭，僧格林沁本人也被击毙。清廷大为震动，赶紧调派曾国藩督师北剿。清廷颁给曾国藩以钦差大臣关防，任命他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所有三省八旗、绿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由他节制。
针对捻军流动作战、行踪不定的特点，曾国藩采取重点设防，坚壁清野，画河圈围的对策。他先驻扎在徐州，作为指挥中心，并在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以后加上归德）等地驻防重兵，进行堵截，以后又分别移驻这些据点，重点围攻，另外派遣精锐马队对捻军进行跟踪追击，以达到最后聚而歼之的目的。为了割断捻军与群众的联系，他实行查圩政策，进行坚壁清野，严禁群众接济捻军，并采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政策，企图彻底孤立捻军。他以水师炮船封锁黄河，防止捻军北上，又利用运河、淮河、沙河、贾鲁河等河流的自然地形，挖壕筑墙，进行设防，企图限制捻军的流动。但所有这些，都没能奏效。捻军这时已分东、西两支，仍然往来穿插，驰骋南北东西，使清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同治五年八月（1866年9月），赖文光部东捻与张宗禹部西捻在河南开封大会师，一举冲破曾国藩布置的沙河及贾鲁河防线，大败河南巡抚李鹤年的河防军。然后乘胜东向，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九月，自山东回师，再破清军河防，重返河南，如入无人之境。这使曾国藩煞费心机辛苦经营的合围河防“剿捻”计划破产，不得不自认“剿捻无功”。
由于曾国藩劳而无功，清廷决定以李鸿章来接替他。曾国藩自己也深感这种局面难以维持，便于同治五年十月自请开缺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等职衔，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并附片暂将封爵注销。清廷只撤换了他的剿捻钦差大臣，命令他南返两江总督原任。
同治六年正月（1867年2月），曾国藩由周口剿捻据点，途经徐州，二月返抵江宁，还驻两江总督衙门。此后两三年间，清廷为了对他进行安抚，先后补授他以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头衔，并于同治七年七月调他任直隶总督。这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他在北京受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的数次接见，并在国宴上班列汉官之首，与满大学士倭仁东西相对，享受清廷的最高荣宠。然而在骨子里，曾国藩通过实际的观察体会，对清皇朝之前途及其当权人物深感失望，心情十分凄凉阴暗。还在同治六年六月间二十日晚（1867年7月21日），他就私下与他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在闲谈时透露出自己的忧虑。他对赵烈文的清廷“根本颠扑”，命运“殆不出五十年”的估计，起先不肯相信，以后觉得赵的分析有理，而希望速死，免得看到清朝的崩溃而难过③。以后他北上到京、津等地，通过亲自考察和直接了解，对清廷及主要当权人物更是失去信心，感到清廷大势已去，更增添了心头的愁闷。
③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91页。
第八节“曲全邻好”
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发生了重大教案，爱国民众愤怒惩罚欺压中国人民、无视中国主权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等侵略分子，焚毁教堂和外国驻津机构多处。事件发生后，清廷派遣曾国藩前往处理。曾国藩到天津后，明知这次教案“曲在洋人”，但为了讨好侵略者以维持“中外和好”，他不惜违心地大肆惩办中国人民，将“启衅”的罪名硬加到天津老百姓头上。当时，在中法代表交涉期间，法国公使罗淑亚声势汹汹，以武力进行威胁，企图迫使清廷完全接受其极为苛刻的条件，连清廷都感到事态严重，“有诏备兵以待”，而曾国藩却说：“百姓小忿，不足肇边衅”①。他的对外既定方针是“即令审得确情，实系曲在洋人”，“吾辈亦宜含浑出之，使彼有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凭谣言以煽乱，尤须从重惩办”②。在他主持下，完全满足了法国侵略者的要求，任意逮捕了80余名无辜群众，重刑逼供。“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县发配边疆，赔款四十九万七千余两”③，还由清廷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专使到法国赔礼道歉。曾国藩这种视人民如草芥、曲意讨好外国侵略者的卑劣行为，不能不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甚至连旅居北京的湖南士大夫也气愤地砸掉他悬在湖南会馆上的匾额，声言开除他出同乡会。在社会舆论的共同谴责下，曾国藩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一事件“办理过柔，寸心抱疚”，“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为一生憾事”。以后还再三写信对人表示“神明内疚，至今耿耿”。但实际上他又认为从维护清朝统治利益上讲，是做得对的。他在向清廷奏报对天津教案一事的处理时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①，认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同仇。能御之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族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②。他进而提出“皇上（指同治帝）登极以来，外图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③。他认为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惟有采取对外屈辱乞和的妥协方针。也就是在这个奏折中所说的，今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兵端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
此后，他更与郭嵩焘、李鸿章往复讨论。李鸿章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今之各国，又岂有异。”④曾国藩答复道：“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①他们总结出的“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作为他们对外行动指南，并成为清廷对外关系的总方针。
①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27，《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411页。②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62页。
③《复崇地山宫保》、《复恭亲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2，第12、43页。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7，第14—15、42—43页。
②《复陈津案各情片》，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页。③《复刘霞仙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第4页。
④《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9页。
①《复曾相》，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7—28页。曾国藩按以上指导思想办理天津教案是完全得到清廷同意的，但是由于舆论的指责集中在曾国藩一人身上，使他一下子由“中兴名臣”变成“卖国贼”。为了缓和“清议”，减少自己所受压力，曾国藩上疏请求另派大臣到天津协同办理。清廷接受他的请求，派遣工部尚书毛昶熙、江苏巡抚丁日昌赴津会办教案。这时正好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死，便下令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而派李鸿章接替他为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这实际上等于宣布曾国藩没有处理好天津教案。清廷把曾国藩推出来当替罪羔羊，使曾国藩深感难堪，并为之寒心。
曾国藩于同治九年（1870）九月下旬离津入京，十月十五日（11月7日）由京南行，闰十月二十日（11月12日）抵江宁。此后他于同治十年十月曾乘船到江苏长江南北诸城镇巡视军营，并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所属各厂。由于重病缠身，加上长期的精神抑郁，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衙门，终年62岁。
他死后，清廷给他以最高嘉奖，在专发的上谕和祭文中对他大加赞扬，称他“公忠体国”，追赠太傅，谥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将其生平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
第十一章李鸿章第一节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李鸿章，字子黻，号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1823年2月5日）出生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父李文安曾官刑部郎中，记名御史。李鸿章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举人。翌年，通过父亲与曾国藩同年的关系，师事曾氏，“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过了两年，李鸿章考中进士。道光三十年（1850），授翰林院编修。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李鸿章曾多次率领团勇协助安徽地方官员对抗太平军。咸丰八年（1852），李鸿章奔江西晋谒曾国藩，入其营幕。次年十月，被任命为福建延建邵遗缺道，未曾到任。在曾幕期间，李鸿章郁郁不得志，师徒之间微有龃龉，曾一度拂袖他去，“闲居一年”。咸丰十一年（1861）秋，湘军攻陷安庆，他又回到老师的营幕，这时，曾国藩对他另眼相看，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李鸿章受到重用，从此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左右手。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进军苏、杭，威胁上海。李鸿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皖籍地主武装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纷纷响应，不久，一支拥有6500余人的淮军正式编成。淮军建立之初，“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军章程”②。曾国藩调拨湘军数营并入该军，又以湘军悍将程学启、郭松林等人充当军中头目。同治元年（1862）夏，李鸿章统率淮军由安庆乘英轮来到沪上，旋奉命署江苏巡抚。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一变成为清朝统治集团重要的一员，并在军事上取得独当一面的指挥权。
淮军抵沪后，曾国藩谆谆告诫李鸿章对待侵略者要恪守“忠信笃敬”信条。李鸿章又看到外**队拥有新式枪炮，叹为“神技”，“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①。他一面以重金聘请洋教官到各营教习；一面向侵略者购买新式武器。此外，他还“全神笼络”华尔，企图通过他向外国聘请“铁匠制炸弹，代购洋枪”②，并以他“一人之心”去“联络各国之好”③。
为了认真训练淮军，并与外国侵略者协同作战，李鸿章与何伯以及英国陆军提督士迪佛立订立会商攻打太平军协议，规定：(1)李鸿章派出淮军6000人与侵略军“共维大局”，其中3000人进驻南桥，3000人由英**官负责严加训练；(2)作战中夺取的军需品应归淮军所有；(3)双方军事调动必须互相通知，并互相供给军事情报。这样，李鸿章与资本主义侵略者正式建立了共同镇压太平军的军事合作。
同治二年（1863）春，李鸿章与士迪佛立订立《会同管带常胜军条约十六款》，议明：(1)全军编制3000人，暂以奥伦为统领，清军以副将李恒嵩会同管带；(2)常胜军及统带官由抚台（李鸿章）指挥；(3)军费开支由海关②《复李中堂》，《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第10页。
①梁启超：《李鸿章》，第26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
③《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
收入供应，军火由李鸿章购买拨给。常胜军整顿后不久，戈登取代奥伦为统领，李鸿章很快“成为戈登的好友和赞助他的人”④。
常胜军整顿后，的确帮了李鸿章的大忙。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5月），太仓陷落，太平军被“追斩殆尽”①，李鸿章赞扬戈登“坚忍镇定”。不久，昆山失守，太平军7000余人被俘，3万人遭杀害，李鸿章对戈登的“奋勇”表示“殊堪嘉尚”②。十月（12月），苏州被攻占，李鸿章率军大肆抢劫财物，并发给常胜军7万元，后奉旨另犒赏戈登银1万两，以资鼓励。次年四月，攻陷常州，常胜军宣告解散，留洋枪队300人、炮队600人并入淮军。攻陷苏、常后，清军加紧进攻天京。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攻陷天京。李鸿章又调派淮军追杀太平军余部。由于平定“粤寇”有功，清廷赐封李鸿章“一等肃毅伯”。他的淮军由原来的6000余人逐渐扩充到六七万人，逐步取代湘军成为清廷所倚重的一支凶恶军队。在劫掠人民财富方面，李鸿章也并不比曾国藩兄弟逊色，李家兄弟数人在绞杀太平军期间，就兼并土地约60万亩。
太平天国起义被扼杀后，清廷集中兵力围剿捻军。同治五年（1866）秋，李鸿章吸取了曾国藩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扑灭“倏忽无定”的捻军，必须增添马队，马步配合，左右夹击，前后堵截，才能扭转尾随追逐，劳而无功的局面。在战略上，他坚守曾国藩“画河圈地”的主张，实行“扼地兜剿”，驱逐捻军到“山深水复之处”③，重重围困，加以歼灭。与此同时，还“阴招其饥疲裹胁之众，使其内乱残杀”①。同治六年十二月（1868年1月），赖文光被俘就义，东捻军为李鸿章所扑灭。同治七年正月（1868年2月），西捻军进入直隶，“京师大震”，清廷急调李鸿章、左宗棠进行镇压。七月（8月），西捻军进入山东境内黄河、运河和徒骇河之间的狭窄地带，被清军围困，无法突围失败。
李鸿章在镇压捻军中立下汗马功劳，于同治六年（1867）被清廷实授为湖广总督，西捻军覆灭，又赏加“太子太保衔”，成为当时一个握有军政实权的封疆大吏，也是为清廷所倚重的一个“中兴名臣”。
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
①《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82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
③金毓黻、田庆余：《太平天国史料》，第371页。
①《捻军》第1册，第141—142页。
第二节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还开始积极推行洋务运动。所谓洋务运动，是清廷在同治年间兴起的“求强”、“求富”活动。从事这一活动的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李鸿章就是洋务派的首领。
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中，李鸿章深感当时清皇朝存在的不仅是“内忧”，而且还有“外患”。他认为外国侵略者“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②，“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他又目睹欧美各国“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③。为了巩固清朝统治，李鸿章提出变“成法”、立“奇业”的主张，即是在不变更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略事变革，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加强内部统治，对付新的“变局”和“强敌”。
李鸿章到达上海之初，“深以中**器远逊外洋为耻”①，为了学到洋人“长技”，屠杀人民，开始向外国购买洋枪炮。继购置之后，他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②，决定自己设厂制造。
最早创办的军事工业，是同治元年到同治二年在上海、苏州设立的洋炮局，规模不大，却给淮军提供了一部分枪炮弹药。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又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前者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军火工厂。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接办了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这时捻军和少数民族起义已相继被镇压，但他认为：“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机思逞，时需分头防剿，设军火无措，必致贻误大局”③，因而对该厂进行整顿，扩大生产。
筹建北洋海军是李鸿章“求强”事业的重要内容。同治末、光绪初，资本主义侵略者加紧窥伺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当时，加强海防，保卫边疆，刻不容缓。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分析了这一危险形势，并向清廷提出建设新式海军的建议。从光绪元年（1875）开始，李鸿章先向英国订购一批炮船，但他认为一支象样的新式海军，“非有铁甲船数只，认真操练，不足以控制重洋”④，于是向德国订制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船和一艘钢甲船。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以中国海军实力单薄为理由，又向英、德等国订购船舰快艇，加强海军实力。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设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会办。经过陆续添购船只，到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正式建立，拥有大小军舰雷艇等25艘。这期间，李鸿章还筹措巨款修建旅大、威海卫军港和旅顺船坞。
李鸿章在举办军事工业过程中，时常感到经费不足，使局务难以维持和发展；原料燃料不能自给，不得不向外国购买；缺乏新式交通工具，在运输②《捻军》第1册，第141—142页。
③《洋务运动》第1册，第41—42页。
①《洋务运动》第1册，第41—42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④《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1。
上碰到很多困难。为此，他决定创办民用企业，以“求富”促进“求强”。李鸿章创办的第一个“求富”企业是轮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1872），他招集商股，借用官款，采用官督商办形式经营航运业，办起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民用工业。光绪三年（1877），他举办的开平矿务局，成为中国第一个采用机器生产的大型煤矿企业。由于煤的蕴藏丰富，质量较好，产量日增，被李鸿章称为“成效确有可观”的一个企业。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电报总局。光绪八年，又奏准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十九年（1893），该局遭火焚，李鸿章派盛宣怀设立华盛纺织总厂，并拟另设10个分厂于上海、宁波、镇江等地。李鸿章在《妥议铁路事宜折》中，向清廷提出铺设铁路有利于国计、民生、军务、漕务、通讯、交通等九大好处，并强调指出：“西洋诸国所以勃焉兴起者，罔不慎操此术。”①他还拟定一个修筑铁路的计划，由于当时清廷财力竭蹶和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实现。到光绪七年，才修成一条由唐山到胥各庄、全长11公里的短程铁路。光绪二十年，唐山至山海关铁路建成，全长128公里。此外，光绪十四年（1888），李鸿章成立漠河矿务局，开采黑龙江漠河金矿，成绩卓著，是一个经营比较成功的新式矿业。
在“民用”企业中，采用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厂内设有总办、会办、帮办等大小官员，“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①，其他商股无权过问。正如梁启超批评的：“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之厉阶可也。”②李鸿章自己和他的亲信唐廷枢、盛宣怀等人，依靠政治特权操纵局务，贪污中饱，一个个成为拥有巨大财富的暴发户。
李鸿章从事军火生产时，说是“为今日御侮之资”③，他筹办海军，明确指出“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④，但是他在大谈军事对外的同时，却又宣称“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⑤。他也准备与来犯之敌交战，却又说不能“自我开衅”，要等到对方“万分无礼相加”时，才不得已与之一战。这种消极态度，导致了每战必败，所谓“御侮”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至于兴办民用企业，李鸿章也标榜“杜外人觊觎之渐”，创办轮船招商局，声称“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设立开平矿务局，他说“亦可免利源之外泄”⑥；集资兴建煤铁矿，又说有“堵塞漏卮”的好处。当然，在这一方面虽然也多少起了一些作用，但在当时国家不能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去挽回洋商专擅之利权的。实际情况是，只能在承认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海关、航运、市场以及洋货大量涌入内地的前提下，通过微弱的竞争，与外商共分①《洋务运动》第1册，第41—42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
②《皇朝经世文编》卷26。
③梁启超：《李鸿章》，第72页。
④《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
⑤《洋务运动》第2册，第498页。
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一部分利润。
李鸿章办洋务固然是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各厂局也存在种种**现象，但他能够面对现实，比较清晰地观察当时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积弱贫穷的落后状况，尖锐批评各种陈腐观点，慨然以举办近代新式工业为己任，提出谋求富强的方案。终于在他的倡导下，逐步建立起中国早期的军事工业、新式海军以及民用企业。就此而论，李鸿章与愚昧落后、闭目塞听的封建顽固官僚比较，显然是有所作为的。
李鸿章创办的军事工业，虽然不可能起到真正抵御侵略的作用。但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淮军和北洋舰队还是被迫应战，李鸿章控制的军火工厂，“昼夜不停”，“加倍赶制”枪炮，运赴前线。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曾经重创敌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于民用企业尽管管理落后，经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但由于仿效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毕竟使中国出现第一批近代企业，反映了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新式工业和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此外，在各类企业中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为了举办洋务的需要，李鸿章还设立一些新式学堂、翻译机构以及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在客观上不能不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某些有利的条件。
第三节办理外交事务正当李鸿章热衷于大办洋务事业时，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相继进窥我国沿边和邻邦，造成严重的边疆危机。对于凶恶贪婪的资本主义侵略者，李鸿章缺乏足够的认识，坚守“力保和局”宗旨，奉行“外须和戎”外交方针。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清廷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主持办案，其判处20人正法，25人充军，赔款49.7万余两。曾国藩的举措，受到舆论的谴责。八月，李鸿章奉命接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集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权势显赫、举足轻重。他在天津设立的衙门，号称“第二中央政府”。到任后，李鸿章完全支持曾国藩的原判，正式议结天津教案，先将判处正法20人中的人处死，另4人由于天津群众的坚决要求，李鸿章不得不从轻判决。在办理天津教案中，李鸿章与曾国藩忠实执行清廷媚外政策，天津人民恨之入骨。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出兵大举进犯台湾，遭到高山族人民的顽强抵抗。李鸿章唯恐扩大事件，说什么“台湾系海外偏隅”①，不值得大动干戈，主张与日本签约息事。九月二十一日（10月30日），总理衙门与日本签订《台事专约》三条，赔款50万两，承认日本出兵侵台是“保民义举”。中日谈判期间，英国提出台湾对外通商，李鸿章竟说：“与其听一国（指日本）久踞，莫若令各国（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均沾”①。意欲通过开放台湾，利用其他国家的力量，阻止日本独占，这就是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外交的首次运用。总理衙门让步订约后，日本得寸进尺，意图并吞琉球。李鸿章认为琉球是个“黑子弹丸之地”②，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光绪五年（1879），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在日本出兵侵犯台湾的同时，英**官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由缅甸闯入云南，意在开辟入侵西南各省通道。英国驻京公使馆派翻译马嘉理前往迎接，在腾越西南蛮允地方，武装队伍悍然开枪击毙群众多名，当地人民立即将马嘉理打死，这就是所谓“马嘉理事件”。英国侵略者乘机进行讹诈，清廷派李鸿章与英国进行谈判。开始时，李鸿章认为英国武装队伍擅自入境，“不独有违条约，亦显悖万国公法”③。及后，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恫吓威胁下，李鸿章怕“和局”破裂，便改变了态度，于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876年9月13日）与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赔款20万两；清廷派大臣赴英“谢罪”；允许英人前往云南、青海、甘肃、西藏等省“调查”、“游历”；开辟印藏交通；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外货运入内地免纳各项内地税以及扩大领事裁判权等，为英国入侵云南、西藏等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纷至沓来的边疆危机中，李鸿章对俄国于同治十年（1871）悍然出兵强占新疆伊犁这一严重事件，也表现得十分怯弱。俄**队侵占伊犁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为代表的部分官员纷纷要求进兵新疆，收回失地。然而，李鸿章却大唱反调，理由是：第一，新疆是一块旷僻无用之地，“即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0。
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
②《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
③《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8。
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④。出师远征，竭尽财力，势必影响东南海防建设。第二，英、俄久思染指新疆，他们已扶植阿古柏作为傀儡，中国贸然出兵，必定祸不旋踵，“别生他变”①。第三，中国“兵将皆单，军器不精”，“实不及专顾西域”②，而且统兵主帅“左公已老”，将士率皆疲弱。在军需给养方面，由于路途遥远，无法源源运济，纵然克服了重重困难，恢复失地，“势必旋得旋失”③。据此数端，李鸿章主张对已出关或准备出关的清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④。
李鸿章力主放弃新疆的言论，受到朝野的强烈谴责，清廷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意见。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率军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领土。但俄国赖在伊犁不走，清廷派崇厚赴俄交涉，并于光绪五年签订《交收伊犁条约》，虽然索回了伊犁，却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以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给俄国，另赔款500万卢布，俄国还获得蒙古、新疆贸易免税以及由西北经天津到汉口进行贸易等特权。消息传来，舆论哗然，纷纷要求改约。清廷表示不承认这个条约，并将崇厚革职问罪。俄国立即摆出不惜诉诸武力的架势。李鸿章被吓坏了，坚主崇厚不可问罪，俄约不能推翻，劝告清廷速予批准。
在“边务迭兴”中，李鸿章忠实执行了清廷“保全和局”这个既定方针。对外交涉时，总是借口中国的军事力量大不如人，决非西方国家的对手，因此，抱定逆来顺受，忍辱息事的宗旨。退让的结果是接受无理要求，签订屈辱条约，一步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程度。
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
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③《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
第四节在侵略战争面前节节退让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他避战求和，含忍妥协，最后向法国、日本屈服投降，签订卖国条约。
同治、光绪之际，法国多次进犯越南。其时，法国金融资本发展迅速，积极对外扩张，叫嚣“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⑤，显然，法国是企图以越南为基地，侵略中国。光绪八年（1882），法军进攻越南北圻，清军出境援越。但清朝统治者害怕由此危及自身的安全，授权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在天津谈判。双方议定：清军撤出越境；以红河中间之地划界，中法两国分别保护；开放保胜为商埠。
李鸿章的退让，“招引法国以为中国将不会反抗”①。法国内阁总理茹费理撕毁了协议，大举进攻越南，同时，派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向李鸿章施加外交讹诈，李鸿章为了保存军事力量和淮系地盘，主张继续执行“永保和局”的外交方针。他认为中国“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②，声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①，开战后，“兵连祸结”，“一发难收”。李鸿章的宜和不宜战的论调，在中法战争期间发挥得淋漓尽致。
光绪十年（1884），法军向北越发动进攻。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通过粤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向李鸿章诱和。李鸿章函告总理衙门，务必含忍与议，同时强调指出：“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②。清廷接受了李鸿章“兵心民心摇动”的警告，命他与福禄诺在天津举行谈判。四月十七日（5月11日），双方签订《天津简明条约》，规定：法国“保护”越南；滇桂边境通商；中国撤回军队。
条约签订后，法国又以清军未能及时撤退、双方发生冲突为借口，蓄意扩大事端。闰五月二十二日（7月14日），法舰开入福建闽江口，李鸿章“自度兵船不敌”，一面拒绝清廷调拨北洋船舰增援福建；一面致函会办海防大臣张佩纶，要他勿向法船开炮。七月初三日（8月23日），法舰进攻福建海军，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在李鸿章的影响下，也“严谕各舰，不得妄动”③，致使马尾海战失败，福建海军覆没。
法国的侵略暴行，激起全**民极大的愤慨，前线广大将士斗志昂扬。
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老将冯子材率领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中法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当时的局势对中国极为有利，但清廷缺乏胜利信心，李鸿章则认为镇南关大捷不过是“偏隅偶胜”，应该知足罢兵，趁胜求和。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订立《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允许法国在我国西南开埠通商；中国兴办铁路应与法人“商办”等，⑤《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①鲍维：《茹费理与法兰西帝国主义的复兴》，第9页。
②《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4编，第140页。
①《中法战争》第4册，第45页。
②《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4。
③《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5。
使法国得以插足中国滇、桂等省，西南边疆危机日益严重。
日本从同治年间开始，多次入侵朝鲜，蓄谋大规模进攻中国。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李鸿章调拨部分淮军赴朝，日本也派兵前往。朝鲜局势稳定后，清廷向日本提出双方同时撤兵，日军拒不撤走，阴谋挑起战争。
在中日关系恶化、战争大有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李鸿章为了保住他的权位和军事力量，外交上，他玩弄“以夷制夷”伎俩，先后乞求英、俄等国出面斡旋，阻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把希望寄托在欧美各国的“干涉”和“调停”上，结果一一落空。军事上，他一面命令驻朝清军“镇静勿妄动”，“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④，想以“万国公例”去制止日本的军事行动；一面表示不派兵增援朝鲜，说什么：“我若添兵厚积，适启其狡逞之谋”①，企图以中国停止派兵的行动遏制日本增兵朝鲜。李鸿章在外交上的畏葸怯弱和军事上的按兵不动，必然导致中国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
然而，这时清廷内部主战派坚主对日采取强硬态度，人民群众要求抵抗的呼声也很强烈，李鸿章不得不派兵往援牙山中国驻军。运兵轮系用重金租雇的高升号等3艘英国商船。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高升号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遭到日本海军的突然袭击。
牙山战役后，李鸿章惟恐北洋海军与日作战遭到损失，丢掉个人政治资本，因此，只是“令游弋渤海内外，做猛虎在山之势”①，八月（9月）中旬，日军在平壤大败清军。接着，又挑起黄海海战。这次海战，中日双方各有损失，胜负未定。李鸿章却故意夸大败绩。借口船舰陈旧，武器落后，不能与日继续作战，命令北洋舰队全部躲藏在威海卫军港，造成了中国海军坐以待毙的局面。
九月（10月）下旬，日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金州告急，旅顺守将徐邦道力主派兵增援，李鸿章斥之为“糊涂胆小”。十月（11月），日军攻陷大连，进犯旅顺，海军提督丁汝昌“自赴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李鸿章又训斥说：“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②于是，号称东方第一要塞的旅顺军港落入日军手里。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年1月），日本海军进攻威海卫。这时，北洋舰队尚有战舰炮艇等20余艘，重整旗鼓，仍可与日一决雌雄，但李鸿章不敢一试，终于在次年正月（1895年2月），北洋海军连同威海卫军事要地全部落入敌手。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作为清朝的“全权大臣”到达日本马关。翌日开始谈判，日本提出许多苛刻条件，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曾力争“请让少许”，没有结果。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赔款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这是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④《中法战争》第1册，第18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
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
②《中日战争》第3册，第172页。
地的深渊。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占有辽东半岛，俄、德、法三国表示反对。在“干涉还辽”事件中，李鸿章又被迫对日让步。九月（11月），他与日本代表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订明中国“报酬”日本3000万两，收回辽东失地。
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紧要关头，避战自保，消极应战，屈辱妥协，忠实奉行清廷的投降路线，造成中国惨败，签订牺牲民族利益的条约。战败投降固然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决策，但李鸿章也应负重大的罪责。
第五节从签订《中俄密约》到出任两广总督李鸿章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遭群议指摘。他失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权势很重的职位，留京“入阁闲居”。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清廷拟派王之春赴俄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礼，俄国想借此机会迫使清廷派能订立条约的使臣，实现久已垂涎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因而指名要“李中堂”亲自出马，清廷只好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国。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李鸿章在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主要内容有两国共同防日，一旦有事，双方派兵互相“援助”，俄方军舰可以进出中国一切港湾；中国允许俄国穿过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修造铁路，并在该路运送军队粮食。不久，根据密约，清廷又与俄国签订一个《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这样，俄国在攫取中东铁路修筑权的同时，还掠夺了铁路沿线的采矿、伐木、行政、派驻警察、驻军及减免税厘的特权。俄国在“共同防日”幌子下面，将侵略魔爪伸入我国东北地区。八月二十七日（10月3日），李鸿章返回天津，大肆宣扬中俄关系已是“如胶似漆”③，“中国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①。
办完“联俄”外交后，李鸿章奉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出动军舰，强占胶州湾。第二年春，李鸿章会同翁同龢与德国驻华公使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德国以“租借”名义强占胶州湾，并取得在山东境内开矿筑路等权利。不久，俄国海陆军纷纷出动，摆出剑拔弩张的架势，要求清廷将旅大“租借”与俄国。三月初六日（3月27日），李鸿章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会同张荫桓与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俄国不仅“租借”旅大，而且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直达旅大以及铁路沿线权益不得让与他国等权利，其势力从东北北部伸展到南部，整个东北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机严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救亡图存”口号，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场新与旧的斗争中，李鸿章采取了先是反对、继而暗中回护的态度。
长期以来，李鸿章坚认现行的封建**统治是“唯一可行的制度”②，并紧紧依靠慈禧太后，受其驱使。因此，当康有为等人抨击他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和拒绝他加入强学会时，忿恨不已，与维新派之间一度形同水火。他向慈禧太后进谗说：“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①光绪二十四年初，总理衙门邀请康有为征询改革大端，李鸿章也出席问话，他竭力反对改革法律官制。
然而，到百日维新前后，李鸿章的态度却起了变化，原因有三。其一，在“变法”的途径和方法问题上，洋务派同维新派是有根本区别的，但在要求“改革”这一点上，却是相互一致的，这就成为李鸿章一度支持维新派的思想基础。其二，在顽固势力的阻挠下，维新派的“变法”要求不得不略作③《中日战争》第1册，第69页。
①《中东战纪本末》卷2，第4页。
②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第54页。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页。
修改，提出“君权变法”，“乾纲独断”以及“开制度局于宫中”等“温和”主张。这些倒退的政见，意味着他们与洋务派的距离缩短了，李鸿章与维新派之间的隔阂也就随之逐渐消除了。其三，签订《中俄密约》后，李鸿章在总理衙门仅仅做个“伴食之宰相”②。为了改变这个处境，在戊戌变法后期，他一面继续依附慈禧太后，一面又或明或暗地给维新派一定的支持，希冀事成之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并借助维新派力量，实现其洋务抱负。
基于上述原因，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诏令，李鸿章并不反对，或保持缄默，或表示赞同。关于加强军事建设、发展农工商业，以及废除八股、兴办学校等项改革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李鸿章均抱支持态度。尤其对于设立京师大学堂，他更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③，甚至还推荐康有为出任总教习，难怪后来康有为向别人说：李鸿章“助吾革政”①。戊戌政变发生后，李鸿章一面不敢违抗慈禧太后捕杀维新派的通缉令；一面派人慰问康有为等人。康有为出走时，他“遣人慰行”②；梁启超逃亡日本，他托人转言相慰。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南下就任两广总督。到任后，李鸿章采取严厉镇压“盗匪”、会党起义的措施，“募巡警”，“办团练”，“昼夜梭巡，随时警察”，在街道“遇有身带火器刀械，立即擒捕”③。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后，李鸿章电奏清廷，要求迅速剿办团民，保护使馆，以免中外失和。五月十九日（6月日），清廷谕令李鸿章到京主持大计，他借口“粤人呼吁攀留”，暂难北上。实际上他是要等待帝国主义军队开抵北京城下，经过“一二恶战”④，清廷改变态度时，再决定自己的行动。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颁布了“宣战”上谕，命令各省督抚集义民成团，“借御外侮”。但李鸿章拒不执行，宣称“廿五（阳历21日）矫诏，粤断不奉”⑤，并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宣称：长江一带只有“会匪盐枭”，“并无拳会之党可招”①。可见，李鸿章是东南督抚违抗“宣战”命令的首倡者。他还积极参与了刘坤一、张之洞发起的“东南互保”，以破坏义和团在南方的发展。
李鸿章在广东如此卖力保护洋人，英国就提出广东“需要这位总督坐镇”②，并认为他是建立“华南独立政权”的理想人物，因而千方百计不让他北上，要他与孙中山“合作”，在粤“宣告独立”。李鸿章则认为此事必以“清帝后存亡为断”③，在联军未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尚未“遇难”之前，不能贸然从事。因此，他一面坐观局势的发展，一面假意邀请孙中山前来与他“合作”，阴谋一举搞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这时，孙中山已应邀来②《戊戌变法》第1册，第467页。
③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①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31页。
②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31页。
③《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30页。
④《义和团》第3册，第335页。
⑤《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3。
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2。
②《义和团》第3册，第333页。
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46页。
港，抵岸后，得到革命党人密告，获“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④之意，急乘原船转赴越南。
④转引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87页。
第六节最后的对外屈服妥协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后，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上，一面压制和破坏群众反帝爱国斗争，一面观望形势，等待时机北上，扑灭义和团斗争烈火，同帝国主义妥协议和。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初，慈禧太后授命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催他迅速兼程北上。李鸿章仍是踌躇不动。六月十九日天津陷落，李鸿章在清廷的催促下，于二十二日首程赴沪。但到上海后，借口“感冒腹泻”，寸步难行，盘桓申江，继续观望。七月十三日（8月7日），清廷授予李鸿章“议和全权大臣”，他还是没有立即动身赴京。二十日，帝国主义军队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狼狈西逃。三十日，清廷授给李鸿章“便宜行事”、“不为遥制”的更大权力。八月十四日（9月7日），清廷又发布“剿匪”。于是，“养疴”沪上的李鸿章欣然出发赴京。
八月二十三日（9月日），李鸿章离开上海，二十五日抵达塘沽，俄**队将他护送到天津。下车伊始，他便命令直隶官员认真剿灭“拳匪”。半个月后，李鸿章在俄军的保护下来到北京，连日“拜会”各国公使，急谋议款订约。但帝国主义在拟订议和条件问题上分歧较大，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还准备扩大军事侵略，因此，各国驻京公使“不甚与全权见面，亦不与议公事”⑤。
为了迫使清廷接受苛刻条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四出攻掠，扩大侵略范围。李鸿章唯恐清军进行还击，影响和议进行，有负清廷对他的重托和期望，因此，他命令各地驻军“在一切场合只要碰到外**队就撤退”①。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将中国兵队之防线形势，制成报告给瓦德西”②，使侵略军对清军的布置了如指掌。
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吓坏了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她授意荣禄电告李鸿章“早安大局”。在慈禧太后催促下，李鸿章加紧进行议和活动。十一月初三日（12月24日），北京公使团提出议和大纲后，李鸿章立即电奏西安，要慈禧太后“迅速乾断，电示遵行”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与奕劻奉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
议和大纲签订后，接着与帝国主义议订条款细目。李鸿章害怕“和局中败”，因此处处让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与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赔款银45000万两；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拆除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沿线全部炮台，准许各**队驻扎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等十二个战略重地；清廷要严防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行动。从此，帝国主义又在中国人民身上套上一付沉重的锁链，清廷堕落成为列强的驯服工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九月二十七日（11月7日），李鸿章病死于北京，清廷赐谥“文忠”。
⑤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8页。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40页。
②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39页。
③《义和团》第1册，第114页。
第十二章左宗棠第一节究心经世之学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年自号湘上农人。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左家塅一个下层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
从4岁开始，左宗棠就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儒家经传。19岁时，才正式到城南书院读书，受教于名儒贺熙龄。贺熙龄主张经世致用，左宗棠受他的影响很大，一直以宗师事之。贺熙龄的哥哥贺长龄，是著名的《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时为江苏布政使，在回乡时见到左宗棠，对这个年轻人很为器重。贺的藏书很多，左宗棠每次借书，他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①，还经常同他讨论问题。通过贺氏兄弟，左宗棠逐渐密切了与封建统治阶级中士大夫集团的关系，思想逐步向经世致用发展。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20岁时，参加了本省的乡试，与他哥哥同榜中举。这是左宗棠在科举道路上获得的唯一一次功名。同年，他与湘潭一位富室千金周诒端结婚。由于家境清寒，此后就以招赘女婿的身份一直住在周家。
当时的左宗棠，年轻气盛，自负不凡，极想由此一举登上仕途，曾三次赴京会试，但连遭失败。科举的失意使他愤懑不平，“遂绝意进取”，“弃词章为有用之学”①，精力完全集中到经世致用方面来。由于外患日深，不少士大夫特别注意边疆史地的研究，左宗棠也深受影响。他17岁时，即从书肆中购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齐氏水道提纲》等书，“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①。科举失意的几年中，他悉心钻研地学，尤其是西北、西域的史地著作，加深了对社稷安危的关切和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了比较远大的政治眼光。
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担任了醴陵渌江学院的主讲。这年，两江总督陶澍“乞省墓道”，回湖南安化，路过醴陵。左宗棠应醴陵知县之请，为陶澍的公馆作了楹联。联中巧妙地嵌入道光帝钦赐“印心石屋”予陶澍之事，大得陶澍的赏识，特地邀见左宗棠，“倾谈竟夜，与订交而别”②。此后来往不断。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病殁，与陶澍有深交的贺熙龄要左宗棠担负起教育陶子（陶桄）的责任，于是左宗棠于次年来到安化小淹陶澍家教学。
在小淹八年之久的教馆生涯，对左宗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陶澍家中所藏书籍，特别是“本朝宪章”十分丰富。左宗棠“课读之暇，博观纵览”③，阅读了大量有关水利、田赋、盐政的书籍，探求如何上慰宸衷、下安百姓、振刷纲纪、济世匡时的途径，以挽救正在衰落的封建皇朝。同时，又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40页。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7，第30页。
①贺熙龄：《寒香馆诗钞·舟中怀左季高》，《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1，第页。②《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1，第14页。
③同上书，第10页。
从陶澍的往来书信中开始知道了林则徐，并产生了仰慕之情。林、陶都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他们关心民情，刚直不阿，主张改革弊政和抵制外来侵略。这些，对左宗棠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第二节御“外患”与除“内忧”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军犯浙江，陷定海，进逼天津、海口。消息传到湖南，激起了左宗棠的爱国热情。于是他研究了反侵略的“战守机宜”，写出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善后》诸篇，并在给贺熙龄的几封长信中，详细讨论了这些问题。其中不少主张与林则徐在广东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策略不谋而合。他还尖锐地指出：“方今时事之坏，无过上下相蒙，贤奸失别”，必须对琦善这样“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的罪魁祸首“驰使封剑，斩首军前”，“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①。对于被无辜问罪、发配新疆的林则徐，他则寄予满腔的同情，心“如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心神依倚，惘惘相随”②，表现了对这位民族英雄的高度敬仰。
但是，左宗棠在主张抵御“外患”的同时，又深为农民起义的“隐忧”
而焦虑。特别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清廷的屈辱求和，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而国内的阶级矛盾又因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而尖锐化。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他常与好友胡林翼（陶澍之婿）在小淹“彻夜长谈”，深为“国威屡挫之余，乱民益无所忌”而“百忧攒集”③。地主阶级的立场、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以及自负不凡的性格，都使他“梦卜夐求”干一番为“圣君”清除“内忧”的大事业。这正是他不久后与曾国藩、胡林翼等“中兴名臣”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共同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林则徐引疾还闽，经过长沙时，特遣人召左宗棠一见。左宗棠“谒之长沙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①。林则徐很赏识左宗棠，称他为“不凡之才”②。
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礼聘，入张幕充当谋士。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在省城内为张亮基调兵遣将进行顽抗，还献“河西合围之策”，企图一举包围、歼灭太平军。在太平军久攻长沙不下，毅然撤围北上后，左宗棠又协助张亮基训练兵丁、整饬吏治，并对响应太平军的广大群众进行报复。他以“首先决策”镇压浏阳秘密会党“征义堂”有功，升用直隶州同知。
不久，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左宗棠随往湖北，与江忠源等一起，抗拒太平军的西征。后张亮基又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不愿随往，而在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中，一连干了6年。
从咸丰四年（1854）至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的主要活动是为清皇朝坚守湖南。当时的湖南，是曾国藩湘军的发源地，是支持东南五省反动力量的重要基地。在湘军已经倾巢出省镇压太平军，而湖南又受到来自邻边各省和本省农民起义军不断冲击的形势下，左宗棠既要为出省的湘军筹办粮饷、船炮、军械，又要设法抵挡纷至沓来的打击，确是不遗余力，费尽心机。左宗棠在湖南所显示的才干，为统治阶级所赏识。潘祖荫说：“国家不①《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1。
②《致贺蔗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③《复胡润之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②《与贺仲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连最高统治者咸丰帝也特意“垂询及之”。左宗棠对咸丰帝的“特达之知”，刻骨铭心，感激涕零。
咸丰六年（1856），左宗棠以接济曾国藩军饷攻占武昌有功，“诏以兵部郎中用，赏赐花翎”，不久，又加四品卿衔③。正当他得到咸丰帝的青睐，飞腾有望之时，却突然被湖广总督官文奏劾，几遭不测。虽由于胡林翼、曾国藩、潘祖荫等人的力争才免于一死，但不得不退出骆幕。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使左宗棠初次尝到“世网之险”。他知道，即“匿影深山”，也不一定能躲过对方再下毒手，因此转而投靠为他脱险出过力的曾国藩。
③胡林翼：《启程晴峰制军》，《胡文忠公遗集》卷54。
第三节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咸丰十年（1860）六月，左宗棠奉诏命以四品京堂从曾国藩治军。他招募了5000人，组成了“楚军”，这就是左系湘军的起点。
左宗棠这次因祸而投靠曾国藩，是他经历中的一个转折。过去8年，他虽然倍受重用，名声不小，然而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高级师爷而已；而这一来，却真正成了一员拥兵带队、手握实权的将领。以后，正是凭着这一资本，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至与曾国藩等并驾齐驱，成为同治年间的“中兴名臣”。“楚军”组成后，在长沙金盆岭练军。年底，由江北战场西进的李秀成大军，包围了曾国藩指挥机关所在地——安徽祁门。曾国藩惊恐万状，四处呼救。于是左宗棠不得不率领刚刚练成的楚军出湘，进入江西，在皖、赣交界的德兴、婺源一带与太平军交锋。这一地区是曾国藩大营的粮道，已被太平军拦腰切断。左宗棠的任务就是要打通这一粮道，“严防大营后路”，以解曾国藩之围。他知道，初次出阵的成败，关系今后的命运，因此势在必争。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李秀成对救援安庆并不积极，与湘军稍一接触后，就绕过祁门，过浙江，入江西招兵去了。因而左宗棠得以比较顺利地占领了德兴、婺源，接着又在东平、鄱阳击败了准备深入江西腹地的侍王李世贤部，从而打通了曾国藩大营的后路。清廷为对左宗棠表示嘉奖，命其帮办江南军务，并授太常寺卿。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底，从湖北回师的李秀成与李世贤会合，一举攻克浙江省会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清廷大震。这时，曾国藩虽受命节制浙江军事，但他占领安庆之后，正集中力量进犯天京，无暇顾及，故一再推荐左宗棠去收拾残局。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同治元年（1862）春，左宗棠率军自江西入浙。这时，清廷多次令他率兵进驻清军在浙西的唯一据点衢州城，并迅速拿下金华、杭州。但左宗棠是十分谨慎的，他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要马上进攻金华、杭州，固然是“痴人说梦”，就是进入衢州城，也十分危险。因为太平军“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其自困而后陷之”，必须“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①。于是他决定采取“置于四旁，渐进中央”的策略，先不入衢城，而是分兵拔除赣、皖边境的太平军据点，扫清后路，步步为营，逐渐往前推进；然后避开坚城，从侧路进攻杭州。在英勇善战的太平军面前，他的如意算盘实现得并不顺利。直到同治二年（1863）初，左军虽然竭尽全力，但仍然停滞在龙游、汤溪、兰溪一带，进展缓慢。但后来太平军整个战局逐渐恶化，外国侵略者公开与清军联合，并在浙东开辟了第二战场，攻占了宁波，因而浙西战场的太平军内部发生动摇，出现了火并、叛变。而这一切，都被左宗棠乘机利用，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攻占了处州、严州和龙、汤、兰三城，并进一步占领了金华，军锋直逼杭州。接着，这时已是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派蒋益澧率军进攻“为杭州锁钥”的重镇富阳。坚守此城的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富阳、新城之间大破蒋军。左宗棠急于事功，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竟不惜“兼募外**助之攻”①。同治二年八月，左宗棠军与法人德克碑率领的1500人“常捷军”勾结在一起，向富阳再度发起攻势。德克碑以重炮轰城，终于夺①《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
取了富阳。
攻占富阳后，左宗棠兵分两路：一路由蒋益澧等率领，直驱杭州；一路由魏喻义、康国器率领，进犯余杭。在左军的围困下，杭州城内弹尽粮绝。同治三年（1864）二月，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突围出走，比王钱桂仁投降，杭州陷落。余杭汪海洋弃城北走，也为左军所占。六月，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陷了天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终于被血腥地镇压下去。清廷论功行赏，左宗棠被封为一等恪靖伯。
但是太平天国的战斗并未结束。在天京失陷后突围的各支部队分别转战江西、福建、广东各地，继续坚持斗争。清廷授权左宗棠节制福建、江西、广东三省的清军，策划最后消灭太平军的余部。同治四年底（1866年1月），在左宗棠的统一部署下，闽、浙、赣、粤的清军合围汪海洋的最后据点——广东的嘉应州。汪海洋、谭体元壮烈牺牲，长江以南太平军的英勇斗争至此方才结束。同治五年（1866）元月，左宗棠从广东“凯旋”而归，回到福州。在镇压太平天国的罪恶活动中，他与曾国藩、李鸿章一样，用大量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顶子，换来了“中兴名臣”的桂冠。
第四节创办福州船政局在闽浙总督任上，左宗棠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计划。这一举动，使他成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左宗棠军攻占杭州后，他即派人仿造轮船，但是没有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后，他开始筹办福州船政局。法国洋枪队将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表示愿“代为监造”。由于在浙江战场上形成的特殊关系，也鉴于上次华人自制失败，左宗棠决定接受他们的建议。同治五年五月，双方达成协议，并奏报清廷批准。日意格到福州同左宗棠“详商一切事宜”，同赴罗星塔，选择了马尾山下一处地方作为厂址。在初步规划就绪后，左宗棠任命日意格为福州船政局正监督、德克碑为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②。船厂的生产指标是：在五年中，应照“外洋兵船样式”，制成150匹马力的大轮船11艘和80匹马力的小轮船5艘。
正当左宗棠兴致勃勃地大搞造船的“五年计划”时，清廷却调他任陕甘总督，以镇压西北的回民起义。左宗棠不得不匆匆去西北赴任。但他“身虽西行，心犹东注”①，仍然恋恋不忘于船政局。他推荐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并派他的亲信胡光墉直接督察筹划。因此，在左宗棠离开后，船政局的建设仍在他的“遥控”下继续进行。至同治十三年（1874），船政局共建有工厂座、船台3座、船槽1座，并附设艺局等，成为洋务派兴办的最大的船舶制造厂。
福州船政局与其他洋务派军事工业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腐朽性和对外国的依赖性。但比较起来，船政局还有自己的几个特点：第一，从造船的目的和作用看，它比较突出“御侮”，也就是针对外国侵略的一面。筹建之始，左宗棠就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明确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②自造轮船，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此后，他又反复重申：英、法、俄、德等国“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因此，“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③。
第二，在造船方针上，左宗棠强调自造，反对“造船不如买船”的谬论。他认为，中国自己造船，是“欲得其造船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一时可比”④。还进一步提出附设艺局，聘请西洋技师，派中国工匠、学员学习西洋语言文字、标法画法等，为中国培养造船、驾驶人才。同治十二年十二月（1874年2月），船政局与法人合同期满，日意格、德克碑均退职回国，其他洋匠也逐渐减少。从此，技术设计改由中国技术人员担任。因而福州船政局对外的依赖性较少。
第三，从成绩看，福州船政局前后共成船34艘，其中为南洋海军建造的3艘2400匹马力、排水量2400吨的巡海快船，是当时中国自己修造的最大军舰。因此，从客观上说，福州船政局的设立毕竟为中国建立第一支近代化②《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0，第64页。
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59页。
③《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1页。
④《艺学说帖》，《左文襄公全集·说帖》。
的海军打下了基础。
第五节用兵陕甘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离开福建，赴陕甘总督任。他的西征部队，一部分是自己带去和调去的楚军、湘军，又在陕甘等地招募了一部分兵勇，总共在4000人左右。加上原在陕甘和陆续增调的其他清军，共达12万人左右。左宗棠在西北面临着两支相互联系着的起义军——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军。他镇压的战略是：“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①这是因为西捻军的战斗力更强，活动范围更广，对清皇朝的威胁也比回民起义军更大。左宗棠的镇压，就是根据这个“先捻后回”的步骤进行的。
同治六年（1867）二月，左宗棠军从汉口出发，分三道入陕。六月，左宗堂到达潼关，正式督办陕西军务。他一面派兵沿渭水扎营，一面兵分两支，渡过渭水，进攻西捻军。但灵活的西捻军转而西进泾阳、咸阳，渡过泾水，集中主力于蒲城一带，有意识地让出泾水西岸地区。左宗棠连忙亲自赶到泾西，策划包围西捻军，企图消灭他们于泾水、洛水之间。不料西捻军突然以马队猛攻渭北地区的清兵，突破包围圈，粉碎了左宗棠的围歼计划。他们进入陕北后，连克安塞、延川等城。与西捻军相呼应的陕西回民军也乘势攻占了重镇绥德，并邀西捻军共同防守此城。由于连失延川、绥德等地，清廷震怒，左宗棠上书请罪。左宗棠不得不承认捻军“飙忽驰骋，避实就虚”，“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行，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旋回折”②。西捻军进驻绥德后，考虑到陕北山地较多，不适宜于马队驰驱，同时又接到东捻军在运河地区失利的告急信，于是在同治六年十一月，利用黄河冰冻已合的机会，一举突破了左宗棠所布置的河防，浩浩荡荡渡过黄河，一直打到保定，使清廷大惊，“切责督兵大臣，自宗棠、鸿章及河南巡抚李鹤年、直隶总督官文，皆夺职”①。左宗棠闯了这个大祸，“忧愤欲死”，连忙派了刘松山、郭宝昌两军日夜穷追，自己也随后亲自追赶，狼狈不堪。
但是，捻军进行游击战争而不建立作为战略基地的根据地，总是难以持久的。李鸿章、左宗棠都看出了捻军这个弱点，力求改变紧跟追击的笨办法而采用“画河圈地”、逐步缩小包围圈的策略。当西捻军深入京畿后，即遭到清军的重重包围，几经转战，逐渐被清军封锁在冀、鲁边界沿海狭小地区内，终于在同治七年（1868）六月，全军覆没于徒骇河边。
左宗棠在镇压西捻军中立了功，得以第一次“入觐天颜”，受到慈禧太后的“天语褒奖”。
同治七年十月，左宗棠回到西安，集中力量镇压回民起义。这期间，由于西捻军的转移，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声势已开始衰落。陕西的回民起义军被压入甘肃境内，以宁州的董志原为主要据点。甘肃回民起义军，以马化龙为首，表面上接受了宁夏将军穆图善的“安抚”，实际上仍暗中积蓄力量，继续进行斗争。左宗棠首先用“剿抚兼施”的手段镇压了陕西境内各股零星的起义队伍，收降了董福祥部，然后进入甘肃境内。
同治八年（1869）初，左宗棠军攻占了董志原。以此为据点的陕西回民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49页。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1，第20页。
①《谨拟分别剿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5。
起义军被迫向金积堡方向转移。五月，左宗棠到达泾州，部署了三路进军：南路从宝鸡和清水出发，作进攻凉州的准备；中路从泾州出发，进袭平凉和固原；北路从陕西西北出发，进袭定边和花马池，而真正的目标是陕甘回民起义军的中心——以马化龙为首的金积堡。
但左宗棠军对金积堡的进攻，遭到了起义军的坚决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年半之久。期间，左宗棠的爱将刘松山被打死，死亡极为惨重。左宗棠悲叹：“一年之间，连丧大将，人心震骇，谣诼繁兴”，“十余年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无逾此役者”②。同时，清廷也一再严诘：金积堡“一隅之地”，“何以日久未见成功，糜饷老师，该大臣难辞其咎”①。左宗棠受到严责，不得不一面哀求清廷“稍宽时日”，一面更加紧了对金积堡的围攻。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金积堡“粮已净尽”，马化龙“自诣军门，哭泣请罪”。接替刘松山的刘锦棠（刘松山之侄），接受了马的投诚，令马化龙招各地回军来金积堡就抚。当目的达到后，即将马化龙及其一家全部诛杀。此后，左宗棠军又镇压、收抚了河州、西宁的回民起义军，并于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攻占了陕甘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肃州城。
由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获得“全功”，清廷对左宗棠大加褒奖，赏加协办大学士。次年，又晋为东阁大学士。但经他镇压后的西北，却是“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②。这种惨状，固然是历届地方官员和清军共同造成的，但作为灾难制造者之一，左宗棠也是难辞其咎的。
②《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34页。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58页。
第六节收复新疆同治、光绪之际，中国的边疆危机接踵而至。其中尤以新疆的情况最为突出。
同治四年（1865）初，中亚的浩罕汗**官阿古柏与民族败类金相印、思的克相勾结，入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先后侵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和喀喇沙尔（今焉耆）等城。同治六年（1867），建立了反动政权，阿古柏自称“毕调勒特汗”（意即“幸运之主”）。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进占乌鲁木齐。阿古柏政权不仅残酷地压榨和奴役新疆各族人民，而且勾结英国和俄国，妄图利用他们作靠山，分裂中国领土，成为在英、俄庇护下的一个独立王国。
野心勃勃的俄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与英国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一方面策划侵占伊犁。同治十年（1871），当阿古柏兼并了乌鲁木齐不久，俄国就打着代中国“收复”的幌子，武装占领了伊犁，还扬言要“代收”乌鲁木齐。新疆面临着被外国侵略者瓜分的严重危险，收复失地，捍卫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
当新疆危机日趋严重之时，左宗棠已年逾花甲，打算“乞病还乡”，但是，祖国西北边陲发生的事变，点燃了他心中的爱国之火，他坚定地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③同治十三年（1874），正当新疆的局势危急之时，东南沿海的防务也由于日本侵略台湾而告紧张。受英国影响的李鸿章借全国注视东南之机，提出了放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作为东南海防之用的谬论。说新疆这个贫瘠之区“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他认为，“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①。这就意味着，玉门关以外的中国领土都可以拱手送给别人。李鸿章的谬论，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者。但也有一些“塞防论”者起而反对。于是，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就此掀起。
在争论中，清廷的态度摇摆不定，于是“密询”在西北边防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左宗棠。左宗棠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放弃新疆。他针对清廷的心理状态，高度赞扬了乾隆帝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和坚定态度，指出“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同时，他特别从饷需的角度驳斥了李鸿章的谬论，指出“若此时而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①，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全国安全的高度。左宗棠的结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可偏废。左宗棠的精辟议论，把“海防”、“塞防”之争推向了**。从本质上看，这场大辩论是关系到要不要收复新疆，要不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问题。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海防并重论”，是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
左宗棠发表意见后，清廷不仅坚定了不放弃新疆的决心，而且也意识到：在全国大吏中，既有力量和信心，又有胆识和魄力，足以担负起这一重大任③《回民起义》第3册，第243页。
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48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页。
务者，左宗棠一人而已。光绪元年（1875）三月，诏命左宗棠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得到指挥进军的全权，开始了收复新疆的大业。
光绪二年（1876）三月，左宗棠从兰州进驻肃州（酒泉），以此为西征大本营，并督饬刘锦棠率精锐20余营西进出关。五月，刘部抵达济木萨。此时，连同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陆续出关的金顺、张曜部和整编的新疆原有驻军，全部近100营，约五六万人。
关于具体的作战部署，左宗棠的方针是：先北路而后南路。首先拿下乌鲁木齐，克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北路，然后挥师南下，直捣阿古柏的老巢，收复整个南疆。全部收复新疆的战斗，正是在这一正确部署下一步步进行的。六月，刘锦棠与先期西进的金顺部同时进驻距古牧地（米泉）最近的阜康城，建立了自己的前哨阵地。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收复了乌鲁木齐及昌吉、呼图壁诸城。不久，又攻克了“城小而坚”的玛纳斯。于是，整个北疆，除伊犁之外，均为清军收复。第一战役胜利结束，对南疆的进军已是箭在弦上。
就在这时，英国以“调停”为名，妄图阻止左宗棠大军收复南疆的正义行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李鸿章表示，英国愿出面“调停”中国与阿古柏的关系，阿古柏“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②。随后，英国又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这一荒谬主张。左宗棠得知这个情况后，极为愤慨地说：“帕夏（即阿古柏）窃据南八城及吐鲁番”，为“中外共知”，而威妥玛却故意“称为喀王”，“若不知吐鲁番、南八城为我疆土，帕夏为我贼也”，其卑劣的目的不过是“图保其印度腴疆”而已①。针对李鸿章“专一示弱”的做法，他义正词严地向总理衙门表示：阿古柏“为我必讨之贼”，“战阵之事，权在主兵之人”，非他人所参与，亦“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左宗棠的坚定态度，挫败了英国的“调停”阴谋，从而为第二战役铺平了道路。
收复新疆的第二战役是整个进军中的关键战役。阿古柏利用天山关隘重点设防于达坂城，并由他的儿子和亲信防守吐鲁番和托克逊。三者互为犄角，是阿古柏顽抗的希望所在。
光绪三年（1877）三月，在避开了冰雪封山的冬季之后，根据左宗棠“分道并规”的部署，刘锦棠部从乌鲁木齐往南，翻过天山向达坂城和托克逊挺进；张曜从哈密往西，先屯盐池；徐占彪从巴里坤往西在盐池与张曜会合后，再往西向七克腾木和辟展（鄯善）前进。三军最后会师吐鲁番。初三日（4月日），刘锦棠军向达坂城发起进攻，初七日，“歼尽守城之寇，杀尽外援之寇”，一举攻克了达坂。初九日，徐占彪军与张曜部前锋会师，攻占了辟展。接着进攻吐鲁番。十三日，刘锦棠的援军也已赶到，于是在一天之内连克吐鲁番满汉二城。这一天，刘锦棠部还收复了重镇托克逊。
关键性的第二战役，不到半个月即胜利结束。三城全克，歼灭阿古柏主力1万余人，打开了通向南八城的门户，为直捣阿古柏的老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西征军摧枯拉朽的打击下，阿古柏走投无路，服毒自杀。阿古柏之死，又引起了反动集团更严重的内讧。阿古柏的小儿子海古拉与大儿子伯克胡里火并，被伯克胡里打死。许多人见大势已去，纷纷作鸟兽散。在这种形势下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6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6，第28页。
继续进兵，彻底摧毁阿古柏集团，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了。但这时狡猾的英国再度登场。它通过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要求中国允许阿古柏反动政权保留喀什噶尔数城，“使可立国”。不久，英国代办傅磊斯又向总理衙门转告三项无理要求：“（一）阿古柏承认中国为上国，命使臣入贡；（二）中国与喀什噶尔将地界划清；（三）两边议合后，永远和好。”②显然，直到这时，英国仍想通过“议和”、“划界”的阴谋，分裂中国领土，保存阿古柏集团的政权。李鸿章也再次出来为英国帮腔。他讽刺说：“左帅新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城，自谓南路折■可下，朝廷日盼捷书，催协饷如星火，更无以雅可刊（阿古柏）投诚之说进者。然将来势必旋得旋失，功不覆过。”①左宗棠面对这些压力，仍然寸步不让。他反驳说：收复吐鲁番等地后，“逆夷震慑异常”，“此时机有可乘，乃为画地缩守之策，何以固边圉而示强邻？异时追咎贻误之人，老臣不能任也”②。对于英国的阴谋，他严正指出：英人要别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为索我腴地以示恩？”他告诉刘锦棠，如遇英国遣说客去啰嗦，则以“我奉令致讨侵占吾宇之贼，以复我旧土为词，别事不敢干预。如欲议别事，请赴肃州大营！”③他的凛然正气，既打击了英国，又回击了李鸿章，从而又一次粉碎了英国的阴谋。光绪三年八月，收复新疆的第三战役开始了。这一战役的目标是全部收复南疆，彻底消灭阿古柏集团。刘锦棠率西征军各部从吐鲁番、托克逊出发，兵分两路，在不到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长驱近2000里，全部收复了南疆的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及附近各城镇。接着，又以破竹之势于十二月攻克了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莎尔、和田西四城，并穷追狼狈逃窜的伯克胡里等人。但俄国却居心叵测地把这些残渣余孽收留下来，拒不交出。这时，新疆已是冰雪世界，左宗棠西征大军不顾断指裂肤之痛，勇往直前，为祖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新疆除了伊犁地区以外，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清廷晋封左宗棠二等侯爵，以为奖励。
左宗棠督军讨伐阿古柏，反映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热烈的拥护和支持。在整个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各地各族人民，或为向导，或随同攻伐，积极支持清军。正是这个最重要的因素，为左宗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他能够凭借这个舞台，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同时，也应该肯定，在整个收复新疆的斗争中，左宗棠的个人作用也是突出的。他不仅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两国的政治阴谋，在政策上采取了有利于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方针，在物质供应上解决了“兵、饷、粮、运”四大困难；而且在军事指导上，也十分出色。除了制订“先北后南”的正确的战略部署外，他还巧妙地运用了“缓进速战”的原则。在用兵新疆的3年中，真正作战的时间不过4个来月，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物质准备，选择战机，对敌人的动态进行周密的研究和计算。他的用兵，的确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地。
当左宗棠的军队收复南疆各地，消灭了阿古柏集团后，进一步从俄国手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31页。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1，第32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13页。
③《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第48页。
中收复伊犁的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俄国虽然失掉了可以霸占伊犁的借口，但仍然千方百计地拖延。光绪四年（1878），清廷不得不派专使崇厚到俄国谈判。昏庸无能的崇厚堕入了俄国精心设计的圈套，未经请示清廷，就擅自签订了出卖大量权益而仅仅收回一座空城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怒，要求杀崇厚“以伸公愤”。左宗棠也接连上书，痛陈此约的危害，指出：俄国虽名曰归还，而实际上伊犁“四面俄部环居”，“孤注万里，何以图存？”将来“虽得必失，庸有幸乎？”他还揭露俄国的贪欲永无止境，“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④。因而，必须重新交涉，“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以挽回崇厚造成的恶果。
光绪六年（1880）一月，在全国上下舆论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拒绝批准“崇约”，将崇厚撤职定罪，另派曾纪泽赴俄谈判改约。俄国得知崇约被拒，一面摆出断交的架势进行政治讹诈，一面派兵遣将，大搞武力威胁。在全**民反侵略精神的推动下，清廷命令各地加强边防，以准备对付俄国可能挑起的侵略战争。
二月，左宗棠提出了准备三路出兵，武力收复伊犁的方案，以配合曾纪泽的谈判。为了就近指挥这一重大行动，并向全军将士表达自己的决心，年近七十的左宗棠，不顾体弱多病，不畏风沙严寒，从肃州出发，随将士穿过千里戈壁，把大本营设在新疆哈密的凤凰台。他的这种精神，充分显示了反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但正在这时，清廷突然以“现在时事孔艰，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为由，把左宗棠调回北京。左宗棠迫于朝命，不得不离开新疆，但他到北京后，仍然“力持正论，与此事相始终”①。
虽然左宗棠调回北京，但他在伊犁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对曾纪泽的谈判仍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迫使贪婪成性的俄国不得不将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城及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归还中国。在这方面，左宗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新疆建省，是左宗棠长期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他多次向清廷陈述新疆建省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省的具体方案。光绪十年（1884），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任命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时左宗棠已在两江任上）。这是新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全国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它大大加强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恢复和发展遭到破坏的经济、对于保卫祖国西北边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左宗棠作为创议者，显示了他远大的政治眼光，确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新疆期间，左宗棠还重视屯田开荒，安置难民；推广蚕桑事业，发展地方经济；修筑道路，便利交通，做了一些有利于新疆各族人民的好事。此外，他还在光绪六年（1880）创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局，希望利用西北盛产的羊毛与外国输入的毛织物竞争。
④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333页。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页。
第七节督办福建军务光绪七年（1881）正月，左宗棠回京觐见后，诏命入值军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不久后，又调任两江总督。这时，中俄条约已定，左宗棠不可能在抗俄斗争中再出什么力，他只得把注意力转向国计民生，期望在有生之年追随陶澍、林则徐之后，做一些利民、惠民的事情。但由于疾病缠身，他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了。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这位曾在反侵略斗争中大显身手的老将坚决主战，并慷慨激昂地表示，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愿亲往抗法前线视师，“不效，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②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还要已退休的老部下、英勇善战的王德榜挑募旧部，组成“恪靖定边军”，前往前线参战。此后，正是这支部队，在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役，配合老将冯子材，大败法军，为祖国建立了功勋。
光绪十年（1884）七月，法军偷袭我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福建水师几全军覆没。闽、浙前线形势紧张，台湾危急。清廷不得不起用已于年初“因病开缺”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这时的左宗棠，已是72岁高龄，然而“闻命之余，慷慨戎行，冒暑数千里”，率部兼程赶到福州。到达福州的当天，就命令迅速集中帆船，准备亲自冒险东渡。在被劝阻后，他调王诗正率“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与法军交战，并“购军火”、“雇商船”，“昼夜孜孜，以谋援台”。当澎湖失守时，左宗棠气愤得“椎胸顿足”，以至“咯血时发”。但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仍然坚持主持战备事宜，不肯休息。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清廷出卖了冯子材等英雄将士用鲜血换来的巨大胜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并不顾广大爱**民的反对，严令各地撤兵。左宗棠“以此行未能破敌大加惩创引为恨事，肝疾牵动，愤郁焦烦”①，病势剧增。同年七月二十七日（9月5日），逝于福州。清廷予谥“文襄”。
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82页。
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6，第46页。
第十三章张之洞第一节清流派的首领张之洞，字孝达，一字香涛，号壶公，晚年自号无竞居士，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年9月2日）生于贵州兴义府。曾祖父张怡熊，曾任浙江山阴县知县。祖父张廷琛，曾任福建古田县知县。父亲张锳，曾任贵州兴义府知府。
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先后从好几位老师就学，其中丁诵先、韩超两位老师给他的影响较大。丁诵先，道光十八年进士，翰林院侍读。韩超累官至贵州巡抚。咸丰二年（1852），张之洞应顺天乡试，中式第一名。同治三年（1864）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以后，他曾担任浙江乡试的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职务。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他任四川学政时，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阮元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这两本书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书目答问》至今仍是近代目录学的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书。他还聘请通才宿儒，如缪荃孙、樊增祥、王文锦、王懿荣、蒯光典、易顺鼎等，教士子以治经门径，通达时务。在四川尊经书院的学子中，他推荐五少年，第一名是杨锐，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六君子之一；第二名是廖登廷，即后来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
光绪五年（1879），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同年，清廷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臣上疏，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约有十不可许，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罪。折上，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19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光绪六年（1880），清廷派曾纪泽赴俄，重订伊犁条约。
当时，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称翰林四谏，号为清流派。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而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领。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并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第二节整顿山西吏治，严禁鸦片光绪七年至十年（1881—1884），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吏治**，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张之洞给友人书云：“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竟非清净无为之地也。”“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国矣，如何如何。”②张之洞注意整顿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属，振作革弊，劾罢贪纵害民的县官，奖励好的官吏，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清查仓库。山西的铁运销奉天、上海等地，陆运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运降低运费，又在产地筹办冶炼局。他创办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诂经精舍、学海堂的例规，聘请王轩为主讲，杨深秀为襄校兼监院。杨深秀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六君子之一。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张之洞会见了李提摩太，读了他的书，受其影响，拟筹建洋务局，未及实现。
光绪十年（1884），法国侵略越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四月，清廷召张之洞晋京。张之洞陈抗法事，多所谋划，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不久实授。
②《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2002—2003页。
第三节筹划抗法，兴办洋务企业张之洞到达广州后，便加强防务，饬沿海督抚，严密防守。六月，法国侵略军占台湾基隆，张之洞奏请饬吏部主事唐景崧，往会刘永福，合击法军。他认为：“援台惟有急越，请争越以振全局。又言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①清廷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加刘永福为提督记名。刘永福率领黑旗军骁勇善战，屡创法军。但由于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烱所率军队在抗法战争中配合不力，打了败仗，唐烱军逃走，使黑旗军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唐、徐被撤职查办，张之洞因荐徐延旭不当而交部察议。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
在中法战争中，张之洞筹饷运械，给岑毓英军200万元，桂军200万元，唐景崧、刘永福40万元，台湾40万元。朝廷表彰他筹济军事，不分畛域。这一时期，他在广东开设水陆师学堂，创设枪弹厂，疏请大治水师、专款购兵舰，设缫丝局，创办机铸制钱局及银元局，筹办织布局和制铁厂，这是他办洋务企业的开始。
光绪十二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东原有端溪书院，在肇庆，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不怕非议，敢于延聘他们，显示了他的不凡气度。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他提出芦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①。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
光绪十五年冬，张之洞到了湖北。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办起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首先是筹建汉阳铁厂。张之洞办企业，也曾闹过一些笑话。他电驻英公使薛福成购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答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主只得从命。结果，机炉设在汉阳，铁用大冶的，煤用马鞍山的。马鞍山的煤，灰矿并重，不能炼焦，不得已只好从德国购焦炭数千吨。从光绪十六至二十二年（1890—1896），耗资560万两，还没有炼成钢。后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制成的钢太脆易裂。张之洞才知道他所购的机炉采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钢含磷太多，便易脆裂。于是又向日本借款①《与张幼樵》，《张文襄化公全集》卷214《书札一》，北平文华斋戊辰刊本。①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3，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42页。300万元，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的机炉，才制出优质的马丁钢。宣统元年（1909），汉冶萍公司的经理叶景葵评论道：“假使张之洞创办之时，先遣人出洋详细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较速，糜费可以较省。然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难言也。”①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九年（1893）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0个、炼炉2座，工人3000，采煤工人1000。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的钢铁厂，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
张之洞还办了湖北织布局。光绪十八年（1892）在武昌开车，纱锭3万枚，布机1000张，工人2000。织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张之洞却将织布局的盈利去弥补铁厂、枪炮厂的亏损，使织布局一直处在高利贷的压迫下，无从发展。
张之洞看到棉纱销路很广，便决定开设两个纱厂。他致电驻英国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订购机器。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成北厂，纱锭5万多枚，为湖北纺纱局。南厂一直没有建成，机器停放在上海码头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张謇领去办了南通大生纱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转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
张之洞还创办了制砖、制革、造纸、印刷等工厂，还有湖北枪炮厂。他在湖北还注重兴修水利，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后修了三条堤。一条是武昌武胜门外红关至青山江堤30里，一条是省城之南的提坝，自白沙洲至金口江堤52里和一条从鲇鱼套起至上新河为止的10余里堤岸。这三条堤的修筑使常受洪水威胁的地区成为良田、市镇。
张之洞到了湖北，其中光绪二十年（1894）调署两江总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视湖北、江苏的教育，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在湖北，有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他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学堂、书院的学习科目方面，他针对社会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学科。他也注意训练军队，在两江总督任职期内，曾编练过江南自强军，人数1万，地点在徐州，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采用西法操练。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
张之洞在积极兴办洋务企业的同时，对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和农民起义进行了残酷镇压。
①《洋务运动》第6册，第254页。
第四节同维新派的联系与分歧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虽然也筹饷筹军械，但他练的军队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朝廷旨调4艘兵舰，他致李鸿章电说：“旨调南洋兵轮四艘，查此四轮既系木壳，且管带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①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变法图治。由于他慷慨激昂讨论国家振作，主张反抗侵略，又办洋务企业，因此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对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谭嗣同也说：“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香帅一人。”①这是当时维新派的共同看法。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表示赞助和同情，捐5000两以充会费。帝师翁同龢也加入了强学会，当时有“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之称，翁、张成了强学会的两大支柱。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准备在上海设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并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当时答应了。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①他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500两，拨公款1000两，表示赞同。上海强学会成员中有汪康年、梁鼎芬、黄体芳、屠仁守、黄绍箕，都和张之洞关系相当密切。但是，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动，逼令光绪帝封闭了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谈今文经学、主张孔子改制说和他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停止捐款。
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为经理。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要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捐款千元，给予报纸以经济上的支持。后来，《时务报》发表了关于中国应争取民权的文章，使张之洞大不高兴。他授意屠仁守写了《辨辟韩书》，批判严复的《辟韩》一文，在《时务报》上发表。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得到张之洞赞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时务报》。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学报》、《湘报》，张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销《湘学报》于湖北各州县。自第十册起，《湘学报》刊载了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这使张之洞大为不满。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电陈宝箴说《湘学报》议论悖谬，饬局停发。他还告诫陈宝箴说，这件事“关系学术人心，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②。对湖南维新运动施加压力。
是年三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以《劝学篇》进呈。光绪帝发布上谕称是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①《致天津李中堂》，《张文襄公全集》卷139《电牍十八》。
①《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8页。②《张文襄公年谱》卷5，第96页。
以重名教，而杜卮言。”①由于清廷的赞许，这本书风行海内。张之洞自言其书主旨在“正人心，开风气”。所谓正人心，就是提倡三纲五常，维护君主**制度，批判维新派的民权观。所谓开风气，就是学习西方办铁路、商务、矿务、学堂等，并没有超出洋务运动的范围，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劝学篇》的出版，受到守旧派的赞扬，遭到维新派的严厉驳斥。顽固派苏舆所编《翼教丛编》，收入了《劝学篇》中的几篇文章，并赞叹说：“疆臣佼佼厥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②章太炎则毫不客气地批评《劝学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语”①，宣扬封建的忠君思想。维新派梁启超评论此书道：“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②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张之洞和维新派有较多的联系。他自己也是相当活跃的人物。张之洞曾让陈宝箴推荐杨锐和刘光第。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和幕僚，到京后，与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后来杨锐、刘光第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要政。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奉调晋京，因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陈宝箴曾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到北京，曾对总署说：“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③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杀害了“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张之洞急电挽救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不得，为此，他深感痛惜。
①《张文襄公年谱》卷6，第115页。
②《劝学篇》，光绪戊戌三月两湖书院刊本，卷首。
①《翼教丛编·序目》。
②《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③《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7页。
第五节镇压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国北方掀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一开始，张之洞便主张坚决镇压。他先后镇压了湖北天门县、荆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烧教堂、医院的行动，还会同沿江各省奏请力剿“邪匪”，严禁暴军，安慰使馆，致电各国道歉，完全站在保护帝国主义利益的立场。英帝国主义为了保全长江流域一带的既得利益，便同张之洞、刘坤一等有实力的总督联络，签定了《东南互保章程》。条款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宪允认切实保护”④。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都表示赞同，加入了“东南互保”的行列。
七月，张之洞在武汉逮捕并杀害了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20余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等人联络会党和清军部分官兵组织自立军，准备在安徽、湖北、湖南几省起义，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请光绪帝复辟。他们还想通过日本劝说张之洞，拥戴他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张之洞得知消息，并未立即表态。这时，英国也正在活动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等拉拢孙中山，准备在华南策动李鸿章“独立”。李鸿章也在观望。于是出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在自立军起事迫在眉睫，而慈禧太后也未失去对清廷中枢控制时，张之洞动手捕杀了唐才常等人。
张之洞剿灭了自立军后，发现参加上海张园国会的有许多著名士绅、学者以及留学生。于是他起草了一份《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留学生文》，文中列举了自立军是康党的罪状，劝戒国会中的士绅、学者以及留日学生，以分化瓦解革命队伍。留日学生看了大为气愤，他们公推沈翔云写了《复张之洞》一信进行批驳。沈翔云在信中以大量篇幅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普遍流行的公理，并不能称为康、梁邪说；揭露张之洞说：“公之定此狱也，一则曰领事恨之，再则曰教士恨之，三则曰洋官、西士无不恨之，公以为领事、教士、洋官、西士，其为中国乎？其为彼国乎？何大惑不解为是也。”①据说张之洞看了这信十分窘迫，便指使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学生撰写驳文，抵挡一阵才算了事。
④《张文襄公年谱》卷7，第120页。
①《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68页。
第六节“变通政治”的《江楚三折》清廷在经过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战争以后，不得不“变通政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遥为参预”。五月、六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关于办学堂、废科举事，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建议。第二折，言整顿中法，提出了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等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建议。在这个奏折中说：“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高挂洋旗，士人入洋籍，始由隔寝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①这里反映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深度和毒害，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痛恨清朝政治**的程度和心理。第三折言采用西法，提出了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建议。在这个奏折里，他说：“施之实政则不至于病民，至若康有为之邪说谬论，但以传康教为宗旨，乱纪纲为诡谋，其实与西政、西学之精要，全未通晓，兹所拟各条皆与之判然不同。”①他还特地申明他采用的西法内容和实质同康有为维新派的毫不相同。
《江楚三折》仍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具体化，在不变更君主**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虽则如此，但改革的一些项目，如废科举、兴学堂、奖励留学、设商部、学部、兴办实业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新文化传播的。
①《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70页。
①《张文襄公全集》卷53，《奏议五十三》，第32页。
第七节废除科举制度，实行“癸卯学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张之洞被赏加太子少保衔。次年十月，他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提出兴办各类学堂，包括师范、小学、文普通中学、武普通中学、文高等学堂、武高等学堂、方言学堂、忠学堂、工学堂、勤成学堂、仕学院、省外中小学、蒙学等。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张之洞奉旨入京，清廷批准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在全国范围推行的学制。当时称为“癸卯学制”。内容是把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学、高等三级，修业期长达25年；与此并行的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廷诏准，自翌年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结束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
废科举、兴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张之洞在这方面的提倡和努力，在客观上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的。
第八节督办铁路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十分重视兴建铁路，他认为：“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铁路不成，他端更无论矣。”②“西洋富强，尤根于此。”①他所建议并监修的芦汉铁路，自光绪二十四年兴建，到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完成，命名为京汉铁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张之洞又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早在7年前就被美国所控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合兴公司同清廷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控制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订立续约，规定借款为4000万美元，由合兴公司在5年内筑成，不得转让他国。但3年过去，到光绪二十九年铁路尚未动工。光绪三十年，合兴公司又将股票的三分之二卖给比利时的万国东方公司。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获悉这个消息，非常愤怒，要求废除原订合同，收回路权自办。此时，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经过与美国公司一年多的交涉，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他以675万两的高价赎回路权。随后，张之洞以高股筹集不易为由，于宣统元年（1909）四月与德、英、法三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万英镑筹建粤汉铁路。这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②《张文襄公全集》卷54，《奏议五十四》，第32页。
①《为筹办芦汉铁路情形并议借比国洋款折》，《张文襄公全集》卷46，《奏议四十六》，第2页。第九节任中枢重臣清廷眼看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力愈来愈大，为了维护其统治，拉拢资产阶级，欺骗全国人民，便声称“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一年（1905）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政。第二年宣布官制改革，编纂宪法大纲。对于“预备立宪”，一开始，张之洞听到一些风声，感到惊讶，等到五大臣回国到上海，征求他意见时，他回电说：“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②态度暧昧。他对外官改制更持反对态度，认为“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还说：“事关二百余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岂可不详慎参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尔定案耶？”①清廷通过官制改革，欲加强皇权，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便把当时地方督抚中权力最大的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到北京。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张之洞由协办大学士充体仁阁大学士，七月入京，补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这时，张之洞年已七十一。清廷四面楚歌，处境危急。张之洞到了北京，竭力为清朝的**政治补苴罅漏。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革命排满”的形势，他再次向慈禧太后提出“化除满汉畛域”，说：“欲御外侮，先靖内乱，探原扼要，唯有请颁谕旨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这一建议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