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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本卷是中国近代史的后编，论述1919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
1919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在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上，同近代前编（1840—1919）的历史是一致的，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仍然是一致的，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所不同的是，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中国**的诞生，使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中国的民主革命在中国**的领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本卷的编写小组是于1987年12月成立的，主编为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三位同志。王桧林同志，1925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特别会员等。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抗日战争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主编《中国现代史》（1919—1949）、《中国现代史》（1919—1987），《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主编之一），《中国通史纲要续编》（参加撰写）。主要论文有：《关于建立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问题》、《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演变》、《论“二次革命论”》、《从“九一八”到“双十二”蒋介石的对日基本政策和处理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总格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三章和乙编综述。
郭大钧同志，1935年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曾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参与编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卷）、《中国现代史（1919—1949）》、《中国现代史（1919—1987）》、《中国通史纲要续编》、《中国现代史研究入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书，与人合著《浴血八年树丰碑——受降与审判》；主要论文有《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等。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六章。
鲁振祥同志，1938年生于河北省蓟县（今属天津市）。1960年毕业于河北师院历史系，1963至1965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学习。先后任教于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现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研究员。合作编撰《中国现代史》、《中国**思想史》、《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内争外患的交错》、《百年国耻》，《中国现代史研究入门》等教材和著作多部。主要论文有：《五四运动研究述评》、《近代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孙中山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的早期理论探索》、《略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与确立》、《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提出和中国革命理论的成熟》、《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若干问题》、《建国初期周恩来的几次理论思考》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二章（与朱汉国同志合撰）；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章（与巫绍泉同志合撰）、二十四章。
参加本卷撰写工作的同志依次有：张宪文同志，1934年生于山东省泰安市。195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历史系主任等职，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等职。主编大型中华民国史丛书40余种，主编和独著的主要著作有《中华民国史纲》、《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一章。
朱汉国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二章（与鲁振祥同志合撰）；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九章。
杨直民同志，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一章。
刘先觉同志，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的建筑部分。
颜元亮同志，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二章第一节的水利部分。
黄晞同志，水电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力技术》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电力部分。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煤炭部分。
凌光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石油部分。
招冀同志，中国金属学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坤仪同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教授。关锦镗同志，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他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节。
杜金铭同志，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铁路部分。
席龙飞同志，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造船部分。
张柏春、胡维佳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们共同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汽车部分。
李成智同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航空部分。
锺允若同志，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主任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通信部分。
柴文官同志，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五节的兵器部分。
盛维勇同志，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五节的化工部分。
周启澄同志，中国纺织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六节的纺织部分。
王诗文同志，云南省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六节的造纸部分。
张树栋同志，印刷工业出版社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六节的印刷部分。
金德群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当代方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
隆武华同志，财政学博士，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现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四章。
徐锡祺同志，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五章、第八章；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五章、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二章。李占才同志，江苏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七章。
田百春同志，《求是》杂志社政治理论编辑部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九章。
王永祥同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十章。
蔡德金同志，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法政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抗日战争、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问题的研究，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多种。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十一章；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五章。
冯蕙同志，195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现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编审。她与李捷同志为本卷共同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李捷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助理、研究员，中国**诗词研究会副秘书长。他与冯蕙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并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七章、第八章。
韩荣璋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思想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马列系主任、教授，中国**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思想专业委员会顾问。长期从事**党史和**思想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或合著有《周恩来外交战略》、《周恩来年谱》等，并撰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章。
陈绍畴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主要编著合著有《**在白区》、《**年谱》等著作，并撰有关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章、十一章。
王纪一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章。
朱志敏同志，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章。
唐宝林同志，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执行会长、《陈独秀研究动态》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章。
李少兵同志，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
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二章、四十五章。
罗敏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三章。
李茂盛同志，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四章、二十三章。
耿向东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六章。
王宗荣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解放军出版社特约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
郭晓合同志，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八章。
习五一同志，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日本冈山大学文学部客座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一章。
李起民同志，北京铁道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全国铁路**党中会会长。
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五章、二十七章、二十八章。
陈兴唐同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民国档案》杂志前任主编、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六章。
周天度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民国史编委、蔡元培研究会理事。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九章、三十一章。
欧阳礼泉同志，北京商学院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章、三十六章、三十七章。
岳梅同志，北京市外国语学校一级教师。颜江红同志，中国科学院中科集团人事处干部。她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二章。
公茂虹同志，北京市委宣传部干部，历史学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三章。
孙茂生同志，中国工运学院历史系教授。孙向远同志，武汉工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研究生、国家建材局机关党委副书记。他们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四章、三十九章。
周暹同志，《北京日报》编辑。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八章。
耿云志同志，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章。
郑大华同志，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一章。
叶丽瑹同志，中国工运学院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二章。
孙立峰同志，北京师范大学汉语中心教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三章。
李汉松同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四章。
左玉河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六章。
段万倜同志，1949年7月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学系。1953年10月至1964年4月，担任李四光先生的秘书。现为地质矿产部地质力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七章。王元同志，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八章。
钱振纲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九章。
李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茅盾研究》杂志副主编。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章。徐庆平同志，中央美术学院外国美术史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导师，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至1985年曾在法国进行美术史研究，获巴黎大学美术史博士学位。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一章、五十二章。
刘乃崇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48年进入解放区，曾先后在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事业管理局、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编审。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曲学会理事、北京京剧史研究会理事。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三章、五十四章。张奠宙同志，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五章。
丁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六章。
程维枢同志（1914—1997），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气象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副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七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八章。
张藜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九章。
张九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章。
罗桂环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一章。
蔡景峰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二章。
林文照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三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负责本卷科技部分的全部组稿审阅、定稿工作。
张皓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历史系教师。他为本卷做了图版资料的搜集工作。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做了编目及选图工作。本卷图版由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翻拍。
本卷的编撰是在几乎全无依傍的情况下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们只有努力，尽先解决比较重要的问题，能解决多少写多少。历史上还有许多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做长期的打算，不能着急，更不能草率从事。我们的任务是还要和同志们一齐继续努力研究下去。
蔡尚思同志和李新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写了书名，在此谨表感谢。
白寿彝1998.7月于北京中国通史甲编序说第一章文献资料第一节档案档案的典藏马克思在《答布伦坦诺的文章》中说：“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马克思的话道出了档案材料的重要性。
近百年以来，我国各时期的政府都十分重视历史档案的整理与保存。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3月黄兴、胡汉民、宋教仁等97人，上书孙中山要求设立国史院，孙中山批示同意。其后，几经周折，至1947年1月才在南京正式成立国史馆。1930年5月，也在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典藏着民国时期绝大部分国家级的重要档案。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国民党党史会的档案全部迁往台湾，而国史馆的档案均留在了大陆。
1951年2月，以原国史馆的史料为基础，并接收了原国民党政权各部门残留在南京等地的档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1964年4月更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着从1912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时期各中央政权的大量档案，其中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广州大元帅府、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的珍贵档案，有北洋政府各院、部、会、署、厅的档案。南京国民政府的档案，是该馆典藏的主要部分，数量也最多，包括国民政府五院和各部、会、局、署的档案。除此之外，还有汪伪政权和其他汉奸政权的档案、著名人物的档案等。如果将该馆档案排列起来，总长度可达40余公里。显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资料宝库。中国**一贯重视历史档案的整理与保存。在建党初期，在十分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也保存下来一些珍贵史料。这些材料成为研究党的早期历史的重要依据。
1936年后，**中央和革命根据地的军政机关，逐步建立档案管理机构，进一步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但是残酷的战争也给档案史料造成重大损失。艰难保存下来的一批革命历史档案，1949年后运往北京。1954年，设立了国家档案局，1959年又建立了国家档案馆。各省市也相继建立了档案局（馆），从而由上到下建立了一个收集、整理、保存历史档案的完善的档案事业体系，为历史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中中央档案馆存有档案66万卷，资料150万册，声像档案8500余盘。其范围包括：中国革命先驱者们在从事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小组，筹建中国**等活动中形成的档案资料；**中央及其直属机构和派出机关形成的档案资料；苏维埃红色政权、抗日民主政权、解放区民主政权及政协、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形成的档案资料；中央国家机关形成的档案资料；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老一辈革命家、著名社会活动家的手迹、书信、日记等，还有与馆藏档案有关的声像档案、照片档案及党、政、军、群机关编辑出版的报纸、刊物和各种文献资料。
“文革”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又相继建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机构，不仅征集了许多口碑资料，也征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
如前所述，国民党当局去台湾时，也带走一批重要历史档案。这些史料，主要保存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据说它收藏的档案有45万件以上，多是国民党的原始档案。如孙中山的手稿、墨迹、著述、函件；重要人物的信札、日记、著作；国民党各个历史时期的史料及历次历届全国代表大会、全会、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会议原始文件等。另一个收藏历史档案的重要机构，是在台北新建的国史馆。据称，它收藏的各种史料达400余万件（册）。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到1948年间的档案及一些人物专档。近年，蒋介石的“大溪档案”也移交到国史馆保存。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着一批北洋政府的经济和外交档案。其他有关部门还保存着战争年代国民党获取的**档案以及军事档案。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及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两岸的历史档案部门将会为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已公布的重要档案近年来，档案部门陆续公布、出版了一批档案。这些历史档案是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史料。
《六大以来》（上、下册）和《六大以前》1942年至1944年，**中央为了使全党对历史上所犯的几次错误，统一认识，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因而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了帮助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中央书记处在**主持下，编辑出版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两部书。
《六大以来》是1941年12月在延安编印的有关党内文件，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内容包括1928年至1941年11月间**历次会议的决议，**中央的决定、指示、布告、宣言、声明等，涉及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及工青妇运等。约收录文件500篇。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六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斗争活动。这些文件，在**党史研究中具有很高的价值。战争年代一些散失了的文件，在《六大以来》中都保存下来。
《六大以前》是1942年10月编印的，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内容主要是**创立至六大前一些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文章，也有一部分党的决议、宣言、政纲等。主要取材于**的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等。
这两部文件资料汇编，来源可靠，内容准确，是**党史研究的重要依据。
《**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五十年代，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历史文件公布甚少，给教学研究带来一定困难。**中央宣传部为了适应**党史、中国现代史教学需要，1957年印刷了一套《**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共三批，均活页文选。其内容主要是**历次代表大会宣言，六大以后几次全会、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还有**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指示。这批材料，除《六大以来》，在五十年代是选印党内文件最多的一套资料汇集。由于它是**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因此材料来源可靠，内容准确。但它主要选编了一些党内会议和党内斗争的文件，取材面不广，有较大的局限性。该套资料，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国**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1980年至1981年间，由中央档案馆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内容包括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和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一大至六大的决议、宣言、党纲、党章等。这些文件虽然有的曾经公开发表过，但是版本甚多。中央档案馆根据档案再次刊布，增加了史料的可靠性，成为研究**历史的基本文件。
《**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在原《**中央文件汇编》（59卷）基础上选编，并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1983年开始由**中央党校出版社陆续出版，共计册，内部发行。1989年至1992年再版公开发行，改开本册为大32开本18册，总计800万字。它是当前规模最大的一套**中央文件选辑，选材范围自1921年中国**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内容包括**中央各个时期各方面的正式文件和**、**、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报告、文章。涉及的面较为广泛，反映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历程。其中许多文件首次公布。由于“选集”是**中央档案文献部门编选的，因此这套史料的准确性、权威性和学术价值是很高的。
《**党史资料丛书》为了配合**党史、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八十年代以来，由中央档案馆陆续编选，**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其内容主要是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问题。如《**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年至1926年）、《**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年至1933年）、《北伐战争——资料选辑》、《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秋收起义——资料选辑》、《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和《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等。主要取材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如《**中央政治报告选辑》，是二三十年代**对时局的分析，并由此提出了党的斗争任务和策略方针，都是第一次公布的档案文献，是研究这一时期革命运动的重要依据。
《革命文献》1949年以前，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曾在南京编印出版过《革命文献丛刊》。到台湾后，1953年继续出版，称《革命文献》，由罗家伦主编，将党史会收藏的档案史料选编出版，目前已经出版117辑。它是目前台湾地区出版的最大的一套档案史料汇编。它按照时间顺序，选印兴中会史料、同盟会史料、辛亥革命史料、讨袁史料、护法史料、中华革命党史料、中国国民党改组史料、国民革命军统一两广史料、国民政府政治建制史料以及抗战史料等。它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五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曾挑选一批民国时期重要档案，汇编成《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共244册，2190万字。七十年代末，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上述汇编基础上，编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由江苏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目前已出版四辑45册，并继续出版。它的史料，主要选自南京临时政府、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档案。它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外交、文化教育和群众运动等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国历史的步伐。它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套档案史料汇编，是研究中华民国史的必备参考书。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编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同时，又编辑了专题性的档案资料丛刊，分别由一些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的有《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直皖战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变》、《善后会议》、《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周佛海日记》、《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等。“丛刊”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档案史料，对推动这些专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辑，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它按照专题分若干卷，如“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伪满和汪伪政权”、“东北历次大惨案”、“伪满警宪法西斯统治”、“华北大扫荡”、“日军在各地暴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等。它反映了日军自1931年至1945年间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残酷暴行，它主要取材于各主要档案馆馆藏史料，是目前出版的最重要的一套大型的日本侵华史料汇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这套资料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根据典藏档案，由秦孝仪主持在台北出版的。主要内容包括抗日战争的背景、作战经过、战时外交、战时建设、抗战时期的**活动、伪政权伪组织和战后中国等方面。编者在“前言”中说：“所收史料，绝大多数为未经发表之档案，一般性之史料及业经公开发表者，不予收录。”可以说，这部档案汇编，对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蒋介石的政策、中外关系、国统区和沦陷区，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地区或专题性的档案史料除上述大型档案资料汇编外，近二十年来我国也公布和出版了一批较重要的地区性或专题性的档案史料。如：各省市档案馆，编辑出版了一批反映省区历史的档案材料。这方面的材料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由上海档案馆编选，内容有《1927年上海商业联合会》、《辛亥革命在上海》、《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由山东省档案馆等编选，共出版23辑，反映了1923年至1949年10月间**山东地方组织、群众团体和地区行署的各方面活动，为研究山东地方历史提供了可靠依据。其他的还有《河北省档案史料集》、《辽宁省档案馆档案史料专辑》、《江苏革命史料选辑》、《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安徽现代革命史料丛书》、《福建档案史料丛书》、《福建省档案史料集》、《广东档案资料丛刊》、《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广西历史档案资料选编》、《云南档案史料丛编》等。这些档案史料均由有关省区的档案馆选编出版或内部发行。对相关省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专题性的档案史料，各档案部门则不断选编出版，数量很多，不胜枚举。如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联合编辑、档案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档案资料选编》，选录了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约321件。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辑录了重庆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成都市档案馆、昆明市档案馆的档案，对国民党如何迫害《新华日报》提供了确凿史料。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合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为中外学者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可靠依据。由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联合编选，对深入研究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提供了新材料。
有些档案馆还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将档案做成缩微品，方便研究者使用。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做的缩微品有《南京临时政府档案》137卷，《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档案》138卷，《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档案》475卷。第二节资料丛刊除上述重要的档案史料外，还有一些内容广泛、真伪混杂，需要认真考订的史料丛刊，由于这类史料十分庞杂，只能就其中一些基本的史料作些介绍和述评。
《民国丛书》该丛书由上海书店于1989年开始影印出版。丛书主编周谷城在“序”
中说：“民国丛书的编纂出版，从根本上说，正是为了保存史料、抢救文献、了解时代，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他认为资料大汇，便是书籍，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图书，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民国时代，中西文化交流，新旧思想冲突，产生了许多学术著作和历史资料。“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图书，总数约在10万种以上。其中虽然不少是糟粕，但不可否认，确有许多精华及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杰作”。
该丛书从10万种书籍中，精选3000种左右编成10辑，陆续出版。目前已出版5辑。分为11大类，即哲学、宗教类；社会科学总论类；政治、法律、军事类；经济类；文化、教育、体育类；语言、文字类；文学类；美学、艺术类；历史、地理类；科学技术史类；综合类。该丛书，目前为国内影印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一套书，它为中国现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这是台湾出版的最大的一套近现代史史料丛书，由沈云龙主编，由文海出版社自1966年10月开始影印出版。到1973年末，出版史料100辑，1278册。主要为清末至民国初年的史料，也有不少关于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的史料。其中有关于历史事件的记载，有中外交涉史料，有各种考察和游记，有各种会议记录，有关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史籍，更多的是著名人物的文集、全集、信札、日记、年谱等。整个丛书内容极其广泛，反映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由于它收录的书刊面广量大，其中不乏重要史料。也有些书刊，内容庞杂，甚至观点荒谬，史料不准确。如沈云龙撰写的《中国**之来源》，其所用史料，均不可信。
1974年后，沈云龙又主编出版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已出版93辑，1006册。近几年陆续出版第三编。
《近代稗海》荣孟源、章伯锋主编，1985年8月陆续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分辑出版。其内容包括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多年间，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资料。编者表示，《稗海》“选材都经过鉴别，不收伪品；尽力在各篇资料之前说明其来源、版本、阶级性及可注意之处至于考订记事，一因编辑能力有限，二因资料书中难容考订的文字，所以必须等待史学研究者和史料整理者另写文章，这里一般只提供资料”。如第14辑选录了《北伐阵中日记》，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编写，从1926年7月至1928年5月逐日记载，基本上反映了北伐战争各次战役的概况，记载甚详。《稗海》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可多得的史料集。
《北洋军阀》章伯锋、李宗一主编，武汉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大型的史料集，共6册，反映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内容包括北洋军阀的由来，北京政府及民初政党，袁世凯及其嫡系直皖军阀的政治统治与内政外交、各派政治势力与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全书史料，主要来源于文献档案、未刊稿本、政府公报、有关专著、回忆录、文集、报刊中的文电记载及外文史料等。有的全文辑录，有的选录。这是一部研究北京政府与北洋军阀的重要史料集。
《北洋军阀》来新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5册，亦是研究北洋军阀的一部大型史料集。反映1912年至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内容包括北洋军阀建军、袁世凯的统治与洪宪帝制、皖系军阀与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与直奉军阀，并设有军阀人物志、大事记、论文索引等。本书选录的范围，涉及档案、传记、专集、杂著、报刊等。作者表示“尽可能选录一部分具有史料价值的原始资料和流行较稀的成书”。如“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录的第一次直奉战争资料，比较完备地反映了战前的舆论准备、战事中直系的财政支出状况等”。本书与章伯锋、李宗一主编的《北洋军阀》一样，都是研究北京政府与北洋军阀的重要史料集。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开始编写《中华民国史》。为了积累编写这部巨著的资料，由近代史研究所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一套《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其内容包括大事记、人物传记和专题资料三方面。大事记详细地记述了自1905至1949年间重大历史事件。人物传记就民国时期近千名重要人物生平事迹，作了实事求是的叙述。专题资料，涉及的面广泛，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如已出版的有《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张学良与西安事变》、《阎锡山与山西银行》、《马歇尔使华》、《中国农民银行》等多种。其中，有些译稿甚有价值。如《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是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根据大量日本参谋本部的档案文件编写的。它虽然公开为日本侵华辩护，但该书所使用的第一手材料，对研究抗日战争有较高学术价值。
《中华民国史料丛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自1968年9月开始在台北影印出版。先后由罗家伦、黄季陆、秦孝仪担任主编。是一部较大规模的史料丛书，主要选录一些辛亥革命后比较少见的报纸、期刊、政府公报，以及军事、经济史料和专著。如1915年出版的《中华新报》，抗战时期的《战时交通》、《战时中国报业》、《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以及《长沙会战纪实》，都是比较罕见的孤本。该丛编对保存史料，推动学术研究是有益的。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这是在台北出版的一部大规模的史料集，由“国史馆”编纂。它的体例，是按照年、月、日顺序，记述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问题。从形式上看，它类似大事记，但它的最大特色是对每件大事都辑录了许多相关史料，这对研究工作是十分有益的。编者在“凡例”中称：“本书所用史料，以‘国史馆’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库藏之原始档案、文件、公报及其他公文书为主，间采当时之报章、杂志及专家著述。”该纪要记述的范围，始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分年编次，举凡政治、法制、经济、外交、国防、边事、社会、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体育等活动与变迁，无不广为搜罗。该纪要确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自1978年开始陆续出版。先后有《新民学会资料》、《一大前后》、《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马日事变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回忆录》、《一二九运动资料》、《西安事变资料》、《百团大战史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等问世。该丛刊对所列专题，均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可以使人们对该专题的概貌有所了解。在这套书出版之后，**党史资料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与之相类似的丛书，即《中国**历史资料丛书》。该丛书也按专题整理，如《**小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央南京局》等。这两套资料可以互为补充。《**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8册。它所选辑的文件，凡能找到原件的，均与原件核对过，史料比较准确可靠。该资料按照历史进程，对每个重大历史事件，都选录了一二篇代表性资料或代表人物的文章，有助于读者了解基本的历史事实。但该书不足处，是取材于报刊资料较多，新的档案材料甚少。八十年代后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彭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19至1949），共6册，可以与上述资料集互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曾在1979年编辑了一套《**党史参考资料》，先出11册，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又续编7册（改名《**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该书除民主革命时期总计18册外，另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若干册）。内容十分丰富，对教学科研影响甚大。惜为内部交流使用，未公开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1955年开始主编这套大型资料丛刊，它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史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先后出版的有：陈真、姚洛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李文治与章有义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徐义生编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千家驹编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彭泽益主编的《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及《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等。该丛刊取材广泛，有报刊、专书、档案、企业账册和调查报告，内容十分丰富具体。它为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至今仍是经济史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
《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五十年代开始，陆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有《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中国最早的一家棉纺织厂》、《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从一个民族企业看中国机器制造业》、《荣家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与改造》等。这些典型的企业史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和历程。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诸种“文革”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是大力开展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为此也编辑出版了许多资料汇编。如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等。这些史料的出版，为深入研究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各方面史料。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诸种“文革”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另一个新方向是学者们较多地对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的研究。他们深入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革命纪念馆，获取了大量档案、文件和其他各种文献材料，为拓展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作出了新贡献。八十年代以后相继出版了一批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史料集。如《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长编》（人民出版社出版）、《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湘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出版）、《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出版）等。
中外关系史史料中外关系史，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领域。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成为热门学科，这些年来也出版了许多史料。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辑录了中外关系中的许多重要文件，以及当事人的笔记和回忆录等，是研究中外关系的基本史料。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中美关系资料汇编》，其内容包括双方政府的文件，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等，直接涉及双边关系的材料较为齐全，是研究中美关系的必备参考书。在中日关系方面，先后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满铁史资料》等，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此外，还出版了《中苏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德外交密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均有一定学术价值。
工、青、妇运动史料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这方面研究的开展，也出版了一些史料。如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工会历史文献》，档案出版社出版了《**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这些史料集均由中华全国总工会选编，其内容包括**中央自1921年至1949年间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指示、通告、函件以及全总发布的决议、宣言、通电、告工人书，第一次至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重要文件等。这些文件都是研究中国工人运动不可缺少的指导性材料。共青团中央经**中央办公厅批准，还与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内容包括1921年至1949年间**对青年运动的基本方针、政策及中央领导人对青年运动的讲话等。妇女运动方面，有全国妇联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它汇集了1943年以后**对妇女运动的指导文件及一部分关于保护妇幼权益的政策、法令等。
现代思想史书目现代思想史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其史料是丰富多采的。蔡尚思主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5卷），收录了自1919年至1949年间我国180多位代表人物的论著520多篇，是研究思想史的基本史料。钟离蒙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和《补编》，共49册，约2000余万字，材料更为丰富。
现代军事史料现代军事史方面的资料，规模最大的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丛书为多卷本，每卷分别由综述、历史文献、回忆史料、大事记、表册、图片、参考资料等部分组成。已出版《八路军》、《新四军》、《后勤工作》、《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红军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战略防御》、《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等10多卷，80多册，6000多万字。编者计划编纂43卷、225册、2亿字左右。
第三节报纸近代以来，我国到底有多少家报纸，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更没有一份完整的报纸目录。现仅就一些在各方面影响较大的著名报纸作些介绍和评述。
《申报》《申报》是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社会影响也最大的一份报纸。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创办于上海，至1949年5月在上海停刊，历时78年。
《申报》初由英商美查（ErnestMajor）创办，后转售中国商人经营，1913年才由史量才接办。
《申报》在初期实际上是列强在中国的喉舌。后来，随着报社所有权的转移，《申报》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著名报纸。《申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政治局势不断动荡的情况下，《申报》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不断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政治**的不满；另方面也表现了他们政治上的不坚定性。它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近百年来奋斗、前进的艰难曲折历程。
《申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它不仅记载了各个历史时期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也记载大量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它的触角触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因而它被称作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宝库，不可多得的历史百科全书”。它的商业新闻和《经济专刊》，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新闻报》《新闻报》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创刊于上海，初由英商主办，1899年转由美国人福开森（JohnC.Ferguson）接办。福开森是著名的“中国通”。他着力经营《新闻报》，使之日渐发达，成为上海著名的四大报纸之一。这四大报纸是《申报》、《新闻报》、《时报》和《时事新报》。二十年代末，福开森又将股权售于中国商人，后大部分股权落入史量才手中。抗战开始后，《新闻报》没有内迁，继续在沦陷的上海出版。1949年在上海停刊，并改组为《新闻日报》。
《新闻报》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报纸，不但报道一些政治性消息，体现了他们对各种政治事件、政治形势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而且还长期大量报道各地经济新闻和商业贸易的消息，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曲折发展的脉搏，它为研究中国工商经济和财政金融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大公报》《大公报》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创办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最初在天津发行，以后辗转在上海、汉口、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出版。1949年在上海改组新生，改变报道方针。
《大公报》与《申报》、《新闻报》等大报相比较，它的政治色彩较为浓厚。二十年代以后，《大公报》主要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经营，而主要由吴鼎昌投资。《大公报》曾标榜“超党派”、“为新闻而新闻”，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事实上《大公报》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对南京政府“小骂大帮忙”，客观上支持南京政府，故人们常以“大公报大不公”讥讽《大公报》。《大公报》的“政论”闻名报界，其“社评”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
《晨报》《晨报》创办于19年，在北京出版。是以梁启超等为首的进步党的机关报，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晨报》最初称《晨钟报》，李大钊曾受聘担任总编辑，后《晨钟报》被皖系政府查封，1918年更名《晨报》，维持至1928年停刊。
《晨报》每天以大量篇幅报道国内外政治新闻，特别较多地反映北京政府的政治活动和人事变迁，因而它为我们研究北京政府、北洋军阀，提供许多系统史料和线索。
《晨报》的另一特色是较多地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学。《晨报副刊》曾刊登过许多传播十月革命影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刊登过许多属于新文学的诗歌和小说。《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被誉为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
《民国日报》1912年民国建立后，政权逐渐落入袁世凯集团手中，他们争权夺利，践踏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并于19年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作为斗争的阵地。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该报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机关报。
《民国日报》一方面揭露北京政府的**政治，另一方面继续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主张，从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的一面旗帜。孙中山发表的讨袁护法文告、函电、谈话、演说等，不少登载于《民国日报》。五四运动前后，《民国日报》曾创办《觉悟》副刊，刊登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革命和劳工运动的文章。这一时期，《民国日报》也发表一些其他政治观点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1925年《民国日报》右转后，发表了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民国日报》于1932年停刊，后虽一度复刊，但影响已远不如以前。
《益世报》《益世报》是天主教会出版的报纸，1915年创刊于天津，创办人雷鸣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迁昆明、重庆出版。1945年4月后增出西安版、北平版、上海版。1949年1月天津解放时停刊。上海版至1949年4月停刊。这是一份出版时间长、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报纸。
《京报》《京报》是由邵飘萍于1918年在北京创办，终刊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是一份二三十年代在北方影响很大的著名报纸。《京报》在邵飘萍的主持下，揭露北京政府依靠帝国主义争权夺利的罪行，谴责北洋军阀镇压群众运动，热情歌颂“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等，因而《京报》受到北京政府的敌视，1926年4月邵飘萍被逮捕杀害。
《京报副刊》是著名的新文学研究的园地，发表过不少新文学作品，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京报》为研究北洋军阀政治和爱国群众运动，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中央日报》《中央日报》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它于1928年2月创刊于上海，后迁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迁往内地，在各地出版。《中央日报》坚定地宣传国民党的方针、政策，发表对各种政治事件、国内外大事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态度。它是国民党的政治喉舌和舆论工具。1949年后，《中央日报》随国民党迁往台湾，继续出版。研究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历史，《中央日报》可以提供许多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扫荡报》1932年6月创刊于南昌，前身为《扫荡三日刊》。1935年迁至汉口。
抗战期间在桂林、昆明、重庆同时出版。1945年11月更名《和平日报》，在南京、上海、兰州、汉口等地出版。它是国民党军事系统的报纸，是研究国民党军事的重要资料。
《字林西报》《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即《NorthChinaDailyNews》，原名《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创办于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1864年始更名为《字林西报》，并由周刊改为日报。由英国商人创办于上海，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一份外文报纸。它是列强在中国的重要侵略机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言论机关报。《字林西报》为帝国主义侵华活动唱赞歌，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的正义行动大肆诬蔑。1949年上海解放时，《字林西报》继续与中国人民作对，受到上海军管会的严重警告，被迫于1951年3月停刊。《字林西报》在中国发行101年，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全部历程。它是研究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史料。
《中华日报》汪精卫政治派系曾在三十年代初先后创办《南华日报》和《中华日报》，宣传该派的政治主张。抗战开始后，《中华日报》一度停刊，1939年7月再次复刊，成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机关报。《中华日报》极力鼓吹汪精卫集团的“和平、**、建国”的汉奸谬论，为汪伪政权的统治呐喊。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汪伪政权的垮台，《中华日报》亦被迫停刊。《中华日报》是研究汪精卫汉奸政权的重要史料。
《新民报》1938年1月1日创刊于北平，是抗战期间汉奸组织新民会的机关报，由日本华北派遣军报导部直接掌握。该报大力宣传日本侵华政策和华北伪政权的活动，是研究日本侵华史和华北伪政权的重要参考资料。
《大同日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建立了伪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1932年在长春创办《大同日报》，后改称《康德新闻》，直至伪满洲国垮台始停刊。《大同日报》是伪满洲国政权的言论机关，它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宣传日本军国主义种种侵华谬论，宣传所谓的“共存共荣”、“建设东亚新秩序”及“中日提携”、“日满经济一体不可分”等，在舆论上为日本侵华张目。《大同日报》和以后的《康德新闻》是研究伪满洲国和日本在东北统治的重要史料。
《救亡日报》、《生活日报》、《抗战日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人民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国各界人民、各社会团体积极开展救亡活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为了动员人民起来抗战，激发人民的救亡热情，于1937年8月在上海创办《救亡日报》，一批著名的学者、作家郭沫若、夏衍、茅盾等参加了编委会的工作。上海沦陷后，该报辗转在后方城市继续出版，在知识界、文化界和广大青年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该报抵制国民党的**活动，1941年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曾一度更名为《建国日报》在上海出版。但不久即被国民党查封。
抗战期间，1936年6月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1938年1月，一批文化、新闻界人士在**支持下，在湖南长沙创办《抗战日报》。这些报纸以丰富多采的内容，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揭露国民党的各种弊政，因此深受后方群众和进步人士的欢迎。
《救亡日报》、《生活日报》、《抗战日报》等，都为研究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民主报》1941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创办机关刊物《光明报》，宣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纲和对时局的主张。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主同盟改《光明报》为机关刊物，曾为月刊或半月刊。1946年2月，又在重庆创办《民主报》，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民主报》在抗战胜利后坚持宣传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民主报》在“发刊词”中宣称，它是“一切民主信徒共同的工具，我们愿努力担负起代表民主信徒意见这个责任”。
由于《民主报》坚持揭露国民党特务破坏民主运动的罪行，大量报道民主运动的活动，因此遭到国民党的仇视、恫吓，1947年最终被国民党特务捣毁，被当局查封。《民主报》为民主运动作出了贡献，它的史料也是有价值的。
《热血日报》中国**在领导新民主义义革命运动中，也创办许多报纸，以便指导革命运动，动员群众起来斗争。但是，从1921年至1949年总计创办了多少报纸，目前很难作出准确统计，特别是在早期，报纸和刊物很难区分。据李永璞主编《中国**历史报刊名录》（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载，自1919年至1949年，**报纸与刊物大约有4500多种。
据目前所知，中国**中央最早创办的一份日报，当推《热血日报》。它于1925年6月在上海出版，由瞿秋白主编。该报在《发刊词》中说：“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热血日报》创刊于五卅运动的**之中，它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工人运动一边，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鼓舞了中国工农大众的反帝斗志。《热血日报》的鲜明政治态度遭到帝国主义和中**阀的仇视，因而，它只存在不到一个月时间，便被迫停刊。但它却给中国革命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红旗日报》《红旗日报》是中国**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30年8月创刊于上海。在此之前，**江苏省委在上海出版《上海报》，是指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份有力工具。在艰苦斗争环境中，虽几度易名，仍不断遭到国民党迫害，1930年8月被迫停刊，与**中央主办的《红旗》周刊合并，改出《红旗日报》。
《红旗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它一方面报道国内外大事，另方面也不断宣传**的革命主张。《红旗日报》大量报道了各地工农运动的情况和红军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消息。由于当时正值“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笼罩**中央，因此《红旗日报》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方面的影响。由于国民党的不断破坏，《红旗日报》被迫于1931年3月停刊。《红旗日报》成为研究**在国统区斗争的重要史料。
《红色中华》《红色中华》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创办的机关报，1931年12月在江西瑞金出版。它全面反映了中国**领导工农大众建设革命根据地和领导红军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详细情况，以及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情况。还报道了中国**面对国内外的政治变动，所奉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红色中华》是研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历史的基本史料。
《新中华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7年1月，《红色中华》更名为《新中华报》继续出版，先后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央的机关报。
《新中华报》主要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全面抗战路线以及团结抗日的政策。对边区人民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热情也作了大量报道。《解放日报》1941年5月在延安创刊，1947年3月在子长县终刊，是中国**中央委员会兼西北局的机关报。它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是这段时期中国**最重要的舆论工具。它反映了中国**在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军事斗争、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也刊登了不少文艺作品，体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经常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无疑，《解放日报》是中国现代史、**党史最重要的研究资料之一。
《新华日报》经过中国**的不懈努力，抗日战争开始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经过与国民党的多次交涉，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出版。《新华日报》成为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一份机关报。这是一份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它不仅面临艰巨的抗日战争，也要与国民党展开复杂的斗争。
《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说：“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更将尽其所能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效力。”
《新华日报》在**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宣传**的全面抗战路线，报道新四军、八路军英勇抗日的战绩，无情地抨击了国民党一切有害抗日和**的行为。《新华日报》在动员和团结各阶层人民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及抗战胜利后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方面作出了贡献。由于国民党的迫害，《新华日报》于1947年2月停刊。《新华日报》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一份重要史料。
第四节期刊期刊早在清末即已发展，至民国后则更如雨后春笋，纷纷创刊。中国近代后期的杂志数目亦无精确统计，仅上海图书馆馆藏1949年前出版的各类杂志，即达8000多种。这是比较多的馆藏。
本节仅就中国现代史上一些影响较大的期刊作些介绍和评述。
北洋政府时期的期刊1.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期刊。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但是，革命很不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得而复失，封建逆流沉渣泛起。中国的出路何在？人们开始新的探索。1915年后，一个以《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最著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杂志。它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初名《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它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反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它激烈地抨击了中国封建的伦理道德和**主义制度，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运动。陈独秀、鲁迅均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反封建的著名文章。1918年以后，《新青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和歌颂劳工运动，先后发表了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名著，标志《新青年》杂志向社会主义方向跨出一步。1920年中国**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新青年》杂志成为其机关刊物。1921年底出版九卷五号后一度停刊，1922年7月出版九卷六号后休刊。1923年6月改为季刊出版，实际并未能按季出版，至1924年12月只出4期。后不定期出刊，又出版5号，于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杂志在五四前后影响和培养了一代知识青年。
五四时期又一个重要刊物为《每周评论》。它于1918年12月在北京创刊，至1919年8月被北京政府查封为止，共出版37期。《每周评论》先后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编辑。前期主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报道爱国运动的消息，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后期在胡适控制下，极力宣扬实验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发表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每周评论》不失为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史料。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是青年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学生中的三大社团，即“国民杂志社”、“新潮杂志社”、“国故杂志社”，反映着不同的政治思想观点。
《国民》月刊于1919年1月出版，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社会进步人士的广泛支持。当时，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学生不断进行示威游行，并组织了全国性的爱国团体——学生救国会。该会以《国民》杂志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团结广大爱国青年，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起到了推进作用。《国民》杂志社社员有200多名，思想观点复杂，但爱国是一致的。后来成员走向分化。
北京大学另一个著名刊物为《新潮》月刊。它是1919年1月由北京大学学生组织“新潮社”创办的，由胡适的主要弟子傅斯年、罗家伦等主持，受到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的积极支持。《新潮》杂志高举“伦理革命”旗帜，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同时高举“文学革命”旗帜，反对封建旧文学，积极响应《新青年》杂志发动的白话文运动，成为五四时期著名的白话文刊物之一。五四以后，新潮社的社员纷纷出国，《新潮》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作用日益减弱。但《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显示的光辉仍不可磨灭。
五四时期一个著名的社团叫“少年中国学会”，它存在六年多，社员有110多人，分布于全国，由王光祈发起建立。成员有早期**知识分子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也有日后国家主义派代表人物曾琦、李璜等。学会于1919年7月在北京创办大型综合性刊物《少年中国》月刊。该刊宣称：“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最终目的，即为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到底什么样，提倡者们也很模糊。许多社员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文章，阐述见解。由于学会成员复杂，思想分歧，少年中国学会日益走向分裂，1925年遂停止活动。《少年中国》月刊反映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变。
1919年7月，**在长沙创办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湘江评论》。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热情歌颂世界潮流和俄国十月革命。在他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号召工人、农民、各阶层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向统治阶级展开斗争。《湘江评论》只出版了4期加一个增刊即停刊，但它对湖南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周恩来、邓颖超等建立的“觉悟社”，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作为宗旨。1920年1月，他们在天津创办了《觉悟》杂志，宣称“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觉悟》杂志指导了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发展。可惜由于周恩来等被捕入狱，《觉悟》只出版一期即被迫停刊。
五四以后，戴季陶和沈玄庐在孙中山支持下，于1919年6月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周刊。该刊曾大量地介绍过社会主义学说和苏联情况，刊登过国内外劳工运动的消息。但是如戴季陶本人所说，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劳工运动在中国发生。《星期评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还是起了作用的，因而该刊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一年后，《星期评论》停刊。
2.**早期刊物。
中国**十分重视报刊的宣传教育作用，早在1920年11月，就由中国**上海发起组创办了《**》月刊。该刊译载了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介绍过十月革命和欧美各国**的概况以及俄国的建党经验。《**》月刊还发表文章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展开论争。月刊的出版，为中国**的正式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中国**成立后，1922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向导》周报。这是中国**的第一个中央机关刊物。它到1927年7月停刊，经历了党的创建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程。它着重地宣传了中国**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多次刊登中国**对时局的宣言和政治主张，大量报道了工农运动的消息，对推动和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展革命形势作出了贡献。
1923年7月，中国**又在广州创办另一个中央机关刊物《前锋》月刊。该刊在“发刊词”中说：“我们认定国民运动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因此，“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前锋》月刊创办于**三大之后，因此它着重宣传了**三大以后的方针、政策，介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情况。由于《前锋》至1924年2月停刊，因此不如《向导》影响大。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个机关刊物为《先驱》半月刊。它于1922年1月在北京创刊。该刊在“发刊词”中说：“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该刊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介绍苏联、国际共运情况的文章。《先驱》多次出版专号，刊登青年团的有关文件和讨论团的建设问题。《先驱》在教育青年走向革命和推动青年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先驱》停刊两个月之后，1923年10月中国**青年团又在上海创办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由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恽代英主编。该刊出版过许多专号，介绍俄国革命，帮助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关于青年运动的理论与方针。《中国青年》后曾迁广州、汉口出版，至1927年10月停刊。
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组织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建设中国**的基础。上海、广州、北京的**小组，分别创刊《劳动界》（1920年8月）、《劳动者》（1920年10月）、《劳动音》（1920年11月）。这是中国**最早的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它们以通俗的语言，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使广大工人群众认识自己的处境，明确本阶级的历史使命。
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更有效地指导工人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在上海创办机关刊物《劳动周刊》。次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北京，又将北方地方党主办的《工人周刊》转为自己的机关刊物。这两个刊物的出版发行，都是处在中国工人运动逐步走向高涨时期，它们以大量史实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不断报道各地工人罢工的消息，激发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1924年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又创办《中国工人》月刊。这是**指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刊物，半年后又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该刊报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内外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状况。邓中夏、赵世炎、**等，都在该刊上发表文章，论证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和强大力量，从而批判了党内忽视工人阶级力量的倾向。上述刊物，是研究中国早期工运的重要史料。3.反映其他社会政治与文化思想的刊物。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份发行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刊物，即《东方杂志》。它于1904年3月在上海创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48年它已出版44卷。之后，移台湾继续出版。《东方杂志》是一份大型的综合性刊物。它的内容，可以说无所不包，既有政治新闻，也有军事、外交、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方面的内容介绍，以及翻译小说或图画等。《东方杂志》早期倾向保守，以其主编杜亚泉为代表，在东西方文化派关于新旧思潮的论争中，支持旧派主张。《东方杂志》由于内容丰富，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因此它是一个丰富的史料宝库。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是它受到了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的抵制或反抗。
北京大学三大学生社团之一的“国故杂志社”，于1919年3月创办《国故》月刊。该刊宣布它的宗旨是“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实际上是宣扬封建文化，反对新文化；崇尚古文，反对白话文，与《新青年》杂志抗衡，与《新潮》杂志论争。
1922年1月在南京东南大学由吴宓、胡先骕、梅光迪等人编辑出版了《学衡》杂志。它也以“讲究学术、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在整理国学和研究中西方古代文化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他们盲目崇古，主张恢复旧传统。在其刊行的十余年间，没有中断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发表许多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研究系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于1919年9月，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后更名为《改造》半月刊）。这个刊物刊登了许多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被人们普遍关注的情况下，从另一个角度曲解社会主义，阻止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解放与改造》杂志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
“五四”以后，胡适日益背离新文化运动，他在失去对《新青年》的控制以后，1922年5月在北京创办《努力周报》，以与《新青年》相对抗。胡适在他写的《我的歧路》一文中，流露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满。胡适还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等文章，提出了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还开展过“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在各种新旧思想、东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中，在护法运动失败以后，孙中山埋头于革命和建国理论的研究，1919年8月在他的指导下，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由朱执信、胡汉民等主编。这个刊物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主张。孙中山在刊物上发表了《建国方略之一——发展实业计划》。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在《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这个刊物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继续探求中国革命的出路。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5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在广州创办《政治周报》，由**担任主编。《政治周报》发表许多文章批判西山会议派及国民党右派否定国共合作的谬论，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为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中国国民党农民部先后于1926年1月和8月在广州出版《中国农民》和《农民运动》两个刊物，刊载介绍各地农民群众的悲惨生活，各地农民运动的状况以及广东革命政府指导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等。
大革命时期，各种社会思想的冲突更加激烈，各种思想都有所表现。1925年7月，章士钊复刊《甲寅》杂志，反映了思想领域中复古思想的猖獗。它以读经复古，提倡文言，反对新文化运动为宗旨，配合北洋政府谴责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在革命运动渐入**的形势下，1924年10月，曾琦、李璜等中国青年党人，在上海创办了《醒狮》杂志，鼓吹国家主义。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国共合作，扼杀正在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
胡适等人，1924年12月在北京创办《现代评论》周刊，鼓吹学生应埋头读书，脱离现实政治斗争，起着破坏革命运动的作用，因而受到**人的批评。
北京政府时期创办的刊物中，还有《国闻周报》和《生活周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国闻周报》于1924年8月由胡政之在上海创办，属于政治类的杂志。它大量地记载了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并加以评论。它的专栏《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一周大事日记》、《一周简评》等，为史学研究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生活周刊》于1925年10月在上海创办，先后由黄炎培、邹韬奋主编。该刊以丰富的材料介绍了各省市，尤其是江浙地区劳苦大众的职业、生活、民俗、民情。这对于研究近现代社会史提供了许多生动而具体的材料。
4.北洋时期的政府公报。
政府公报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刊物，它由政府机关编印发行，基本上是定期的。政府机关通过政府公报，公布国家法令、方针、政策、宣言、声明、施政计划、规章制度、办事细则，以及人事任免、奖励惩罚等。北京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发行政府公报。这些材料也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它的史料价值亦不可忽视。
重要的政府公报有：《临时政府公报》。是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公报，1912年1月29日创刊，1912年4月5日停刊。它“以宣布法令发表中央及各地政事为主旨”。是今天研究中华民国创建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临时公报》。是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2月13日停办原《内阁官报》而发行的政府公报。内容有通告、命令、布告、咨札、批呈等。
《政府公报》。在《临时公报》之后，1912年5月1日，北京政府正式出版《政府公报》，至1928年6月北京政府溃败时停刊。共计印行5663期。它刊载了大量文件，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各个方面，有各种法律、法令、条例、规章、制度、奖惩、任免事项、各机构办事细则；有财政经济、工矿农商、交通航运、文教卫生、军事边防资料；有与各国签订的条约、来往照会；有地方经济、生活方面资料。是研究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重要史料。
《军政府公报》。1917年9月17日在广州创刊，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政府的公报。它刊布军政府的各种法规、公牍、命令、布告、咨文、函电等，反映了孙中山等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及西南政局。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1年5月4日军政府撤销后，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并以大元帅名义在桂林设大本营，准备北伐。1922年1月30日开始出版《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内容有大元帅发布的命令、训令、人事任免事项以及一些法规等。
国民政府时期的期刊1.中国**办的刊物。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均转入地下活动。这时候**在国统区办的刊物也多是秘密出版。
1927年7月《向导》停刊后，10月**又在上海创办《布尔什维克》杂志。这是**在国统区创办的最主要的中央机关刊物，它以种种方式秘密发行。它大量报道了各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消息，刊登各地武装起义的情况，转载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许多指示，揭露国民党迫害人民的暴行。《布尔什维克》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发挥重要的舆论作用。1932年7月停刊。
1928年11月，**中央又在上海创办另一个机关刊物《红旗》周刊。
这个周刊内容丰富，有时事、国际政治、世界革命以及工青妇运等方面的消息，也有各省的通讯。该刊后与《上海报》合并，改出《红旗日报》，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
1931年3月，**中央在上海再次创办机关刊物《红旗周报》。这个周报除刊登中国**的决议、政策、宣言外，还大量报道了根据地的发展面貌及红军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消息。这在国民党的严密统治下是异常艰难的。《红旗周报》是中国**历史上一份重要的党刊。
为了指导国统区的工人运动，1928年12月**在上海复刊《中国工人》杂志，仍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继续发挥作用。为了指导国统区的青年运动，继《中国青年》停刊后，中国青年团1927年11月创办《无产青年》，1928年10月又改称《列宁青年》。这些刊物在国统区均秘密出版发行，对国统区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领导工农红军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抵达陕北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中国**为了指导根据地工作及抗日活动，新创办了一些刊物。
1937年4月**中央在延安创办《解放》周刊，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主要宣传了中国**全面抗战路线和政策，发表了**许多指示、宣言、通电和领导人的文章，在指导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6月以后，中国**从飞速发展的抗日形势出发，决定停办《解放》周刊和小型的《新中华报》，集中力量办好大型报纸《解放日报》。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分散在华北各根据地的抗日前线，为了指导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1月在延安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它以刊登军事问题的文章为主。许多**领导人和八路军的将领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它以大量事实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激发了敌后军民的抗日斗志。该刊在军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是研究解放区战场和八路军抗战的重要史料。**在东南各省的游击队，在抗日战争初期受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前线进行抗日活动。为了指导军民的抗日斗争，1939年2月，新四军军部创办了《抗敌》半月刊，叶挺、项英、陈毅等都曾为该刊撰稿。这个刊物对华中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及反对国民党的摩擦活动，发挥了指导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为了更好地动员工人、青年、妇女积极投入抗日运动，加强这方面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延安于1940年2月再次复刊《中国工人》月刊。**为复刊写了《发刊词》；中国**青年团于1939年4月在延安再次出版《中国青年》杂志；1939年6月**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在延安创办《中国妇女》月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经过谈判，国民党同意中国**在国统区创办一报（《新华日报》）一刊（《群众》杂志）。1937年12月，《群众》杂志在武汉正式发行，后迁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后转香港出版，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终刊。这个刊物在国统区发行时间甚久，在宣传**抗战路线，团结各阶层抗日以及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诸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5年10月，在中国**领导下，《文萃》杂志在上海出版。该刊发表许多文章，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揭露国民党制造的一些惨案和美军在华暴行。在国民党的高压下，《文萃》曾转入地下秘密出版，但是仍不断遭到国民党迫害，不久即被迫停刊。
全面内战爆发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出版周期甚长的刊物已经满足不了战争的要求，因此，中国**集中少量办好各根据地的报纸，新出版的杂志已经不多了。
2.其他各类重要期刊。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日益尖锐，文化思想领域内的壁垒亦日益明显，如何改造与建设中国，亦产生不同认识。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经济与社会性质问题产生意见分歧。1929年11月在上海创办的《新思潮》杂志，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的观点，受到严灵峰等人的反对。严灵峰等在《动力》杂志上著文，认为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两个杂志展开了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刊，其中不少文章谈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它是研究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重要刊物。
三十年代，许多人关注于中国农村的研究，希望能找到一个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道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1931年10月，以设在邹平县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名义，创办了《乡村建设》杂志，宣传他们的乡村建设理论，实际是行不通的改良主义道路。1934年10月，在上海出版《中国农村》杂志，是一个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为主的刊物，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等均在该刊发表文章，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的不断入侵和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国统区各界人士也创办许多刊物投入抗日宣传。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于1933年被国民政府查封后，即更名为《新生》周刊，由杜重远接办，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揭露日本侵华行为。该刊曾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受到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干涉，南京国民政府向日本方面屈服，造成轰动一时的“新生事件”。
“新生事件”后，1935年11月邹韬奋在上海再办《大众生活》杂志。
该刊大量刊登抗日救亡通讯和评论，支持学生运动，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1936年2月，《大众生活》被国民政府查封。
《新月》是1928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一份文艺和政论刊物，由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罗隆基等先后编辑。该刊在文艺上主张“纯粹的文艺”，曾受到革命文学派的批判。胡适、罗隆基在该刊上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向国民党当局要求民主自由和争人权，因此有人权派之称。它也批评中国**。这是一份有代表性的刊物。1933年6月停刊。
1932年5月，胡适、蒋廷黻等在北京创办《独立评论》杂志。该刊是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创刊的，在当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事评论杂志，一直发行到七·七事变爆发。该刊表现了一定的自由主义色彩，发表过一些要求自由民主、抵制独裁政治的文章。也发表了主张“新式独裁”的文章。该刊还发表了不少关于中西文化、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方面的文章。1932年4月，以张君劢、张东荪为首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宣告成立。5月出版机关刊物《再生》，内容以政论为主。这个党主张民族主义，反对阶级斗争；主张修正的民主政治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1937年抗战爆发后，先后迁至汉口、重庆出版。1946年9月迁至上海出版。1949年4月停刊。该刊是研究国社党和中间性政党的重要资料。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各个派别都创办一些刊物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属于汪精卫系的国民党改组派，其代表性刊物是1928年5月由陈公博创办的《革命评论》和1928年6月由顾孟余创办的《前进》杂志。
国民党政治实力派胡汉民，与蒋介石既有权力冲突也有政见的分歧。胡被蒋软禁再放回广东后，长期与蒋对立。1933年1月，胡在广州创办《三民主义月刊》，通过这个刊物发表他的政见及对时局的看法，并以抗日为号召进行反蒋宣传。
蒋介石也通过嫡系陈立夫等，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借口，来抵消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影响。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1934年10月，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创办《文化建设》月刊，大力鼓吹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为巩固国民党政权服务。
抗日战争时期，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于1940年4月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同时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这一思想政治派别，被称为“战国策派”。《战国策》是一个综合性刊物，内容包括哲学、政治、历史、文艺诸方面。他们所宣扬的暴力主义、英雄史观，实际上迎合了当时的国内外法西斯主义，因而受到了**《群众》等杂志的批评。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各民主党派陆续创办一些刊物，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
1944年12月，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创办中央机关刊物《民主周刊》。
罗隆基、潘光旦、费孝通等经常为该刊撰写文章。1946年停刊后又在香港改出《光明报》，继续宣传民主同盟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9年9月终刊。
中国民主建国会于1946年1月在重庆创办《平民》周刊；中国致公党于1947年在香港创办《公论》季刊；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于1947年9月在香港出版《自由》月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粤港澳总分会于1946年9月在香港创办《民潮》月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出版《新台湾丛书》。一些民主人士还办了《观察》、《时与文》这些甚具影响的刊物。九三学社由于没有自己的中央机关刊物，因此常在《观察》上发表重要文告。
张君劢为首领的中国国家社会党，早在1932年创办《再生》杂志，一直到1949年4月才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