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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国在作战的时候·编后记》，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61页。
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复兴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第十六章一个短暂的特殊历史时期和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节短暂的特殊历史时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新的政治形势，需要解决新的重大的全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建国”问题。这个问题在抗战期间就提出来了，这时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中国人面前。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就必须实行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同时又存在着战争独裁对抗分裂的严重危机。但是在一段短时间内，全国各党派毕竟在一起召开了正式的解决建国问题的政治会议，并且通过了决议。这是民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短暂的特殊时期。**人曾把它叫做“和平民主新阶段”。可惜这个“和平民主新阶段”如“昙花一现”就消失了。
1945年8月25日，**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了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包括以下内容的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实现和平，避免内战；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中国**声明“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十月，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纲领、政治报告、宣言和章程。前三个文件体现了民盟的基本政治理论和主张。政治报告认为战后时期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在“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它认为英美和苏联的制度各有优缺点，要“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这是民盟关于民主政治的基本思想。纲领主张“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国家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并确立国有及公有财产”。大会宣言就政治协商会议、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军队、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民盟的主张和政策。宣言说：“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同时亦是全国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建国的唯一途径。”
1945年12月日，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在重庆召开大会，正式成立民主建国会。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政纲。民主建国会以“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为宗旨”。它在宣言中提出了自己的各项主张：在国际上，对美苏两国采取平衡政策。对于国内政治，主张和平统一；各政党相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达成军队的国家化；直接普选产生各级议会，由议会行使各级政权。在经济方面，主张要有民主的经济建设计划，与在计划指导之下的充分企业自由；在目前阶段，国家必须以全力培养资本，而不能以节制资本的名义消灭资本；用合理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在社会方面，主张政府须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奠定劳资合作的基础；“工会农会应鼓励其自由组织”，但“工农以外的政治社会力量”“不应加以控制与操纵”。宣言表示“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和平奋斗的典型”。
此外，洪门致公党在国外发表宣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先后正式成立并发表政治主张。他们的共同愿望是在中国保持一个和平的环境和实现民主政治。
这些党派及其成员，为了把握千载一时的良机，建立长期追求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作着不懈的努力。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他们同**联合。他们在促进政协召开，维护政协路线和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决定中国政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国民党，实行**统治、扩大官僚资本是它一贯的方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大量敌伪产业。至1946年8月底止，经济部接收的厂矿企业共2849个单位，其中大部分由经济部直接接管复工。国民党政府的四行二局接收了敌伪的正金、住友、朝鲜、中央储备等银行。通过接收，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空前膨胀，骤增至200亿美元之多。维护这种经济制度和建立于其上的政治制度，是国民党政策的基本点。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它不得不打出和平建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旗号。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编的《战后新中国》中说：“民主立宪乃国民革命之预定目标，外应世界潮流，内应国民要求，不可缓亦不能缓。战后新中国之政治，此其主流也。”但和平建国、民主宪政的口号，不过是搪塞人民民主要求、坚持反动统治的一种手段。蒋介石一方面说“民主宪政不容再缓”，但又提出种种“先决条件”，阻挠民主政治的实现。他在1946年元旦《告全**民同胞书》中说：“除了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国家的统一不容损害，根本**不容变更，政府基础不容动摇以外，其他无不可以容忍，无不可以协商。”这就是说，蒋介石集团是不容许改变买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国家实质的。这是国民党对待战后中国问题的基本立场。
战后的中国政治同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是分不开的。美国要以国民党政府作为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蒋政权要以美国援助做靠山。在这个基础上，美蒋进一步勾结起来。由于国际形势、美国国内情况和中国内部矛盾发展状况的制约，美国的援蒋**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战后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着三种抉择：一是完全摆脱一切牵连。这在美帝国主义是不会采取的，因为它不能放弃对中国的侵略。二是大规模地在军事上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但美国慑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对，也由于美国国力的限制，在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需要和平的时候，还不敢冒巨大风险，直接出兵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三是一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面鼓励国共双方从事协商，达成妥协。美国选择了第三条途径。在这条途径上，美国企图采取一种临时办法，以便将**人以一种类似西欧**所居的地位，纳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轨道，使国共两党及民主党派参加一个亲美的、以蒋介石为首的、经过改组的联合政府。当时美国估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办法和途径，是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因而不断受到**的揭露和抵制；同时也不完全符合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需要，因而受到国民党内法西斯势力的反对。美国预计的办法无法实现。抛开蒋介石政府，由美国干预另外组建一个代表美国利益的政府，又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对华政策逐步走上了支持蒋介石反人民打内战的道路。1945年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会议，“以促成中国之统一”；同时又说，**军队的存在，是“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的。同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执行美国对华政策。他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政府发动内战，1947年1月离开中国。马歇尔的活动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演变过程。
苏联也是影响中国内政的一个重要国际因素。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签署的《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恢复日俄战争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同时三国达成协议一致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协定，国民党承认了苏联要求在我国取得的权益，以换取苏联的支持。苏联领导人则一再向美国和国民党表示：与美国一致支持由蒋介石统一中国，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同时又暗中支持中国**。
在以上这些国际国内条件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斗争尖锐而又曲折复杂的短暂时期。这个时期中国问题的中心是政治协商会议；而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是当时国内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
第二节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1945年8月28日，**应蒋介石电邀，由赫尔利、张治中陪同，偕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同蒋介石就和平建国大计进行了多次商谈。**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经过四十天的谈判，于十月十日签订了《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这次谈判的主要成果是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建国基本方针。纪要中说：国共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在此前提下，**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双方认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国民党应该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军队国家化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是双方谈判斗争的焦点。国民党仍坚持“军令政令统一”，拒不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在军队问题上**提出自己领导的抗日军队可以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并将散布在南方的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国民党对此未置可否。关于解放区政权问题，**提出的方案都被国民党拒绝。没有达成协议的问题，双方同意以后继续商谈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双十协定的签订是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召开的先决条件。国共谈判期间，内战在局部地区相当激烈地进行着。1945年9、10月间，国民党军在平绥路、上党地区、平汉路向人民军队发动进攻。人民军队进行自卫反击战并取得了胜利。从11月起，在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反内战运动。为镇压人民反内战运动，国民政府制造了一二一惨案。人民军队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和人民反内战运动，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暂时的抑制作用。12月间，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重申对华政策。这些因素使政治协商会议得以举行。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共有五个方面38名代表，其中有国民党的孙科、吴铁城、陈布雷等8人；**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7人；青年党的曾琦、陈启天等5人；民主同盟的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等9人；无党派的“社会贤达”郭沫若、王云五、傅斯年等9人。蒋介石为会议召集人和当然主席。参加政协的五个方面实际代表中国的三种政治力量。会议的过程，就是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国家政权主张、三条中国道路的一场尖锐复杂的较量过程。在斗争过程中，中国**同中间势力在一起，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政治。会议围绕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关于改组政府问题。国民党主张“扩大政府组织”，不同意改组政府。
具体意见是：扩大国府委员名额。国府委员由主席提出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在委员名额中国民党要具有“特定程度的多数”。国府委员会无用人权。国府主席有紧急处置之权。**主张：承认蒋介石的地位和国民党是第一大党，但政府必须改组。改组政府要有共同纲领。国府委员会应有用人权。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人数不能超过三分之一。国府委员人选不能由国民党中央通过。要防止“手令制”。民盟代表提出改组政府的三项要点：要有共同纲领，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执行机关要真能执行。经过争辩和协商，最后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其中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有权议决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任免各部会长官及任用立法委员等。国府委员名额为40人，国民党占一半。重要议案须经三分之二以上委员通过。这就基本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主张，体现了**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要求。
关于军队问题。这个问题是会上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既定方针，一定要“军队国家化。青年党强调“军队国家化为政治民主化的先决条件”，贯彻了国民党的意图。民盟则主张“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主张：要使军队国家化，必须首先国家民主化，就是说“军队国家化既须以国家民主化为前提”①。军队国家化就是要使军队成为人民的军队。经过争论勉强达成了协议，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等原则规定，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坚持1936年选出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另外“合理增加”名额。增加的名额中有将近一半为国民党指定。这种意见遭到**、民盟和进步的无党派代表的强烈反对。最后达成的协议规定，国大代表名额共2050人，包括新增台湾、东北地区的代表150名，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700名。“宪法之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为之”。这就基本上打破了国民党控制国民大会的企图。
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党坚持1936年制定的“五五宪草”仍然有效，多数代表强烈反对，主张对它作原则性的修改。**代表提出制定宪法的四条原则：宪法应保障人民权利，不应限制人民权利；中央与地方权限应取均权主义原则；省为自治单位，省长民选，省自制省宪法；宪法上明白规定有关军事、文教、经济各方面的民主政策。经过争论，决定了对“五五宪草”的修改原则。这些原则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长民选。这就规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
关于施政纲领问题。基本上按照**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正式通过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作为宪政实施前“施政之准绳”。
①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1月23日社论。
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政治史上特殊的一幕。由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共同斗争和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的努力，使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有利于人民的协议，会议决定实行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这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否定。由于这些成就和协商解决问题的做法，使它在中国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违反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意志的。政协协议如果得到实施，就是对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否定。因此政协会议及其各项决议，必然遭到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反动势力的强烈反对。在会议进行期间和闭幕以后，国民党特务和暴徒多次破坏在沧白堂举行的演讲会，打伤讲演的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等；国民党政府的警察宪兵非法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的住宅；国民党特务和暴徒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打伤知名人士李公朴、郭沫若、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等及群众60余人。从2月22日起，国民党在重庆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陆续举行反苏**游行。这些暴行和游行，目的就是破坏政协会议的正常进行和会议后一度出现的和平民主政治气氛。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上法西斯分子猖狂反对政协协议，尤其反对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蒋介石宣称宪草修改原则的若干点“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要“多方设法来补救”。全会通过了一项《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提出五条宪草修改原则：（1）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依据；（2）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的方法行使职权；（3）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4）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5）省无须制定省宪法。这次全会还决定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的工作。又决定各党推选的国府委员要拿到国民党中常会去选任。这些都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做法。这就完全推翻了政治协商会议决定的民主宪政原则。
接踵而来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中国人的和平建国愿望成了泡影，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第十七章中间路线的破产和“南北朝”的幻灭第一节中间路线的主张及其破产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统治下的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接着向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海南岛等解放区发动进攻，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爆发了。
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内，是国民党军进行战略进攻、解放军实行战略防御的阶段。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解放军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至6月，解放军又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至此，战争转入国民党军实行战略防御、解放军进行战略进攻的阶段。
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开始进攻作战。随后，陈谢兵团渡过黄河，进入豫西；陈粟率领的解放军越过陇海路，进入豫皖苏平原。三路大军经过一段时间的作战，恢复和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把国民党军和解放军作战的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解放军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重镇武汉。在此期间，其他各地的解放军的作战也取得了巨大胜利。这样，战局再发展下去就是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了。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破坏政协协议，召开一党控制的国民大会，关闭和谈之门，这一系列行动，使政协期间一度高涨起来的民主党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国民党的压力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抗争。由于对形势估计的错误，由于旧民主主义对人民民主主义的排拒性，某些党派和个人更竭力地宣传中间路线和其他资产阶级政治主张，为实现中间路线扩大中间派势力而奔走呼号。
1946年11月25日，国民大会召开10天之后，民盟负责人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等，在南京龙门酒家招待新闻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并由罗隆基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书面谈话说：“中国民主同盟的目的是实现中国民主。但团结、统一、和平是国家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因此，民盟从成立的时候起，就决定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努力调节国共的武力冲突。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继续不断从事内战的国家，是不会有民主的。我们过去是这样的看法，在今天还是这样的看法。”“从今年2月政协闭幕后直到今天，民盟始终坚守两个原则：第一拥护政协，第二反对内战。”“中国当前有无数个问题待解决，但最紧要的问题是停止国共两党的武力战争。我们民盟认清了这个重大关键，因此我们愿保持在内战环境中超然独立的第三者地位，在调节武力党争上继续尽其最大的努力，以争取国家的真和平，促成国家的真统一，建立中国的真宪政，实现中国的真民主。”以上书面发言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就是：站在超然独立的第三者地位，调节国共的“武力党争”，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民盟的基本立场和主张，也是其他许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基本立场和主张。
1946年6月出版的《再生》第118期上，发表了张东荪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这是这一时期正式提出中间路线的较早的一篇文章。张文说：“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治制度就是调和美苏二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以上说的是“资本与共产两主义之中间”。
接着他论述“国共两党之中间”。他说：“国民党虽没有明明白白主张资本主义，但现在的官僚资本的实况却是国民党一手造成，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至于**用斗争的方法来平分土地，当然不能不说是过左的举动。我们既不赞成官僚资本，亦不赞成这种报复性的土地政策。我们主张应当有一个全国适用的土地改革办法，使耕者有其田之理想由和平法得以实现。我们同时主张根本铲除官僚资本，务使工商业依国家所定的全盘计划得由个人努力以发展之。这便是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所谓中间性的路线乃是要各党共同来走，并不是由我们国共以外的第三者单独来走，须知这是唯一的路，除此以外，并无第二条道路。这真是康庄大道。”“这条唯一的路可泛名之曰民主，但不是纯粹英美式的，至于苏联式的，当然更不必说了。”总之，张东荪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就是一条介于美苏之间、资本主义**之间、国共两党之间的路线。
“站在第三方面”，极力鼓吹“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的人，是施复亮。
他是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中间派的政治地位趋向没落的时候，连续发表文章，加紧进行中间路线的宣传。综观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中间路线的轮廓和各个方面。他所阐述的中间路线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中间派的社会基础。
施复亮说，中国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人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他认为中间派的政治基础是很广大的，也就是说中间派是广大中间阶层的政治代表。既然中间派代表中间阶层，中间阶层又很广大，所以施复亮认为中间派的立场是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中间派的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中间派对于下层劳苦民众——工人、贫农和一切失业者，采取同情和扶助的态度。①第二，中间派的政治理论和主张。
施复亮说：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能为少数特权阶级（在今日中国是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所操纵。在经济上必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中间派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也不赞成依赖任何外国；在经济上反对殖民地化，也不赞成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来实行社会主义。中间派在思想上是自由主义的（某些个人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反对任何思想上的统制和清一色，没有教条主义的信仰。中间派在行动上“是和平的、改良的，不赞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①。这就是一条“和平的改良道路”。他认为，目前大多数人民都愿意走和平的改良道路，所有的中间政治集团都想走这样的道路。施复亮说：使中国成为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新中国，达到“国际地位的平等”、“政治地位的平等”、“经济地位的平等”，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建国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在政治上必须民主化，在经济上必须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工业化，是我们建国的两大基本方针，也是我们当前奋斗的两大具体任务。②施复亮提出：“中国中间阶层的历史，是要建设一种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而其斗争的方法和态度又是和平的、渐进的，在本质上而且是改良的。”他又提出中间派政治路线的“三个基本原则”，它们是：“第一，中间派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形式上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许它成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占的民主政治，必须把它变成为多数平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进一步且须变成为全体人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第二，中间派所要建设的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主张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工业化，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主张尽量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弊端，采用进步的社会政策以保障劳动大众的职业和生活。同时，为着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购买力，主张立即实施进步的土地改革。第三，在阶级关系上，主张跟工人贫农合作，共同反抗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压迫；在党派关系上，主张跟左翼党派合作，共同制止右翼党派的反动政策，但须保持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不可无原则的附和左翼党派的主张。”“只要中间派能够始终坚持这三个基本原则，我相信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定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成为当前中国唯一正确的政治路线。”①施复亮主张拥护政协道路，呼吁回到政协路线。他说：“坚决拥护和平、①施复亮：《何谓中间派？》，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①施复亮：《何谓中间派？》，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②施复亮：《两条道路，一个动力》，《周报》第48期，1946年8月3日出版。①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时与文》创刊号，1947年3月14日出版。民主、团结、统一的政协道路，努力促其实现。政协道路是符合全国多数人民的利益，特别符合于中间阶层利益的走向民主的道路，应为‘第三方面’的党派和群众所一致拥护。”中间派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独揽政权和伪装民主，“但不欲以暴力手段去推翻现有政府，只想借和平奋斗的方法去唤醒并组织民众，迫使国民党当局，重新走回政协的道路”。②第三，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施复亮十分强调中间派在中国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他的这种看法是同他对整个中国形势的估计分不开的。据他估计，在最近的将来，国民党不能用武力统一中国，**也不能用武力统一中国。即使将来**统一了中国，那时的中国必是一个“糜烂不堪的中国”。内战有长期化的可能，“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政权。在这种客观情势之下，唯一可能的正确道路，就是恢复中间性的政协路线，由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共同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种种改革。但要走回这条道路，首先必须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独立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与**之间，取得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中间派不只“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的地位，发挥决定的作用”，“而且应当做人民的发动机”，意思就是领导者。
施复亮也看到，“内战对于中间派最为不利，如果长期继续下去，可能使中间派归于瓦解”。因此必须制止内战。“但要制止内战，尤其要在最短期内制止内战，倘若有强大独立的中间派，便可能发生决定的作用。在和平恢复以后，推行民主政治的时候，中间派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的力量”。目前只有加强中间派的力量，才能使国共双方不能不互让，从而“获致‘调和’，达到‘统一’，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①第四，在组织上建立强大的中间派。
施复亮认为，要实现中间性的改良路线，即实现政协路线，必须全国的中间阶层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强大的中间的政治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共之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民党统治集团与**以外的一切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和民主人士，应当赶紧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独立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担负起自己的神圣使命。
他说，除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及**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以外，一切中间阶层及中间党派的政治力量都属于“第三方面”。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及许多以和平奋斗的方法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民团体，甚至那广大无组织的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都属于“第三方面”。这些力量必须在组织上形成强大的中间党派，以便领导②施复亮：《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8日。①施复亮：《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时与文》第一卷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一切中间群众积极参加当前的民主运动。
他主张“把民盟变成整个‘第三方面’公共的政治组织”。他说：民主同盟，无疑地是当前第三方面的中心组织，自政协举行以来，已成为第三方面的实际领导者。但在组织上它还没有包括一切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既不够广大，也不够健全。“民盟应当成为一切‘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协力推动民主运动的公共组织。”“在民盟旗帜之下，分别组织，联合行动，这是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最正确的组织路线。”①他积极推动第三方面的联合行动和联合组织，使它形成一个足以同国民党和**抗衡的力量，以实现中间路线的主张。
其他中间派的人，他们的主张同施复亮基本相同，但以施的论述最多和最为完整。他是鼓吹中间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
谁知历史竟是这样的：当中间派奔走呼吁“调和国共”，努力实现中间派的大联合，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的时候；当中间派的理论纲领政策阐述得更完备的时候，竟是中间路线破产的时候。1947年10月21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登出南京卫戍司令和南京市长的布告，要“**工作人员及关系人不论过去或现在概须办理登记手续”，如不照办，“一经查觉，立予逮捕法办”。布告表面上是针对**，实际上是针对民盟，因为这种办法对**是不起作用的。10月28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表宣布民盟为非法的声明。声明称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非法团体”。今后对该盟及其分子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11月6日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署名发表解散民盟的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民盟被解散之后，其他民主党派的活动都受到极大限制。
同一天（11月6日），中国**的宣传机构新华社发表时事评论《蒋介石解散民盟》，指出：蒋介石解散民盟，“只能教育人民：要有自由，要有真正的和平，就必须坚决用武力来打倒蒋介石，就必须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革命斗争，而决不能依靠任何和平的合法的改良的方法”。“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消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至此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已经基本上归于破灭。
这样，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单纯的国共两大集团武力对抗的局面。这样，也就接近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
①施复亮：《“第三方面”的组织问题》，上海《文汇报》1946年12月23日。第二节“南北朝”议论的出现及幻灭与中间派人士大力宣传中间路线同时，中国舆论流行着关于“南北朝”
的议论。这种议论的出现既有国际背景，又和当时中**事政治现状分不开。内战进行到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军的进攻已被解放军挫败。6月至9月，解放军三路大军转入外线作战，并在黄河、长江之间实现了战略展开。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打垮**、稳定自己的独裁统治已经不可能了。同时国民党政治**、官吏贪赃枉法，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人心浮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断掀起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群众运动。关心国民党胜败的人对此忧心忡忡。
但从另一方面看，**的力量虽在日益增长，但在三大战役结束前，国共两党谁将成为中国唯一的统治者，还未最后确定。双方各自拥有强大的兵力，两军鏖战正酣，一时看不出战争何时才能结束。在国共两党之外，关心中国前途和民生的人，也同样忧心忡忡。
上述情况是决定因素，同时历史也给人们以启发。战局政局的观察家们在想：中国过去不是有过“南北朝”吗？现在是否也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呢？舆论界关于“南北朝”的议论就是这样发生的。
最早提出“南北朝”一说的是王芸生。1946年9月1日他在《观察》周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中国时局的三个去向》一文，认为当时中国时局的前途有三个去向：第一是“以江淮为界的南北朝”，第二是“十月革命”，第三是“政协协议之路”。他认为第三“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他的这种推测似乎没有引起反响。
内战打了一年之后，到了1947年夏天，“南北朝”的议论流行了起来。
1947年6月25日《大公报》登载一条“伍宪子拟和平方案”的消息，同时发表一篇社评，题为《政府先要坚定信心》。消息说：“伍氏顷针对当前时局拟就和平方案一篇，认为实现和平政府应首先表示诚意，如废除统制政策、撤免苛捐重税、释放政治犯等。其所提出办法中有召开和平大会，蒋主席辞去国民党总裁职务，以超然地位做国家领袖，共党现役军人亦应脱离党籍，达成军队国家化，完成联合政府体制，达成政治民主化境地。此项办法万一不获实现，则应画地为界，修明政治以安民生。”“画地为界”应是指的“南北朝”。
《大公报》社评首先指出国民党政府面临的危急形势，它说：“近来的时局，正在加甚动荡之中。民穷财尽，战乱不已，本来不是了局。”接着说：“现在的局面固然使人困愁”，但若政府“抱持信心，不乱步骤”，“尽其在我”，采取有效办法，“国事前途绝对尚有可为”。采取什么办法呢？社评说：“国家的前途，依然此事此志（按：指所谓“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政府仍要坚定信心，一片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之诚，掬示和平诚意，以求内战得停。果然政府揭出诚恳合理的和平方案，不幸而为对方所拒绝，则曲在对方，政府还可获谅于国人。这是一点。这一点，政府必须先做明白的表示，以待**的反响。同时更基本的，政府必要严肃自己，不贰心志，努力向民主法制的路上走，严格整饬庶政，忠诚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则本身有为，民心不去，大局还不至糜乱。政府年来常说‘尽其在我’，今日才正是尽其在我之时。”这里没有明确说出“南北朝”，但对时局的分析和解决国民党危机的办法与“南北朝”论是相同的，无非是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和谈，稳定经济，刷新庶政，整治贪污**，实行民主等等。总之，是维持一个“南北朝”局面。这样国民党可以稳定大局，徐图恢复实力，再与**作斗争。不几天之后，6月29日《大公报》发表一篇重要论文，即徐炳昶写的《试为政府借箸以筹》。文章首先指出时局的严重性，它说：“抗战胜利以来，转瞬就要两年。两年之间，内乱不已，民生日艰，物价高涨，贪污遍地。今日不须远虑之士而皆绕屋兴嗟，忧丧乱之无日矣。”在军事方面，国共“两方均无办法，而人民的痛苦遂致无限度的延长”。“我民族的奇灾巨祸遂似有无法幸免的局势”。那么国家民族是否就绝望了呢？作者认为“不然”。作者设问道：“你是否寄大希望于近日各方面对和平的呼吁？”作者说：“否否，不然”。作者解决时局的办法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为政府怎样筹谋呢？他的办法概括起来就是：国民党改变战略，停攻为守，整顿自身。对此作者有大段论述。
文章说：“今日在政府统治下的地带，不下全国四分之三，而且这些省份，比较富庶。虽说是疮痍满目，而地方既丰，恢复自易。所拥有的，是极端厌战，急求小休的人民。靠着这样的凭藉，除却对方消灭，就没有其他的办法，那岂不是有点太奇怪了么？错误的根源，就是太急着求统一，而低估了所要克服困难的确实把握，遂致欲急反缓，善后甚难。今日政府的军队，据政府在参政会所报告，尚有280万。至**之军队，则据政府所估计，共有七十七八万人。这样的估计，大约相差不会过远，政府因为急着平乱，所以就是养到三倍余的兵力，仍感觉捉襟露肘，如果不急着平乱，改取守势，则百万左右，尽可敷用。不易防守的据点及境域，自动放弃；调整兵力，据守重要据点；各据点间的间隙，就训练民众，督其修筑堡寨，以资防守；堡寨被攻，则军队加以救援；军民密切合作，自不患共军之流窜。军额减少，不急进攻，财政赤字即可弥补，钞票即可停发，物价即可稳定，公教人员的待遇即可合理调整，而贪污的风气稍加努力，也就不难遏止。此时减租减息的温和社会主义，也就不难实行。在政府方面，吏治已经清明，社会已经安定，**再想在政府境域里面伸手，即成了不可能的局面。这时期也不需要过长，三两年内一定可以办到。在这三两年之间，**一方面感觉到国民党并不一定要消灭他，中心略平；另外一方面，感觉国民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已经有办法，把他们打倒或拖倒取而代之的希望已经绝无实现的可能性，恐怕就会觉悟他们自身如果僵持下去，前途实在渺茫。那时候想商议，才容易商议。不等三两年完毕，而已和平成功，绝非不可能者。如此不急着求和平，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和平。从国民党自己方面看，这样的转变，也可以说改变战略，稳扎稳打，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立于万全不败的地位。较之张脉偾兴，恃勇躁进，火药散布遍地，却宴然弄火于其上者，当不可以道里计。如果此时**仍负固不服，则政治清明的政府，绝不难以实力制止。”
文章又说：“此外在军略方面，必有疑改攻为守等着挨打为不智之举动者。但弱方坐着挨打，固属不智，强方不能急切消灭对方，以静制动，乃属良谋。**虽有内线作战优点，而交通工具缺乏，集中亦非容易。政府方面，有各种交通工具，只要建树大据点数处，中等据点若干处，组织民众守小据点。以大援中，以中援小，使共党不能坐大，尚不甚难。他们不能坐大，如再不肯和解，必致坐困，政府不要急求统一，才能真正得到统一；社会不要急求和平，才能真正得到和平。目的点既非即在目前，所需要克服的困难又极复杂，既无法快刀斩乱麻，即不可治丝愈棼。既无法立时灭火，则事之最急，无过于扫除内部的导火线者。此情此理，愿政府诸公及全国之贤士大夫均一细思。”徐炳昶这篇文章是阐述“南北朝”主张的比较详尽的一篇。1947年至1948年间出版的《时与文》，是当时一个重要刊物，“南北朝”问题是它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在1947年7月4日出版的《时与文》第l卷第17期上，发表了《大局的现状与前途》一文，讨论的中心是“南北朝”问题。作者说：“依我的想法，政府或者有一天会改变它的政略和战略。这才与它有利。”作者分析说：“在政府方面，前线后方互为累赘，兵力亏损了，经济简直到了绝路，因为它所采用的战略是事倍功半的，是劳师伤财的。在共党方面，前线后方凝为一体，兵力强大了，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建立而发展了，因为它的战略正抓住政府的弱点，是事半功倍的，是以逸待劳的，是以战养战的。政府现在已动员的程度，实际上至少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即使再加上剩下的二三十，如果仍是故步自封，墨守旧法，采用原来的政略和战略，恐怕战场上的形势最初不会发生什么大变化，仍然打不垮共军，到后来却会使自己的兵力加速度的损耗下去。”政略战略究竟怎样变呢？“政略上莫再妄想消灭共军，战略上改攻为守。”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
关于“南北朝”的文章还有不少，这里不多举了。
关于“南北朝”的意见，在国民党统治区一度十分流行，国民党的军界政界也有持这种主张的人，但没有被最高决策者所接受。在“南北朝”论盛行的时候，1947年6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表示。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案”，并公布了“总动员令”。7月5日行政院长张群对中央社记者发表了“共匪叛国，逆迹昭彰，政府戡乱，吊民伐罪”的谈话。7月6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戡乱建国”的广播词。他对国民们说：“我们要毫无迟疑毫无保留的贡献一切人力物力和生命，共同努力于救国家救同胞戡乱定变的战事。”“凡我爱国同胞，务必万众一心，团结一致，认清目标，积极努力，乃可以加强军事力量，缩短战祸日期，及早达成戡平叛乱的目的。”同日陈诚在“告全国官兵书”中说：政府已“下令动员全国力量，戡平叛乱”，全国官兵要“彻底奉行政府戡乱政策”。7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总动员令”发布后，国民党在许多城市举行戡乱救国运动大会。7月20日，在南京召开的戡乱救国运动大会上，喊出了“消灭共匪”、“枪毙**”等口号。其他城市如上海、广州、南昌、汉口、西安、太原、北平等也召开了戡乱救国运动大会。
国民党的“戡乱总动员”，表明了它要把与**的战争坚决打下去的决心，这也就是对“南北朝”论的回答。
至于**方面则根本不理睬“南北朝”的说法。三路大军南下作战以后，仗打得非常顺手，是更加不愿意出现“南北朝”局面的。与国民党政府发布“总动员令”、大搞“戡乱救国运动”同时，1947年7月7日**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发布的对时局口号的第1条说：“全解放区军民团结起来，发展正义的爱国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194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其中说：“蒋介石在以往还处于战略攻势地位，还能以进攻一地来鼓励他的士气，但是从今以后战略攻势既然属于人民解放军方面，蒋介石的崩溃必然加速。”“人民解放军伟大的反攻已经开始，长江以北各省伟大的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争取这个大反攻的胜利，把解放的旗帜插到全中国，把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没收官僚资本”等项政策。同一天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口号有：“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等。
从以上中国**的有利形势和政策来看，中国能出现“南北朝”吗？
不可能。
“南北朝”本来就是一种对时局的估计，当然持“南北朝”论者认为它是可能出现的，但是这种设想很快就在现实面前破灭了。
第三节中间派政治地位的变化中间政派的政治主张的大力宣传和“南北朝”问题的提出与议论是同时出现的。前者是从中间集团的政治理论、路线、纲领、政策方面着眼提出问题，后者则是从当时的战争态势、政局演变趋向提出问题的。二者着眼点不同，却有着内在联系。
中间集团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比较容易界定，持“南北朝”论的人则比较复杂。国外的人姑且不说，国内的人持此论者固然有中间派，同时也有国民党军政人士，但因最高决策者不同意这种意见，这类人似乎没有公开发表政见。有的人虽然是从国民党面临的不利局势出发，提出“南北朝”的设想和倡议，但他们的用意还在于为整个中国前途谋出路，因此不能把他们的言论完全看成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他们实际上是站在超党派的立场观察问题的，把他们归入中间派中似乎更为恰当。
中间政派的存在是政治上的普遍现象。中国中间政派的产生、发展和归趋，有其社会基础和政治环境，有其时代性。现代中国的中间政派是存在于国共两大政治集团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在中国政坛上，他们所起的作用有时相当大，特别是在政治思想的影响方面；有时又是软弱无力的，眼看中国政局演变违背他们的意愿而又无可奈何。但越是在这种时候，他们往往又深感宣传自己的主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争取实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局面。1946年和1947年这一段时间内，关于中间路线的宣传和关于“南北朝”的议论，都可以作如是观。
中国政治在中国**成立后不久，形成了主要由国共两党左右的局面。中间政派的政治活动和发展前途不能不受两党的制约，受两党关系的制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是军阀专政体制，战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军事实力是决定哪一派政治势力掌权的主要凭藉。中间政派是在军事势力之外的政治空间生存与活动的，当然它也是一种政治势力。这种中间势力既是国共两大势力反对的对象，又是两大势力争取的对象。当两大势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时，由于他们政治主张的中间性和政治活动的中立性，就成为双方攻击的对象，这时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极小，以至于无。当两大政治集团以和平方式为主进行斗争时，同样由于他们的中间性和中立性，则成为两派争取以壮大己方声势的对象，这时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比较大，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比较重要。因此，他们希望中国政局长期处于后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即将消失的时候，他们为之奔走呼号就是当然的了。
这种状况中间派观察家是了然的，有人这样说：“中间阶层的‘政治路线’，成为时下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是一点也不古怪的。停止内战，是中间阶层迫切的需要；回往政协，亦是中间阶层所梦寐求之的。中间阶层停战谈和的呼吁，此刻虽然不为掌握‘中国之命运’的人物所重视，可是到了内战打得双方精疲力竭的时际，仍将发生重大的作用。再往后看，**所提出的和谈两条件毕竟只能算作和谈的基础，而和谈的本体则还是前文所说的‘根本目标’①以及达成这些目标所必要的保证。试想国共猜忌若是之深，没有一个中间人从事拉拢，两方意见南辕北辙，又怎么碰得了头？总之，世间决无不和之战，不是屈敌而和，便是妥协而和；在屈敌而和的局面下，胜方的意志贯彻到底，别人无话可说，但在妥协而和之情况下，中间阶层却大有一番事业可做。要创立民主政治，拟订‘根本目标’，中间阶层首先就在先天上占了优势，不是它去迁就左右两方，而是左右各改调门，使‘高调’和‘低调’合拍而和谐，走中庸之途，来顺从它的主张。目前国共两党磨拳擦掌，纠打一团，中间派人士插足不进，只怕中了‘流弹’；可是到了和平时期，大家又做起君子来，动口不动手，那末，这仲裁人的首席，真是要‘虚位以待’中间派的！所幸中间派对此也的确力能胜任，因它少的是手，多的恰好是口。所以在当前这漆黑时期，中间党派（真正的而不是冒牌的）沉寂下来，固属势所必至，情有可原，但是绝对不能因此气馁，小视它未来的神圣使命，而目前这时机，也就应该力事团结，扩大基础，加强准备工作。法国社会党尽管在抗德时期少有贡献，此刻在制宪会议中的席数，也远落在左方**和右方人民共和党之后，可是三党联合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却遵循着社会党的‘中间路线’，而国务的重任也就落在社会党的肩上。这是值得我们体会的。”①这些是中间派人士对局势的分析和愿望，至于愿望能否实现就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了。
如果说抗战期间和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们是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而在1947年时他们的中间立场和中立性言论就成为打击的对象了。国民党在大力推行“戡乱总动员”的同时，也严厉地抨击了“‘第三者’的骑墙论调”。1947年7月5日的《和平日报》上说：“今天，汉贼不两立，顺逆已判然，这其间，决无‘中立’可言，更无‘调和’可能，不爱国，即叛国，不为志士，即为汉奸，无所谓‘第三者’。今日之事，是直接戡平内乱，间接防御外患的救国工作，是为保障民主宪政实施的先决要务，谁要假藉‘民主’烟幕，诬政府的戡乱为‘内战’，谁要怀着‘夸父死权’的私欲，妄倡‘第三者’的骑墙论调，都是‘汉奸’的动机与行为，应为全民所共弃。不从贼便杀贼，只问是非顺逆，没有瞻顾徘徊，玩弄花枪的余地。”②7月21日的《中央日报》上说：“自命中立”的人“是自外于国家”。“那些自外于国家的人们，往往戴着一副假面具，装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样子，呼吁停止‘内战’，以为只有停止‘内战’，国家和人民才有生路，其实，这是抗战期间汉奸理论的重演”。又说：“此时假如国内有自命中立反对戡乱剿匪的人，那这人①按：这里说的“根本目标”是指“和平建设”。
①程桯：《从民主政治的条件说到来日和谈》，《时与文》第1卷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②《有共匪无中国、剿共匪救中国》，《和平日报》1947年7月5日。就纵令不是国际盗匪的第五纵队，也必然是甘心自外于国家游离分子，如果是第五纵队，我们固必须深切了解姑息养奸的非计，予以适当的制裁，如果是自外于国家的分子，我们也应该剥夺其为一国民的权利。”①在国民党决心把战争进行下去的时候，它是不能允许中间派存在的。此后不久，它就下令取缔了民主同盟。
中国**和与**站在一起的政治人物对此时的中间路线一直持否定抨击态度，历史事实早为史学界所熟悉，不必多说。这里只说两点：其一，1947年7月14日新华社社论中还提到“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②，在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则改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二，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民盟之后，1947年11月6日新华社发表一篇时评，它说民盟应该得到教训，放弃对美蒋的幻想，“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道路是没有的”③。这两条是说**不允许中间政治路线存在了。
在两大政治集团的压力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间政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政治生涯即将走到尽头。
①《汉奸理论的重演》，《中央日报》1947年7月21日。
②新华社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人民日报》1947年7月日。
③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人民日报》1947年11月7日。
第十八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一节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经过两年的作战，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到280万人，其中正规军149万人，军政素质和战术技术大为提高。已经有了相当强大的炮兵和工兵，并且掌握了攻坚战术；已经组成了西北、华北、中原、华东、东北5支强大的野战部队。在两年作战中，蒋军被歼260余万人，总兵力下降到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蒋军虽然精锐尚存，仍有相当大的实力，但在战略上已被解放军分割为6个孤立的集团，即东北、华北、徐州、华中、西北、山西这几个军事集团。这种力量对比和军事态势表明，解放军同蒋军进行战略决战是可能的。**中央和**综观战争全局，正确地判断形势，果断地作出了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定。
由于战局的发展日益不利，蒋介石集团也在谋求军事上的出路。1948年初，蒋军内部议论过东北撤守问题，但悬而未决。八月初国民政府在南京军事会议上决定实行“重点防御”，对东北决定“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做撤退准备”。正在蒋介石集团举棋不定的时候，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了。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罗荣桓所部东北野战军70万人进行了辽沈战役。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和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及军区部队60余万人进行了淮海战役。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80万人和华北的杨得志、杨成武两个兵团，共同进行了平津战役。总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敌154万余人。整个东北完全解放，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等几个孤立据点以外，都解放了。国民党反动集团被彻底打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和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到致命打击、在政治上走到绝路同时，国统区的财政经济也陷入总崩溃的境地。自抗战后期以来国统区经济的衰败就日益加紧，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大量的军费开支已使国民政府的财政到了不堪负担的程度。1948年财政赤字达到900亿元。以这年6月为例，收入仅为支出的5％。为了弥补赤字，只有大量发行纸币。法币发行额至1948年8月已达6636900余亿元，比1937年6月增发了47万多倍。法币与美元的比价，1月为178000元比1元，8月为11088000元比1元。法币购买力急剧下降，物价飞涨，以米价为例，上海每市担白米，1月为150万元，8月为6500万元。法币的价值已下降到不抵自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了。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美货倾销、官僚资本吞并和繁重的捐税，民族工商业纷纷停产或倒闭。1948年上海3000多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20％。正常的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都无法维持。国民政府为了挽救财政经济的崩溃，1948年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四项挽救办法。办法的要点是：（1）发行总额为20亿元的金元券作为本位币，限期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元券1元的比价收兑法币。（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国币券，过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不在限期内兑换或存储者，一律没收。（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4）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元券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所有按生活指数发给薪资办法一律废止；禁止工厂罢工怠工。这就是所谓“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国民政府在全国设上海、广州、天津等管理区，派蒋经国、宋子文、张厉生为上述三地的经济管制督导员或副督导员。为了推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反动政府派出大批特务、警察，设立特种刑事法庭，采取逮捕和枪毙等野蛮手段，压迫人民就范。这实际上是对各阶层人民进行大掠夺、大洗劫。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依靠暴力劫持工商业者所造成的“平价”局面，是维持不住的。从10月初开始，抢购风潮很快普及到国统区各大城市。“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再也推行不下去了。11月国民政府宣布取消“限价”，宣布金元券大量贬值，撤销金元券发行20亿元的限额。此后金元券大量印发，飞快地贬值，1949年4月15日一天之内贬值40％。金元券也成了废纸。物价的狂涨更加惊人，以1948年8月物价总指数为准，11月上涨25倍，12月上涨35倍，1949年1月上涨128倍。国民政府用金元券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完全破产。经济的总崩溃促进了国民政府的灭亡。但国民党掠夺了大量金银外币运往台湾。
时局发展到1948年下半年，蒋介石南京政府彻底失败的命运已无可挽救。这时，美国迫使蒋介石辞职、支持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公开化了。在美国和桂系的压迫下，蒋于1949年元旦，发表了一个表示要“和谈”与“引退”的文告。他声称愿意同**“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必须以保存法统宪法和军队为条件。如果和平实现，他可以“引退”。这个和谈建议遭到**的严厉拒绝。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做借口，前往奉化溪口，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代理总统以后，即电邀李济深等共同策动和平运动，并接受**提出的和平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以党控政”，并指挥着军队与特务系统。国民党中宣部曾发指示反对和谈。3月8日孙科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李宗仁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长。3月24日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又加派刘斐）组成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代表团与**谈判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力求“就地停战”和与**以同等名额组成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实现“划江而治”和“体面的和平”。**没有同意和谈条件。3月26日，**派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为和谈代表。4月1日双方开始谈判。经过反复协商终于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协定对战犯问题、国民党军队官兵、政府工作人员，都做了宽大处理。对其他问题也做了适当的解决。上述协定，**代表宣布以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但是李、何拒绝在协定上签字。4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
1949年春是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为了解决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最后摧毁国民党统治争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安排、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革命胜利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基本政策、胜利后党的思想建设等重大问题。全会指出，过去党的工作重心在乡村，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在报告中指出了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会议考虑到今后阶级斗争形式和**地位的变化，及时提醒全党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会议的一个突出内容是对国家经济形态的分析和经济政策原则的议定。在此以前**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工作。**中央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对经济问题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在1948年9月写成《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个文件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它成为这次会议分析中国经济构成和制定基本经济政策的基础。**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悬殊，即工业生产的极端落后，是中国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报告说：国家经济成分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要容许它存在和发展，一方面要加以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些都是随后制定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指导思想。会后**中央由西柏坡迁到北平，加紧进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在李宗仁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第二天，即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949年4月，解放军开始渡江和向全国未解放地区进军的大规模作战。
从4月21日起，解放军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国民党军的千里江防全线崩溃。
解放军大军渡江成功后，南京的国民党大员纷纷向外地逃跑。4月23日解放军进入南京，在蒋介石的总统府插上了解放的红旗。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南京政权的灭亡。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人民解放军扫荡残敌摧毁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的同时，作为新国家标志的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建工作，正在加紧进行。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筹备会的任务是为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作好准备。这次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的筹备会常委会。在常委会下设立六个小组，加紧进行各项具体筹备工作。
一个新国家即将诞生了。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各个阶级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是怎样的？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是怎样的？政治的经济的基本政策是什么？这些问题中国**早就有过论述，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有进一步阐述的必要。1949年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理论和基本政策，为讨论新国家的重大问题和确立国家制度，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在文章中，**首先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前途和国家消亡问题。接着论述了中国人民如何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革命指导思想和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过程，阐明在中国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他论述了民主和专政这个国家学说的中心问题。这个国家对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人民。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有很大的重要性。国家在将来要消亡，但是现在必须强化。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没有国家这个条件是不行的。这些是《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的一些基本问题。
新国家的经济制度怎样，这是决定国家性质、为各阶级人民普遍关心的大问题，也是政协会议中讨论最多的问题。**人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6月**在**内讲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他说，新中国的经济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种国民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但要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它同国营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过渡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过程。9月22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谈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精神。
南京政府的垮台，新中国的筹建，说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破产。这个事实震惊了美国统治者，引起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争吵。麦克阿瑟等一些人攻击当权的杜鲁门、艾奇逊等的对华政策。杜鲁门等为了替自己辩护，于1949年8月5日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它叙述了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订立《望厦条约》至1949年中国全国基本解放期间的中美关系，着重叙述了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遭到失败的经过。这样，白皮书就在客观上成为美国侵华罪行的自供状，就成了中国人民揭露美国侵略的有用材料。
1949年8月12日，新华社发表《无可奈何的供状》，开始了对白皮书的批判。接着**为新华社写了五篇批判白皮书的社论。在新华社的发起和带动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发表了许多声明谈话和文章。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在这许多重大问题上展开这样广泛的讨论，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白皮书的发表和对它的批判，宣告了100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终结。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标志之一。这是对亲美崇美思想的一次大扫除，也是对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又一次批判。这场批判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时建立扫除了很多思想障碍。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代表共662名。其中有中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各党派的代表，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区域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人民团体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爱国华侨代表，宗教界代表以及特邀代表。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中国**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9月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9月30日选出了以**为主席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出了63名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贺龙、林伯渠、叶剑英、陈云、邓小平、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宣言、向人民解放军致敬电和竖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办法及碑文。会议还决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并把北平改名为北京。（2）采用公元纪年。（3）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4）国旗为五星红旗。
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外交政策的总原则，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使之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外交政策以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原则。会议规定人民政协是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仍将长期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协商机关。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布就职。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下午3时，首都30万人齐集**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第十九章三十年的基本总结：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1919年至1949年这30年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期叙述的。这30年的历史，理所当然地是古代中国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的继续和发展。但它既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就会有它独具的特点，有它展现出来的突出问题，有属于这个时代的人物；它既为未来开辟道路、提供条件，也为未来设置局限。因此这段历史和任何一段历史一样，是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总结的。这里只从历史发展历程及其归趋上作一个扼要的回顾式的总结。
中国**在1921年成立后不久，就广泛深入地领导和发动起中国革命运动，很快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政治力量。从此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政治分野。中国**领导下的工人、贫苦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是最进步的革命的集团；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大部分的自由职业者，构成了一个中间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结合为一个反动集团，他们掌握着、控制着中央和地方政权，是当权派。这样三个集团的分野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形成。那时中国**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与此同时，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学者和政治活动人物，大力宣传“省自治”和“联省自治”、“和平统一”、“废督裁兵”、“好人政府”、制定宪法等主张，提出了比较完备的政治方案。他们的主张集中起来就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军阀官僚们则以国家政权为工具，剥削和压迫全中国人民。这样，中国政治舞台上就明显地出现了三个集团和三条路线。从此，也就出现了三条政治路线的斗争。
中国**根据马列主义的学说，制定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即社会主义纲领和民主革命纲领。但是在当时国际国内条件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就不再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而是新民主主义性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在1927年已初步形成。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的“左”倾路线用苏维埃共和国代替了民主共和国。1935年瓦窑堡会议后又重提民主共和国口号。到**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和《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完备了起来。**提出一个公式：“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①此后，这个理论在具体阐述上更加完备，到1948年，**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①**：《中国革命和中国**》（1939年12月），《**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1949年**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我们要建立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就是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符合世界潮流，符合中国国情，因此它能够消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也能够克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路线，使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
1927年以后，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代替了北洋军阀政府，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具体的掌权人物变了，但政权反人民的根本性质没有变。1927年至1935年，中国**犯了“左”倾路线错误，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目标没有变，依靠被剥削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的基本方针没有变。中国**的基本政治路线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这时出现了一些明确声明既**又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政党和政派，它们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改组派、人权派等。当时人们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第三党，他们似乎也乐于接受这种称呼。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是国共两党之外和之间的一种政治势力。除了这些有组织的党派以外，中国社会上的许多人，有同他们一样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在**和国民党两个政治集团以外还有一个中间集团，这是客观存在。当时**是看到了这一点的。例如一个文件上说，国共分家以后，一部分政治活动人物“一方不满意C.P.的革命策略，深恨工农运动过火，一方受国民党在朝派之压迫，没有出路，所以有第三派的活动”。但认为“革命已经进到工农民主独裁制的直接革命阶段，客观上不容许中间阶级的存在”①。因此**对他们采取了打倒的策略。但**主观主义的政策不可能消灭客观上存在的中间集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把中国社会政治力量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集团：（1）顽固集团，即抗日阵营中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2）中间集团，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3）进步集团，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根据这种划分，**的基本策略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日矛盾的解决，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顽固集团转变为反革命集团，**对它的策略也就由孤立顽固势力，转变为打倒反革命势力了。
这种三个集团的划分，是**策略总方针的阶级基础，这个策略总方针的明确规定和正确执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中国**成立以后到1949年，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在统治全国。
这个政府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掌权的军事独裁政府，一①《**通告第四十六号》，1928年5月11日。
般说是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府。蒋介石既反对**，又反对“自由民治主义”（即民主主义），在他的思想里根本没有民主的影子，他推崇的是“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②。蒋介石靠军队实行统治。他说“国家之生命力”有三，即教育、经济、武力。但认为：“广义的‘武力’不仅是教育与经济皆包括在这武力之中，凡是学术、政治、外交、文化、军事、思想，尤其是主义和其他一切精神与物质的力量，亦皆包括在武力之中。”又说：“人类一切文明，就是由战争而发生，因战争而进步”①。可见在他的思想中武力就是一切，战争就是一切。他对苏维埃区域实行武力进攻，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实行白色恐怖。有时蒋介石也说要实行宪政，但“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②。蒋介石南京政权在本质上是一个十分反动的政权。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抗日，另一方面又**反人民。因此**对他们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但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是全体中国人的敌人，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那时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还不是要消灭他们，也不是要把他们赶到敌人方面去。**的策略原则是以斗争求团结。
抗战胜利后，中日矛盾解决了，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就是蒋介石统治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但是在抗战刚刚结束时，由于国际国内各种条件的促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特殊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内的阶级斗争主要采取了和平斗争的形式，具体表现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三个集团的三条政治路线主要表现在建国问题上。蒋介石集团的政治路线是如何保持并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反动统治。蒋介石说是要实行“民主”，但是民主必须以“统一”为前提，说要促成民主宪政的实现，但又说“政府的基础不容动摇”，国民党“对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①。所以蒋介石说要实行民主不过是个幌子，实质上他要维持的是独裁政权。蒋介石集团力求在政协会议上贯彻这个方针，但在会上由于**和民主党派的斗争，由于人民的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方针未能实现。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决议，决定实行内阁制、国会制、省自治制的制度。这样就和国民党的方针相违背。所以政协闭幕后，蒋介石集团马上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国规模的大内战。
**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又分两方面：一是战争。这是主要斗争方式，依靠武力打倒蒋政权。这是打倒蒋介石的第一条战线。二是国统区的群众运②蒋介石：《国民会议开会词》。
①蒋介石：《现代国家的生命力》。
②**：《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6页。
①蒋介石：《告全**民同胞书》。
动。这是反对蒋介石的第二条战线。这样从前方和后方两方面向国民党的统治发动进攻。这种进攻很快取得胜利，1949年推翻了南京政府，蒋介石集团的一部分残余势力退到台湾，中国大陆全部解放。这种用暴力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斗争，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种方式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同中间集团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以**为代表的革命集团同中间集团的斗争属于人民内部斗争。在抗战期间形成了一个新的具有中间集团特点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这个党在开始成立时，领导人就宣布他们站在国共之间，力图调和国共两党的矛盾。他们努力争取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足道地的民主国家”。他们的基本口号是“调和国共”、“兼亲美苏”，主张用苏联的“经济民主”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主张“多阶级融合的民主”。总之，这个党要求在中国实现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他们的建国方针，他们在政协会议上竭力宣扬这个方针。但国民党很快撕毁了政协决议，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不得不采取武装斗争同国民党对抗。但就在这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大力宣传中间路线，宣传只有他们的路线才能救中国。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前，他们有人还幻想中国出现一个以黄河为界或“划江而治”的“南北朝”。这种幻想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和蒋军迅速溃败而破灭。在这期间，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其他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第三条路线破灭了，但是仍然有人怀着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中国**对中间集团的政策，在改变了“左”倾错误以后，一直采取团结的态度，同他们的斗争是人民内部斗争。到解放战争中后期，采取政治思想批判的方式使他们放弃走第三条道路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美国发表“白皮书”以后，**在全国发起了一个批判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运动，同时团结他们同他们一起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1948年4月30日**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这个号召获得了广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赞同和响应。**动员他们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他们进入解放区后，受到了现实的教育。1949年1月，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对时局意见》，公开表示“愿在**领导下”为筹建新中国而努力。这样在**的争取和帮助下，他们逐步放弃中间派立场，归属到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上来了。**采取的人民内部政治思想斗争方式，是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第二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是完全正确的，它的运用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功。
**成立以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个政治集团和三条政治路线，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资产阶级共和国路线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路线，也就是人民共和国路线。**的政治路线与其他两条政治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直到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战阶段终见分晓。**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除了外国强敌侵入中国的时期以外，双方的斗争是敌我性质的斗争，通过这种斗争把蒋介石集团从中国大陆赶走，在大陆上清除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通过人民内部的斗争，**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路线克服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路线，使中间集团归属到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之下。现在一般的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书上对于第一种斗争叙述的比较明确，但对第二种方式的斗争叙述的不够突出，实际上人民共和国的路线不克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路线，也不能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
1949年9月，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共同举行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了《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经济政策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终结，标志着三条政治路线斗争的终结。新中国的成立，使国家前途展现了光明的前景。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在总体上实现现代化有了可能，中国出现了由落后变先进的转机。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业和农业科技第一节近代农业科技的起步近代农业科技的策源地1919年以后，中国各大学开始设立农学院，如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都设有农学院，此外，还出现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后改北京农业大学）这样的专科学校。在这些院校中，集中了我国一批最早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农科专家。当时，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中就有许璇和梁希。许璇（1876—1934）于1913年获东京帝国大学农学士学位，归国后任农专教授，讲授农政学、土壤学、畜产学等课程，后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在中国农业学科的创建上曾作出过重要贡献。梁希（1883—1958），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林科，19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授兼林科主任，1923—1927年又赴德国萨克森林学院研究林产化学，为中国森林开发、林产化学学科建设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曾任过浙江农校校长的陈嵘（1888—1971），1913年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农科毕业后回国在金陵大学林学系任教。从教数年后又去美、德再攻林学。1917年中华农学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他被推选为第一届会长。他曾编写了中国树木分类学专著。丁颖（1888—1964），1924年从日本帝大农学院毕业归国后，曾在中山大学农学院、华南农学院任教授、院长。他于1926年在广州石牌中山大学农学院创办稻作试验场。同年，在广州东郊犀牛尾沼泽地发现野生稻，用它与农家品种竹粘杂交，育成“中山1号”水稻品种。这是在世界上进行的将野生稻的种质成功地转移给栽培稻种的首例科学试验。曾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的邹秉文（1893—1985），1915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毕业后，继续在该校研究院攻读植物病理学1年。19年回国后在金陵大学担任植物学、植物病理学、植物育种学教授。1917年转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筹建农科并担任主任。1918年该校改为东南大学，1921年又改为中央大学，他继续任教授兼农科主任、农学院院长。他曾撰写了中国农科大学的第一部植物学教材，并指明“此书具改制之志，凡旧日因袭日本而不合学理之名称，概予改定”。他还曾撰著《中国农业教育问题》一书，力陈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重要。那一时期的农科大学、学院，曾是当时全国农学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棉花品种的选育改良由于工业原料需求和对外贸易的推动，棉花品种选育原理及选育方法的研究得到较快发展，且得到实业界和国外的支持资助。最早从事棉花品种选育改良研究的是1913年建立的南京金陵大学农科。他们与早期来华的美国棉花改良专家O.F.柯克（Cook，O.F.）、J.B.郭仁风（Griffing，J.B.）等人建立了合作关系，以金大农科为研究中心。他们的研究在十数年间曾影响着中国棉花主栽品种的选用方向。
1917年，穆藕初（1876—1943）等人在上海组织植棉改良社，刊印《植棉浅说》，购备、推广美棉种子，优价采收各地改良新棉。1919年，上海组织纱厂联合会，其中设植棉改良会，穆藕初被举为委员长。同年，穆代聘过探先（1886—1929）教授主持植棉推广事业，在江苏、浙江、湖北、河南、湖南、河北设场处。从1921至1924年，改由纱厂联合会每年捐洋2万银元资助东南大学农科，由邹秉文教授和过探先教授主持植棉推广项目。这是由中国企业界资助农科大学从事棉业研究的开端。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两农学院合作，曾在植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穆藕初在《藕初五十自述》中称：“我国植棉事业，迄今尚有可观者，皆赖邹、过二君及东大各农学专家热诚任事之结果，与纱厂联合会诸会员热心赞助之赐也。”①而穆藕初等人资助植棉研究，有其振兴棉纺业的深远目的。
粮食作物品种的改良1922年以后，华北连年大旱，长江流域又患大水，在水旱频仍，粮食缺乏，大量输入洋米、洋面的背景下，农业领域曾突出抓小麦、大麦、高粱、粟、大豆等的品种改良。1925年，金陵大学与美国康乃尔大学建立合作改良华北粮食作物，训练遗传育种人才的项目，后又与纽约洛氏基金世界教育会（InternationalEducationBoard）及康乃尔大学建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项目。每年由康大派育种教授至金大协助指导作物改良。金大供给试验场与研究室设备，世界教育会则津贴康大教授旅费。随之，H.H.洛夫（Love，H.H.）、C.H.马耶思（Myers，C.H.等教授相继来华指导作物育种。此一时期，中国育种、栽培、病理诸学科有着迅速的进展。这是我国国际农业技术合作的创举，对中国农学发展有重大影响，并取得了粮食作物增产的显著效果。如自1931年起，由纯系方法陆续育成多个小麦新品种，每亩产量较普通品种约增产15—30％。
从1919年起，我国开始采用科学方法进行水稻品种选育的试验。试验由南京高等师范农科（后改称东南大学农科）农事试验场原颂周主持。由各省征集多个优良水稻品种，经过严格比较选育，得出“江宁洋籼”、“东莞①李靖主编：《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白”两个纯系优良品种，并在生产上得到推广。这一时期，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还先后自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吉林、湖北、福建、广东等省和日本、意大利等国收集47个水稻品种进行品种比较试验，曾选出数个亩产250公斤以上品种。1924年，周拾禄（1897—1979）教授提出：中国稻麦育种以采用穗行纯系育种法为宜。
第二节农业分支学科研究的开展和近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形成中央农业实验所等单位的建立1931年，国民政府实业部设立中央农业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派实业部副部长、1914年获美国农科硕士学位的棉业专家穆藕初为主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钱天鹤（1892—1972）为副主任，邹秉文、沈宗瀚等共人为委员，拟设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及农业经济三科。该会选定南京孝陵卫所址，草拟工作规程，确定中央农业研究所（后改称中央农业实验所）主管全国农业技术改进。中央农业实验所占地面积2400余亩，规模宏大，实验设备完善。这一时期，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中央棉产改进所，行政院设立全国稻麦改进所，实业部设立全国稻米检验监理处与全国小麦检验监理处，均设在孝陵卫中央农业实验所内，人员互相兼职，工作密切配合，稻麦棉改良工作日臻完善。农业科学实验和技术推广逐渐由中央农业研究机构领导起来。
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棉产改进所等广延中外专家，改良全国农业，同时各省均设农事试验场，各大学多设农学院，对于稻、麦、杂粮、棉花、园艺、土壤、肥料、昆虫、病害、兽医、蚕桑、森林树木、农情报告、土地利用、农场经营、仓储、农产运销、稻麦棉的分级检验等，多方面研究改良，理论与应用并重。这一时期已能运用温室、细胞室等条件设备，进行诱致棉花突变与杂交小麦细胞遗传的研究。各大学农学院亦多参照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农学院的组织、教学、研究及小规模推广结合方式，作物育种、土壤、肥料、植物病虫害、园艺、兽医、造林、农业经济等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此时期进展明显。
征集作物品种资源，倡行农业科技交流1.征集作物品种资源。
1931年，中央农业实验所为充实过去农业院校研究单位征集作物品种的工作，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各省采集小麦单穗3959种份，又征集当时苏联小麦202种份，美国小麦207种份。1932年秋，中央农业实验所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购得英国里丁大学J.潘希维尔（Persival，John）教授征集的全套世界小麦品种1700种份。汇集较多的育种原始材料，为小麦育种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33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组织专家分赴苏、浙、皖、赣、湘、鄂6省农田中采选籼、粳、糯稻单穗4万余，并向国内外征集水陆稻优良品种664个，进行稻作育种、生态、生理、细胞、遗传、田间技术以及分类等项试验研究。1935年底，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赵连芳（1894—1968）博士任稻作组主任，内则充实人才设备，并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土壤肥料、病虫害、农业经济各系联系合作，外则在苏、浙、皖、赣、湘、鄂、川、粤、桂、闽、豫、陕等12省合作改良水稻。这一时期，我国品种资源的征集、整理、分析、利用达到了较高水平。
2.倡行农业科技交流。
1931年，金陵大学农学院举办农作物讨论会，聘请中央农业实验所总技师、美国作物育种学博士H.H.洛夫主讲生物统计方法，将运用生物统计分析的田间试验新技术传播给中国作物育种界。1934年，中央农业实验所邀请英国生物统计专家J.韦适博士（Wisharf，John）来华主讲田间技术及生物统计。1936年又邀请美国作物育种专家H.K.海斯（Hayes，H.K.）博士讲授作物育种方法。这些，对提高我国稻麦育种技术和方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国外农学一些新进展也更引起人们关注。
1934年，由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沈宗瀚等负责筹备，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共同协作，全国作物改良研究会议于11月17—19日在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河北、河南、广西、广东、陕西、浙江、湖南、湖北、山西、山东、江苏、安徽等地代表83人，其中教授、技正级20人。会上演讲的论文28篇，内容多为研究各种作物（小麦、水稻、玉米、大豆、棉花、粟、高粱、蔬菜、果树、甘蔗、茶及华南特种作物）育种，涉及育种与病害、抗虫育种、试验标准及统计分析、细胞遗传与育种的关系等方面。
这次会议可以视作中国作物改良研究迈向新阶段的起点。会上沈宗瀚发表题为《中国作物育种事业之过去、现在及将来》①的演讲。就作物育种方法而言，他将1915—1924年划为第一期，这时以棉作为主，稻麦为副；育种方法以选种及引种为主；比较试验以田间观察及室内考种为主，“产量计算及生理遗传等问题，则非所注意”。这是育种事业的“幼年时代”。将1925—1934年划为第二期，这时试验以稻、麦、棉、豆、高粱、粟为主，改向来注重观察以选种的旧法，一变而为应用统计及利用遗传以改良品种的方法。沈氏称第二期为“少年时代”。随着金陵大学农学院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合作项目期满，1934年洛夫教授离华返国，“故今兹之育种事业，全在国人之努力”。沈宗瀚认为以育种事业之年龄而言，到了1934年，“亦达成人时代，独立奋斗，为中华育种前途创造一新纪元，责在吾兆”。他提出当时育种事业的要务为：（1）集合国内研究人员，分工合作。（2）协助优秀农业机关，经费缺乏时，予以相当补助，俾内部充实，而得尽量发展。（3）聘请世界育种专家来华讲学，以介绍新学识而训练人才。（4）促进种子推广事业，使优良之种子为农民所乐用，故主持育种事业者，选种务极精当，推①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印：《中国作物改良研究会议演讲集》第3—6页。1934年11月。广务极普遍，以增社会对于育种事业的信仰。沈宗瀚的文章反映了当时中国对农业科学技术内外交流已达较深的认识程度。
农业技术改进从多种分支领域呈现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棉产改进所、稻米检验及小麦检验监理处等单位在农业技术改进上作出许多贡献。在土壤肥料方面，中央地质调查所自1930年起调查全国土壤，于1936年由T.梭颇（Thorp，T.）撰写成《中国土壤》专著，并制成全国土壤分类图。广东土壤调查所1930年成立，邓植仪（1888—1957）所长于1934年曾汇总该所历年调查所得编著《广东土壤提要》一书。1935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土壤肥料系张乃凤（1904—）等在江苏、安徽、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陕西等14个省68个地点进行156个氮磷钾三要素肥效试验，1942年发表了《地力之测定》论著。在作物方面，中央棉产改进所孙恩麟（1893—1961）所长根据气候、水利及运输等条件，提出将棉花增产重心放在陕豫鲁冀等省，推广美棉品种。中央农业实验所总顾问美国育种学家洛夫于1933年提出征集中美棉31个品种，在苏、浙、鄂、陕、鲁、豫、冀等省举行区域试验，以资选种。1935年，冯泽芳（1899—1959）继之主持此项试验，确认“斯字4号棉”（Stoneville）宜于黄河流域各省种植。“德字531棉”（Dolfose）在长江流域种植产量甚丰。金善宝1936年指出：斯字棉和德字棉是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最近对于棉作育种的极大贡献。①金善宝（1895—1997）搜集全国小麦900余品种，经过精密观察，1926年曾作出检定与分类。沈宗瀚从1932年至1935年，以征集到的100个农家小麦品种，根据气候的差异及改良时应注意的条件，在冀、晋、豫、鲁、浙、鄂、陕等省区进行试验，划分出冬小麦几个不同适应区域和春麦区域，为我国作物区域划分的最早研究，并开始按区域协调全国小麦改良工作。在病虫害防治方面，俞大绂（1901—1993）、陈鸿逵等选出小麦、大麦、粟、高粱、蚕豆等抗病品系多种并研究植病生理小种。戴芳澜继续中国真菌的调查工作，写成了《中国真菌名录》。中央大学邓叔群（1902—1976）发表《中国真菌志》，开展水稻、棉花病害研究。吴福祯（1898—1996）研制药剂防治棉花、蔬菜蚜虫的药剂药械，于1935年取得成功，投入生产，开始了大规模药剂治虫，华北美棉由此得以大量推广。在林业方面，陈嵘教授于1934年写成《中国树木分类学》专著。在蚕桑方面，孙本忠（1897—1968）以诸桂蚕与黄皮土种杂交而育成黄皮诸桂种。黄皮为显性，将其自交多代，成为黄皮自交种，再与任何优良品种交配而得第一代优势黄皮杂种，在蚕区推广饲育。①金善宝：《中国近年来作物育种和作物栽培的进步概况》，《金善宝文选》，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78—81页。
在畜牧兽医方面，1921年南京东南大学农科畜牧系开始引入乳牛、猪、鸡并进行饲养试验及牧草栽培研究。1925年，陈宰均（1897—1934）在山东青岛李村农场对不同猪种进行甘薯叶、谷豆、青粗饲料的饲喂试验。1926年，在他主持下，北京农业大学兴建动物营养研究室，进行动物营养及维生素的研究，为中国农业院校最早建立的动物营养科研机构。1934年，国民政府军政部于江苏句容建立种马牧场，遴选、购进国内外优种马，进行中外种马杂交至第五代，再与国外纯血种公马交配，将其后代横交固定，培育新型良马，肇始了我**马采用近代家畜育种方法和人工授精的技术。1920年，上海龙怀皋从美国引进低温巴氏杀菌设备，生产消毒牛奶。1924年北京中央防疫处和青岛商品检验局的血清制造所生产了兽用血清、疫苗及马鼻疽诊断液。农副产品检验和动植物检疫也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1928年工商部筹建上海商品检验局，邹秉文任局长。该局主要检验出口的生丝、畜产品、桐油、茶叶、蜂蜜、蚕种等。该局的设立，结束了中国农副产品检验长期由外籍人员把持的局面。实业部鉴于许多国家很重视牲畜入口检疫，为避免进口牲畜带进疫病，1929年决定由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上海商品检验局联合建立兽疫检验所，由程绍迥为主任。1935年8月，上海商检局正式对进口牲畜进行检疫，由此，中国诞生了进口家畜检疫制度与技术。
这一时期由农学各分支学科专家发起建立的农科许多分支学会先后建立并开展了一定范围的学术交流。从1917年6月，陈嵘等在南京发起建立中华农学会起，至1947年，已有中华林学会、中国园艺学会、中华昆虫学会、植物病理学会、中国作物改良学会、中国土壤学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农业经济建设协会、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等17个农业学术团体参加农学联合年会。各学会在出版学术刊物、丛书、审定农业科学名词和农业学校课程、组织科学试验、调查研究、技术推广、咨询建议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农业科技出现顺畅前进的形势。
①参见华恕：《我国农业学术团体之沿革与现状》，中国农学会，1985年。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农业农业机构的调整1931年日军侵占我国东北，1937年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东部粮棉产区沦为战区。中央农业实验所、主要的大学农学院、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农业领导机构随政府西迁。为了实施战时后方农业政策，增加生产，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对农事机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农业工作被迫纳入战时轨道。1937年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了农产调整委员会。1938年1月，国民政府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农产调整委员会改组为农产调整处并隶属于经济部农本局，并在经济部中设置了主管农、林、蚕、垦、渔、牧等业的农林司。稻麦改进所、棉业统制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合并归入中央农业实验所，由经济部领导。1939年国民政府设立农产促进委员会，1940年又成立农林部，直属行政院，管理全国农林事业。各省的农业行政则集中于省政府建设厅，县则由建设科主管。中央农业实验所划归农林部，并进行扩充，作为全国农业技术的中枢，在后方各省设立工作站，协助各省进行农业改进工作。后方各省设立农业推广繁殖站，各省将农业实验机构集中于省农业改进所，各县设农业推广所，以实地指导扶助农民改善耕地技术和经营方法。1941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兽医系单建为中央畜牧兽医所。不久，林业系也分出建为中央林业实验所。1945年初，在农业促进委员会等单位的基础上，成立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国民政府中央和后方各省地方农业机构的调整、建立、健全，对于农业科技工作一向薄弱的西南、西北地区有相当的组织、示范和督导作用。
西南、西北地区的开垦与农业的发展西南、西北各省的农业，1937年以前曾长期处于封闭和落后的状态。这些区域，在东南沿海农业主产区相继沦陷后，成了后方军民衣食所寄和易货偿债物资所出的根据地。国民政府颁布“九省荒地开垦计划”、“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组织大片开荒，促进省营、县营及民营垦殖，鼓励回国华侨从事垦殖。同时还竭力提倡扩种冬作物和夏季杂粮，推广双季稻、再生稻的种植，限种烟草等。这些措施以法令的形式强制推行。如在“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中规定：“土地之使用，应受国家之限制，政府并得依国计民生之需要，限定私有农地之耕作种类。”农林部1940年订出的推广冬耕办法，曾以通令的方式加以贯彻。战时强制性推行农业技术措施对提高后方农村的土地利用率，改变沿袭已久的耕作习惯，增加粮食产量有直接的效益。1941年，西南5省推广冬耕面积为847万余亩，利用荒隙地243万余亩，利用夏闲田315万亩，减糯改粳139万亩，推广再生稻306万亩，总计相当于扩大耕地面积1548万亩左右①。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统计，战前全国人均拥有粮食为250.5公斤，除去牲畜、种子和其他用途外，人年均食用粮为193公斤；战时后方年人均拥有粮食为322公斤，人平均食用粮为236公斤，均不低于战前。②抗战时期后方生产的粮食，不但维持本地区民众的口粮，还为军队及内迁工厂、机关等提供所需的粮秣。这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同心抗战创造的奇迹，其中农业科技改进起着巨大作用。
陕甘宁等边区大力发展农业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边区为打破封锁、支援前线，农民群众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发展农业技术。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创立延安光华农场，该场在作物栽培、培育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方面作出显著成绩，并取得了马铃薯、青贮玉米轮作复种一年两收等试验的成功。同年，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提出《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其中有开垦南泥湾以增产粮食的建议。后八路军总司令部调120师359旅进驻南泥湾，一面垦荒种粮，一面进行军训。当时，南泥湾曾是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基地。1941年春，延安自然科学院设立生物系，1943年上半年改为农业系。该系与光华农场合作，就当地重要害虫粟灰螟进行研究，曾选育出抗螟品种“狼尾谷”加以推广。还曾努力提倡种植棉花和栽桑养蚕。1943年秋，由乐天宇（1907—1984）、李世俊、陈凌风、方悴农等发起，成立了延安中国农学会。晋冀鲁豫和晋察冀等边区在发展农业技术，引进、推广金皇后玉米等优良作物品种方面，也曾作出过可贵的努力。
日军占领区的农业科技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1937年进而侵入华北华南，他们给中国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日军在侵占的一些地方，也曾建起了若干农事试验场。早在1913年，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就在吉林公主岭设立农事试验场。1931年后，在黑龙江克山、哈尔滨、佳木斯，辽宁熊岳等地建立农事试验场。据1933年《克山农事试验场概要》载，其试验场对具有特产意义的大豆的品种改良、小麦栽培育种、农业机械化等进行试验研究。出于进一步侵华的目的，1936年春日本外务省便决定修正“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将每年600万元预算，增加到700万元，着重在华北数处成立农事试验场，重点试验日本最缺乏的棉花和羊毛。1936年7月，日本外务省文①参见吴伟荣：《论抗战期间后方农业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221—243页。②参见吴伟荣：《论抗战期间后方农业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221—243页。化事业部正式在青岛成立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后迁北京，1938年在北京西郊白祥庵村建立中央农事试验场①，1940年6月改名华北农事试验场。经过不断的接管和扩充，华北农事试验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包括我国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北京、天津、江苏7个省市、拥有5个支场、1个分场、2个试验地、13个原种圃，共有600多名职员的庞大的农事试验网络，主要从事华北农林畜产的改良。其项目涉及小麦、水稻、玉米、粟、高粱、大豆、甘薯、棉花、烟草、麻类等农作物的育种和栽培法，蔬菜、果树试验，土壤研究，施肥，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田水利改良，育苗造林，家畜家禽育种和繁育，家畜传染病调查，兽疫血清类的制造和应用等。当然，日本在华设置农业科研机构和进行农业科学试验，是为了进一步实现经济掠夺、侵占中国人民的权益。但作为生产力因素，其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亦曾起到一定作用。
①郭金如：《北京近代农业史话》，《农林辩证法》，1987年第4期，第54—59页。第四节抗战胜利后农业逐渐恢复农业教学、科研管理机构的复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林部、教育部复员，分别接收沦陷区的农学院和农事试验场。华北农事试验场分别由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接管，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中央林业实验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中央畜牧实验所华北工作站，以后又另外成立农林部华北兽医防治处。这些机构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和进行农林牧兽药各方面的科学试验。如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在农业科学实验方面增加了“抗病育种”、“蔬菜品种整理”等项目。又如，充分应用田间试验的新技术，重视应用生物统计原理，纠正了日占时期那种试验项目过于复杂而设计又过于简单、试验重复太少以及小区排列不合理的缺点。在小麦育种、小麦耐寒性、抗病性检定、大麦育种、棉花杂交育种、美棉栽培试验、美棉病虫害防治试验等方面取得不少成绩。此外，植物保护全国性机构和几所大学农学院迁回南京、北平，恢复了全国蝗患旬报制度，刊行全国蝗患调查报告。1947年，农林部在上海新设中央水产实验所，在南京设中央农业经济研究所、全国烟产改进处，并恢复中央棉产改进所。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有了一定的开展。
一些地区、领域引进开发农业新技术取得成绩1933至1940年间，欧美杀虫药剂已有重要发展。战争结束后，曾被视为军事秘密的药剂合成公式逐渐解密，提供农用，使害虫防治进入一个新时代。1946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等在666粉剂与毒饵诱杀蝗虫方面的试验取得成功，完成了滴滴涕的合成与鱼藤精乳剂研制。同时还致力于引进最新药剂防治害虫，如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得到大量D.D.T，666等农药供应，在防治蝗虫及水稻、棉花、蔬菜等害虫方面，收效甚为显著。1945—1946年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合作办理战区善后救济事宜，曾为发展华北乳业，引进大批乳牛，为适应黄泛区及盐垦区垦荒的需要，输入各式农业机械等。美国W.韩丁（Hinton，W.）等曾为我国农垦系统培养了农机技术骨干和不少农用拖拉机驾驶人员。
发展农业国际合作，培养技术人才1945至1946年间，邹秉文多次与美国康乃尔、密西根、爱渥华等大学，以及万国农具公司联系，募得奖学金名额，由中华农学会分批选派学生前往留学。这些人勤奋攻读，热爱祖国，后来多成为我国农业科技各部门的学术业务带头人和新领域的开拓者。战后，中国农业虽有一定恢复，由于当时政府的**，搜刮人民，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农业科技尚不具备顺畅发展的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科技才迈向现代型的发展阶段。第二章工业工程技术第一节土木工程建筑（一）各种建筑形式与建筑思潮的流行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的这段时期，中国近代建筑已进入了它的繁荣时期，但是它的发展又是曲折复杂的，除了一些偏僻地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做法外，一般城市的建筑都在探求着新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在大型建筑中，既可以看到西方古典与折衷主义建筑形式的移植，也涌现了一批建筑师在致力于发展西方现代建筑风格；既可以看到应用现代建筑技术继续发展中国宫殿式与传统建筑形式，也出现了一批中国杰出的建筑师对创造新民族形式建筑的探讨。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时，中国近代建筑曾在继承与革新方面作过大胆的尝试，中西建筑文化趋于交融，形成一些新的特点，无疑对后来建筑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建筑活动几乎濒于停顿，少数新建房屋规模都不大，且多为临时性的建设，建筑质量也比较低劣。抗战后，少数大城市虽然也搞过一些长远的建设规划，但都是纸上谈兵，根本没有付诸实践。如“上海都市计划草案”，“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等均是。只有南京，为恢复首都面貌，作过一些官方的建设。在建筑设计思想与建筑教育方面，总的来说，则已普遍流行现代建筑思潮，但许多建筑师崇美思想甚为严重，甚至盲目追求美国建筑方式，而对中国建筑特点的考虑则趋于淡漠。
1.西方古典与折衷主义建筑。
真正的西方古典建筑形式与折衷主义建筑思潮在我国的流行主要是在二三十年代。这一方面是由于外国建筑师在华大量开展设计活动，直接输入了西方国家当时的建筑风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国留学归来的近代建筑师主动引进了西方建筑形式与设计方法的缘故。这类例子当时在全国各地均可见到，其中尤以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广州、汉口、沈阳、长春、大连等大城市更为明显。
1921—1923年建造的上海汇丰银行大楼可算是这类建筑的杰出代表。该建筑位于福州路外滩，规模庞大，造型宏伟，是外滩一带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之一。大楼主体高六层，底下有一层半地下室，楼顶中部还突出一个二层带穹顶的塔楼。建筑造型采用西方古典复兴式，比例严谨，外墙表面用石砌，上下分为三段处理，下面两层用粗犷的花岗石砌筑，中间三层应用了罗马科林新柱式与平整的石砌墙面，再上面为檐部和处理成女儿墙似的顶层。银行正立面朝东，有三个圆券形大门，门前设有一对青铜卧狮。建筑物内部用钢骨架结构外包混凝土，墙体也很厚实，最厚处达1.40米。底层室内有两个营业大厅，大厅内部柱子、墙面与地面均采用意大利云石装修，尤其是科林新柱头部分还特别用了铜质装饰，给人以富丽堂皇、资产雄厚与安全可靠之感。汇丰银行是英国在华的金融中心，是其在远东的据点，大楼的建筑充分表达了当时的建筑思潮和建筑水平。
1924—1930年建造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校园内的中心建筑群是当时另一组杰出的西方古典建筑。其中较早的两座为1924年由帕斯卡尔（J.Pascal）设计的孟芳图书馆和由上海东南建筑公司设计的科学馆（现名江南院）。图书馆建筑高二层，外观系采用标准的罗马爱奥尼柱式构图，入口有突出的宏伟柱廊，外墙全用水刷石粉面，内部结构采用钢筋混疑土梁板结构，整个建筑造型十分严谨，酷似欧洲学院派的手法。科学馆建筑为四层，外观只在柱式与檐口、基座部分用水刷石粉面，其余外墙则用青砖砌筑。1929年由李宗侃设计的生物馆（现名中大院）高三层，外观也采用西方古典建筑手法，但造型处理已较图书馆略逊一筹。1930年大礼堂的建成，则为校园内这组西方古典建筑群确立了中心。大礼堂系由英国公和洋行设计，造型宏伟，外墙用水刷石粉面，内部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上部正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八角穹窿顶，属典型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建筑形式，整座建筑从基座、线脚、柱式到穹顶都表现出建筑师具有西方古典建筑手法的高度素养，是我国近代建筑中非常可贵的杰作。
当时由中国建筑师自己设计的西方古典建筑也已达到很高水平，例如由沈理源设计的天津前盐业银行（1925年）和前浙江兴业银行（1925年），由贝寿同和关颂声设计的北京大陆银行（1924年）以及1923年在上海香港路建成的旧银行公会大厦等，都是很好的实例。
这时期采用西方折衷主义手法的建筑在各地比比皆是，较为著名的例子如公和洋行设计的上海沙逊大厦（1925—1928年，今和平饭店），由哈沙得和飞力柏斯二建筑师联合设计的上海永安公司（19—1918年）、上海先施公司（1915—1917年），上海前正广和汽水厂大门（1937年），以及上海旧法国学堂等等。在北京清华大学校园内，除了大礼堂与清华学堂等少数几座建筑具有较严谨的古典手法以外，这时期的其余建筑基本上都是采用折衷主义建筑手法。
2.西方现代派建筑。
三十年代初，有一部分在华开业的外国建筑师和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中国近代建筑师，他们受到西方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不满于在建筑上进行繁杂的复古装饰，也开始在我国一些大城市中作过不少现代建筑的尝试，其中尤以上海最为突出，比较著名的例子有国际饭店（1931—1933年，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大光明电影院（1932年）、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1933年）、毕卡第公寓（今衡山公寓，1934年）、百乐门舞厅（1933年）等等，其中不少建筑已基本达到了国际水准。
国际饭店是这一批现代建筑中的佼佼者，代表了三十年代我国建筑技术的最高水平。它于1933年正式落成，造型仿美国早期摩天楼形式，外观高耸，并逐渐向上收缩，形成塔状。建筑号称24层，实际是地面以上为22层，地下室2层，总高86米，是五十年代前我国最高建筑。楼内有快速乘客电梯三部，另有为服务用的电梯三部。建筑结构为工字钢骨架外包混凝土，是西方摩天楼常用的方法。大厦地基为了坚实和减少沉降，由丹麦人开的康益公司承包打桩工程，梅花桩深达36.6米。建筑平面布置甚为紧凑而实用，楼内设备完善，装修精美，立面造型简洁，基座部分为黑色花岗石贴面磨光，上部墙身全用褐色泰山面砖贴面，整座建筑富有高层建筑和垂直线条韵律，成为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
南京曾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我国不少近代建筑师也曾在这里作过一些现代建筑风格的尝试，如由李锦沛设计的原最高法院大楼（1933年），现为江苏省商业厅，其外观就带有欧洲新艺术运动的特点，立面上运用了许多粉刷的竖线条装饰，中部还有意地做成塔状，这种立面处理手法在南京近代建筑中也能见于其他实例。在建筑物的内部则为砖木结构，木楼梯木楼板。在这座建筑落成后不久，1935年由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建造了实业部地质矿产博物馆，它是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的早期现代建筑造型。立面仍保持对称布置，设有踏步直通二楼，红砖外墙，不加粉刷，但砖工精细，并在入口两侧墙上做有一排凸出的砖块装饰，整座建筑既简洁大方，又有丰富的细部点缀，颇为耐人寻味。在三十年代建造西方现代建筑风格的典型实例还有李锦沛设计的新都大戏院（1935年），今胜利电影院；杨廷宝设计的大华大戏院（1935年）；梁衍设计的国际联欢社（1936年），今南京饭店前楼；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首都饭店（1932—1933年）以及福昌饭店（1932年）等。这几座建筑大多是既造型简洁，又同时保持竖线条或横线条的装饰，只有首都饭店已基本将造型加以净化，而且平面根据功能与基地的特点做成不对称形式，是同期建筑中手法较新颖的一座。由于这种形式的建筑符合现代建筑功能的需要，又便于应用新的材料与结构，而且工程造价经济，建筑造型新颖，因此在商业性和公共性建筑中很快得到发展，而且逐步形成一种潮流。除南京之外，在广州、武汉、天津、北京等地的现代建筑也方兴未艾，尤其是广州成为南方新思潮的先驱，1936年建造的爱群大厦高18层，平面成熨斗形，内部能适应多功能需要，立面造型简洁新颖，并以竖线条强调高耸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是近代南方建筑的一朵新秀。
本时期各城市的居住建筑也普遍有所改进，里弄住宅、花园新村、集体宿舍楼、单元式公寓楼、花园洋房等已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院落式或天井式的民居，在平面布置上比较紧凑、实用和舒适，结构上是用砖木混合结构，以砖墙代替过去的立帖式木梁架承重，设备也已现代化，一般都有水电设备和卫生间，建筑造型比较简洁。三十年代以前多为清水外墙，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已有不少居住建筑在外部使用各种粉刷饰面，这些做法都为后来住宅建设开辟了现代设计的道路。
3.近代宫殿式建筑。
五四运动后，逐渐出现了一批“宫殿式”建筑形式的公共建筑，这类建筑应用新技术建造仿传统宫殿式的屋顶，内部用砖墙与钢筋混凝土结构；平面完全按功能需要布置，不拘传统旧制；立面多为二、三层，经常做有装饰性的壁柱，柱间布置着一个个长方形的窗户。这种形式的建筑当时一般通称为“宫殿式”建筑。
上海圣约翰大学怀施堂是现存这类建筑中最早的实例之一，建于1879年，内部用砖木结构，平面为四合院式，入口处有高耸的钟楼，顶部为中国传统的重檐翘角，外墙用西式券廊，显然是中西混合手法，造型比较生硬，表现了早期不成熟的特征。
由美国基督教创办的南京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的建筑，是应用新技术建造这种“宫殿式”建筑较为典型的例子。美国芝加哥的珀金斯与汉密尔顿建筑师事务所（PerkinsFellowsandHamiltonArchitects）于1917年曾应用这种方法建造了金陵大学的礼拜堂，外墙用城砖砌筑，不施粉刷，内部用木结构，屋顶为传统飞檐与灰色筒瓦，造型朴素无华，平面则按礼拜堂功能布置。1919年美国建筑师司马（Small）又为金陵大学设计建造了北大楼，也是应用同样方法。同时北大楼在外观上突出中部五层塔楼，可能是受欧洲中世纪市政厅构图的影响。此后，由司马在1925年设计的西大楼以及1926年齐兆昌设计的东大楼（1956年被烧后已按原样重建）、科学馆等建筑虽仍用传统形式，但内部已改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了。
金陵女子大学略晚于金陵大学，该校筹建于1918年，1921—1923年先后落成七幢主要建筑，形成一组完整的宫殿式建筑群，其中包括会客厅与健身房、科学馆、教学楼、宿舍等。1932年，又增建图书馆（楼下为教室）及大礼堂（楼下为音乐室）。此后又陆续建有许多附属建筑。金陵女大建筑群的主要设计人为美国著名建筑师茂菲（HenryK.Murphy，1877—1954），中国建筑师吕彦直（1894—1929）为助理。这组建筑的总平面仿照了中国建筑的传统布置，对称严谨，并且还考虑到采用中国廊庑的联系方法，建筑物的形体不大，均为二层，平面依照功能需要进行设计，材料完全现代化，并全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而立面则为中国宫殿形式，柱子、斗拱、梁枋、兽吻等一应俱全。由于门窗受立面限制，故光线与通风较差。另外，某些细部也处理不当，例如教学楼檐下斗拱不置于柱顶之上而放在柱头两边，既不合传统习惯，也不能形成象征主要支撑构件的作用。但它应用现代建筑技术来发展中国传统建筑形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同时也为吕彦直后来设计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奠定了基础。
此外，茂菲又于1925年在北京开始设计建造了燕京大学校舍，同年美国建筑师安那（C.W.Anner）也设计建造了协和医学院，1926年德国建筑师格里斯尼特（DomAdelbertGresnigtO.S.B.）设计建造了北京的辅仁大学，其他还有广州的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等也都作了类似的探索。
中山陵是近代宫殿式建筑最杰出的代表，也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最重要的建筑之一。陵墓位于紫金山中部茅山南坡。1925年9月，吕彦直的应征中山陵墓设计图案获头奖，被定为陵墓实施方案，吕彦直也被聘为建筑师。中山陵于1926年3月12日举行盛大的奠基典礼，至1929年初步建成。陵墓建筑群所用的材料大部分为苏州金山之花岗石，或为香港之花岗石。当时全部建筑造价共为150万元。
陵墓共占地8万余平方米，总平面范围“略呈一大钟形”，象征着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唤醒民众，反抗压迫，为拯救国家、民族奋斗不息的伟大精神。中山陵的创作思想是把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总体规划吸取中国古代陵墓总体布局特点，采用了轴线对称的平面，陵墓建有牌坊、甬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所不同的就是甬道两旁没有石象生，并打破了传统神秘、压抑的基调，代之以严肃开朗又平易近人的气氛，反映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性。
陵墓甬道长375米，宽40米，墓室位于海拔158米高处，由陵园入口至墓室距离700米，高差70米，连续的空间序列与轴线上一系列的重点建筑，创造出了庄严雄伟的气魄。
陵墓的单体建筑造型亦基本上采用传统帝王陵寝的形式，但不同的是，不用红墙黄瓦而用蓝色琉璃瓦屋顶，花岗石的墙身，内部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要建筑造型严谨，尺度、体型、材料、表现和细部传统花纹的应用均较成功，具有稳重、纯朴的庄严气氛，比传统帝陵更显得清高肃穆。入口的“博爱”牌坊完全是传统的三间石牌坊形式；陵门为清式歇山顶三拱门石建筑；后面的碑亭则为典型的重檐歇山顶石建筑。而主体建筑祭堂的平面为方形，并将四个角墩突出，以适应功能需要，使建筑形式突破传统旧制，但仍不失传统建筑风格。外观用重檐歇山蓝琉璃瓦顶，檐下施以石斗拱，祭堂内部的黑色花岗石立柱和黑大理石护墙衬托着中间孙中山的汉白玉坐像，构成宁静肃穆的效果。而其不足之处是建筑群的组合较分散，台阶坡度遮挡祭堂下部视线。但总的来说，中山陵的落成，仍不愧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杰作。除陵墓主体建筑之外，在周围尚有一系列传统形式的纪念建筑，这是当时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缅怀孙中山先生而捐资修建的。其中仰止亭、光化亭（1935—1936）为刘敦桢设计，行健亭为赵深设计。
4.新民族形式建筑。
三十年代初期，中国近代建筑师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传统建筑形式与现代技术、现代功能结合的矛盾，并且也考虑到宫殿式建筑造价昂贵，于是大胆探索了“新民族形式的建筑”。这类建筑一般采用现代建筑的平面组合与体形构图，并多半用钢筋混凝土平屋顶，或用现代屋架的两坡屋顶，但在檐口、墙面、门窗及入口部分则重点施以中国传统构件装饰，并辅以适当的传统花纹图案。在室内也采用类似的传统装饰，有时还应用传统的平棋天花做法和彩画等等。这种设计实际上是希望兼顾新的建筑功能需要与现代技术特点，又能带有民族风格的一种尝试。因此，也有人称之为“现代化民族形式建筑”或“混合式建筑”。它为中国建筑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并对解放后民族形式建筑的设计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三十年代，南京对这类建筑的探索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它已突破了单纯对传统形式的模仿而进入了创造的领域，其中有不少建筑不失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重要范例。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赵深、陈植、童寯合作设计的前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1932—1933，今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由奚福泉、李宗侃合作设计的国民大会堂（1935年，今南京人民大会堂）、国立美术馆（1935年，今江苏美术馆）；新街口的中国国货银行（1936年，今新街口邮局）；由基泰工程司杨廷宝设计的中央医院主楼（1933年，今南京军区总医院）、中央体育场一组建筑（1930—1933年）、中山陵音乐台（1932年）、紫金山天文台（1931—1934年）等等，其中尤以外交部大楼与中央医院主楼最为典型。
1932年，以“赵深建筑师事务所”名义提出的外交部大楼方案，当时是以所谓“经济、实用又具有中国国有形式”的特点，击败“基泰建筑工程司”设计的中国宫殿式屋顶方案而夺标的。当然，这也与当时外交部经费的限制有关。
外交部大楼于1933年落成，平面呈“T”字形，入口有个突出的门廊，主体建筑为四层，另有一个半地下室。整座建筑的平面设计与立面构图基本采用西方现代建筑手法，但却结合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与细部，因而体现了新民族形式的精神。立面上下划分为三段，即勒脚、墙身和檐部。墙面用褐色面砖贴面，平屋顶檐口下部用同色玻璃砖做成简化斗拱装饰，底层半地下室部分的外墙用水泥粉刷，象征基座。内部大厅天花饰有清式彩画，室内墙面亦做有传统墙板细部。该幢建筑具体方案的设计指导思想是既不完全抄袭西方样式，也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中国宫殿式传统做法，而是根据现代技术与功能的需要安排平面布局与造型，同时又具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以达到新民族形式的目的和反映建筑的时代性。
位于南京中山东路的原中央医院也是新民族形式建筑的一个重要杰作，1931年由杨廷宝设计，1933年建成。医院主楼平面按现代功能布置，立面在西方现代建筑构图的基础上装饰有传统的细部与花纹，并在入口部分重点加以传统处理手法，简化了传统建筑形式，又能获得新颖稳重的民族风格。立面构图仍为三段式，左右对称，细部还做有仿传统构件的装饰，如花纹、梁枋、霸王拳、线脚、滴水等等。
除南京之外，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效仿，比较著名的有上海江湾体育场，董大酉建筑师设计，1934年建；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厦，建于1936年，英国公和洋行（Palmer＆TurnerArchitect’s）与中国建筑师陆谦受合作设计；北京交通银行，建于1931年，杨廷宝设计。其中上海中国银行大厦是应用新民族形式手法探讨高层建筑的先例，但造型比例欠妥，在建筑艺术上并不成功。
5.西方现代建筑思潮。
1937至1949年，西方现代建筑思潮对我国有很大影响，西方的建筑理论，建筑设计方法，建筑表现技巧，建筑教育制度，建筑杂志，建筑书籍都在中国建筑界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时期建造的房屋，除少数例外，如南京中央研究院内继续兴建的社会科学研究所（1947年建，杨廷宝设计），为了与环境协调仍采用宫殿式建筑，其他新造建筑大都采用西方现代建筑手法，已很少有人再去考虑“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了，对于创造结合中国特点的新建筑思潮已逐渐淡薄。
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建筑有：重庆国民政府大厦（建于1938年），重庆美国顾问团招待所（建于1942年前后，李惠伯设计），重庆嘉陵宾馆（建于1942年前后，基泰工程司设计），重庆的孙科住宅，南京傅厚岗前公路总局大厦（建于1946年，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南京中山东路前中央通讯社大楼（建于1948年，杨廷宝设计），南京下关火车站（建于1946年，杨廷宝设计），南京中山陵5号孙科的别墅“延晖馆”（建于1946—1948年，杨廷宝设计），南京北极阁的宋子文寓所（建于1946年，杨廷宝设计），南京中山北路馥记大厦（建于1946年，李惠伯设计）等。
馥记大厦高三层，平面为一长条形，建筑正立面由于偏西，外表应用了连续的竖向混凝土遮阳板，并有横线条间隔，在两个主入口处将体形加高，并将竖板贯通，造成有强烈的重点和节奏感，是典型的西方现代派手法，也是四十年代有代表性的新建筑造型。整体造型简洁，立面以横线条为主，窗户也拉成长条状，形成墙与窗的虚实对比效果。中山陵园区的延晖馆，是高级别墅比较典型的例子，四周有围墙，占地约40余亩，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住宅前院空地设有警卫室、车库和等候室等附属用房，住宅东南面是大片绿地和树丛，环境幽深恬静。住宅平面略呈不规则的十字形，高二层，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住宅主入口朝北，用玻璃砖作墙面，使过厅光线明亮而柔和。室内各种房间及公共服务部分的空间均较一般私人住宅高大，用材比较考究，钢窗与木结构做工精细。
在租界区内这时期兴造的建筑，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为上海的美琪电影院，由范文照建筑师设计，建于1940至1941年。入口设在街道的转角处，因地制宜做成弧形，进门有一圆形门厅，与两边的售票处和内部休息厅相连，交通路线与平面功能布置均较合理。在休息厅内有一宽敞明亮的曲线楼梯直通楼层，不仅满足使用要求，而且起到很好的装饰效果。建筑主体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沿街立面用金山石及斩假石饰面，造型简洁活泼，内部装修淡雅，是西方现代建筑思潮在上海的典型作品之一。
（二）建筑技术近代建筑技术的发展是近代建筑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为近代建筑出现的新类型与新形式提供了必要条件。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建筑的新材料、新结构、新的施工技术，新的建筑设备陆续传入我国，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建筑师来我国开业以及我国留学归来的建筑师登上历史舞台，近代的科学设计方法也已在许多大城市的建筑中普遍应用。
1.建筑材料。
钢材是近代建筑中最重要的新材料之一。二十世纪以前由于我国钢铁工业落后，大部分建筑钢材都要依靠从国外进口，本世纪初已有少数工厂能制造部分建筑型钢，例如山海关桥梁厂、唐山桥梁厂、上海新兴和钢铁厂都能为桥梁、工厂生产型钢构架，并能供应大型建筑的建筑钢材。到三十年代时，鞍山钢铁厂有了较大的发展，逐渐形成为我国的钢铁基地，生产多种建筑型钢。至于一般建筑上用的钢筋，以及瓦楞铁、钢丝围篱和小型钢轨等，大部分已能由一般钢铁厂供应；钢门、钢窗也已能自行制造，当时许多产品都是由上海的胜利、东方、标准等钢窗厂生产的。水暖器材方面，到三十年代许多大城市也能够自行制造。
水泥是近代新建筑的重要标志。1876年由英商创办的开平矿务局附设的唐山细棉土厂在中国最先生产水泥，1907年转给中国商人，改名为启新洋灰厂，以后又合并了湖北大冶水泥厂，每年可产水泥250万桶（每桶170公斤），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水泥企业。1920年上海开设了华商水泥公司，1923年投产，年产量为64万桶；1921年在南京创立了中国水泥公司，1924年正式投产，年产量90万桶。当时启新、华商、中国三家是国内最大的水泥生产企业，它们都设有比较完整的轧石、磨碎、运输、烧窑、装桶等设备。1932年在广东又成立了西村士敏土厂，1934年在太原建立西北水泥厂，1935年在南京栖霞山开始建设江南水泥厂。此后，在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均陆续有所兴建，为我国近代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以及各种水泥砂浆外粉刷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近代的玻璃工业在国内始于十九世纪末叶，当时少数城市已有手工玻璃作坊。1904年最先正式成立了山东博山玻璃公司，此后在江苏的宿迁、上海、香港、汉口、重庆等地均陆续有玻璃工厂建立，生产各种平板玻璃及灯罩、器皿等。1912年以后，上海的玻璃工业发展较快，在二十年代前已有20家左右厂家可以生产平板玻璃、花纹玻璃、灯罩等。到二十年代时，厂家增到100多个。至于建筑上所用的屋顶玻璃砖、玻璃地板砖、天窗铝丝玻璃、各种门窗花玻璃等都已能在某些工厂生产。与此同时，国内各大城市均有玻璃工厂建立，其中以天津跃华机器玻璃公司规模最大，该厂设于秦皇岛，建于1922，每年可产平板玻璃15万箱（每箱100平方英尺）。
机制砖、瓦业在本世纪初开始兴起，天津的意商义品公司及汉口的德商德隆砖瓦厂是最早的两个厂家。1906年以后，在南京、南昌、嘉兴、芜湖、北京、吉林等地已陆续开设有自办的机制砖瓦厂，1910年前后，全国各大城市几乎都已能生产，其中以上海最为发达。1935年前后，国内绝大部分建筑用砖瓦已全部为国产，种类与规格很多。此外，各种石料的开采与加工也都已开始机械化，至于人造大理石、水磨石许多厂家也能够进行预制生产，为近代许多大型工程的内外装修工程创造了条件。
2.建筑结构与施工。
近代新建筑的主体结构已完全脱离了中国传统的木梁架体系。十九世纪后期，新建筑一般均采用砖墙承重，木梁板结构，在一些早期“殖民式”与西方古典式建筑中，还较多地在外观上应用了券廊结构形式。立面多为青砖砌筑，有的在重点部位用红砖带装饰，外部一般不加粉刷。这类例子如1852年建的上海英国领事馆，十九世纪末建的北京各公使馆，1888年建的南京汇文书院，1908年建的江苏省咨议局大厦（外表已重新粉面）均属此类。由于这种结构方式取材容易，施工方便，造价经济，后来逐渐得到普及，一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还广泛应用。
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出现了砖墙和钢梁、混凝土相结合的做法。楼层结构中通常用工字钢作密肋小梁，或用三四根工字钢并列外包混凝土作大梁，梁上再放工字钢密肋，密肋上铺地板。这种结构耗钢量大，造价也较高，只有在少数外国人建造的大型建筑中采用，如1901年建的上海俄华道胜银行，1905年建的青岛德国总督公署等都是这种做法。
自本世纪初开始，也已有许多新建筑用砖墙和钢筋混凝土梁板的混合结构，包括楼梯、大梁、过梁、楼板全用钢筋混凝土，使建筑的内部空间布置比较自由。同时，还有少数高层建筑应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1908年建的上海电话公司大楼就是我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此后，1920年建的上海卜内门公司7层大楼，1921年建的字林报社8层大楼等也是早期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实例。1930年建的中央大学大礼堂则是应用钢筋混凝土整体结构的典型，建筑高3层，内部容有3000座位，而顶部为钢结构。另外在本世纪初建的上海阜丰面粉厂已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做到8层。
钢框架结构最早见于19年建的上海天祥洋行。此后大多数高层建筑均应用这种结构，1921—1923年建的上海汇丰银行，钢框架已做到8层。1925年始建的上海华懋饭店用钢框架做到14层，高57米。1926—1928年建的上海沙逊大厦用钢框架做到13层。1930—1934年建的上海百老汇大厦高20层，1931—1934年建的上海国际饭店共有24层，高达86米，也都是应用高层钢框架结构。钢框架结构，一般常在梁柱外包混凝土，楼板与楼梯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这不仅可以增加建筑的刚度，而且有利于防火。内部隔墙常用空心砖或煤碴砖砌筑，以减少荷载。从本世纪初开始，工业厂房也有许多应用钢结构的例子。如1904年建的青岛四方机车厂厂房即已采用钢架结构。近代新建筑的屋顶结构是区别于中国传统屋顶最明显的部分。十九世纪后半叶新建造的建筑屋顶多用三角形木桁架结构，这种结构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其中有些工业厂房和大空间的公共建筑，则常用钢木组合屋架，如南京的前金陵机器局机器大厂（1886年）、南京前中央大学体育馆（1922年）都是在木桁架中应用钢拉杆，使得受力与施工都比较合理。二十世纪初有一部分仿法国孟萨式屋顶的建筑应用了两折形的木屋架，由于这种屋架坡度较高，故常在屋架间作阁楼层，屋顶上开老虎窗。如青岛原总督公署、原清华学堂、上海旧法国学堂的屋顶均是二折形的例子。另外有些高坡屋顶，虽不做成二折形，也有在屋顶上开老虎窗的，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屋顶空间，而且也可使屋顶构图增加变化。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已有不少新建筑应用了钢筋混凝土平屋顶结构，例如上海的百老汇大厦、国际饭店、南京前外交部大楼等均是如此。从本世纪初到三十年代期间，还有不少建筑应用木构架或钢结构仿西方穹窿顶做法，外包铜皮、镀锌铁皮或挂瓦，以取得异国建筑情调。1930年建造的南京原中央大学大礼堂就是应用钢结构做成穹窿顶外包铜皮的典型例子。1928—1931年建的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屋顶则用四个三角形桁架成45°角相交，组成八角形锥尖顶，跨度约30米，内部容纳6000座，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会堂建筑。另外，在许多仿西方古典形式或殖民式的建筑中，还常常用瓦楞白铁作屋顶的铺盖材料，并且可以根据建筑需要漆成红色、灰色或绿色，以取得丰富的艺术效果。
近代新建筑的基础也逐渐进行了科学设计。二十世纪初期以前的建筑基础，大多应用砖石砌筑的大方脚与垫层相结合的带形基础。本世纪以后逐渐在高层建筑与大型建筑中发展了桩基与钢筋混凝土基础，早在1900年建造的北京饭店旧楼高达7层，就已应用了这种桩基的做法。当时一般采用进口松木桩，到三十年代中期以后也有少数高层建筑应用钢筋混凝土桩基。钢筋混凝土满堂红基础最早应用于1908年建的上海电话公司大楼中，1925年建的上海华懋饭店14层高楼也是应用整体的钢筋混凝土满堂红基础，虽地基已下沉2米，但却无任何裂缝情况。这种基础适用于土质松软的地基，可以防止建筑的不均匀下沉，因此在沿海许多城市中也常被采用。三四十年代时在地基基础与上层结构方面均已有进一步的发展。
（三）建筑教育与学术机构、刊物建筑教育是培养建筑师的摇篮。本世纪初我国近代的建筑师大多是从国外学习归来的，并设计建造了一批著名建筑，如1908年建的江苏咨议局等。二三十年代时更是人数激增。他们成为我国第一批近代建筑师，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吕彦直、庄俊、李惠伯、杨廷宝、梁思成、刘敦桢、赵深、童寯、陈植、奚福泉、李锦沛、陆谦受、徐敬直等人。1923年，苏州工业专门学校正式设立了建筑科，1927年并入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建筑系。1928年在沈阳的东北大学、北平的艺术学院也设置了建筑系，但不久均因战争关系而停办。此后陆续设置建筑系的高等学校有中山大学、广东襄勤大学、重庆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工商学院等（解放后已有几所学校合并）。这些新设立的建筑系为我国培养第二代建筑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新中国输送建筑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1912年成立了中国工程师学会，1927年成立了中国建筑师学会，形成为我国建筑学术的主要机构。同时还出版了《中国建筑》杂志、《建筑月刊》及《土木工程》、《市政建设》等杂志。1928年还在北京创立了中国营造学社，经过十余年的工作，对中国古建筑的调查研究与史料考证方面曾作过不少贡献，同时还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7卷及《清式营造则例》、《古建筑参考图集》等著作，对活跃学术思想与提高建筑设计理论水平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水利1919至1949年间，水利科学在我国不断进步，内容也日趋丰富，主要表现在测量学、水文学、水力学、泥沙科学、灌溉、治河等方面。
（一）测量技术的进步二十年代，精密水准测量逐渐应用于水利，在测量的精度上有很大的提高。1922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设立测量处，聘请美国人史笃培为总工程师，首次对扬子江汉口至江阴段航道实施精密水准测量，施测了向前、向后的精密水准并做了精密水准与普通水准的比较测量，还在湖口、汉口等地设立测站。此次测量的范围包括流速、流量、泥沙含量，江、岸、堤的纵、横断面，河底纵坡等，并绘制了汉口至海的扬子江图，注明重点修治的河段。此后，1927年太湖上也实施了精密水准测量。
海拔标高的使用，在测量上是一个重要进步。19年，江淮水利测量局正式以废黄河口平均水位为假定海平面零点，至1946年，淮河流域基本实现以废黄河口零点为准的统一标高。
长江上，清末已有吴淞零点水尺的设定，1922年起才用于水利测量的统一标高。海河和黄河流域多采用天津海河大沽口零点。民国年间的水准零点还有镇江海关水尺零点、京沪铁路水尺零点、上海海关水尺零点、胶济铁路水尺零点等。1930年，已有各种水准零点的高差比较。
航测是二十世纪兴起的用于大地测量的新技术。我国于1928年开始引进这一技术，首先在水利、铁道等部门运用。1930年浙江水利局航摄钱塘江图片失败。1931年航摄浦阳江至钱塘江段，面积约60平方公里。这是我国最早的水利航测图。同年江汉水灾，1933年黄河长垣、东明溃决，均派飞机航摄图片。1937年在南京成立水利航空测量队，购置飞机及航空测量仪器。七七事变后航测队迁往长沙。
（二）水文测验技术的发展这一时期，流量、流速的测量受到重视，测量仪器设备等也有了很大的改进。1922年，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对长江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观测，测验设备有专用的机器测量船二只，测验的内容包括水位、流速、横断面、流量、泥沙等。这次测量，考虑了不同深度的流速分布，根据测验成果，绘制成各测站的流速曲线图、流量曲线图、流速同速线图等，这些都是长江上宝贵的早期水文资料。1923年，太湖流域的水文测量采用美国泼来司电气流速计，在水深十分之二至十分之八处施测。降雨量观测则采用仿制美国测量局的测雨器。1932年，又改用美国标准式雨量计，并制定出雨量测量细则。水深测量技术的进步也很明显。早期测水深主要用竹竿，以后开始用铅锤法。1933年记载的测深法就有压力管测深法、反响测深法、钢丝浮子测深法等。对于水深的位置测定，则有用岸上经纬仪测角法、行列式测量法、六分仪测量法、无线电传音测量法等，以适应野外各种条件下的测量要求。1943年，长江上的测深采用了较为先进的回声测深仪。
在水文理论方面，1932年开始研究降雨量与流量的关系。三十年代初，概率论中的最小二乘法用于雨量的研究。四十年代后期，引入水库洪水演算及图解法。
水文站的设置，表明水文测验事业的逐步发展。民国初期水文站的布点仍然很少。二十年代初，各河流域机构相继建立，水文站的设立有了较大增加。1941年，在流经一省以上的河流上设水文总站，为整理水文资料、提高资料精度发挥了较大作用。1948年据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水文测验》的资料统计，全国有水文总站18处，水文站191处，水位站245处。1928年，开始编制水文测验规范，1945年，中央水利实验处刊行了《水文测验规范》一书。
（三）河道查勘及规划设计水利规划是实施江河治理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古代，一般只是凭经验进行定性估计，近现代，由于有了定量的测量和水文测验，规划工作逐渐科学化。
水利规划较早是在淮河上。1913年，张謇督办导淮局期间，就一面搞测量，一面积极进行导淮计划。1917至1921年，张謇三次发表治淮计划书。1920年，美国工程师费礼门撰《治淮计划书》。但是，当时对于这样大规模的江河治理还缺少经验和实践，还需经过一定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29年，导淮委员会成立，对基础测量资料补测、抽测。1931年在水利专家李仪祉主持下“导淮工程计划”得以公布，第一期分五年施工。1933年又公布导淮入海水道计划。至1937年，导淮工程初步建成，但经过1938年花园口决口，导淮工程大部分被破坏。
长江的开发，经过二十年代一段较长时间的测量和勘测工作，1929年提出了初步的“扬子江整理意见”，至1937年，制定的工程规划有“淞汉间扬子江水道整理计划”、“太湖流域水利初步整理计划”、“湖北金水流域整理计划”等10项。三十年代，还开展了对长江流域的水电开发计划。1932年，组织了对长江上游的水力勘测，拟定了水利开发初步计划，并拟定黄陵庙和葛洲坝两个坝址。规划中的葛洲坝高于宜昌海关水尺零点42英尺（12.8米），坝高105英尺，设计水头42英尺，洪水流量65000立方米每秒，滚水坝宽70英尺，装机容量32万千瓦。黄陵庙方案，设计水头也是42英尺，洪水流量与装机容量均与葛洲坝同。三峡的开发，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曾提出过设想，1944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来华考察水利，提出了《扬子江三峡初步报告》，拟定由南津关至石碑18公里间的5个开发方案。抗战胜利后，长江上又分别制定了岷江、嘉陵江、金沙江等河道整治计划，并积极进行长江治本研究。1948年，发布了“长江治本计划大纲”。此外，海河流域、运河流域、东北各河、珠江流域等都有河道整治计划。但是，由于国家的贫弱，社会的动荡不安，科学还不够进步，缺乏必要的物资和技术基础，也由于政府的**，人才的匮乏，以致大部分工程都停留在勘测和规划、设计阶段。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配合水利规划，主要在西南地区开展了水道查勘工作。1939年，出版了《水道查勘报告汇编》第一集，包括川黔、川滇、湘桂、黔湘、粤桂、赣粤、川江、汉江、嘉陵江9个水道查勘报告。1941年，水利委员会又出版了《汇编》第二集，包括岷江、大渡河、马边河、金沙江、沱江、赤水河、红水河等20个水道查勘报告，查勘的主要内容有：水道情况、物产流量、河道比降、水文记录、水力蕴藏、灌溉状况、堤防状况等。（四）基础水利科学的引进和进步近代，随着西方水利科学的进步，科学研究的内容逐渐丰富，分支越来越细。这一时期，我国基础水利科学如水力学、土力学、水文学、泥沙运动力学等作为独立的研究项目，越来越受到重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有些学科的形成已渐趋明显。
1.水力学。二十年代，关于水力学的各种条件计算方法已经引进。1926年，汪胡桢介绍美国水力学的研究项目，有29项之多。其中一些题目的计算方法已经介绍进来。1929年，李仪祉发表《水力学之大革命》一文，介绍了更新后的堰上水流算式，包括滚流、自由跌流及出流算式。最迟在1933年，计算河槽流速的满宁公式已经引进。
在消能防冲方面，1935年，介绍了德国人雷濮克的水跃及齿形坎消能防冲办法，包括闸底出流和滚坝下游的消能防冲，并给出了发生水跃的尾水深度计算公式。
在河工模型理论方面，1935年，关于模型与原型的相似理论已有相当研究。
1936年，李仪祉先生翻译的德国人彭胄氏的《实用水力学》一书出版，标志着水力学这一学科在我国基本形成。四十年代，又有译著《流体力学概论》发表，把水力学研究推向深入。
2.水工模型实验。水工模型实验的创始及发展是近代水利科学的又一次重要进步，为应用水力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32年和1934年，受我国委托，创办世界上第一个专业水工实验室的德国人恩格斯在慕尼黑的奥贝那赫试验场两次进行了黄河治导实验。但是得出的结论与我国传统的理论及李仪祉等人的观点大相径庭。虽然如此，这两次试验使对高含沙水流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并促使我国水工试验的诞生。
1935年11月12日，中国第一水工实验所在天津成立，主要的仪器都从德国进口。1937年七七事变后，试验所毁于战火。1935年2月，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借用中央大学“临时水工试验室”创办了中央水工试验所。1937年后，中央水工试验所迁往重庆。1946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央水利实验处”。3.泥沙研究。泥沙研究在我国早已有之，但多属于简单的描述，清末民初，泥沙研究才进入科学的轨道。二十年代后期，关于泥沙运动的力学特性的描述和泥沙颗粒状况的分析已有相当的研究。1931年徐世大发表《永定河之泥沙》一文，比较了中国的多沙河流与世界上多沙河流的含沙量，认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为黄河与永定河。
对于黄河泥沙的研究也在积极进行，在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美国人斐礼门的《黄河含沙量之研究》以及《黄河含沙量特性之研究》、《黄河下游之泥沙》等。至1947年，泥沙研究已有相当成果，主要在三个方面：（1）冲刷问题：清水与不含凝聚性砂砾之冲刷问题，对各种组合、比重、形状之砂砾的临界推移力，及推移量与水流因子之关系均由实验予以确定，可以定量地计算冲刷及推移情形。关于清水与含凝聚性泥土之冲刷问题，即水流推移力与泥沙之凝聚力、颗粒组合、密度等准确关系，已有研究但尚未有系统成果。（2）悬移问题：其成果有二元水流之垂直线上含沙分布定律、二元水流在平衡状态下水流底层含沙量与河床组合关系。对于水库淤积中的异重流问题，当时已提出，亦尚未有研究成果。（3）沉淀问题：在平衡状态下，水流各层向下沉淀之泥沙量与向上扩散之泥沙量相等，如平衡受扰动，则发生冲刷或沉淀。
4.土力学。自1917年德国工程师沙太基首创土工实验室后，土工实验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我国于三十年代开始把土力学应用于实际工程。1935年导淮委员会勘定三河坝坝址，随即进行土壤载重力试验，作为设计依据，当时采用了直接载重力试验和兰金公式计算土压力两种方法。直接载重力试验是在实验地点挖一方形坑，往坑内增加一定压力，观测其沉陷度，结果，两种方法所得结果大体相同。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还大量引进和介绍国外的土力学理论及研究试验状况，如渗透系数的试验、渗透模型试验、应力与强度的关系、基础上应力的测定等。1942年，我国第一个土工试验室在石门诞生，仪器大多仿制国外产品，有土壤剪切仪、土壤流限仪等。1945年，翻译了《土力学理论及原理》一文，土力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初步形成。
5.灌溉水量的研究。二十年代，广州中山大学农科院首先对东莞白、竹粘两类水稻进行试验，灌溉水量的研究内容日趋丰富，包括灌溉水量与天时（即雨量、雪量、温度、风速）等的关系，灌溉水量与土地（即土壤情形、作物种类）的关系，灌溉水量与人事（即耕作、灌溉方法、农民素质及智能等）的关系。
此后不久，我国北方、东南太湖流域相继建立本地区的农田水利试验场。1934年，在河北宁河县渤海边建成崔兴沽试验场，后毁于战火。另外，1931年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主持兴办了“模范灌溉试验场”。试验场建立了完整的灌排系统，配备了当时先进的抽水机，建立了戽水站，推广电力排灌，也开展灌溉定额、水稻栽培、良种选育等工作。
（五）水力发电这一新兴的水利行业，也在这一时期缓慢发展起来，虽然水电建设的规模很小，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开端。1925年开始筹办，1928年建成的西藏夺底沟水电站，水头落差达210米，在当时世界引水式电站中也属先进。它也是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水电站。随着电力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建成一批水电站，多是径流引水式电站，装机容量100千瓦左右，较大的有四川长寿县的桃花溪水电站、下峒水电站、重庆高坑岩水电站、贵州桐梓境内的天门河水电站、四川江津白沙镇高洞水电站等。这一时期兴建的规模较大的水电站为吉林省境内的丰满水电站，1943年第一台机组发电。该电站设计规模约56.3万千瓦，在当时世界上属大型电站，但由于战争影响没有全部完工。据统计至1949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为36万千瓦，年发电量12亿度，居当时世界第21位。
（六）新型水利工程的兴建民国时期，随着新建筑材料水泥钢材的应用和施工技术的进步，新的施工机械的引进，兴建了一些新型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虽然为数不多，但标志着我国水利建设的一个重要飞跃，即由传统的工程向现代水利工程的迈进。
民国年间修建的水利工程有很大一部分是水闸，包括泄水闸、船闸、节制闸等。较著名的有潮白河上的苏庄节制闸和泄水闸，北运河节制闸和泄水闸、捷地闸、土门楼闸、马厂新闸、芦河新闸、金钟河闸等。导淮委员会在抗战开始的前几年，兴建了一些大型的水利工程，代表了当时的工程建设水平。如导淮的枢纽工程三河活动坝，最大泄水量可达9000立方米秒。淮扬运河上修建的邵伯、淮阴、刘老涧船闸，是当时新式船闸的代表。这些船闸净长都超过100米、净宽10米，以木桩钢板为基础，上下游均设钢闸门。在引水工程中，泾惠渠是成功的典范，此后开工兴建的洛惠渠、渭惠渠等，所谓关中八惠，均以新法兴建，但有些没有完工。另外的重要工程还有：绥远民生渠、甘肃兆惠渠、宁夏云亭渠、云南甸惠渠、福建长乐连柄港工程、滹沱河黄壁庄引水工程、台湾嘉南大圳和桃园大圳等以及甘肃境内的鸳鸯池水库。
（七）学术活动与水利教育的兴起1917年9月，为统一规划及测量工作，促进水利进步，“江苏水利协会”成立。1931年4月22日，“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宣告成立，它是水利界第一个具有学术权威性的群众组织，在国内水利界具有很大影响。李仪祉、李书田、沈百先、张含英、须恺、孙辅世等水利界前辈都是学会的创始人及学会的积极组织者。中国水利学会成立后，召开了11次年会，就中国的水利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水利期刊的创办和发行对促进水利学术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水利》月刊共出版十五卷八十三期，刊登各种文章近500篇。
1924年，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改名为河海工科大学，此后一些综合性大学也开始设立水利工程系和水利组。1934年，北洋工学院、清华大学土木系分设水利工程组。1938年，北洋工学院和中央大学分别设置水利工程系。四十年代迁往西南的大学如同济、武汉、湖南、中正、中山、浙江、西南联大等相继设立水利系或水利组。1943年，教育部要求已设土木系的20所高等院校一律增设水利组，可见当时对水利教育的重视和对水利人才的需求。
民国年间开创的水利科研的风气和一批新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一时期的水利事业未能有大规模发展，但它毕竟为后来的水利事业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能源电力1919至1949年，国家长期处于战争动乱中，电力事业未能正常发展。
由于世界大战的影响，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电业有了一定进展；可是到了七七事变后，被日军侵占的沦陷区电力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唯有工商经济重心由沿海转移到西南地区的电力和电器工业有一点建树；而被日军作为后方的东北，日本为了加快掠夺丰富资源，大力开发水电和兴建火电，有了独特的发展。从1945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中国电力事业和电器制造业，又经历了艰难岁月，虽有一些恢复和发展，但更多的是遭破坏，尤其是全国发电设备与电力生产，呈现出负增长局面。
（一）电力工业的发展中国电力事业，自世界大战结束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这段时间，有较快发展，据国民政府全国电气事业指导委员会统计：1925年，全国发电厂已有456座，其中公营23座，民营414座，官商合办5座，中外合资4座，外资10座。总发电设备容量585424千瓦，其中公营61343千瓦，民营210676千瓦，官商合办6150千瓦，中外合资31500千瓦，外资275755千瓦。外资经营占总容量的47.1％。另据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1929年11月统计资料，不到4年时间，全国发电厂已从1925年的456座猛增到724座（其中企业自备电厂149座，占20.6％），发电设备容量达835366千瓦（其中企业自备电厂308126千瓦，占36.9％）。到1936年，中国发电设备容量增加到1365792千瓦，年发电量44.5亿千瓦时，如果不计及日本侵占的东北地区，则为872813千瓦和31亿千瓦时，其中外资经营的275295千瓦（占31.5％），企业自备电厂2448千瓦（占27.7％）。当时中国发电设备容量占世界第14位①。
1937年，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大片国土沦陷，大量发电设备遭破坏。其时西南的川、云、贵三省电力工业虽有一定发展，但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全国（东北三省除外）发电总容量仅71万千瓦，比1936年还少万千瓦，可见破坏的严重性。而此时日本却在东北开发水电，兴建火电，不遗余力。1937年，日本侵略者同时开工兴建水丰、镜泊湖、丰满3座大中型水电站和建设阜新、抚顺等大型火电厂。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东北发电设备容量增到179万千瓦，占全国装机总容量（包括台湾省43万千瓦）293万千瓦的61％。至1949年，全国年发电量为43.1亿千瓦时，发电设备容量为184.86万千瓦，退居世界23位。
1.火力发电。
①1936年美国和苏联发电设备容量分别为4358万千瓦和753万千瓦。
这一时期，中国的电力发展还是建设燃煤的火电厂为主。
外资经营的上海杨树浦电厂，几经扩建，到1923年，已安装了12台机组，总容量达12.1万千瓦。1929年8月8日，美国国际电气债券股份有限公司（EBASCO）所属美国和国外电力公司（AFPC）出资8100万两白银，向公共租界工部局买下全部电力资产和营业权，成立美商上海电力公司（ShangshaiPowerCompany）。至此，公共租界工部局结束了36年经营电气事业的历史。1929年和1934年，杨树浦电厂相继新装2台2万千瓦和1台2.25万千瓦中压汽轮发电机组，其中2.25万千瓦机组是当时中国容量最大的火电机组，发电煤耗每千瓦小时1.37磅。1947年，该厂还安装了中国首台高压高温锅炉，汽压86.1公斤平方厘米，汽温496℃；配装1台1.5万千瓦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这是旧中国仅有的1台高压高温汽轮机。1949年，杨树浦电厂共有台机组，总容量19.85万千瓦，占上海总装机容量259631千瓦的76.5％，占上海公用电厂装机容量244900千瓦的81.1％，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火电厂。1949年，上海全市共有8座发电厂，分别归7个电力公司和工业企业所有。
1920年，江苏民族资本家施肇曾等前往德国考察西门子公司等电工制造企业，回国后筹建震华发电厂。该厂于1921年开工兴建，1924年2月13日正式发电，初期安装2台德国进口的32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由4台10.5吨时锅炉供给蒸汽。1928年10月，震华发电厂由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接收，更名戚墅堰发电厂。1949年，该厂装机容量达17100千瓦。
1919年，北京京师华商电灯公司在西郊石景山另建新厂，1922年2月建成发电，安装一台1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随后又相继增装330①、5000、1万和1.5万千瓦机组各一台。1936年，该公司拥有发电设备35035千瓦，是当时中国自行经营的第二大电灯公司，仅次于青岛胶澳电气公司（38800千瓦）。1949年前，石景山电厂总容量5.5万千瓦，成为华北最大的火电厂。1949年前，中国东北最大的火电厂是辽宁抚顺电厂。该厂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建，早在1930年已装有1台5000千瓦、2台1.25万千瓦和1台2.5万千瓦机组，总容量5.5万千瓦。九一八事变后，再多次扩建。1941年投入运行的第一台5.3万千瓦中温中压汽轮发电机组，是日本制造的技术最先进、容量最大的火电机组（抚顺电厂连续安装了3台），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全厂装机容量已达28.5万千瓦，一度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是后来，东北的电力设备相当大的一部分被进驻的苏军拆往苏联，因此，到1949年，该厂装机容量仅为9.5万千瓦。
据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计，1949年初，全国发电设备容量达184.86万千瓦，其中火电8.52万千瓦（占总容量的91.2％）。从地区分布看，火电厂主要集中在华东的沿海省市和东北三省，广大西北地区仅占全国总容量①由前门顺城街电厂拆装于该厂。
的0.8％，分布极不平衡。
2.水力发电。
1919年后，中国出现自行设计、施工的第一座水电站——洞窝水电站。
该电站位于四川省泸县龙溪河上，于1925年建成发电。
1926年，云南昆明市郊石龙坝水电站新建的二厂竣工发电，1943年又建成三厂。直到1949年，石龙坝水电站共装机组7台，总容量2920千瓦。1926年，四川成都市郊南洗面桥建成一座10千瓦小型水电站。1927年，福建南平建成夏道水电站。1928年，福建古田县古田溪上的平湖水电站建成发电。同年，西藏拉萨市郊的夺底沟水电站建成发电。1930年，成都市猛追湾建成兴业水电站。同年，福建顺昌县富屯溪上建成顺昌水电站。1933年，四川金堂县岷江上建成玉虹水电站。至1937年，全国建成的上述9座水电站，总容量仅约3000千瓦。
1938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负责开发四川长寿附近的龙溪河和桃花溪的水力资源。同年11月，桃花溪水电站开工，1941年建成发电，安装了3台292千瓦机组（水轮机英国古柏公司制造，发电机美国西屋公司制造），总容量876千瓦。1939年10月，龙溪河最下游的一级下硐水电站开工兴建，第一台1550千瓦机组于1944年1月投入运行。1948年3月2台720千瓦机组建成发电，总容量2990千瓦。这是国民政府投资兴建水电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1949年11月底，国民政府溃逃前夕，将上述两座水电站炸毁。
四十年代，西南、西北以及国民政府管辖的福建、浙江等地区，相继开工建成40余座小型水电站，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41年建成的福建永安水电站（2×132千瓦）；1942年建成的云南天生桥水电站（2×150千瓦）；1943年建成的贵州桐梓水电站（2×288千瓦）；1945年建成的云南南桥水电站（2×289千瓦）；1948年建成的四川仙女洞水电站（1×0千瓦和1×360千瓦）以及康定水电站（1×500千瓦）等。总容量约4000千瓦。四十年代，在解放区晋察冀和冀鲁豫边区兴建了4座水电站：1942年2月，建成装机容量为10千瓦的河北涉县赤岸水电站；1944年7月，在河北涉县西达村建成西达水电站，装机容量28千瓦；1945年3月，在山西辽县（1942年已改名左权县）建成茅岭底水电站，装机容量10千瓦；1948年1月河北平山县沕沕水电站建成，由朱德总司令剪彩，亲自开闸发电。这座水电站安装1台155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水轮机是自行设计的卧式单喷嘴冲击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33兵工厂制造，发电机是战利品。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地区以后，1937年同时动工兴建中朝界河鸭绿江上的水丰水电站，牡丹江上游的镜泊湖水电站和第二松花江上的丰满水电站。这3座电站分别于1941、1942和1943年开始发电。3座水电站投入运行的总容量63.4万千瓦，使当时的东北水电装机容量比重达到35.4％，水电年发电量比重达到59％。
日本侵占海南岛后，于1943年建成东方水电站，安装了1台5000千瓦机组。1948年8月洪水入侵厂房，机电设备被淹损坏，停止发电。
日本侵占台湾期间，1905年建成第一座龟山水电站，直到1934年，第二座水电站——日月潭一级水电站建成发电，装机容量10万千瓦；1937年日月潭二级水电站投入运行，装机容量4.35万千瓦。四十年代还陆续建成小型水电站26座。台湾在1945年前，水电装机容量曾达38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88％。1945年我国收复台湾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收台湾电业，成立电力公司，对战争空袭和台风破坏的水电站进行修复。1948年水电容量恢复到22.1万千瓦，占台湾总发电容量的80％。
3.输电线路。
中国的输电线路，最早出现在上海。1897年，上海建成供路灯用的5条输电线路，1900年全长已达18公里，输电电压最高2500伏（每条线路实际电压视串接电弧灯盏数有所不同），用铅包橡胶绝缘电缆架空敷设。1912年，云南省石龙坝水电站到昆明市万钟街水塘子变电所的23千伏输电线路，是中国第一条远距离输电线路，全长34公里。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陆续出现各种不同电压的首条输电线路。1921年，石景山电厂至北京城区33千伏线路建成，长20公里。1933年，辽宁抚顺电厂至杨柏堡，杨柏堡至石油一厂的44千伏线路同时建成，长18.5公里。1934年，吉林延边至老头沟的66千伏线路建成，长34公里。1935年，抚顺电厂至鞍山的154千伏线路建成，长79.9公里。1941年，天津至塘沽的77千伏线路建成，长45公里。1943年，镜泊湖水电站至延边（192公里），水丰水电站至鞍山（205公里）的110千伏线路建成。同年，水丰水电站至辽宁丹东（73公里），丹东至大连（274公里）的220千伏线路建成。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地区11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有2500余公里；33—66千伏输电线路有3800余公里。
1949年，全国35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共有6475公里。
4.电力网。
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早创建发电厂的国家之一，但在漫长的68年（1882—1949）时间里，电力网的形成和发展非常缓慢，只有在工业较发达的上海形成一个城市电网，在日本侵占的华北地区出现京津唐电网和东北地区电网。
上海市自从1882年创建发电厂初期，以100伏直流电供电弧灯照明用电，随后以100伏交流电供白炽灯照明用电。到1903年，供电电压从100伏上升到200伏、220伏（交流），通向市中心的5条输电线相继投入运行，最高电压2500伏。1904年向工厂动力供电，全市建有12个配电站，线路大部分分布在现在的虹口区及黄浦区外滩一带，最远的延伸到静安寺路，形成中国最早的一个城市电网。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到1949年，上海电网的最高电压为33千伏，次为5.2—6.6—13.2—23千伏。输电线路全长551公里，其中23—33千伏线路130余公里，全网共有公营和自备电厂8座，发电设备容量19.85万千瓦。
京津唐电网形成于日本侵占华北地区时期的四十年代初。1941年12月，天津到塘沽的77千伏输电线路建成。1942年2月，天津第一发电厂到北京南苑变电所的77千伏线路建成，天津向北京送电；接着石景山发电厂至南苑变电所两条77千伏线路也建成投入运行。1944年11月，塘沽变电所到唐山线路改造升压为77千伏运行。至此，京津唐电网形成。1949年，全网共有公营和自备电厂座，发电设备容量25.9万千瓦，其中石景山电厂、天津第一发电厂和唐山电厂装机容量分别为5.5万、3万和2.5万千瓦。
东北电网是1949年前唯一跨省的大区电网。它也是在日本侵占时期形成的。1935年，抚顺火电厂至鞍山之间架设了154千伏输电线。随后，水丰、丰满大型水电站和抚顺、阜新大型火电厂的陆续建成以及22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的架设，电网迅速发展扩大，以水丰水电站为中心的南部电网和以丰满水电站为中心的中部电网，在抚顺火电厂互联，实现并列运行，形成中国跨省电网。日本投降前，电网装机容量达120万千瓦。但由于进驻的苏军把相当多的发电设备拆运苏联，1949年，东北电网的发电设备容量骤降到64.6万千瓦。
（二）电器工业的发展从1919年到1949年，民族资本电工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海。日军入侵，有的电工厂内迁，恢复生产；胜利后返沪，重新开业。这些厂家克服重重困难和险阻，顽强奋斗，为战时提供电工产品作出贡献。国家资本电工企业，主要是1936年筹建，1937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所属各厂，在抗战后方生产军用民用电工产品，占有较大比重。抗战胜利后大部分厂迁往沿海地区。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电工企业，先后在延安、东北和华东3个地区建立为战争服务的电工厂，这些厂虽然设备陈旧简陋，但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民族资本电工企业。
19年创建的上海华生电器厂进入三十年代后，在制造电机、变压器方面取得成果。三十年代初，该厂制成2台75千伏安三相同步发电机，与1925年创建的新中工程公司制造的柴油机配套，安装在南翔电厂发电。1936年，为汉口恒顺机器厂制造1台500千伏安交流三相发电机，这是当时国产最大的发电机。不久，又制成2台333.3千伏电力变压器，安装在南翔镇变电所使用。1937年，华生电器厂部分迁重庆，成为重庆最大的私营电器制造厂。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与原来未迁部分合并。1948年后，受外国产品的倾销影响，营业日趋衰退。
另外，1919年创办的上海华通电器机械厂，主要生产开关和变压器。1932年创办的上海华成电器制造厂主要生产蒸汽机和电动机。这两个厂在抗战时期都受到很大损失。抗战后，生产有所恢复。
1940年，留美归国的胡汝鼎工程师等与金融界人士，集资在上海租界创建公用电机厂。1942年开始制造20马力以下电动机。1945年曾销售大小电动机2000台，并制成1949年前国产容量最大的300马力、4极滑环防滴式电动机。
1946年，工程师何其义集资在上海创建了大成电机厂，拥有一些精密仪器设备，生产全封闭布机电动机（500瓦）、细纱机电动机（7500瓦）等专用电工产品。同年，工程师孙鼎在上海组建新安电机厂，翌年以测绘仿制一台英国B.T.H.40马力多速电动机而赢得信誉，该厂还在天津设立了分厂。2.国家资本电工企业。
1936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筹设中央电工器材厂，总管理处下设4个工厂，其中电工四厂生产电力机械，原选厂址在湖南湘潭，抗日战争开始后迁往桂林，兼并了迁往桂林的上海电机制造厂。1939年，又分别在桂林、昆明建成两厂，规模基本相同，仅能生产100千瓦以下的电机和3000千伏安以下的变压器等产品。1941年，昆明电工四厂将一台变频机改制成1940千伏安（1550千瓦）发电机，与民生机器厂生产的2台1000马力水轮机配套，安装在四川下硐（下清渊）水电站投入运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大容量水电机组。1944年，桂林电工四厂迁重庆。1945年，昆明电工四厂与电工一厂（电线电缆厂）合并，改组成昆明电工厂；重庆电工四厂与二厂（生产电子管和白炽灯）合并为重庆电工厂。
抗战胜利后，中央电工器材厂接收了上海、天津、东北等地的敌伪工厂和其他地区国家资本的电工企业。1948年，中央电工器材厂改组为公司，下属9个电工厂，其中生产电机产品的有湘潭制造厂、上海制造厂、天津制造厂、沈阳制造厂。
3.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电工企业。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电器工业，是从制造军事通讯器材开始的。1938年在延安建成通讯材料厂，1944年试制成小型短波报话机，1946年开始生产手摇发电机。1948年，该厂在东北发展成东北军区军工部直属二厂。1949年5月，直属二厂迁沈阳，并入1949年3月成立的东北电工局，统管东北地区电工企业，编成13个电工厂，其中电工二厂即大连电机厂，生产小型电机；电工四厂，是后来筹建的哈尔滨电机厂，生产大型电机。1948年，华东军区由胶东军区电器厂等3个厂合并成立华东军区总厂，下设3个分厂，其中二分厂修造手摇发电机。1949年，总厂撤销，改为3个厂：山东电机厂、山东电器修造厂和山东电池厂。
煤炭二十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和世界煤炭市场的迅速扩大，中外资本大量投入中国煤矿业，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相当迅速，先进的煤炭技术在各大煤矿普遍得到应用。但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煤炭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畸形性。
（一）煤业的发展与技术的更新近代中国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国势日衰，采矿权逐渐被列强所攫取，外国资本以独资方式或中外合资名义，开采中国煤矿，中国大型煤矿差不多都控制在外资手中。所谓“中外合资”不过是当时外资为攫得开矿权的一种手段。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外资煤矿的产量占全国煤炭产量一半以上，其比重是逐年增加的，1913年外资煤矿产量为704万吨，占全国煤炭产量1280万吨的55％，1942年（日帝侵华期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煤炭产量最高年份，外资煤矿产量高达5961万吨，占全国煤炭产量6568万吨的90％。外资为在中国开采更多的煤炭，获取更多的利润，煤炭生产的关键环节都尽量采用最新的机器设备，而对一些使用人畜力不致影响产量的生产环节则尽量不使用新的机器设备。所以，在某些外资开办的大型煤矿，生产技术的发展表现畸形，一方面某些生产环节采用当时最新的技术设备，另一方面有的生产环节又保留乃至扩大最古老的生产方式。例如，中英合资（实由英国人经营）的开滦煤矿，矿井提升机器是当时最新最好的，而矿井大巷运输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都采用人力推车和骡子拉车。在西方，二十世纪初矿井巷道运输已普遍采用电机车，即便在中国，萍乡煤矿（民族资本经营）1907年也已大量使用电机车运输。又如，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华北煤矿期间，一方面建设特大型矿井，采用最新最大的提升机提煤（1936年日本经营的抚顺龙凤矿安装了一台5395马力的电力提升机，日提煤能力5000吨，其设备之先进，当时堪称世界之最），另一方面，采取普遍挖小斜井、小立井的方式，用人力绞车提煤，或用人力背煤。据统计，东北沦陷区小斜井就有252个，华北沦陷区，仅淄川矿区就有小斜井、小立井20余处。外资煤矿的这种技术反差，是由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造成的。从总体上来看，中国近代煤矿，无论是外资经营的煤矿，还是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煤矿，技术装备水平都比古代煤矿有很大提高，有了质的飞跃，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采煤方法得到改进。
由单一的残柱式采煤法发展成多种采煤法，有厚煤层切块陷落法、急倾斜引柱采煤法、急倾斜厚煤层上向梯段采煤法、厚煤层分层水砂充填采煤法，以及走向长壁采煤法。回采、掘进工具也有了明显的改进。1905年前后萍乡煤矿开始使用风钻掘进岩石巷道；1914年前后中兴煤矿在沙岩巷道掘进中，开始应用400磅大型电钻打眼；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东北一些煤矿中开始应用电钻打眼放炮；1931年中兴公司枣庄煤矿开始应用电动割煤机采煤，这是中国煤矿最早使用割煤机采煤，它标志回采工作面开始步入机械采煤的新阶段。此外，露天采煤也由手工开采进入机械开采，1915年抚顺古城子露天矿正式用蒸汽铲进行剥离并开始使用穿孔机打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