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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22)丁编传记第一章****，字润之，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毛贻昌，为人精明，克勤克俭。母亲文氏，乐善好施，笃信佛教。兄弟三人。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均在**影响下投身中国革命，并在革命斗争中壮烈捐躯。

**的幼年是在湘乡外祖家度过的。6岁起在田里帮助劳动，8岁起先后在韶山南岸等处私塾读书。少年**深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隋唐演义》等具有反叛精神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1910年秋，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接受新式学校教育，受维新思想影响。1911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退伍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不久退学。他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西方民主主义者关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代表作，开阔了眼界。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1914年2月，第四师范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湖南一师，他专心研修哲学、史地、文学等课程，勤学不倦。他还通过假期游学、举办工人夜学，广泛接触社会，增强救国救民的意识。他酷爱登山、游泳、日光浴等体育锻炼，并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长文，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1917年6月，在湖南一师为考查学生德、智、体优秀情况举办的“人物互选”活动中，他得票最多，独得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优秀。在湖南一师期间，**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最大。经杨昌济介绍，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

1918年4月，**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夕，同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不久，又共同发起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并于同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经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他广泛接触各种进步思潮，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夕，**回到长沙。他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积极指导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罢课斗争，成为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积极推动成立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等组织，使反帝爱国斗争迅速扩展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同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该刊成为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他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称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同年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他第二次来到北京。1920年1月，经李大钊等介绍，加入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前后，他读到《**宣言》等著作，初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年5月到上海，会见正在这里筹建**组织的陈独秀。陈独秀关于自己的**信仰的谈话，对处在思想转变关键时期的**，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7月，**回到长沙。不久，他创办了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11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秋冬之间，他同何叔衡等组织了长沙**小组。同年冬，**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1921年7月，**作为长沙**小组的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担任会议记录。会后，着手筹建湖南党组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先后任**湖南支部书记、**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他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指导粤汉铁路、安源路矿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6月，在广州出席**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三届一次执委会上，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他根据**三大的方针积极参加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工作，并受国民党本部委托，回湖南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1924年1月，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指定为大会章程审查委员，在会上多次发言，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根据国民党一大的决定，参加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任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代主任。同年12月，因病回乡休养。在韶山，他广泛进行农村调查，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在此基础上，成立**韶山支部和国民党区党部。1925年9月，**来到广州，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同年10月，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创办《政治周报》，积极参加同“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的斗争，维护孙中山生前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随后，**以极大的精力推动南方农民运动。1926年5月至9月，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延聘萧楚女为教务主任，高语罕为政治训练主任，并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他还指导学员从事农村调查，进行军事训练，为即将到来的南方农民运动**培养大批骨干。同年10月，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各省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发言中提出“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1926年11月，**来到上海，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前往武汉，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12月，**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在会上支持湖南区委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装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会后，为回答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1927年1至2月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乃是完成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贫农是农民运动的先锋和中坚。同年3月，出席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同邓演达等提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获全会通过。同年7月4日，大革命失败前夕，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在8月7日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力夺取政权的重要思想。被会议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8月，**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前委书记。起义发动并遭受挫折后不久，他果断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南转移，于同年10月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向井冈山地区转移途中，领导实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建立民主制度，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领导井冈山斗争中，又为部队规定了三大任务：（1）打仗消灭敌人；（2）打土豪筹款子；（3）做群众工作；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28年4月，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地区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任党代表、**军委书记。同年5月下旬，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明确肯定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大会选举**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同年6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1月上旬，根据**中央的指定，担任重新组成的**红四军前委书记。1928年10至11月，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总结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论述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中，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领导红军击退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会剿”。1929年1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次面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的严重形势。**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主动出击赣南、闽西，在当地**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同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举行。会上，对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同军事工作的关系等问题发生争论，**的正确意见未被多数同志所接受，原由**中央指定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后，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蛟洋帮助指导地方工作。同年12月，**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总结创建红军以来的经验，起草**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被大会通过。决议批评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观点，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决议是指导中国**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1930年1月，**写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发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要通过建立和发展红军、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来促进全国革命的**。**的这一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完整的先占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

在巩固和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十分注意指导土地革命。1929年4月，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土地法》，根据**六大决议，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同年7月，指导召开**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在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地主、小地主与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并提出“抽多补少”的土地分配原则。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主持召开地方党和军队联席会议，推动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在指导红军工作和土地革命中，他注重调查研究，于1930年5月和9月写了《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两篇重要的调查报告。前者着重考察了城镇商业、手工业、旧有土地关系等情况；后者着重考察土地革命前后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同年5月，为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撰写《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包含着**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型。

1930年6月，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第四、第六、第十二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同年8月，红一军团同红三军团合编成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同年9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军队10万余人，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所部近万人。1931年4月，蒋介石又以20万军队发动第二次“围剿”，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隐蔽待机，然后由西向东横扫七百余里，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同年6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军队，发动第三次“围剿”。**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避敌锐气，绕道千里，在敌军背后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1年间，**先后任**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王明等人反对**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称之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1932年10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会后被免去红军领导职务，专做政府工作。他顾全大局，以极大的精力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他在1933年8月所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中，以及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1933年10月，为纠正查田运动中的“左”倾偏向，撰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主持制定《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阐明土地革命的基本政策。他还深入调查农村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撰写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10月，**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路上，**耐心说服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使他们从“左”倾错误中醒悟过来。同年12月，在中央通道会议和黎平政治局会议上，力主放弃原定同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得到多数同志赞同。1935年1月15至17日，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重要发言，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阐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会后，根据**发言的主要精神，由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议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行动。遵义会议标志着以**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是中国**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转变。随即，**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实行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乘蒋介石对红军的战略意图迷惑不解之时，又威逼贵阳，疾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甩在身后。这是**军事思想的成功范例。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坚持**中央关于北上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方针，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行为作斗争，并拒绝张国焘企图胁迫中央南下川康边界地区的冒险主张，果断地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同年10月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年11月中旬，**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到达陕北，不久恢复了**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在**、朱德等的耐心说服和坚决斗争下，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取消另立的“中央”。同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会上作军事报告，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会后，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1936年2月，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一举突破阎锡山军队的黄河封锁线，准备东出河北同日军直接作战。5月初，由于晋、陕、甘的军事形势发生变化，东征红军主动回师河西，在回师通电中，向南京政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9月，**中央正式决定采取逼蒋抗日的新方针。**亲自主持同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统战工作，指导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谈判。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以**为核心的**中央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换的枢纽。

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7年1月，随**中央和中央军委由保安迁往延安。在此前后，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1936年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全面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37年5月，**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了《中国**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当前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提出**应当实现对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同年7月和8月，先后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原理，揭露党内教条主义错误，为中国**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阐明中国**的全面抗战的方针。同年8月，出席在洛川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书记（实际称主席）。**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也在会上通过。会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实行战略展开。1938年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抗日战争“持久必胜”的基本规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科学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同年9至11月，**主持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抗战；批评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号召全党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完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任务。全会批准以**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向放在战区和敌后。

1938年10月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中国**打退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并积极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研究。1939年10月发表了《〈**人〉发刊词》，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宝的论断。1940年1月写成《新民主主义论》，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这两篇著作表明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基本政策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在打退第一次****之后，**及时总结经验，写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在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方面有重大的发展。1940年12月，写成《论政策》一文，指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阐述了抗日根据地内党的各项具体政策。1941年1月，蒋介石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成为第二次****的顶点。**起草《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接着，又起草《打退第二次****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的总结》两个党内指示，全面分析蒋介石集团抗日和**的两面政策，重申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1943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乘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叫嚣解散中国**，并调动军队，密谋发动第三次****。7月，**为《解放日报》撰写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顽固派的**阴谋，要求撤退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号召制止内战危机。与此同时，**发起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

从1942年春开始，**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反对主观主义，力倡实事求是的、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同年9至10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其后期的历史经验，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两部重要的党的历史文献集，对分辨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是非，统一全党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2月，**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重要讲演，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切实开展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明确提出整风运动有两条宗旨，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同年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在同年12月开始的审查干部工作中，一度发生“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及时纠正这一错误，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领导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对决议稿进行多次修改，加写了一些重要的内容。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明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的各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达到了一致认识，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了**代表的路线的正确性。1945年4至6月，**在延安主持召开**七大，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并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阐述了中国**关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纲领和政策。大会确定**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主持召开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抗日战争胜利后，**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的方针。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他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国共双方正式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将中国**人实现和平民主的诚意昭示于全国。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为**中央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导全党树立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在作战原则上，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人民解放军遵循这些原则，经过8个月的作战，迫使国民党军放弃全面进攻，转为集中在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内共歼灭国民党军112万人，打退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抓住敌我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机，果断作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并令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陈（毅）粟（裕）大军进入豫皖苏，以“品”字形阵势实施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使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同年10月10日，**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年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向会议提交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总结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的经验，提出十大军事原则；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强调普遍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此后，**以相当大的精力研究解决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纠正“左”的偏向，先后起草《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党内指示。1948年4月，在由陕北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的途中，发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强调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1948年四五月间，**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粟裕等的汇报和意见后，决定暂不渡过长江作战，尽可能多地歼敌主力在长江以北地区。**还向全党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歼灭国民党军主力、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年9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和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要求各战略区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在长江以北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运筹帷幄，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同周恩来、朱德等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在战略决战的过程中，**的军事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及时捕捉战略决战的时机，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把实行战略包围同实施战役分割紧密结合，把大规模的阵地战同大规模的运动战紧密结合，把夺取大中城市同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紧密结合，把军事打击同政治攻势紧密结合，充分显示出战略家的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1949年3月，**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的西柏坡主持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全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他及时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会后不久，**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实施战略追歼，同时领导创建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1949年9月21至30日，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随后，**又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揭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在指导全党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精心领导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还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由于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武装侵略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和经济建设，**中央和**果断地作出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三年时间的抗美援朝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1951至1952年，他领导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严厉惩治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腐化分子，向不法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1952年9月起，**逐步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得到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的确认和批准。在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领导实行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创造出以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新经验；他还创造出由初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在指导上发生急躁冒进的失误，特别是1955年夏季错误地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致使社会主义改造存在过急、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前，**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会上，**致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满怀信心地指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主席。

从1955年底起，**开始认真思考以苏联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述中国建设发展的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并且指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1956年9月，**八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确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大会选举产生以**、**、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57年2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却违背了正确处理两类性质矛盾的学说，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也由此改变**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8年，**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在他指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发生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很快便有所察觉，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他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在纠“左”的过程中，**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大大发展商品生产，要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的空想。但在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在党内错误地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并严重损害了党内民主生活。面对1959到1961年国民经济发生的严重困难，在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他立即直接组织和指导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他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1962年初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前几年工作中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国民经济调整即将结束之时，**主持制定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提出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他还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顶住大国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1962年8月和9月，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同时，他也曾正确地提出要警惕和平演变的危险，表现出战略家的远见。1963年至1965年，他发动和领导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观点和实践，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这篇文章的发表和随之而来的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支持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运动愈演愈烈，远远超出**的预想，形成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失误，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让邓小平等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还亲自领导粉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始终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这个时期，他仍然十分关心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关系，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构想，亲自领导实现了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推动了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

由于**的巨大作用和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艰辛努力，在十年动乱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

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虽然他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仍然赢得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的历史地位作出全面的评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著作编有《**选集》、《**著作选读》、《**文集》、《**军事文集》、《**外交文选》、《**新闻工作文选》、《**农村调查文集》、《**书信选集》、《**论文艺》、《建国以来**文稿》等。他的诗词作品收入《**诗词集》。第二章周恩来周恩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晨光、胡必成等。

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3月5日出生在江苏淮安的一个破落的官吏家庭。幼时在家乡私塾就读。12岁随伯父到辽东，1913年在沈阳师范附小毕业，同年进入天津南开学校。在校期间，与同学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并创办刊物《敬业》。1917年6月，以优良成绩毕业。为探求真理，使中华民族“腾飞世界”，他于同年9月赴日本求学。临行，写下“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篇，抒发他救国的抱负。周恩来在日本期间，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斗争，观察了日本社会，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4月，周恩来离日本回国。5月，即全力参加领导天津的五四运动。他参与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写下题为《革心！革新！》的发刊词，要求革命青年在改造旧社会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为唤醒学生和民众的觉悟，周恩来与邓颖超、马俊、郭隆真等人，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为基础，组织了一个更严密的革命团体“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的刊物《觉悟》，并为《觉悟》创刊号起草了《觉悟的宣言》，宣布“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它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1919年9月，周恩来进入刚创办的南开大学求学。他边学习，边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1月，周恩来作为学生代表到直隶省公署请愿示威，被当局逮捕。在法庭上，他据理答辩，揭露反动当局的罪行。同年7月获释。在狱期间，他带领被捕代表一面坚持斗争，一面开展读书活动，为被捕代表讲述马克思学说。半年的狱中生活，成为他从爱国进步青年到职业革命家的重要转折阶段。

1920年11月，周恩来为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国外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和主张，确立自己要走的道路，前往欧洲，12月到达法国。他以法国为基地，奔走于法、德、英三国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和对各种改造社会思潮的比较，即将**确立为自己终生不变的信仰。就在周恩来确立**信仰的同时，1921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

1922年6月，周恩来与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后改称中国**青年团旅欧支部），先后担任支部宣传委员、书记，并参与旅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1923年6月，根据**中央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又与旅欧国民党达成协议，旅欧中国**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加速了国外国共合作的步伐。1924年7月，周恩来离开法国回国，9月初到达广州。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他相继担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先后任**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在广州的两年多时间，工作的重点主要在军事方面。周恩来是中国**内最早懂得武装斗争的杰出军事家之一，还在旅欧期间，他就明确地认识到“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①。到广州工作不久，他就商得孙中山同意，筹组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以**员为党代表和正副队长，建立了第一支由中国**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组建叶挺独立团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在黄埔军校内创建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建立了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制度，对学员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这种制度的建立，大大增强了军队战斗力，而且为日后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积累了经验。

1925年8月初，邓颖超从天津到广东，任**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此时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1926年12月，周恩来到上海**中央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为组织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2月，周恩来又兼任上海区军委书记和武装起义总指挥。同年3月，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上海工人利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有利时机，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击败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年5月上旬，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秘书长。当时周恩来尚在上海，未出席五大。5月下旬到武汉后，秘书长一职由李维汉担任，周恩来改任中央军事部长，并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当时，国共合作即将全面破裂，**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却继续实行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央改组，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为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周恩来沉着果断地指导党的机关迅速完成了转入地下的任务。

国共全面分裂后，为挽救革命，周恩来受**中央的重托，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军攻占南昌后，周恩来等率军南下广东，准备举行第二次北伐，后在潮汕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农村继续坚持斗争。同年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检讨过去的错误，确定新的斗争方针。周恩来在没有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长。11月，周恩来从香港转赴上海出席**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被增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常委下设的组织局主任，分工领导中央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文书等部门的工作，担当起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1928年6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出席**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作了组织问题与军事问题的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常委，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稍后又兼任中央军事部长。会后不久，周恩来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实际工作。在此期间，他着手整顿了党的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提出了白区党组织改变工作方式，实行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的正确主张，建立了地下无线电台和通往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健全了中央特科的工作，有效地保障了①《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页。

中央与地方党的联系和中央的安全。他还以很大精力直接指导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等十几个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即《**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论断和在红军党内“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的正确主张。周恩来为开好古田会议和三大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0年春夏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期间，李立三主持**中央实际工作，通过了《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指令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和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使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同年8月，周恩来回国。9月，与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常委，并兼任中央军委书记，分工负责军事和苏区工作。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先后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他依据实际情况，抵制了后方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指令，和朱德一起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法，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此时，临时中央已由上海迁入江西，直接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省遵义县城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支持**的正确主张，为在革命危急关头，挽救党和红军，确立**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会后，他与**、王稼祥组成三人指挥小组，共同指挥了红军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并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于同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

1936年12月，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拘禁了蒋介石。为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战，周恩来与秦邦宪、叶剑英等作为**中央全权代表赴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此后，他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同国民党代表包括蒋介石本人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中，周恩来正确地把握局势，恰当地处理两党关系中许多长期积累下来的复杂问题，终于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1937年9至11月，周恩来以**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地处华北抗战前线的山西，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他曾参与策划发动平型关战役，协助国民党军队组织忻口战役，从而实现了抗战以后国共两党的军事合作。同年12月至抗战胜利结束，周恩来作为**代表，先后在武汉、重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做统一战线工作，曾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此期间，他作为**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央南方局书记，还先后领导了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恢复和加强了中国南方各地党的组织，成功地贯彻和组织实施了**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使**的工作在当地群众中生根立足。在统战工作中，周恩来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在广大的国统区宣传中国**的抗日主张，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止**逆流，克服对日投降危险，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对国民党对**和一切进步势力的高压政策，周恩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明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怒抗议的态度。

1943年7月周恩来回到延安。8月2日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发表演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的路线！**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的方向！**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①。

在参加党内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中，他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严于解剖自己。1945年4月，他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科学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发展的历程，从敌人、队伍、领导者三个方面系统深刻地总结了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全面地发挥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争取通过和平途径实行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周恩来陪同**于1945年8月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返回延安，周恩来继续率领中国**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维护1946年1月通过的政协决议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艰苦的谈判斗争。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11月，他率**代表团返回延安。之后，他直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仍以很多精力继续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他依据形势的发展，适时地提出正确的方针和斗争策略，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和群众斗争得到健康迅速的发展，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1947年3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占领延安。周恩来与**、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留在陕北坚持工作和战斗。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又兼任了代理总参谋长，协同**不仅直接指挥了西北战场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挫败了蒋介石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而且指挥了全国各个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有效地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打乱了国民党的战略部署，使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此间，他还协助**指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制定推行新区的城市政策，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保障了土地改革和城市工作的健康进行。1948年3月，**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胜利完成，周恩来与**、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4月，同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5月，**亦到西柏坡。在这里，周恩来协同**发动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基础。1948年①《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9月和1949年3月，周恩来在西柏坡先后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二中全会后，与**、朱德、**、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

抵达北平后，周恩来率**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

由于国民党方面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谈判破裂，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此时，筹建新中国的工作正在进行，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负责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他通过多种渠道，热情邀请和妥善安排在海内外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爱国民主人士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主持起草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就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新民主主义总纲问题、新民主主义政权制度问题、军事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民族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外交政策问题作了说明。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政协是中国**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也是**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主要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召开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周恩来对此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曾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八届、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届、十届中央副主席，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

周恩来一直在第一线领导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建国初期，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顺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连续主持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几个五年计划，并领导组织实施工作。他主张经济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积极稳步地前进。1960年，他面对“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极大不平衡和困难，与李富春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些主张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后来经济调整工作的迅速收效，起了重要作用。在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以个人所有制为补充等富有建树的意见，为日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拓了思路。

他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地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根本任务。为坚持和完善**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协调统一战线中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爱国人士之间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大量工作。在长期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中，他始终坚持团结多数、广交朋友、坦诚相见、平等待人、民主协商、自我改造的原则，并且身体力行，成为中国**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面光辉旗帜。

他极端关心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认为知识分子是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1956年他首先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在实际工作中，他不断排除“左”的干扰，热诚地关心、尊重、爱护知识分子，循循善诱，多方帮助，促进知识分子的改造和进步，引导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全面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体育、卫生事业，而其中教育是基础，科学技术是关键。在科技工作中，他主张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又要重视尖端科技的开发。他成功地领导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试验和发射工作，为改变我国科学文化的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

在国际事务中，他参与制定了中国长远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亲自执行和领导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政策的实施。在外事活动中，他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有效地维护了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支持了被压迫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1953年底，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关系的准则。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努力。1955年在亚非29国举行的万隆会议上，坚持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促进了会议的成功。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并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同**、**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破坏活动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为尽量减少“文比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爱国民主人士，为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争取全国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1972年发现身患癌症后，他仍然坚持工作。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重申中国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周恩来一生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善于团结群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在人民的心目中有口皆碑，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经济文选》等文集中。

第三章****，原名绍选，字渭璜，曾化名子琪、之启、刘湘、胡服等，笔名有赵启、仲篪、刘祥、K·V·、陶尚行、莫文华、吕文等，**是1920年起用的名字。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父刘寿生是个忠厚老实而有一定文化教养的农民。其母刘鲁氏是个勤劳俭朴的家庭妇女。**幼年在家乡读私塾。1913年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亦称玉潭学校），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曾参加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屈辱的“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19年夏考入长沙驻省宁乡中学。1917年3月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半年后，讲武堂被军阀解散，回家自修。1919年初插入长沙育才中学毕业班。五四运动后奔赴北京，积极参加爱国学生的请愿示威活动。9月进河北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半工半读，广泛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1920年秋返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

1921年夏初，**赴苏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同年冬加入中国**。1922年春回国，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先在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后调湖南领导粤汉铁路工人运动。9月，受**湘区执行委员会的委派，去江西协同李立三等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作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全权代表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并与路矿当局谈判。经过一系列斗争，迫使路矿当局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罢工胜利后，**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先后撰写《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和《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等文章，系统地总结了安源工人运动的经验，引导工人群众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确道路前进，使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为当时全国组织最好的工会之一。

1925年春，**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前往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起草《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等决议案。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会后，受全总的委派，去上海筹建全总上海办事处，负责指导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工会工作。其时适五卅惨案发生，**兼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与李立三等领导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帝运动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9月18日，奉系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并下令通缉**。11月，**回长沙养病。12月，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经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各地工会、团体多方营救，1926年2月获释出狱，被驱逐出湖南，经上海抵达广州，受到省港工人和各工会团体的热烈欢迎。**接替因病休养的林伟民，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与邓中夏、苏兆征等共同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提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的思想，为促进广州、香港各工会的联合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和组织工作。

1926年5月，**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会上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五卅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中国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阐明了职工运动的方针，强调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军阀运动中应加强各种经济斗争，应与世界工人阶级建立联合。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10月，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后，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随即抵武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址作准备，并担任全总汉口办事处秘书长，直接指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省工人运动。同时，参加湖北全省总工会的领导工作。他以相当精力去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撰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三本小册子，阐述了工会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指出工会是工人“群众的奋斗的机关”，必须坚持“民主集权制”，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实现工人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1927年1月，**参与领导汉口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一次重要胜利。4月，他出席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被任命为**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善于把党的政治任务和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以正确的策略领导工人群众进行有成效的斗争，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

1927年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3月，他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名义到天津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并指导**顺直省委工作。6月，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29年春，奉调上海，任**沪东区委书记，领导职工运动。6月，出任**满洲省委书记。8月22日，在奉天（今沈阳）被捕。他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坚不吐实，于9月中旬取保释放。他抓住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领导中东铁路工人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1930年3月调回上海，指导沪东工人运动。6月，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去苏联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1931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提出了许多指导白区职工运动的正确主张和策略思想。他在《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罢工策略》、《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和《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总结》等文章中，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罢工策略的正确运用、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及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尽管当时曾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批评和压制，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坚韧不拔地为党工作。

1932年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领导苏区和白区的工人运动。他阐述了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强调要组织真正群众的阶级工会。工会应保护工人的经济利益，努力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应参加与协助国有工厂的管理，教育工人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为苏维埃的胜利而努力生产。1934年7月，**任**福建省委书记，在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支援革命战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中央代表，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等职。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的正确主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继续领导职工运动。

1936年春，**抵达天津，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坚定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并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评，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而且从思想理论上，为推动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作了不懈的努力。从4月起，他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和《怎样进行群众工作？》等文章，在科学总结白区工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白区工作的方针任务和策略原则。他主张党在白区的工作应该实行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在策略指导上，应根据形势的变化、运动的退潮和来潮，以及革命与反革命实际力量的对比，来恰当地组织革命防御或进攻；必须从争取胜利的观点出发，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以及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要正确把握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与联系，应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严格分开，在内容上与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联系起来；要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暂时的同盟者，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用极大力量整顿和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教育**员和干部“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学会策略的运用”。他在《火线》、《生活日报》、《长城》、《国防》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华北以至全国广泛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11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一文中，着重指出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必须正确处理战略任务与策略转变的关系、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上层统一战线与组织下层群众的关系，必须对同盟者的错误和动摇给予高度的警惕与必要的批评，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十分注意斗争策略。他为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争取宋哲元、阎锡山等转向抗日，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成果，开创了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1937年5月，在出席苏区党代表会议之后，同张闻天主持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这次会议系统地总结了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了革命新时期党在白区工作的策略任务，成为白区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后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在白区工作方面所建树的历史功绩作了评价，指出他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抵达山西太原，任**中央北方局书记。他根据**中央关于在敌人后方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作出华北党的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的部署。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号召城市中的**员和青年学生脱下长衫，到农村中去，拿起武器打游击。在党内提出了军事化的口号，要求一切干部和党员学习军事，学习游击战争，集中一切力量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他领导以薄一波为书记的**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按照站稳脚跟，抓住实权，多做实事，反对空谈，推进阎锡山抗战的方针，利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公开合法组织，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新军）。9月，八路军总部一到太原，**即同总部主要领导人讨论确定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提出要立即部署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10月，**撰写《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11月，又为北方局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战略上的重大作用，指出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强调要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的、有群众基础的抗日民主政权。太原失守后，指导晋察冀边区着手进行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筹建工作。1938年3月中旬，**回到延安，继续负责指导华北工作。7月，在**的组织领导下，**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配合下，发动了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为建立冀热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8年11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任**中央中原局书记，负责指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1939年1月，抵达**中央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确山竹沟镇，贯彻**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作出发展中原地区敌后抗战的工作部署。12月，率中原局机关进入华中敌后，抵达安徽定远藕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多次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讨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根据地建设的方针任务和统一战线的策略等问题；决定执行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并建议**中央从华北派一部分八路军南下，协同新四军发展苏北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春，**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人一起，指挥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的主力，挫败了日伪军对皖东的“扫荡”，并在津浦路东半塔集地区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韩德勤部的进攻，开辟和发展了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江北部队和南下的八路军部队在苏北胜利会师后，于11月间组建了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总指挥部，**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临危受命，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领导重建新的军部，整编部队，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提出新四军今后的任务是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军的进攻，迅速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积聚力量，准备与敌伪军和**军进行长期斗争，一俟条件成熟即向西向南发展。5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央华中局，**任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他主持召开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着重检查了新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工作，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要求。同年夏，**和陈毅等指挥新四军粉碎了日伪军对苏北、苏中根据地的“扫荡”，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1942年3月，**奉调回延安。在从苏北返延安途中，受**中央的委托，检查指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年底回到延安。从1943年3月起，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参与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1945年5月，**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论党》）。6月，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抗日战争时期，**用了很大精力研究党的建设问题，先后发表《论**员的修养》、《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论党内斗争》、《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和《论党》等许多重要论著，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他指出加强党的建设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思想建设问题。党的思想建设应从加强**员的思想修养做起。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他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与系统的论述，指出**思想是中国**一切工作的指针。他阐明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指出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党的组织建设必须遵循的规律，是达到党内团结和统一的重要保证。他系统地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和方法。他论述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指出群众路线是中国**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央主席职务，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1945年9月，他根据**中央的决策，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山海关、锦州，对东北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根据当时东北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提出当今在东北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作长久打算。要求东北部队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分散部署，以主要力量迅速在各战略要地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坚持了**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对于扭转当时东北面临的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1946年5月，**主持起草《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还规定了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各项指导原则。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等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朱德等前往华北，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7月至9月，在河北平山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次会议确定的方针，进一步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为加强华北解放区的建设，根据**中央的决定，**于1948年5月主持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战略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建**中央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9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讲话。1949年3月，出席**七届二中全会，参与制定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的战略决策及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在会上发言，强调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努力学习解决接收后的城市管理问题，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会后，随**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4月，赴天津视察，同工人、干部、职员、资本家等各方面人士座谈，宣传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制定党和国家各项重大方针政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深刻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建国前夕，他提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并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在目前及战后最初一个时期内，都应鼓励其发展。但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发展，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1950年，他写了《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提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中国**和人民政府最基本的任务；指出中国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首先要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在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再大力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机械化。同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由**负责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十分重视发展合作经济。1950年7月在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总结了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合作社运动的经验，指出当时主要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城市消费合作社和城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并为引导合作社走上正轨提出了明确的方针。随后，又撰写《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论合作社问题（初稿）》等著作。

1951年2月，**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民主化与工业化”的基本口号，论述了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指出没有国家的民主化，没有人民民主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经济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而经济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又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五六月间，**在《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中提出，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以后，国营工厂内部已经不存在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那种阶级对抗和剥削关系，但是仍然存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一种在根本上非敌对的矛盾。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对的与非敌对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1953年2月，**担任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领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同时，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对新中国第一部根本**作了完整系统的说明。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十分重视中国**成为执政党以后的建设问题。他在1951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为更高的**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报告，强调要对**员进行**和**的教育，必须继续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他提出**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作为对党员的明确要求和教育内容。1954年2月，**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受中央政治局和**的委托，在会上作《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间，**先后约请国务院所属30多个部门负责人汇报工作，对我国各条战线的实际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召开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1956年9月，他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根据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次大会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在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后，**针对当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劳动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某些弊端，提出了许多的改革设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灵活性；要利用价值规律，用价格指导生产；开放和利用自由市场；要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允许个人有一定的经济活动自由。他认为，在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按劳分配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分配工作搞得好，就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劳动者的分配，必须贯彻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他提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是最敏感的，生产中的各种问题都会在流通中反映出来。因此，应当重视流通问题。强调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交换是社会主义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不但工农之间、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需要等价交换，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各个地区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还提出改进工业管理体制，试办托拉斯，打破地区限制，按行业组织各种形式的专业公司，促使专业化协作发展，把国民经济组织起来，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以及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的观点。

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中，**敢于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措施。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报告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中国**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计划和措施，把工作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接着，**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大幅度地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并提出了克服经济困难的具体措施，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病逝。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恢复**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肯定了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建树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的主要著作，收入《**选集》、《**论党的建设》、《**论工人运动》、《**论合作社经济》、《**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等文集中。

第四章朱德朱德，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个佃农家庭。祖籍广东省韶州府（今韶关市），明末清初迁入四川，定居仪陇马鞍场。

朱德幼年入私塾，取名“代珍”，塾师为他取字“玉阶”。因家境贫寒，一面读书，一面劳动，在塾师的影响和启蒙下，开始接受革新思想。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使他萌发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富国强兵”。1907年春，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年末，毕业回到家乡，任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体育教习兼庶务。在这偏僻的地方，新式教育遭到当地封建守旧势力的反对，这使他感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

1909年1月，朱德离开家乡，跋山涉水赴云南投考陆军讲武堂，改名朱德，字玉阶。在讲武堂期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经常秘密传阅和摘抄一些进步书刊。1911年8月毕业，加入云南新军，任副目（相当于副班长）。10月，爆发了反对清皇朝的辛亥革命，云南新军积极响应，在农历九月九日举行起义。“重九起义”胜利后，云南宣布独立。因作战有功，朱德升任排长，授少尉军衔。随后，朱德随援川军进入四川，四川的反动势力纷纷土崩瓦解。同年底升任连长。援川军返滇后，在庆功大会上，他被晋升为少校。1913年夏天，任云南第一师第三旅步兵第二团第一营营长。秋天，调往云南边境驻守，在深山密林中与法帝国主义扶持的武装土匪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作战，并从营长晋升为副团长、团长。1915年12月以后，他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开始成为川滇军界人人皆知的名将。1917年，朱德任滇军旅长，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在四川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朱德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学习俄国。1922年，为寻求革命真理，他放弃了高官厚禄，离开云南，来到上海、北京。在上海，他拜访了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加入中国**的要求。陈独秀认为像他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要参加**，必须经“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拒绝了他的请求。朱德没有因此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决定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同年11月，在柏林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在德国的3年时间里，朱德参加**旅欧支部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注意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考察。1924年在哥廷根的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社会学专业注册入学。同年底，为了从事革命活动，由哥廷根回到柏林。1925年，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被柏林警察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随后到苏联，下半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几个月后，参加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任队长。这期间，苏联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1926年夏回国后，受**中央军委的派遣到四川军阀杨森部进行兵运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在教育团建立和发展**的组织，为党培训了一批军事干部。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朱德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军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不久，任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准备重新北伐。其主力在潮汕地区被反动军队击败，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一部苦战三河坝三天三夜，后冲出敌人的包围，向粤赣湘边界转移。此刻，干部、战士思想异常混乱，一无粮草，二无援兵，失败的阴影笼罩着整个部队，离队的人数越来越多。为了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朱德和陈毅在赣南的天心圩、大余、上堡等地领导部队进行了三次整顿，他在全体人员大会上宣布：今后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领导，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他指出：俄国革命1905年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能成功。部队整编为一个纵队，并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还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和组织纪律性。为了隐蔽活动，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司令，化名“王楷”。在军事战略上，开始从正规战向游击战方向转变。同时发动农民斗争，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部队在这一地区的活动，造成较大的革命声势。这时，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所部驻防湘南郴州、汝城一带，朱德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学，交往很深，而范石生同蒋介石矛盾重重。朱德鉴于当时起义军物资和装备供应十分困难，决定同范石生合作，以保存革命火种，隐蔽待机。

1928年1月，朱德率领部队在湘南的宜章县发动起义，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旗帜，任师长。一个月内，暴动波及了十余个县。建立了湘南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会和农军。4月，率部前往井冈山，同**领导的部队会合。5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任党代表。在井冈山斗争中，他和**把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形成了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1929年初，和**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在两地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1930年8月，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任总司令。8月28日，**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9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从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五次军事“围剿”。朱德同**一起，率领红军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粉碎了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后同周恩来一起，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指挥部队又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重要经验。朱德曾撰写《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验与教训》一文，对这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了总结。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驻**的顾问李德抵达中央苏区，掌握了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这时，朱德虽仍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军队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由于李德脱离实际的错误指挥，使得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严重，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陷于被动，最后被迫撤出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

1934年1月，朱德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坚决支持**的正确主张，并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会后，他协助**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共同北上抗日，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决定，妄图分裂党和红军。朱德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而有理、有节的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当张国焘攻击中央北上方针是“逃跑”，并要朱德对此表态时，朱德表示：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北上抗日的决定的！张国焘不顾朱德等人的反对，另立“中央”，多次强迫朱德断绝和**的一切关系。朱德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的关系。他团结广大干部战士，坚决维护中央的正确方针，为实现一、二、四方面军会师西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于9月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他同周恩来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达成协议，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他亲自部署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取得消灭日军一千多人的胜利。11月，太原失守，华北抗战进入了以**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为主的阶段，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转战华北，宣传**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积极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鼓励阎锡山坚持抗战，同卫立煌多次长谈。卫立煌对八路军十分钦佩，保持了友好关系。

1938年初，朱德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意义、性质、作用及战术原则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这是指导抗日游击战争的一篇名著。4月，和彭德怀指挥根据地军民胜利地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使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朱德率领山西和河北广大军民予以坚决的反击，打退了这次****，稳定了华北局势。从此，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支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1940年5月，朱德由华北前线返回延安，协助**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为了打破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朱德参加领导大生产运动，亲自到南泥湾勘察，提出“南泥湾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影响战斗、训练的情况下，实行垦荒屯田，发展生产。1943年5月1日，朱德发表文章，号召建设“革命家务”。这一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

1945年4月，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对中国**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规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作战原则；规定了养兵、带兵、练兵、用兵以及政治工作等一系列方针政策；还规定了人民军队今后的任务，指出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要准备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的转变，以迎接抗日战争的大反攻。6月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蓄意挑动内战的阴谋，他参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行战略转变等一系列重大决策。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3月，同**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到达晋察冀后，介绍各个解放区战场所取得的胜利和打胜仗的经验，帮助晋察冀部队整编，克服缺点，提高战斗力，以适应战略进攻的需要。他亲临前线，指导解放石家庄的战役，这是自解放战争以来，第一个攻克的敌军坚固设防的城市，为打攻坚战开创了范例。这期间，他还对冀中地区的经济工作进行了考察，撰写了《对冀中经济工作的意见》。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他协助**组织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1949年3月，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随**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4月，和**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德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0年10月，他参与制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亲自进行战前动员。在他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期间，反复强调，不论在党内，在军内，每个**员都要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行。纪律检查工作，要以思想教育为主。1953年11月，在第二次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作《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处在同资产阶级又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因此我们仍应时刻提高革命警惕性，并进一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①在以后的许多重要场合，他多次指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党的干部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专断的倾向；坚持发扬民主，反对压制民主的倾向；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反对过火的党内斗争。他特别强调“党能否保持巩固的统一和团结，实际上是一个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问题”。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后**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央军委，朱德任军委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朱德对人民军队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精力。他积极主张加速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十分重视新的军种、兵种的建设。他把加强军事院校建设、搞好军事训练、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十分迫切的任务来抓。他反复强调，人民军队要坚持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但又不要受过去经验的束缚，要努力使军队的建设适合现代化、正规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他指出：“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攻的现代化的国防军。”①他还非常重视国防科技的发展和国防工业生产，非①《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5页。

①《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常重视后勤工作的现代化建设。当他在88岁高龄的时候，仍亲莅海军舰艇部队视察。他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1956年9月，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1959年4月，朱德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此后又连任两届，直至去世。在长达17年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内，朱德主持了170多次常委会会议，制定了几十项重要法令，无数次听取、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报告。他曾多次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经常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加强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区都留下了他视察的足迹。

朱德参与了党和国家各项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对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他指出：“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民的福利。”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提出要“依靠技术建设国家”。他积极主张把工业、商业、财政和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改变中央集权过多的状况，以利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建设速度，“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指出：“要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国众多的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去开发我国的丰富的资源在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积极地发展生产，以便逐步地做到‘地尽其利’、‘人尽其力’和‘货尽其用’，这应当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的方针。”①他曾多次提出：应把军事工厂和民用工厂的生产有效地、紧密地结合起来，主张军事工厂“平时可以多生产些民用品，战时主要生产军用品”，“使它们现有的设备力量尽量利用起来”②。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朱德对发展手工业问题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朱德一向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都要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城乡经济。主张打破地区间的经济封锁，真正做到货畅其流。对1958年“人民公社化”中大办公共食堂，朱德是不赞成的。他指出：“吃饭不要钱不行过去我们说粮食问题不大，是因为把粮食分到社员家里，自己掌握。一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出口，换回来更多的钢铁、机器。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的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①他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是坚决反对的。他说：“发展生产力必须实实在在地实干，虚夸是有害无益的”；“要有实干精神，要鼓劲，但不要吹嘘，办不到的事情就不要讲”。当时，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他的这些正确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错误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德对于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怀疑。1967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①《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0页。

②同上书，第352页。

①《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1—372页。

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他还反对任意把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在批判“二月逆流”以后，朱德的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离，行动受到各种限制。康生等人将朱德等29人划入“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之列。造反派批判和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纷纷出现在北京街头。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朱德始终坦然处之，并始终关心着生产建设和其他同志的安全。在危难之际，**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朱德时表示要保他，才使朱德没有遭受到更残酷的人身迫害。1969年4月，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被选为中央委员，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8月，在**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朱德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崇高的品德。他毕生光明磊落，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处处顾全大局。对于个人受到的错误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他从不计较，继续勤恳工作。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朱德经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来鞭策自己，勉励他人。1975年初，在他89岁高龄时，亲笔写下了“革命到底”的条幅，表示了他为**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他始终不忘广大劳动人民，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所有与朱德接触过的人，都为他那平凡、朴素的作风所深深感动。

朱德于1976年7月6日逝世，终年90岁。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朱德军事文选》。

第五章李大钊李大钊，字守常，曾用名李钊、李龟年，笔名明明、常、孤松、猎夫等，在苏联期间化名琴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1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是遗腹子，出生不久母亲亦去世，靠70多岁的祖父抚养成人。祖父名叫李如珍，考取过秀才，得过“从九品”官衔，又曾在东北经营杂货铺，回乡后购得土地90余亩，房屋20余间，家境比较富裕。

李大钊3岁起学识字，7岁入私塾，15岁考入河北省卢龙县永平府中学。在他11岁时，根据当地风俗，与本村姑娘赵纫兰结婚。妻子比他大7岁，在他读书期间独自操持家务，先后生育6个子女。

1907年7月，李大钊考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委人创办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课程及英、日语言。在校期间，他参加过罢课请求政府开设国会的运动；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担任该会刊物《言治》月刊编辑、编辑部长，并开始在该刊发表政论文章；加入陈翼龙组织的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担任干事。

1913年5月，李大钊在法政学校学习6年期满毕业。7月到北京，通过办《言治》月刊时结识的孙洪伊介绍，接触了汤化龙。孙、汤都是政党要人、众议院议员。李得到汤的资助，于同年冬东渡日本留学。到日本不久，因投稿《甲寅》，得到该刊主编著名报人章士钊的器重。章惊异李的文章“温文醇懿，神似欧公”，遂同李结为友好。李又通过章结识了后来发起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陈独秀、高一涵等。

1914年9月8日，李大钊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学科。在该校一年四个月时间里，他学习了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法以及经济、史学、法律等课程，并且接触了日本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当时知名的社会学家安部矶雄，受到安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此期间，李大钊还十分留意国内政治形势，参加过留学生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斗争，担任斗争组织——留日学生总会的文牍干事、编辑主任，编辑《国耻纪念录》、《民彝》杂志，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国民之薪胆》、《民彝与政治》等政论文章。此外他还加入过从事反袁秘密活动的中华学会和神州学会及在留学生中成立的中国经济财政学会，并从事翻译出版外国学者著作事宜。

19年5月，李大钊回到上海，参加了宪法研究会的活动，担任汤化龙的私人秘书。7月，应汤化龙邀请到北京主编《晨钟报》，旋即辞职。接着又参加了《宪法公言》、《言治季刊》、《甲寅日刊》的创办、编辑工作。1918年1月，经章士钊介绍，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正式担任图书馆主任。他在这里工作近5年时间，对图书馆进行了整顿、扩充和改革。他曾组织图书馆讲习班，做过图书馆教育、管理、美国图书馆概况等方面的研究，参与发起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协会。同时，他还参与了大量社会活动，如加入北京大学进德会，为纠察员；参与发起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教职员会、赈灾社、新知书社、太平洋问题研究会、俄国灾荒赈济会、非宗教大同盟等；还代理过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主席，参加教职员停职索薪运动。此外他还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成为其中骨干成员，先后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主任、发稿人、编译员等；担任北京大学学生团体国民社的导师和新潮社的顾问；指导过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团体觉悟社；参与发起北京工读互助团等。在此期间，他和年轻的**有较多接触，介绍毛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同毛商议组织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以及当时活跃于思想、文化、教育界的不少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1920年7月，李大钊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相继在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授课。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授现代政治、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社会立法、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并经常应邀做学术或社会问题讲演报告。1922年12月2日，李大钊正式辞去图书馆主任职务。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早参与者和主要成员之一。还在19年9月，他就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青春》一文，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1918年1月，他加入了《新青年》同人组织。在此前后，他频繁著文，介绍托尔斯泰、尼采、培根、泰戈尔、罗丹，宣传思想自由、文化进步、社会改革，批判主张将孔子学说载入宪法的复古思潮，阐发民主政治原理，抨击**势力，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高一涵、周作人等组成了传播新思想、开展启蒙运动的新文化阵营。此时的李大钊在历史与文化问题上持现实的、进化的、调和的观点；在政治问题上，持非暴力、非强力的民主主义观。他曾写道：“今日之政治，固与强力不相容也。**之世，国之建也，基于强力；立宪之世，国之建也，基于民意。”“革命恒为暴力之结果，暴力实为革命之造因。”“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而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①从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或讲演，提出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是二十世纪全人类人人心**同觉悟的精神”等观点。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国内引起的和平民主思潮和运动，创办了批评时政、内容丰富，以短评精论为主要形式的《每周评论》。他在发表于该刊的《新纪元》一文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德国、奥匈帝国革命所流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此后，他开始更多地注意劳工、农村、妇女、青年问题。他的文章说：“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德谟克拉西的表现”，“应该要求一种德谟克拉西的产业组织，使这些劳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种均等机会去分配那生产的结果”①。妇女参政运动也是本着“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而起的，“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①《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25页。

①《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632页。

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②。现在的文明，“非把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民主制度下，选民的“大多数都在农村”，广大青年应当到农村去“安身立命”，一边劳动，一边去做“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③1919年5月，李大钊将其负责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他依日本学者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在该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分两期刊载，实际出版日期分别为1919年9月、11月）。这篇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此后，他又以日本**创始人堺利彦的文章和译作为材料，撰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并且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历史、政治、社会问题。此外，他还撰写过介绍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阐述唯物主义在现代史学和社会学上价值的文章。④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5月8日，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北大教职员发起挽留蔡校长运动，李大钊是被推举赴教育部交涉的8名代表之一。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强盗世界与秘密外交》一文，指出当时的群众爱国运动“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号召人们“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他又发表《太上政府》、《新华门前的血泪》等短言，抨击干涉中国政治的外国领事馆，对罢课请愿的学生表示同情①。6月11日，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李大钊因与陈关系密切，亦被京师警察厅秘密监视。

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问题和主义的争论。此时正回家乡暂住的李大钊致信胡适，提出研究实际问题和宣传理想主义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观点，明确表示自己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并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据，说明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情况下，对于社会问题实行“根本解决”的必要性。这场争论在北京、长沙、南昌等地许多进步学生社团中都产生过反响，成为新文化阵营在对待社会改造问题上革命与改良两种观点倾向发生分离的起点。

②《战后之妇人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635、640页。

③《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上），第648页。

④有材料说李大钊还曾于1919年5月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见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75页。

①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说李大钊参加了“五四运动游行以及救援被捕学生的请愿活动”。见该书第75页。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说，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他指导社团的骨干分子确定斗争目标和办法，他的办公室成为活动分子集会的中心”，又李大钊“为扩大五四学生爱国游行的影响”，在《每周评论》上写了报道、评论。见该书第7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又据高一涵回忆：“1919年6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守常（即李大钊）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此外李新的《李大钊》一文说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极力营救”，见《**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1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自1920年初起，李大钊先后与苏俄鲍立维、荷荷诺夫金等人接触。同年4、5月间，李大钊在北京会见了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领导人派遣的俄国人维金斯基（BoЙTИ-HCKИЙ中文名字伍廷康）及其随员马马耶夫（MamaeB）、译员杨明斋。经李介绍，维金斯基赴上海与陈独秀会晤。陈遂于同年8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组织，史称上海**小组。10月，李大钊同张国焘、张申府等在北京成立了**小组①。不久，北京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亦为其中重要成员。同年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参与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杂志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公开号召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与以第三国际为中心的“各国C派（指**派）的朋友相呼应”。在李大钊和北京**小组的指导、影响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发起成立了**小组，张太雷等在天津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中国**正式成立后，李大钊先后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二、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二大和三大任命他为**北京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大任命他为**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小组、**北京区委、北方区委出版了通俗刊物《劳动音》，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举办了补习夜校、工人俱乐部，并陆续在天津、河北、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及绥远等地区建立起**组织。到1926年7月，上述各地区加上北京市的**党员已经达到2069人。从1921年开始，**北京（北方）党组织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①一起创建了京汉、京奉、正太、津浦、京绥铁路以及开滦五矿等处的工会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且对南方、上海等地的罢工给予了有力支援。

1922年5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北京附近打败奉军，控制了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法统”主张。由于吴曾表示拥护民主，“保护劳工”，共产国际远东局亦有联合吴佩孚的策略，李大钊遂通过其在吴军中任要职的同学好友白坚武做联络吴的工作。白坚武向吴推荐李大钊担任其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李大钊先后两次与吴会面，并曾介绍俄国人霍德罗夫会见吴佩孚，又曾利用吴的关系介绍6名**员分别担任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铁路纠察员，暗中从事工人运动。

①有材料说，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北京前往天津（陈从天津独自去上海）的路上，二人交换了建立中国**的意见。李回京后便“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建立**的组织。他和邓中夏（仲澥）、高君宇（尚德）等经过多次酝酿，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为建党做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0年3月，他们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317页。）又有材料说，“1920年2月，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后，与章志、黄凌霜等和鲍立维会见，商讨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即为后来的**小组）”。（见《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页。）据罗章龙回忆，维金斯基在北京期间通过李大钊接触了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罗章龙等。在他离京前，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小组正式成立大会”，维金斯基“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李大钊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见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7页。）

①李新《李大钊》一文说，李大钊曾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见《**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117页。

同一期间，胡适起草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建议以“宪政的”、“公开的”，实行“有计划的政治”的“好政府”作为政治改革目标，并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同意胡的主张，同胡一起联络蔡元培等共人在该宣言上签名。由于“好政府”主张与其后不久**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不相符合，李大钊又同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分会部分会员联名向学会杭州大会提交题为“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的提案，主张以“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由中国人开发本国的实业”为“改良物质生活的唯一方法”；以“引导被压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为“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

1922年7月，**二大通过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8月，李大钊赴上海、杭州参加了**中央特别会议。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在此期间，李大钊曾会晤孙中山，与孙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他和陈独秀等另外几位**主要领导人，经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1923年6月，**三大正式提出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决议。10月，李大钊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改组成员和特派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北京国民党组织选定的代表赴广州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出版及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并被大会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在党章中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条款。李大钊代表加入国民党的**员发言，指出**人加入国民党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是经孙中山允许的，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大会最终否决了反对党员“跨党”的提案。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大钊受命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并兼任该部组织部长。在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于1924年4月20日成立，到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该部所辖北方10余省区的国民党员已达14万余人。1926年6月至11月，李大钊作为**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接受了《工人莫斯科日报》记者的采访，在莫斯科“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并为《红色工会国际》写了《中国内战和工人阶级》一文。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总统曹锟，电邀孙中山北上。11月7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于年底抵达北京。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了欢迎孙中山北上的活动和促成国民会议召开运动。李大钊多次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后援会、招待会，发表演讲，并被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大会聘为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1月，孙中山病重入院，李大钊被孙指认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其后不久，在北京有反对**人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成立，后又出现了分裂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一起与右派进行了斗争。1926年1月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再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北京政变”之后，段祺瑞和张作霖掌握了北京政府，冯玉祥因受排挤于1926年1月宣告下野，后到苏联考察。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往绥远一带。在此前后，李大钊曾参与了争取冯玉祥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的活动。1926年7月，南方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时，李大钊请国民党左派人物于右任赴苏联做冯玉祥的工作，并数次电报催促，终于促使冯玉祥于当年9月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北伐。①1926年3月发生了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事件，日、英、美、法、意等8国公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后通牒”。3月18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200余团体在北京**召开一致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李大钊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发表了演说。会后，群众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遭到府院卫队的残酷镇压②。第二天，执政府下令缉捕李大钊等人。李大钊遂携妻子、儿女随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兵营内居住。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300多人包围了俄国使馆，将李大钊等60余人逮捕，随即进行了审问。李大钊在法庭上“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判绞刑。李大钊“首登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的创始人之一和初期党的重要领导者，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同时也是知名报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性格温和、道德高尚、“好施济众”，曾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捐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多次将自己的图书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又曾多次出资帮助同事、朋友和青年学生，而自己“身后异常萧条”。他被捕后，北京20多所大学联合发起过营救活动；逝世后，北京各报一致哀悼。1933年北平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葬，他的灵柩被安放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他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这几句平凡质朴的语言表述出一位伟人公忠坦荡的胸怀，令人敬佩。

李大钊一生写下文章、书信、诗词、通讯杂文等共500多篇，内容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和党的建设、革命战略与策略等多方面。他的《平民主义》、《史学要论》两篇长文分别于1923年1月和1924年5月作为《百科小丛书》第15、51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平民主义”是五四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潮。李大钊的《平民主义》继承了这个思潮，发展了这种思想。它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宝贵文献。李大钊自称“夙研史学”，发表了许多关于史学的演讲和文章。《史学要论》是他关于史学理论的总结性著作。它被公认为是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开山之作，在史学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三十年代，他的部分遗文被编成《守常文集》（未发行）。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选集》上、下册，共39万余字。1984年人民出①有材料说李大钊在此期间还曾给阎锡山写信，策动阎支持并参加北伐。见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280、281页。

②有材料说，在三一八事件前一天，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分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请愿。“李大钊率领一百人到国务院去见段祺瑞和贾德耀（国务总理），守卫不许进门，并用刀刺伤多人。”见李新：《李大钊》，《**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33页。又许毓峰《李大钊年谱》说，当请愿队伍向铁狮子胡同行进时，李大钊“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府院卫队和军警镇压时，“大钊同志的脸和手虽负了伤，但他却从容镇静地指挥和掩护群众退却”。“大钊同志最后从东口退出后，立即到**地委会去，当晚召开了党、团地委联席会议”，部署了慰问伤员，为死难者开追悼会和进一步坚持斗争的问题。见该书第127页，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1985年印行。版社出版了《李大钊文集》上、下两册，110万字，1989年10月又出版《李大钊文集》（续集）一册。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李大钊诗文选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史学论集》。

第六章瞿秋白瞿秋白，原名双、霜，族谱中排名懋淼，原号雄魄、铁柏、铁梅、涤梅等，后改名爽，改号秋白（亦说秋白为字）。五四前后发表的作品多署瞿秋白或秋白。二三十年代使用过的笔名和别名有一百多个，如巨缘、维它、史维它、屈维它、史铁儿、易嘉、何凝等。1899年1月2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诞生于江苏常州一个破落的仕宦家庭。祖父瞿西同曾任江西候补知县。父亲瞿世玮长期无业，擅长山水画，通医道。母亲金璇，通晓史书，长于诗词。

秋白很小即开始学画和背诵唐诗名句，5岁入塾馆，6岁入小学堂，10岁跳级考入常州府中学堂。12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他决然剪掉辫子，表示对推倒清皇朝的拥护。

秋白上学后，家境日趋衰败。1911年因担负不起房租，全家搬到瞿氏宗祠居住。从1914年起，开始靠借债和典当家产维持生活。1915年夏，秋白终因学费拮据而辍学。母亲经受不住家庭破产、爱子失学的痛苦折磨，于19年初服毒自杀。秋白在《哭母》诗中写道：“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这年，秋白在无锡乡下杨氏私立国民小学任职半年，随后前往武昌投奔堂兄瞿纯白，并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次年春又随堂兄到了北京，入北京大学旁听。9月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设立的俄文专修馆，主修俄语，同时自学英语、法语，还研究文学和哲学。他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期间他对俄罗斯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已试着翻译托尔斯泰和果戈里的著作。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秋白开始注意阅读有关方面的新书刊，汲取新思想。但直至五四运动爆发，秋白的思想仍是庞杂而混沌的，今文经学、佛学及改良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对他都有影响。由于对现状极度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秋白的苦闷彷徨达到了极点，他自称这段时间是他“最枯寂的生涯”，甚至由此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思想。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秋白的思想发生重大改变。他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他带领俄文专修馆学生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作为俄专代表参加了北京学联，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6月3日，他在街头讲演时被捕，6月7日被放出。出狱不久，因劳累过度而得了肺病，此后就再也没有治好。1919年11月，秋白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创办《新社会》旬刊，进行改造社会的宣传。他是该刊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1920年春，秋白参加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

1920年10月，秋白在俄文专修馆还未毕业，即应北京《晨报》馆的聘请，以该报特约记者身份前往莫斯科。秋白为有机会实地研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和俄国文化而高兴，希望借此“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

经过3个月的艰苦跋涉，秋白于1921年1月到达莫斯科。此后在苏俄的两年间，秋白撰写了大量通讯，通过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向中国**道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实况，写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有名的散文集，叙述他在苏俄的观感，介绍苏俄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1921年3月，他以记者身份参加了第十次全俄**代表大会。9月，除担任记者外，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并担任该校俄国教官的翻译，由此他多次会见列宁、托洛茨基等苏俄领导人。他还忍着疾病的折磨，顽强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并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1922年1月，出席远东各国**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担任大会翻译工作。2月，经张太雷、张国焘介绍加入中国**。1923年1月秋白回到北京，此后专门从事党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不久离京赴沪，担任**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编，同时参加**另两个机关刊物《前锋》和《向导》的编辑工作。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秋白翻译的《国际歌》歌词。那时，《国际歌》已有三种中文译词，但都不便吟唱，秋白一边弹唱，一边翻译，苦心斟酌，始将《国际歌》成功地译了出来。同期《新青年》季刊还发表有秋白所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该文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随后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上，秋白又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强调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秋白在上述三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和译作，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探讨和总结中国革命中的根本问题，如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并宣传**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以及武装工农群众的思想。他还在文章中批驳胡适、张东荪、梁漱溟、吴稚晖、戴季陶等人，逐步成为**早期最卓越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1923年1月至1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文章达100多万字。

1923年6月，秋白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三大，并为大会起草了党纲草案。在**三大和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上，他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三大后，秋白投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出席了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文稿翻译）。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3年夏，秋白到上海大学任教，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等课程。11月，他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批判了当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玄学派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和所谓科学派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及胡适的实用主义，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观点。1925年，秋白与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等领导了五卅爱国运动。6月4日，**中央第一个日报《热血日报》创刊，秋白担任主编。他在报上先后发表数十篇社论和短文，分析形势，提出对策，指导革命运动的进行。其中《谁是敌谁是友？》一文，尖锐地提出“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的问题，要人们抛弃对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幻想，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热血日报》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出完24期后被租界捕房查封。其后，秋白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等，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重要。五卅运动前后，秋白还积极参加了反击国民党右派**逆流的斗争。他所写的《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等文章，对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歪曲三民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动观点，给以狠狠一击。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农民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秋白非常重视农民问题，8月发表了《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讲演，强调了农民对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如果工人阶级不与农民结成联盟，国民革命将不可能取得胜利。秋白还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办法：耕地农有、组织农民自卫军、农民参加政权、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1927年春北伐革命达到**，农民运动更加风起云涌，冲击着封建统治的基础。农民运动遭到反动派的疯狂攻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也认为农运“过火”。3月，**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农民运动。这个报告曾在**湖南省委机关刊物上全文连载，但在**中央机关刊《向导》上刊登时，只刊出了一部分便被停发。秋白读了毛的文章，深表赞同，他将毛文易名《湖南农民革命》，改出单行本，并于4月11日深夜为毛文写序，指出：“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革命任务，于1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秋白将他几个月前写成的长文《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发给每个代表。文中对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作了详细分析，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和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点名批评彭述之，系统地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中枢问题是农民问题，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文章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做“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但是，文章在批判割裂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的“二次革命”观点的同时，却犯有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一次革命”论的错误，认为中国革命将“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

**五大未能起到挽救中国革命的作用。**五大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继续发展，武汉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之后亦走上公开**的道路，终于导致大革命的惨痛失败。在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秋白参加了南昌暴动的决策，主持了八七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八七会议上，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报告提出**要燃起农民暴动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并“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开展“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了彻底清算，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是**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在这一挽救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秋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八七会议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它只注意了纠正右的机会主义，而没有注意防“左”、反“左”，以致使“左”的倾向很快发展起来。八七会议后，以秋白为首的**中央，在继续坚持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左”的错误也在发展。1927年11月，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左”倾观点，通过《中国现状与**的任务决议案》，使“左”倾错误第一次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次“左”倾盲动主义，在理论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由民主革命“急转直下”而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无间断”革命；在革命形势的估计上，认为中国革命仍在继续高涨，因而反对组织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在武装暴动中执行烧杀政策。“左”倾盲动主义的推行，招致了实际工作中的许多损失，1928年2月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久即基本上停止执行。这段时间，秋白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如主张发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地域”等。他还主编**中央机关刊《布尔塞维克》。

1928年4月底，秋白离开上海前往苏联，参加筹备**六大，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6、7月，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同周恩来等在莫斯科主持召开**六大。他向会议致词，作题为《中国革命与**》的长篇报告，并在会上多次发言。**六大正确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之间，党的总策略是争取群众。大会既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秋白以坦荡的胸怀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分析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危害及其错误的根源。秋白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继之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六大以后，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28年7月中旬至9月初，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作《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报告》之后，秋白作补充报告及关于这一问题的总结发言。会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成为由布哈林等人组成的政治秘书处的成员。由此秋白直接参加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这时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他仍然废寝忘食地工作。在繁忙的革命领导工作之外，他还与吴玉章、林伯渠等共同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并在中国劳动者**大学组织过拉丁文研究小组。1929年10月，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一书，于次年出版。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此书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在侨居苏联的华工中用来扫盲。

1929年秋，苏共中央发动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当时米夫和陈绍禹（王明）等在中国劳动者**大学（即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大搞宗派活动，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诬蔑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1930年6月，秋白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与此同时，**中央由李立三主持，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再次统治了党中央。共产国际遂决定派秋白和当时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周恩来回国召开会议，纠正立三路线。

1930年9月，秋白与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会议通过了秋白起草的《**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指出前一时期犯有冒险主义的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基本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的统治。但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从思想上加以清算和纠正，反而强调要反右倾。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实际上由秋白主持党中央的工作。

1930年10月末，共产国际发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央的信》，一反过去的基调，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反国际、反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错误，并指责按共产国际指示纠正李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几名长期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器重而又想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留俄归国学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早于**中央得到了这封信。他们抢先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旗号，把**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置于非常被动的地位。12月中旬，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达中国，指令**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经过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秋白同李立三、李维汉一起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王明一派人实际夺取了**中央领导权。会后秋白向共产国际和**中央写信，表示对四中全会对自己的批评“完完全全的接受”，对决议“完完全全的拥护”，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秋白被自己一向崇拜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用卑劣的手段赶下中央领导岗位，痛苦和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他对政治的兴趣大大减弱，转而致力于他一心向往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秋白的文学翻译和创作活动，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二十年代初期在苏俄的两年时间中，他以很大精力实地研究俄国的文学和文化，并克服种种困难写成《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三本文学著作。回国后，同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建立了密切联系。在遭到米夫、王明等的打击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他便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工作。他同鲁迅一起，领导了当时中国革命文化运动。

秋白大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翻译了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论文艺的经典著作和苏联著名作家的文艺作品，写了许多具有指导性、战斗性的论文和杂文，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和倡导大众文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在从事翻译和著述的同时，秋白同种种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文艺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对于由国民党官员、特务和反动文人发起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秋白尖锐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即是“屠夫文学”。在关于“文艺自由论”的争论中，秋白发表受到鲁迅高度赞扬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署名易嘉），深刻批评了自诩为“自由人”的胡秋原和称作家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的文艺观，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与阶级、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观点。

秋白撰写大量文章参加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在1932年4月以史铁儿笔名发表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比较全面地讨论了大众文艺问题，指出普洛大众文艺应当“首先是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但秋白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五四后新文学的一些成就缺乏足够的估计。

1933年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向秋白发动了新的攻击。9月22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即秋白），在全党范围内对秋白进行了公开的批判，指责秋白“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犯有“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要求全党对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责令他在党内公开检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秋白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很不理解，但仍在中央命令下达五天后，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按“左”倾领导人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1934年底，秋白接到中央调他去中央苏区工作的通知，他因身体极差，需家人照顾，要求偕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但未得到允许。1934年1月，秋白告别鲁迅、茅盾等战友，离开上海，于2月5日抵达江西瑞金。

在中央苏区期间，秋白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同时他还是艺术局负责人，苏维埃大学校长，并主持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他以羸弱的身躯，顽强地、忘我地工作。在教育工作方面，由于苏区文盲多，师资不足，他重点抓了师范教育。对《红色中华》报，他撰写文章，提出改进方案，并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他倡导成立了中央苏区第一所戏剧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并亲自指导戏校所属的中央苏维埃剧团的工作。1934年秋主力红军长征后，秋白把剧团一分为三，由他直接领导，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创作和演出。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秋白也已整装待命，准备随军出征。但中央主要负责人不同意他参加长征。主力红军撤走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秋白被任命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不久，项英、陈毅决定疏散负责干部，送秋白回上海养病。

1935年2月11日，秋白同何叔衡、邓子恢等化装成商人，离开瑞金，向江西、福建交界处的山区转移。2月26日，秋白等渡过汀江，到达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附近时，被地主武装包围。何叔衡壮烈牺牲，邓子恢突围，秋白与张亮（项英妻子）、周月林（梁柏台妻子）因体力不支，在敌人搜山时被俘获。①3月9日和4月15日，秋白在上杭监狱中先后写了一份“自供”和一份要求保释的“呈文”。他为了脱身，化名林祺祥，谎称自己原来是国民党军医，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帮红军做事。他还写信给鲁迅：“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员，有殷实的铺保，可释放我。”鲁迅得悉秋白被俘的消息后，与杨之华等多方筹资，设法营救，但正在此时，由于叛徒的告密和指认，敌人知道了林祺祥就是瞿秋白。这时他已被解到长汀。

秋白被敌人认出后，抱定必死的决心。5月13日他在长汀狱中，写下一份“供词”，真实地反映了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方面的成就，热情歌颂中国**，同时谴责国民党在苏区的暴行，驳斥国民党对**的诬蔑和诽谤。

在长汀狱中，秋白写了一篇总结一生历史的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

内分《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七个部分。他坦率地剖析自己，暴露内心世界，批判自己的弱点，歌颂革命，在《告别》部分中表示了准备就义的决心。秋白由于受到“左”倾中央的无理打击，精神一直很痛苦，现在面临死亡，想倾诉自己的痛苦而又不能让敌人得知**内部的斗争，因而文中流露出低沉、伤感的消极情绪。

敌人对秋白软硬兼施，用尽威胁利诱的种种手段。在决定枪杀秋白的前几天，还专门派中统特务和**叛徒前往长汀劝降，并以顾顺章为例加以诱惑，但秋白不为所动，庄严宣告：“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我情①关于秋白被捕日期，有2月24日和2月26日两说，这里从后说。

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的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表示“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劝降、诱降失败，国民党最高当局决定杀害瞿秋白。6月18日，秋白赴刑场，一路上神态坦然，用俄语吟诵《国际歌》，在“中国**万岁！”“**万岁！”的口号声中，饮弹洒血，从容就义。瞿秋白是中国**早期领导人之一，是卓越的**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理论家和文艺理论家，牺牲时只有三十六岁。

秋白著作极丰，遗著编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6卷、政治理论编8卷。第七章李立三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能至、柏山、唯真、李农志等，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11月18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乳名凤生。父亲李昌珪是晚清秀才，以教私塾为业。母亲何氏略识文字，经常给李立三讲《水浒》、《三国演义》、《精忠传》和武侠故事。1905年，入蒙童馆读书。在这里，他从比他年长9岁的同学孙小山那里第一次听到秋瑾、徐锡麟英勇就义的故事，内心受到极大震动。1908至1914年，李立三先后在渌江小学和渌江中学读书。在渌江中学，他常以“忧国子”的笔名写墙报，对辛亥革命后封建军阀统治表示极大的不满。1915年，李立三来到长沙，先在长郡中学读书，后转入广益中学就读。经罗璈阶（章龙）介绍，他结识了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

1918年春夏间，李立三中学毕业，回乡当小学教员。不久，他目睹社会的种种不平，决心投笔从戎，到衡山加入程潜的护**。临行前，留诗表明自己的志向：“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1919年初，李立三听从程潜的劝告到北京求学。不久加入赴法勤工俭学的行列。同年12月抵达法国，在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后到三侠孟一家工厂做工。在这期间，李立三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法国工人运动有所了解，思想发生急剧变化，逐步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二○年我在法国一个铁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以前，他曾相信工读主义，以为通过勤工俭学可以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进而造就新人，改造社会。如今，他认定要改造中国社会，必先要促成知识阶级的猛省和劳动阶级的觉悟，而勤工俭学就是促成两阶级接近的好机会。从1920年底起，李立三同赵世炎等人开始酝酿筹建**组织。1921年**一大召开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同陈独秀建立了通信联系。同年8月，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发起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并率先进驻由吴稚晖等人把持的中法大学，后被法国警方扣押。10月14日，李立三同其他103名中国学生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同年12月，李立三在上海加入中国**。之后，回到湖南从事工人运动，被派往湘赣边界的安源路矿开展工作。在安源，李立三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和国民学校，一面教工人们识字，一面讲阶级斗争的道理。不久，形成安源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李立三也在工人中间扎下了根。1922年春，安源路矿相继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和**支部，李立三任**支部书记。5月1日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当选为俱乐部主任。俱乐部的成立，在矿内产生很大影响，到这年8、9月间，加入俱乐部的工人已有700多人。俱乐部的扩大，引起安源路矿当局的恐惧。8月，李立三到长沙汇报工作。路矿当局乘机图谋封闭俱乐部，激起工人的愤慨。9月，**来到安源，认为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还派**协助李立三领导罢工。李立三回到安源，面对斗志昂扬的工人，斩钉截铁地表示“誓死不离安源”。9月12日晚，李立三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立即举行罢工，并成立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他根据**提出的“哀兵必胜”的策略，同**商定，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作为罢工口号。1922年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在同路矿当局的谈判中，李立三据理力争，迫使路矿当局在18日接受了工人的条件。历时5天的安源路矿大罢工胜利结束。它成为李立三革命生涯的新起点。1923年3月，李立三被调往在二七惨案中损失最严重的武汉，负责恢复党组织工作，并任**武汉区委书记。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立三作为湖北省代表出席大会。大会闭幕后，被任命为**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激烈的地方。当时，**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也在上海，他们配合默契，从创办平民学校、职工夜校入手，扎扎实实地提高工人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他们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便利，成立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合法身份在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地办起职工夜校。李立三很快又在上海工人中扎下了根。

1925年5月15日，日本大班指使打手屠杀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5月2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30日在租界组织反帝示威运动。中央还决定在6月1日成立上海总工会，由李立三、刘华等负责。会后，李立三根据中央决定，在二马路秘密设立总指挥部，统一负责示威的组织工作。5月30日的反帝示威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惧，外国巡捕悍然下令开枪，造成死人、重伤10余人的惨案。消息传开，上海为之震惊，全国为之愤怒。当天深夜，**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号召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实行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李立三出席了会议。接着，他又在宝山路召开工会干部会议，具体部署三罢斗争。6月2日，上海实现罢工、罢市、罢课。4日，李立三又以总工会名义召开各界团体联合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三罢斗争。6日，李立三还根据**中央的决定，在工商联合会提出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并被推选为交涉条件审查员。由于李立三在五卅运动中的突出表现，成为各界注目的人物。同年10月，李立三受**中央委派，同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报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情况。会后，他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会议。

1926年春，李立三到广州参加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组织部长。随后，他应**之邀，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课程。北伐军攻克汉口后，李立三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实际代行全国总工会职权。在武汉期间，李立三成功地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万县惨案后，全国反英情绪高涨。1926年12月26日，汉口举行20万人参加的反英大会，李立三任大会总指挥。大会率先提出收回英租界的口号。1927年1月3日，汉口再次召开10万人反英反奉示威大会，李立三继续任总指挥。当游行队伍经过英租界时，英国水兵突然上岸镇压，造成一三惨案。1月5日，在李立三等指挥下，汉口又召开30万人反英群众大会，并在游行中一举占领英租界，迫使英国当局承认收回英租界的既成事实。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把全国的反帝斗争再次推向**。

在1927年4、5月间召开的**五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还兼任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随后，他写成《中国职工运动概论》一书，在武汉出版，着重阐明工人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是研究中国工运史最早的一部著作。大革命失败前夕，**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于7月12日改组，将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李立三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前往九江了解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动向。在认真调查之后，李立三同邓中夏、瞿秋白等建议临时中央立即举行南昌起义。他还作为前敌委员会成员，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李立三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1月，任**广东省委书记。5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六大，并参与大会领导工作。在六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常委。会后，回上海**中央工作。由于当时片面强调工人成分，使水平较低的向忠发担任了**中央总书记，从而使李立三逐渐起到主要负责人的作用。在蔡和森前往莫斯科后，李立三接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李立三根据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积极领导同托派的理论斗争。斗争焦点集中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问题上。他撰写《中国革命与取消派》一书，引用大量的材料系统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批驳托派的取消主义主张。他还指导“左联”工作，领导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1929年9月，陈毅到上海汇报红四军工作。李立三同周恩来认真听取汇报，明确表示支持**的正确意见，肯定“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他还参与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的讨论。这一时期，由于认真贯彻**六大决议，党的工作显著改善，城市和农村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城市工人支部1929年发展到229个，工农红军发展到近10万人。1930年6月，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过高地估计革命形势和自身力量，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会后，李立三等又制定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主义口号，使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蒙受重大损失。他后来检讨说，这个决议表现了十足的主观、武断、狂热和空想的精神。同年7月，李立三部署南京兵暴、武汉暴动和上海总同盟政治大罢工，还调动红军攻打长沙、武汉。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南京兵暴上，亲自兼任江苏省总行委书记，结果全市15个支部全部遭到破坏，被捕党员100余人。同时，各地暴动也相继失利。苏区红军在一克长沙之后，又传来二攻长沙失利的消息。党内要求停止冒险计划的呼声越来越高。8月间，共产国际发出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24日，在**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结束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李立三也在会上承担了主要责任。会后，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被调离主要领导岗位。同年12月，又奉命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从此开始旅居苏联15年的生涯。在莫斯科期间，李立三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但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斥和迫害。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李立三、瞿秋白等开除出政治局。李立三在**八大上发言回顾这段往事时说：“我在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尽管如此，李立三仍然坚持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俄文，并努力为党工作。1935年至1936年间，他积极参与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央的电讯联系。1935年秋，担任国际工人出版社（后改名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部主任，负责翻译出版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文件，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重要著作。他还参与主办**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刊物《救国时报》，负责起草过大量的社论和政论文章，并发表《论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文章，阐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苏联肃反期间，李立三于1938年2月被捕，蒙冤度过1年零9个月的铁窗生活。出狱后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停止党籍。他在共产国际秘书曼努依斯基的帮助下，回到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部当校对员，一直工作到1945年底。这期间，他翻译了俄国文学作品《考验》和《俄罗斯人物》。

1945年4至6月召开的**七大，在**的提议下，缺席选举李立三为中央委员。1946年1月，李立三回到祖国。在哈尔滨，他通过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了解到延安整风情况和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七大的精神，认真反省自己的主观主义和革命急性病的错误。同年4月，化名李敏然，参加东北军事调处三人小组工作，先后担任政治顾问和**首席代表。6月，他到延安汇报东北工作，会见**，认真检讨“立三路线”的错误，汇报在苏联的工作和学习情况。1946年秋，他担任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长和东北局敌工部长。1947年春，改任东北局城工部长，为争取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在辽沈战役中起义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他还负责东北局俄文编译小组的工作，主持《**选集》（晋察冀版）、《中国土地法大纲》、《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文献的翻译，为在国际上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起到重要作用。1948年，李立三负责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会后，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1949年2至3月，李立三出席**七届二中全会，再次检讨“立三路线”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高度赞扬。会后，他随同**中央进入北平，担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李立三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还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建国初期，李立三主要负责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工作。他十分注重立法工作，先后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劳动保护条例》等重要法规条例。他在领导工会工作中，注意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环节，一面通过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还乡生产等办法逐步解决大批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一面提倡企业的民主管理，真正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1952年2月，李立三为《人民日报》起草题为《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受到**中央的重视。

这时，党内围绕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发生意见分歧。1951年12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李立三主持总工会工作提出批评，在会议的结论和决议中错误地认为李立三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是家长制的错误。李立三被迫离开总工会领导岗位。1981年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重新作出结论，决定撤销上述结论和决议，给李立三恢复名誉。

1955年春，李立三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工业工作。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与统一工资制度的工作，还参与制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的工作。1956年9月，**八大在北京召开，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议前夕，他经过长时间认真思考，写了一份长篇发言稿，对自己的历史错误进行“总清算”。**阅后，特地在发言稿上批了一个“好”字。1958年春，李立三改任**中央工业部长。他先后到黑龙江的部分工厂调查，又召开部分省市工业部长会议，提出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管理工业的思想，报告**中央。随后，又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960年，**把这一经验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推广到全国。1960年后，**中央工业部撤销，李立三调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此后，随着党内“左”倾错误的扩展，李立三受到冷遇，难以正常工作。但他仍以无产阶级党性严格要求自己。他主动请求免去部长级的物质待遇，在三年困难时期更拒绝一切特殊照顾。安源的老工人向中央反映，李立三家乡的房子过于破旧，他知道后立即写信制止了修缮工程。1964年，他主动申请到河北霸县董家铺和固安县公主府、天津电子仪器厂蹲点，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立三受到冲击，夫人李莎也因“特嫌”被非法监禁。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说假话牵连他人。一些专案人员向他了解**的所谓“历史问题”，他详细回顾安源罢工、五卅运动直至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同**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对**的历史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多次点名批判李立三，诬陷他是“里通外国的特务”。1967年6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各地造反派组织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连续召开14次大型批斗会，使李立三的精神和**受到极大摧残。6月20日晚，李立三提笔给**写信，剖白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的痛苦心情。信还没有写完，就被造反派拉去开批斗会。在批斗会上，他同夫人李莎见了最后一面。1967年6月22日中午，李立三含冤辞世，终年68岁。

1980年，**中央重新审查李立三的历史，决定为他平反昭雪，并于同年3月20日召开隆重的追悼会。王震代表**中央在悼词中高度评价李立三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在1957年3月致**的信中曾经表示：“我希望将来被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改正错误的忠实党员。”23年之后，历史终于作出公正的评价。

第八章张闻天张闻天，原名张应皋，曾用名洛甫、思美、洛夫、平江、刘梦云等，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8月30日诞生在江苏省南江县张家宅（今属上海川沙县）一个农民家庭。6岁开始读书，聪颖好学。19年到南京，在水利局开设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1918年为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同家庭发生冲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在南京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题为《社会问题》的长文，明确地用“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论述中国社会问题。全文列举了《**宣言》的十条纲领。同年8月27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新诗《梦》。不久，张闻天加入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并到上海在分会成员恽代英、杨贤江等主办的《少年世界》任校勘。还在华法教育会留法预备班学习法语，准备赴法勤工俭学。这一时期，张闻天在《觉悟》、《学灯》、《少年中国》等报刊上发表许多评论、通信、散文、杂感、诗作，对劳工、农村、青年、妇女等社会问题发表意见。

1920年，张闻天赴日留学半年。1922年赴美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后，在中华书局任编辑。还在1922年初，张闻天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中即表示：“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经过一年多的旅美生活，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坚定了社会主义的信念。不久，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篇小说《旅途》，反映五四青年的思想历程。还发表剧作《青春的梦》。这两部作品被张闻天称作他在人生战场的最初奋斗中获得的“深刻的印象与个人经验的产物”。1924年秋，张闻天应邀赴重庆，先后在第二女子师范和川东师范任教，主编《南鸿》周刊。他同萧楚女一道，热情宣传革命思想，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后被四川军阀驱逐出川。张闻天回到上海，恰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他从中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思想发生极大变化。1925年6月，张闻天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并到苏州乐益女中做地下工作。1925年10月，张闻天被派往苏联学习，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在那里奠定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留苏期间，曾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些工作。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也对张闻天产生了不良影响。1931年2月，张闻天回到上海，任**中央宣传部长，主编《红旗周报》。同年9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和党的中央机关报《斗争》。为指导宣传理论工作，张闻天撰写了大量文章。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中，他批驳托派关于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论点，阐明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当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正在进行着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此文是中国**人直接参加论战的重要文献。在《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一文中，他批评了“本党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深沉的关门主义”。他还以“歌特”的笔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重要文献，对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反文化“围剿”斗争起了积极影响。同时，作为被共产国际迅速推上领导岗位的张闻天，也推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他写下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宣传**临时中央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写了《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烟幕中的“民主政治”》等文，把中间政派作为重要敌人进行批判和斗争。1933年初，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随即又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参与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中，目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思想开始转变。1933年秋福建事变发生后，他主张联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上层，切实在军事上与之配合，因而同中央主要负责人发生分歧。随后，又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上提出不同意见。这些变化为他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裂奠定了思想基础。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张闻天同**谈了他对博古、李德等人领导工作的不满，同**日益接近起来。在长征路上，他同**、王稼祥一起行军、宿营。**对他们说明中央负责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很快接受**的意见，同王稼祥一起在中央政治局中开始反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作用。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支持**的正确意见，并受会议的委托，根据**的发言精神，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它们是：以单纯防御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代替诱敌深入的战法；重新肯定了以前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方针。这就为红军长征胜利确定了正确的军事指导思想。随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坚决维护**中央的北上方针，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作坚决斗争。6月25日，他在《前进报》上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指出“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9月，当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胁迫中央执行其南下的错误主张时，**同张闻天等紧急磋商，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两军单独北上，张闻天亲自向部队作解释工作。9月12日，他在俄界会议上作批评张国焘的总结发言，赞成**的报告，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右倾军阀主义”，“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张闻天率**中央机关先行进入瓦窑堡，着手调整各项政策策略，以适应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关于如何运用统一战线策略问题的报告，反对关门主义。在他主持下，**中央还作出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1935年12月，**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个决议和**在会后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成为**的政治路线转变的标志。1936年8月，**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9月1日，又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的过程中，张闻天起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作为**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于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确定和贯彻，也作出重要贡献。事变后，当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大兵逼近西安，东北军内部矛盾加剧的紧要关头，他于1937年1月27日亲赴西安，同周恩来、博古共商解决内战危机问题。1937年5月，主持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闻天为贯彻**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做了大量具体工作。8月，他在中央会议上作《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既要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又要反对迁就、投降倾向；提出**独立的主张，“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11月太原失守后，他发表《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一文，阐明**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1937年11月王明回国，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张闻天站在**的正确意见一边，对全党贯彻正确的抗战路线起了有力的保证作用。1938年9至11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以**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后，张闻天实际上不再主持中央工作，而以主要精力主管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社主要负责人、《**人》编辑、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职，主持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为马列学院的学员讲课、编写教材，还撰写出一批理论和宣传文章，如《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略论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他主持起草《发展文化运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党内文件，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他在陕北公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的《论青年的修养》和《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当时反对**顽固派和汉奸汪精卫之流的尖锐复杂的政治理论斗争中，张闻天撰写了《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批判一切把三民主义变成**武器的假三民主义，捍卫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

1941年9至10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期间的路线问题。张闻天在会上两次发言，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1942年初到1943年3月初，张闻天率领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城镇进行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全面考察当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的状况。随后，向中央写了《出发归来记》的工作报告，着重从思想路线上作了总结，以亲身体验肯定从实际出发是唯物论的基本要求。这时，张闻天正式离开了中央核心领导成员的岗位，从事陕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调查，研究国内外问题，主编党内刊物《参考资料》，并继续参加整风学习。1943年4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工厂会议讲话，提出经济核算是建设公营工厂的基本原则，并要贯彻工厂管理一元化的方针。1945年4至6月，在**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初到东北，在建立东北根据地问题上，他坚持正确意见，同陈云等联名致电**中央，建议应及早将武装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议得到中央批准。1946年5月起，张闻天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他注重调查研究，为省委起草指导文件，抵制了1947年土地改革**中的“左”的偏向，并十分注意保护和发展工商业。1946年11月7日，他根据合江的实际情况写成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是解放战争时期比较全面阐述工商业政策的较早的文献。在他的正确指导下，合江这块地处边陲的战略要地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1948年6月，张闻天调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12月又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这时，东北全境先后获得解放，经济建设的任务迫在眉睫。张闻天一面组织干部准备入关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一面用很大精力制订经济建设方针。

1948年8月，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他受东北局委托作总结报告，提出党的工作重点需要由农村转向城市。9月，他在对东北各种经济成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较早作出关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概括，受到**中央和**的高度重视。**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吸收了这篇提纲的重要思想。随后，张闻天以很大的精力研究供销合作社等问题，并为东北局主持起草《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1949年2月，张闻天调任**辽东省委书记。他继续关注供销合作社问题，在同年5月致东北局并报**的电报里，明确提出“供销合作是今天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与准备农村集体化的中心环节”。同年7月，他还就东北私人资本主义问题写报告给东北局，详细分析东北私人资本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必须认真纠正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的偏差。

1950年起，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注重研究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和新变化，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和建议。1956年3月，他向外交部使节会议提交《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了全面论述，并且指出，要在外交工作中使主观需要同客观可能结合起来，反对主观主义和急躁冒进。他倡议创办《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问题译丛》，筹建国际问题研究所，还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成立外交学院，成为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1956年夏，张闻天经过认真思考，写出《论和平共处》的长文，提出和平共处作为世界总的趋势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加以避免”。1957年11月2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为和平奋斗的四十年》，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在1956年**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严重失误作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以**人坚持真理的坦荡胸怀阐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强调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是当时少有的一篇纠正“左”倾错误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但在当时，却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同彭德怀等一起作为“反党联盟”遭到错误的批判。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领导职务，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他身处逆境，却坚持探索真理，全身心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出《关于按劳分配提纲》、《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的要点》、《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等笔记和文稿，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提出一系列看法，显示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真知灼见。1962年4至6月，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进行社会调查，深入工厂、农村了解情况，并认真研究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文稿，作了大量的批注。随后，他向**中央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的正确建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宝贵的建议和思想不可能被采纳。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闻天遭受残酷迫害。“文革”初期，康生等为了彻底搞垮**，派人威胁张闻天，要他证明**要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负责。张闻天凛然不屈，说明61人出狱是经中央批准的事实真相，使康生等的阴谋未能得逞。不久，张闻天被隔离审讯，**和精神备受折磨，身体每况愈下。1969年10月，张闻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软禁在市郊牛岗军分区宿舍的一所平房里。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严重的冠心病和白内障的折磨，重新阅读马恩列斯著作，写下大量笔记和若干文稿。1971年9月**事件后，张闻天萌发了在理论上澄清“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论点的念头。从同年10月12日起，他先后写下8万多字的文稿（也称“肇庆文稿”），成为中国**人系统总结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的最早的代表作。在1973年9月写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张闻天批驳了所谓“政治挂帅”和“穷过渡”的观点，指出当前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年12月8日，他还写成《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即《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的第七部分），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乱揪乱斗、残酷迫害的错误现象，指出党内的错误和缺点，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思想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他还对“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提法提出质疑。他明确提出不能“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党内矛盾“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上层领导者不应“喜欢人们讲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话，而不欢迎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1975年，张闻天被转往无锡。这时，他得知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消息，心情振奋。但不久又开始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势急剧逆转，张闻天愤然表示：“没有安定团结，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光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能建设起来吗？”从此，他便身心交瘁，一病不起。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病逝，终年76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重新审查张闻天的历史，于1979年8月25日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对张闻天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

一生论著颇丰，编有《张闻天选集》出版。

第九章宋庆龄宋庆龄，祖籍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1893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生于上海。

其父宋嘉树，早年侨居美国，回国后长期在上海传教、经商。母倪桂珍，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之后。共有姐妹兄弟6人，排行第二。姐宋霭龄，官商孔祥熙之妻；妹宋美龄，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之妻；大弟宋子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二弟宋子良、三弟宋子安，均为金融界巨商。

1900年，宋庆龄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8年15岁时，偕妹宋美龄离沪赴美国求学。先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后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191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宋庆龄自幼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求学期间，她就著文发表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看法，深切关怀祖国的命运。她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倒清皇朝，感到由衷的高兴。1912年，在收到她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五色旗）后，立即撕掉清朝的龙旗，踩在脚下，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1913年，她在院刊《威斯里安》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称这一事件“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极端的君主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此后四万万人民将无复为**政体之奴隶，一改四千年来之桎梏，而恢复人类应有之自由平等”。

大学毕业后，宋庆龄满怀革命理想到达日本。在东京，遇见了她非常爱戴和仰慕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随后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力排家庭和亲友的阻挠，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婚后不久，就陪同孙中山回国，直接投入反袁（世凯）和护法斗争。从19年至1919年，她不断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协助孙中山处理大量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她和孙中山一起，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代孙中山起草了“学生无罪”的援助电报。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翌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在危急形势下，宋庆龄拒绝先行撤离，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先送孙中山撤离险境，才在卫士的保护下冲出重围，表现了她献身革命事业的无私精神。

1922年之后，孙中山在艰难困境中，吸取历史教训，决定重振旗鼓。宋庆龄参与了孙中山与中国**代表李大钊、林祖涵等人以及列宁所派的使节马林、达林、越飞等人的会谈。在改组国民党和酝酿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她协助孙中山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宋庆龄坚决拥护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

1924年11月，宋庆龄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宋庆龄接受孙中山临终前的遗嘱和要求代他访问莫斯科的嘱托，并强忍巨大的悲痛，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积极投身于中国的大革命之中，坚决地为维护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而努力。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十分愤慨，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出现了急剧的分化，一部分右派分子极力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1925年11月，右派分子集会于北京西山，公然进行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和分裂革命阵营的活动。面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宋庆龄挺身而出，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人，予右派分子以迎头痛击。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会上，她发表演说，号召革命党人要团结奋斗，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她的政治立场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在这次大会上，她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同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广州的国民政府准备北迁武汉。12月，宋庆龄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人到达武汉。在武汉，她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委员，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成员，参与了中央重大方针的决策；她与何香凝一起，组织了红十字会，开展慰问伤兵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她还为当地妇女创办了第一个政治训练班，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

正当革命迅猛发展之时，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宋庆龄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屠杀革命志士的行径无比愤恨。4月22日，她和邓演达、何香凝、**、董必武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斥责蒋介石是“叛徒”、“败类”、“民众之蟊贼”。当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然决定“分共”之时，宋庆龄坚决反对，拒绝参加他们的“分共”会议，并于7月1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和政策的声明》。《声明》以鲜明的政治立场，严正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和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叛徒同流合污。她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未竟宿愿，于1927年8月下旬离开上海出访苏联。行前，她又一次发表声明，阐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她忠于孙中山的坚定信念，指出：“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并声明，她这次访问莫斯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并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在访苏期间，她发表一系列宣言、声明与文章，表明她继续革命的决心。

1929年5月，宋庆龄在苏联住了将近两年后，经柏林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不久，又赴德、法等国旅行。在此前后，她积极参与一系列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运动。1927年12月、1929年8月，在比利时和德国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她先后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7月，母亲倪桂珍病逝于青岛，宋庆龄结束在欧洲的旅行回国参加葬礼。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抗日民主运动之中。同年12月19日，她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投降主义活动。她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翌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宋庆龄高度赞扬了十九路军的抗战，称“十九路军卫国抗战之英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宋庆龄与杨铨、何香凝等人创办了一个拥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并常到病房慰问抗日将士。1932年12月，宋庆龄和鲁迅、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上海组织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主席。该同盟把保障民众正当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1934年，她与何香凝等1779人联名发表了由中国**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这个纲领主张“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全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并强烈要求“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

1935年，中国**的《八一宣言》发表后，宋庆龄联络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率先响应。此后，她为实现**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时（时称“七君子”）。宋庆龄随即发表声明，“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在他们身上”。为了营救七君子，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她曾亲赴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主张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介石必须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她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议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与**合作抗日。同年9月，当国共两党为抗日大业再度合作实现后，她感奋异常，写下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一文。她写道：“这几天读了中国**《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同年11月，又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再次表达了她拥护国共合作的立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积极致力于抗战宣传和战时救援工作。1938年6月，她邀请中外著名人士贾·尼赫鲁、保罗·逻伯逊、冯玉祥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任主席。同盟成立后，出版《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同时积极地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在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努力下，有很多国际友人组织医疗队，参加中国的战时救护工作，如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等都是保卫中国同盟介绍到中国来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在日军侵占香港前6小时才乘最后一架飞机飞往重庆。此后，她在重庆联络国际友人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人，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身居险境，坚持不懈地为抗战事业做贡献。她常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援助中国**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宋庆龄自重庆回到上海。她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8月改称中国福利会），致力于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福利基金先后创办了儿童福利站、医院、识字班及儿童剧团等机构，为妇幼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1946年6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开始从事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全力支持中国**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同年7月23日，她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指出：内战“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内战不能促成团结和解放，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内战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混乱、饥饿和破坏”。

1949年7月1日，宋庆龄发表《向中国**致敬》一文。她在文中热情写道：人民的胜利已在眼前，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致敬！”

同年9月，宋庆龄受**中央邀请，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在这次会上，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此后1959年4月和1965年1月，两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和1978年2月，相继当选为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1年5月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她曾先后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57年11月，她随**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建设好自己的祖国，是宋庆龄的毕生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经常深入各地基层，视察各项建设事业。1950年10月，她同林伯渠等一起，赴东北三省视察。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她调查了7个城市、11个工厂、4个村庄、1个农场以及许多文化福利机构。视察后，欣笔写下了《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称赞东北所取得的成绩。为了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1952年初，她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她不仅亲自过问杂志的编辑方针、稿件内容，而且经常为杂志撰稿，歌颂祖国的建设成就。1955年1月她撰写的《第一个五年》一文指出，五年来，“在整个国家里，和平、秩序代替了战争和紊乱”。“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的和睦相亲”。“人民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美好”。1979年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而撰写的《致〈中国建设〉读者》一文，赞颂30年来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建设》杂志，在宋庆龄等的努力下，由最初的英文版，增加到七种文版，广泛发行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庆龄毕生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早在三十年代，宋庆龄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就领导召开过“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她仍把争取世界和平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1950年11月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她被推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1951年9月，她获得1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她当选为亚太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作为一代女杰，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还在美国求学时期，她就发表文章，满怀信心地表示，将来“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她被推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后在1953年、1957年和1978年的全国妇联大会上，都被推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宋庆龄十分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她从1951年11月26日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后，一直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她经常撰文和题词，希望少年儿童成长为既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康的新一代。她还多次捐钱赠物，支持儿童事业。1951年，她把获得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全部捐出，作为发展中国的儿童事业之用。

宋庆龄一生追求进步。她的思想经历了由爱国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再跃进到**的发展进程。早在三十年代，她就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为外国友人组织过《**宣言》学习小组。她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认识了中国**的伟大，曾多次提出加入中国**的要求。鉴于她对中国**事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1981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正式党员。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以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不治在北京逝世。

中国**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同年6月4日，根据她的遗愿，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宋庆龄一生发表许多文章、演说，著作编有《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选集》和《永远和党在一起》三本文集。

第十章陈独秀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另有三爱、只眼、顽石、雪衣等三十几个笔名、化名。1879年（清光绪五年）10月9日，生于安徽安庆（又称怀宁）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他天资聪明，由祖父和大哥教读，18岁考中秀才。转年到南京参加乡试，结果落榜。这时，他已读到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崇信维新思潮，与安徽维新派人士交往。他对康梁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亦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康梁维新运动失败后，陈独秀也被追捕，逃到东北嗣父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亲眼目睹了沙俄在我东北烧、杀、淫、掠之暴行，犹如见到母亲遭凌辱，受此刺激，开始思考个人、国家与世界问题。1901年赴日留学，曾参加励志社及留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与激进分子交往，阅读大量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书刊，迅速成长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一次，鉴于清政府委派的学监姚煜阻碍中国留学生的正当要求，陈约同张继、邹容等人闯入姚宅，张抱姚腰，邹捧头，陈挥剪，割发代首，使其威信扫地。陈等3人即被日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1903年，沙俄背约，拒从我国东北撤兵，并向清政府提出新的侵略要求，因而激起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陈独秀即回安庆发起组织“安徽爱国会”，号召人人“执干戈卫社稷，以恢复国权基础”。5月17日，他们在藏书楼召开演说会，宣传群众。演说毕，决定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先谋南方独立，不受异族之欺凌。此活动震动当局，陈被通缉，连夜逃亡上海，与章士钊等合作创办《国民日日报》。年底，该报停刊，又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他在该报发表50多篇文章，以白话文议古论今，宣传爱国救亡、反帝反封建、科学和民主。

1904年秋，陈独秀应邀到上海，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与章士钊、杨笃生、蔡元培等试验炸药，研究暗杀。翌年，还参与吴樾谋炸清廷出洋五大臣的策划。这时，他为急于组织革命行动，停办了《安徽俗话报》，只身遍访江淮义士，在芜湖发起成立了“岳王会”，任会长。后来在安庆、南京还设立了分会，势力一度相当可观，“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培养了许多坚贞革命、至死不屈的领导骨干，为日后同盟会在江淮地区的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安徽巡抚恩铭闻知陈的活动后大怒，欲穷治之。陈再次亡命扶桑。接着传来国内同盟会组织的起义不断失败、战友牺牲的消息，他一度陷于深深的苦闷、彷徨和孤愤之中，写下不少诗作，记录下这无限的惆怅。1911年，新的革命**终于到来。这年10月，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的陈独秀，得到武昌起义消息后，即推动当地党人响应，并写革命檄文多篇，到处张贴，使官吏闻之悚然。杭州光复后，他又参加安徽的斗争，并在胜利后先后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秘书、顾问等职。

在任秘书长期间，陈独秀曾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铲除旧官僚制度，改善人民生活，企图以猛药治痼疾，遭到群僚的抵制而失败。二次革命起，他协助都督柏文蔚制订反袁大计，起草安徽独立宣言。但是又很快失败，他被通缉，再次亡命上海，其安庆的家被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也逃到沪上，投靠父亲。这时的陈独秀由于不断遭到挫折和失败，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生活也几近“静待饿死”的境地。

191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去日本协助编辑反袁杂志《甲寅》。11月，他在该刊第一次用“陈独秀”笔名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在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该文认为近世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中国，民无建设这种国家的“自觉心”，袁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因此，他认为“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文章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急切盼望出现一个“为国人谋幸福”国家的心情，阐述了建设近世国家关键在于提高国民“自觉心”的观点。但是，由于该文采用了“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的“正言若反”的表达方法，引起了不少人的误解。他们纷纷投书《甲寅》诘问，“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不屑回答读者的责问，但是他却从中悟出几年来革命屡起屡折、不能救亡的根源，在于国民在孔教和宗法制度的毒害下的愚昧和落后，中国的出路，首先要进行一场文化思想革命。从何入手，应该从办一份鼓吹新思想的杂志入手。而这个新思想就是使西方国家繁荣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十分自信地对人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年起，改名为《新青年》）。他在发刊词中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向传统儒家伦理宣战，以图从改变国民性入手，造就一代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六条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从此在全国掀起了一个以批判孔教、批判封建宗法制度、争取个人自由权利为中心，以振兴中华为目标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

由此陈独秀名声大作，1917年1月，蔡元培三顾茅庐聘其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以帮助他对这个封建文化堡垒进行改革和整顿。陈独秀即把《新青年》移到北京，以北大为阵地，先后联络有文学改良思想的胡适，提出“打倒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而“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钱玄同，有辩证法思想呼唤“青春之国家”的李大钊，以“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著称的吴虞，被鲁迅称为“好伙伴”、“活泼、勇敢的战士”、提倡文章分段和用标点符号的刘半农，以及鲁迅等人，组成一个以他为主帅的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他们在批判儒家纲常学说、进行伦理革命的同时，还进行了文学革命和教育革命。陈独秀在胡适文学改良倡议的基础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更加激进的反封建的文学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在教育方面，北大的改革，特别是陈独秀主持的文科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批判摧残青年身心健康、只顾个人升官发财而与社会脱离的旧式教育，鼓吹“取法西洋”，实行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意志顽狠，体魄强健，独立自主、顺性率真）的教育方针。

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五四时，受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帮助和影响而出现的宣传新思想、批判旧传统、谋社会改造的刊物达数百种，进步社团也有三四百个。

但是，陈独秀指导这个运动的哲学思想是“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和形而上学，认为中国衰落是自己不长进，与帝国主义无关，因此他们不提反帝口号。运动初起也不干涉现实政治，企图把运动局限在文化领域里。然而，政治却要来干涉它。首先是受到冲击的保守势力孔孟之道的卫道士们勾结反动政府，对陈独秀和《新青年》横加压迫。陈迎接挑战，坚决反击，并表示为了拥护民主和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同时，围绕着1918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的召开，维护中国权利的斗争尖锐起来。于是，陈独秀把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由启蒙走向救亡。

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创办了直接干预政治的《每周评论》，并把收回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利问题，作为报道和评论的重点。他写的发刊词和《除三害》等文章，明确提出了外求独立，内反军阀独裁的主张。大战结束时，他曾对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高喊以和平、民主、平等原则来处理国际问题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公理战胜强权”的时代到来了。但是，1919年4月，当闻知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操纵下决定把原德国在我国山东掠夺的权利交给日本、北京政府也准备接受时，陈独秀无比愤慨，怒质“公理何在”，嘲笑威尔逊是“威大炮”，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行动”，捍卫国家主权。

5月4日，一个以收回山东权利、惩办三个卖国贼为目标的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爆发，很快席卷全国。反动政府严厉镇压，爱国学生前仆后继。6月9日，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陈独秀和李大钊等草拟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更激进的口号，指导运动向纵深发展。

11日，陈独秀带着自己印刷的“宣言”，到前门闹市区散发，被暗探逮捕。这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许多团体和名流纷纷奔走营救。**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撰文，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9月日，陈独秀终于被释放。

当时，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和五四运动的掀起，中国人民对西方民主主义的热情正在消退，而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却挟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声威，在神州大地上高歌猛进。陈独秀过去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宣传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现在认识到没有阶级的解放，个人的解放是不能实现的，因此首先要求阶级的解放。过去他热衷于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如今他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也不过“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他还说：“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并明确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这表明陈独秀已开始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者即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出狱后，行动仍受监视。翌年，他化装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摆脱监视，移居上海。两人分手时，相约分别在南北筹备革命党。陈到沪后，以主要精力从事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创办工人夜校、工人刊物《劳动界》和店员刊物《伙友》等，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启发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自己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由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引起了列宁等刚刚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注意，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等一行人，于1920年4月奉派来到中国。他们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人联系座谈后，提出帮助中国建立革命政党问题。李介绍他们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络。他们到上海后，陈独秀即召集周围热心宣传社会主义的李汉俊、李达等人，座谈了几次，最后决定酝酿成立政党，并确定名称叫“**”。8月，中国**发起组正式成立，设临时中央局，推陈为书记，并约请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于是北京、济南、长沙、武汉、广东、巴黎、东京等地的**早期组织先后成立。

与此同时，陈独秀等人对当时影响较大的所谓“社会主义新思潮”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论战。通过论战，争取了许多青年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

当时在广州的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坚聘陈独秀到广东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宣传扩大到广东，并推行他多年来教育改革的主张，1920年12月前往应聘。他上任后，利用职权，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改革广东教育，开办“宣讲员养成所”，发展各种专业教育、成人补习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在这个过程中，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党、团、工会干部，并帮助谭平山、陈公博等人，与占优势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重建了广东**。所有这些，遭到各种保守势力的强烈反抗，教育改革受阻。陈独秀顿萌退志。正在此时，上海的**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连连催促他迅速回沪主持中央工作。马林一行早在1921年春来华，他们认为正式成立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7月下旬帮助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陈独秀在广州忙于教改，没有出席。但鉴于他的崇高威望和筹建党的工作中的作用，大会推举他为中央局书记。他于9月回沪。

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满怀激情地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工作重点是发动工人运动。中央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各地设立分部，具体领导工运：创办工人刊物，在工人区开办补习学校，组织工会，发动罢工等。陈独秀坐镇中央，指导全国工运。除了及时发出中央文件之外，他从1921年11月到翌年5月，发表了十多篇专门论述工运的文章，指明工运的主要对象和最终目的，解释工人阶级对各党派应取的不同态度及对招牌工会的斗争策略，克服工人群众中的帮派观念等，从而使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熟起来，很快掀起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

但是，由于当时陈独秀和党中央一心想直接照搬俄国十月革命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也不把国民党等资产阶级民主派放在眼里，而广大农民又尚未发动，因此工人阶级在城市里实际上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1923年二七惨案开始，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工人后，工运很快转入低潮。革命航船起锚后，面临着一个选择正确航道的问题。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等被压迫民族国家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列宁在病中接见了参加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希望两党合作，推进中国革命。**接受列宁的思想，在7月举行的“二大”上，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宣言”，明确了中国革命应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段进行的认识；制订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口号和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方针。陈独秀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然而，马林在考察国民党影响较大的南方并与孙中山交谈后认为，**的力量还太小，只有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才能迅速走出狭窄的知识分子小圈子，进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孙中山也不答应党外联合的方针，只希望**人加入国民党，以新鲜血液来挽救正在“死亡”的国民党。为此，马林向国际提出了**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共产国际批准了他的建议，并作为决定派马林到中国执行。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和全国各区委，起先几乎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认为两党的宗旨、性质、基础、政策“太不相容”，“**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但是，在8月杭州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马林拿出共产国际训令后，陈独秀等表示服从，但要求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宣誓效忠等入党办法，并按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孙接受了这些条件。于是陈独秀首先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

然后，陈独秀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方针，撰写一系列文章，阐述国共合作的意义，并认真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3年6月，**三大正式通过了**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针。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长。翌年1月，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李大钊、林祖涵、谭平山、瞿秋白、**等**员参加，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国共合作终于实现。

但从此陈独秀又走向另一极端——右倾并放弃革命领导权。他的思想明显受到马林抬高资产阶级国民党、贬低无产阶级**观点的影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视民主革命为资产阶级为主导为基础的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只有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我们自己的革命”。现在既然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那末我们**就来当客卿、助手和苦力，先帮助国民党把当前的国民革命搞好，但我们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准备下一个革命上。这种思想是当时全党的认识，并在**二大文件中有所表现。瞿秋白和邓中夏等少数人曾发表文章，批判这种思想，强调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国际也派维经斯基及**旅莫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回国，贯彻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精神，并写进了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决议。陈独秀也表示接受这个精神，并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但是，一是由于他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二是（也是最主要的）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从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到他们在中国的代表，都对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集团的**活动采取退让政策，所以这个问题在大革命中始终没有解决好。

尽管如此，当时的形势是革命正走向**，特别是**四大通过了工、农、青、妇等一系列群众运动的决议，为党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揭开了序幕，从2月开始，上海的党组织就在工厂中广泛发动罢工斗争。而历次罢工最高的指挥者是陈独秀，各个重要事项，如应否发动，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都是工运干部与他共同开会决定。同时，他还不断写文章进行宣传和指导。在日、英帝国主义先后制造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血案后，终于爆发了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从运动开始到9月基本结束，陈独秀发表了11篇文章指导运动：论述运动的性质、任务和策略，揭露批判敌人的破坏阴谋，批评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言论等，不仅有力地配合运动打击敌人，还有效地帮助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朴素的仇外心理上升到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陈独秀亲自做总商会长虞洽卿的工作，倾听他对运动的意见，请他代筹部分经费，救济罢工工人。对大资产阶级在斗争中的动摇，陈独秀也多次在《热血日报》上发表不署名文章进行批评，还通过他的一个同乡的关系，把广东资本家霍守华从安徽找到上海，在总商会中加强支持工人学生群众要求的力量。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右派的**活动激烈起来。老右派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刺死了左派领袖廖仲恺，又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中央全会”，通过**决议；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因还要依靠苏联和**的帮助，取代北洋军阀，不公开反苏**，但也宣扬“共信不立”，竭力打击和限制**的力量。1926年3月和5月，蒋介石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向**发起严重挑衅，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陈独秀原打算组织力量反击，但又从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观念出发，提议**退出国民党，被共产国际拒绝。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对老右派坚决反击，促使国民党将他们开除；但对新右派，则要利用他们反帝反北洋政府的“积极性”，采取退让的政策，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陈独秀在他的退出国民党的提议被否定后，更加消极，自觉地以“在野党”和“苦力”自居，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政策。

1926年7月，苏联急切盼望和大力支持的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但是，陈独秀主持党中央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他从以往孙中山及西南军阀多次北伐的历史经验出发，断言这次北伐也是“军人政客争权夺利的军事投机”，没有革命的意义；而且，“北伐军能否打到武汉大有疑问”。更主要的是陈独秀坚信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道路——依靠工农群众，“由宣传到组织，再到暴动”，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从而把它与正规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对立起来。因此他以中央名义，发出一系列指示，不准党的优秀干部参加黄埔军校、北伐军和北伐军占领区的政权机关。于是苏联提供的大量军火都落到了蒋介石集团手中，使整个革命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