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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与资本主义、国民党与**，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著述《知识与文化》一书（1940年最后完稿，1946年作为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2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与**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

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①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3页。

②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4—5页。

①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周刊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20日。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关在第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寇的阴谋。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你们日本军何必来管中国的事，因为**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问题。”①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具“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平均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尽管张东荪一度产生“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终未成行。张东荪出狱半年后，开始撰写《思想与社会》一书。“书中所说几乎完全是增补前作《知识与文化》，亦可说就是《知识与文化》之续编。或称之为姊妹编亦无不可。”①此书作为“东西文化丛书”之一种，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他“继承前两书中所说的问题而想从另一方面作进一步的发挥”，遂著成《理性与民主》，于抗战胜利前后完稿，1946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这三本书，构成了张东荪独立的知识论体系，形成了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渐进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1944年，张东荪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从北平飞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任政治协商会议军事组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在会议上，他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本着“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认为“民主是一个具有程度的东西”，现在中国所要从事的是“民主之起码的基本条件”；提出了三条解决军队问题的方案：“（甲）寓兵于全民；（乙）取消所有常备的职业兵；（丙）使军队等于专门学者（即科学家），超然于政党以外，而给以最优厚的待遇，使其安心任事。”②1946年1月日，他与梁漱溟、张君劢、张澜等9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当晚，在沧白堂政协会议讲演会场，张东荪与郭沫若作为报告人介绍政协会议情况时，国民党特务进行捣乱，他拍案而起，怒斥特务们的无耻行径。政协会议结束后，他重回北平燕京大学。

1946年5月22日，他在天津青年会演讲《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把抗战初形成的“中间路线”的主张正式公诸于世。他认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中间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要把他们中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①张东荪：《狱中生活简记》，《观察》第2卷第13—17期，1947年5月24日—6月21日。下同。①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1页。

②张东荪：《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民主生活》（重庆版）第2期，1946年1月日。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①。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较大反响，施复亮、储安平、傅雷等人纷纷著文，赞同并鼓吹所谓“中间路线”。1946年10月，民盟发起“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张东荪发表《为美国利害着想美军应及早撤退》。当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非法召开“国民大会”时，张东荪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并与参加“国大”的民社党首脑张君劢“划地绝交”，以抗议国民党的一党**。

1946年底，他赴上海，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他当选为民盟秘书长，为在国内重建和平而努力。1947年3月，施复亮在《时与文》创刊号上发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引起了张东荪的同感和共鸣，他一口气写了《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和平何以会死了》及《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进一步阐发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美赴欧，鼓吹和平；而张东荪在国内也鼓吹和平，一时引起较大震动。张东荪被人称为“东方的华莱士”①。

1947年冬，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准备所谓“行宪”国民大会。梁漱溟发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抨击国民党独裁**，对中国能否走上“英美式宪政之路”表示怀疑。张东荪也著文《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认为中国自民国以来所有的选举都为特殊势力所利用。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是由于中国“文化之失调”。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较大争议。北京大学教授樊弘发表《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12月3日，张东荪发表《敬答樊弘先生》，接着又发表了《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等文章，围绕“中国出路”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

1948年7月，张东荪著成《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该书“主要在于说明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只是民主主义的后身，二者本是一物，若以为二者对立，且有冲突，乃是错误的。同时要说明经过历史的教训，社会主义者早已将若干不切实际的地方自行删去了。”②这部著作一经出版立即畅销全国，在社会思想界引起较大反响。不到半年时间便四次再版，发行达9000册。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出版后，张东荪又发表了《增产与革命——写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后》、《论真革命与假革命》、《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等文，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思路，放弃和修改了部分政治主张，倾向于**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认识到“知识分子不足为社会的中坚”，提出中国今后的前途只有一个，即“新型民主”。“新型民主”实际上与**的“新民主主义”是一致的。

此后，张东荪多方与**地下党秘密接触。1948年底，他代表民盟建议傅作义将军与**联系，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12月24日，他作为傅作义的和谈代表到蓟县与**代表秘密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初曾到河北西柏坡与**领袖**会晤。1949年9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兼燕京大学（后为北京大学）教授。1952年因故辞去①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①俞颂华：《论张东荪》。

②张东荪：《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观察》第4卷第2期，1948年3月6日。政府职务。1968年1月被捕。1973年6月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8岁。张东荪一生“以哲学兴趣为主，而又不能忘情于政治”①。毕生勤奋研读，不停地著述。先后发表了数百篇各类文章，著译、编各种著作20余部。其主要著作有：《新哲学论丛》、《认识论》、《道德哲学》、《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等。

①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2页。

第四十七章李四光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0月26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①。祖父库里，蒙古族人。父亲卓侯，改为李姓，是一位乡村私塾的教师。李仲揆5岁入塾学习。1902年到武昌考入新办的第二高等小学堂，改名四光。在校学习成绩优异，1904年获官费保送赴日本留学。

抵日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结识宋教仁、马君武等人。1905年8月，三人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活动，成立中国同盟会时为创建会员，李四光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孙中山见他年轻，曾赠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给以勉励和期望。1907年7月，李四光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造船机械。1910年7月毕业归国，任教于武昌昙华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并参与了一些革命社团之间的联络活动。1911年夏秋之交，清廷举行辛亥第六次游学生廷试，李四光到北京参加了这次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被列入“工科进士”榜。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全国响应，湖北成立鄂军都督府。李四光立即赶回武昌，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随后被选为实业部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湖北实业部改为实业司，李四光仍任司长，为调整恢复工商业支援革命战争做了大量工作。次年3月，袁世凯任大总统，倒行逆施。鄂军都督黎元洪归附袁世凯。李四光愤于辛亥革命失败，辞去了一切职务。按临时政府稽勋局规定，李四光被列为对革命有功人员，再度公费保送出国留学。1913年7月，李四光远涉重洋，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了两年采冶，再转入地质系，专攻地质学。入学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上涨，生活艰苦，李四光曾多次利用假期到矿山工作，赚点钱以弥补其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之不足；并对英国矿业情况有所了解。经过五年的学习，1918年5月，李四光提交了题为“中国之地质”的论文。6月，经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告结束，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李四光决定去欧洲大陆作一次地质旅行并对战后各国情况作些了解。

1920年2月，李四光应友人的邀请，到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了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现代繁华与炭》。讲演时，他提出：“学术问题，不能人云亦云”，搞科学研究的，“心只管细，胆只管大，掌握逻辑思维，天经地义的学说，也不能吓倒我们，要知真正讲学的精神，就是为真理而奋斗。”①这些语言，表达了他在学术上要求独立思考，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意志。他这篇以煤炭为主并涉及到各种新能源的讲演，也勾画出他后来为中国现代化解决能源长期思索和实践的精神。

离开巴黎后，他到了瑞士，登上了阿尔卑斯山，考察了琳琅瑰丽的现代冰川及地貌形态；深入莱茵谷地，考察了有关矿山和构造；并到德国柏林等处，察看战后景况，然后由柏林到莫斯科，坐火车穿过辽阔的西伯利亚回到了北京。应蔡元培的聘约，1921年1月到北京大学地质系正式开课，开始他的教授生活。

①下张家湾村现为回龙一库水库库区，村已不存。

①李四光：《现代繁华与炭》，原载《太平洋》第2卷第七号，1920年。现载《李四光全集》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中国近代科学，在二十世纪初，还处于草创的初始阶段。辛亥革命后，经章鸿钊的倡议，丁文江的经营奔走，1913年培训了一批地质工作人员，在此基础上，19年创办了地质调查所，开始了中国有组织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李四光原准备回国后，主要从事实地的调查工作。由于丁文江感到中国地质工作后继需人，极力主张他到学校任教，李四光经过考虑，认为培训自己的地质学家是当时一项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于是决定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李四光在系里开讲岩石学、高等岩石学和构造地质学等课程，每年还多次带领学生到野外实习。他在教学的同时，就开始了他创造性的地质科学研究工作。

李四光在北京大学，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校务活动。他担任过北大第二院庶务主任，北大的预科、仪器、聘任、财务以及图书等委员会的委员、主任等职务，1922年11月和1924年10月，曾两度当选为校评议会评议员，参与了北京大学有关治校的一些决策性的讨论。

李四光开课期间，结合带学生到野外实习的机会，做了许多重要的地质考察工作，发表了不少独具创见的科学论文，可以说，他一生在地质学上的主要成就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①。例如，1921年发现太行山东麓及大同盆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从此，为中国第四纪研究展开了新的篇章，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揭开了序幕，也为国内外地学界带来了长期讨论的重要课题；在古生物学研究方面，他创立了鉴定■科化石的新方法，提出■科分类的十项标准，并于1927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科学专著《中国北方之■科》，并获伯明翰大学授予科学博士的荣誉；在构造地质学方面，1926年发表的《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一文①，是他以后创立地质力学这门学科的萌芽。此外，在岩石学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的贡献。

1922年1月，在丁文江主持下，李四光参加了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的筹备工作，在成立会上他被选为第一届副会长。以后他经常在地质学会年会上和会志上发表自己重要的学术论文。1925年8、9月间，李四光代表北京大学，到苏联出席苏联科学院成立200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他会见了苏联许多著名的地质学家如卡尔宾斯基、巴甫诺夫、费尔斯曼等人，广泛地交换了学术上的意见，并代表中方邀请了苏联科学院永久书记欧登堡第二年到中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

1927年7月，李四光应蔡元培邀请，到上海参加了筹备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从1928年1月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一直担任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职务。虽然他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上，但从1931年秋开始，他又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和研究教授的职务，直到1936年暑假还领着北大地质系四年级毕业生上庐山实习。在1926—1929年期间，李四光还在湖北家乡筹建了一座现代化高等学府武汉大学①。他是这所大学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的委员长。

三十年代初，李四光开始了长江中下游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调查研究。从①许杰：《回忆我的老师李四光同志和他的科学活动》；杨钟健：《李四光老师回忆录》等文章，载《李四光纪念文集》，地质出版社1981年版。

①李四光：《地质力学方法》，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8页。

①李进才等：《李四光与武汉大学》，载《李四光学术研究文集》，地质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125页。

1931年开始，他几上庐山、黄山、九华山和天目山，最后决定对庐山进行系统而详细的研究。1937年终于完成了《冰期之庐山》的初稿，明确地指出庐山是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典型地区，是“困惑难解和耸人听闻学说的诞生场所”②。尽管多年来，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仍有人在。《冰期之庐山》1947年正式出版后，许多从事第四纪冰川地质工作者，都认为它是一部第四纪冰川学的经典性著作，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奠定了基础。

1934—1936年，李四光应邀赴英讲学，在伦敦、剑桥和伯明翰等地的八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这份讲稿整理成《中国地质学》一书公开出版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说：“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③在该书英文版222页，分析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发育的特点时，李四光明确提出在华北平原下部，有可能找到石油储藏。反映了他从研究构造的角度寻找隐伏资源的独到见解。书中还用了一章专门介绍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实际材料，反映了李四光对这一问题的认真态度和执着精神。这次讲学结束后，他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在美国从东到西作了一次地质考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四光率领地质研究所人员，内迁广西桂林。

在抗战八年的艰难岁月里，李四光在桂林度过了将近7个春秋。到桂林不久，李四光就被广西当局聘请为广西建设委员会的研究员，曾为广西建设发表过一些重要意见。

李四光在桂林还会见了早年同盟会的老朋友、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实现两人以前的共同心愿，李四光在桂林附近的良丰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为广西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办了一件实事。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道，开展了广西的地质调查，填绘了广西地质图。四十年代初，他还长途跋涉两度调查南岭地质，考察过鄂西、川东、湘西、桂北、闽西、赣南等地的地质构造情况和冰川遗迹，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如《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廓》、《南岭何在》、《南岭东段地质力学之研究》以及《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川现象述要》①等。

1944年，日寇内侵，直逼桂林，地质研究所经贵阳迁往重庆。由于长途奔波，环境困扰，李四光的健康转坏，曾一度病倒在沙坪坝。1945年4、5月间，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地质系联合邀请李四光到重庆大学连续作了题为《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专题学术讲演，这是李四光二十多年研究地质力学的一次总结，也是地质力学这门学科的第一部专著，后经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是，蒋介石又挑起内战烽火，李四光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担忧不已。1946年夏，他从四川回到了上海，并转杭州养病数月。1947年7月，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推选他为中国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代表。1948年2月，李四光偕夫人许淑彬一同由杭赴沪转港，乘船赴英，出席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②陈群、张祥光、周国钧、段万倜、黄孝葵：《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原文见李四光：《中国第四纪冰川》，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第20页。③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总论，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32页。①景才瑞等编：《李四光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9—499页。会，会上他宣读了《新华夏海之起源》一文。会后，他和夫人商定到英国海边博恩默斯居住一段时间。在这里，李四光非常关心祖国的解放战争，每天阅读英国**出版的《工人日报》。还买了英文版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书籍，认真阅读。他深信**必胜。他深情地期待着祖国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主席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李四光从报纸上见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恨不得立即起程归国。正在这时，得一位友人通知，说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馆，奉命要阻拦他回国。李四光当即和夫人商定，星夜只身离英，摆脱监视；夫人随后赶到巴塞尔与他会合，然后赴意大利并从热那亚港登轮启程回国。1950年4月初，李四光夫妇经香港抵广州，回到了祖国大陆。5月来到了北京。

李四光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临时住下后，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到住处来看望他，两人谈了将近3个小时。周恩来提出，希望李四光能帮助党和政府团结全国广大的科学家为繁荣祖国的科学事业出力；并协助郭沫若院长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科学家的工作。还有一项急待着手进行的重要工作，期待他去做，那就是把旧中国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急待开展的工矿资源勘察服务。李四光深知完成这三项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他承担了下来。

关于团结科学家的工作，李四光一直是很热心的。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一部分科学技术工作者不满于当时政府对科学界的迫害，在当时**驻重庆办事处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在重庆成立了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科协），推举竺可桢为理事长，李四光为监事长，凃长望为总干事。科协的发展很快，在国内大城市和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国家先后成立了分会，并于1946年7月，与法、英、美、捷等国的一些科学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了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世界科协）。北京解放后，1949年5月，在**统战部的推动下，中国科协与中国科学社（1915年成立）、中国自然科学社（1927年成立）、东北科学研究会（1948年东北解放后成立）共同发起建议召开一次全国科学会议。经过酝酿，由吴玉章主持，举行了筹委会会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讨论推选出科学界参加新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代表17人，李四光是其中之一。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闭幕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1月1日，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任命李四光为副院长之一。李四光这时还在国外，未能赶上参加上述会议。

李四光回到北京，出席了一届政协第二次会议，并作了一次发言，受到与会者的重视。不久他参加全国教育会议，**接见代表时，还对他在政协的发言表示了赞许。

8月17日，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举行，李四光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身份，在会上作了题为《新中国的科学研究》的报告①。这次会上还通过筹委会建议成立的以各门学科学会为会员的“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以科技工作者个人为会员的“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大会推选李四光为科联主席，侯德榜等为副主席；推选梁希为科普主席，茅以升等为副主席。1958年因形势要求，两会合①李四光：《新中国的科学研究》，载《科学通报》，1950年第1卷第5期，第289—291页。并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李四光当选为主席。在李四光的主持下，并在几位副主席和各有关单位的积极支持下，科协对促进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通过学会进行跨机构间的学术交流和国际交流，对新学科学会的建立，对人民科学技术教育的普及，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中国科协曾经是世界科协发起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被推为世界科协的副主席之一。在五六十年代，李四光与世界科协主席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J.Curie）等常有书信往来，共同对反对原子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声援被迫害的科学家等活动，表示了相互的支持。1956年，世界科协成立10周年，4月1日至3日世界科协第届执行局会议和协会成立1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英国物理学家鲍威尔（世界科协副主席之一）等及理事十余人到会。李四光在会上发言，强调要使科学服务于崇高的目的——为人类谋更多的福利。1964年8月21—31日，由中国邀请有亚、非、拉、澳44个国家367位科学家参加的国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前夕，李四光以中国科协主席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招待会，数百位中国科学家和各国科学家欢聚一堂。陈毅副总理在会上致词，称这次讨论会是各国科学家胜利会师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会议期间，**、**、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分别接见了到会的全体科学家。

由于李四光本人的科学造诣和他在国内外科学活动中的声誉，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作为科学界的代表当选为政协副主席，并连续当选为第三、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李四光在工作中，特别注意工、农业建设中需要多学科综合技术解决的问题，常组织各个有关专业的科学家，分工协作，共同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李四光很早就关注原子能科学研究工作，归国到职后，即关注钱三强的工作安排。积极支持近代物理所的建立，多次由钱三强陪同到所视察并与科学家座谈，并和当时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多次讨论原子能研究工作的安排问题。

1950年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统一部署全国地质调查研究与勘探工作。1952年9月，在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李四光任部长，何长工、刘杰、宋应任副部长。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央指示，地质部一开始就采取了大转变、大发展的方针。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长春等地质院校，开始大规模培训新生力量。中国地质工作出现了空前未有的蓬勃发展的形势。1953年夏末，李四光在北戴河休养期间，正值朱德委员长、李富春副总理也在此休养。李四光到朱德住所向朱德作了放射性探测演示，随后两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1954年，地质部着手放射性矿产资源的调查，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内成立第二办公室，专管铀矿地质工作。不久，二办扩大成为地质部三局（以后改属二机部、三机部和核工业部）。1955年1月15日，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参加了**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汇报了铀矿地质工作的进展，再次演示了铀矿石标本的探测反应。当与会领导听到了探测器“嘎嘎”的声响，大家都很高兴。**当场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①由此，我国拉开了原子能事业的序幕。李四光在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原子能研究，推广同位素应用的建议。经科学院党组与二机部党组联合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简称核委），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张劲夫、刘杰、钱三强为副主任委员。钱三强负责核委的经常工作。

此时的李四光作为地质学家，急国家之所急，一手抓铀矿地质，一手抓天然油气地质。以往他多侧重基础性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实的科学知识与经验，为适应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他又积极开拓应用地质领域的工作。

1954年3月1日，李四光应邀到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作了《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当时参加报告会的有苏联石油访问团和在华工作的石油专家。他用地质力学理论，详细地论证了我国地质构造特征和可能含油的远景地区，着重指出从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原往南到两湖地区是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应组织力量进行摸底。以后他又指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最东边的一条沉降带，黄海、东海乃至南海地区的海域含油远景，并不亚于陆地。李四光全局性、战略性的预测，在后来的区域普查和开发勘探中，基本上一步一步得到了证实。李四光在寻找祖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并因地球科学对发现大庆油田的突出贡献而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也因此受到了特别的重视。1956年地质部成立了地质力学研究室，1958年改成研究所，李四光亲自兼任所长。当时，李四光还担任着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年，李四光还被苏联科学院全体大会推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第二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又授予他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荣誉和威望。

1959年，李四光开始撰写《地质力学概论》，1962年内部发行。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李四光和他的学生们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是地质力学文库中的经典性著作，它标志着地质力学的完善与成熟。地质力学研究所用这部书做教材，一连办了三期地质力学进修班，向100多名地质研究骨干，介绍了地质力学理论与方法，并使地质力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普及和验证。1960年，李四光在北京西山地质力学研究所召开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工作座谈会，并带领与会人员察看了北京西山地区新发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会上成立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中心联络组，李四光任组长，指导全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调查研究工作。

1962年，广东新丰江水库建成后，连续发生诱发性地震，李四光十分关心，他组织力量着手研究测试地应力的活动规律。1966年邢台发生强震之后，李四光对地震预测研究更加感到紧迫，他亲自到现场，亲自作地应力测试试验。他认为作为地壳能量集中释放的地震是有脉络可寻的，是有前兆出现的，只要深入工作，是可以预报的。他为解决地震预报问题进行深入的试验研究。早在1953年，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了地震工作委员会，李四光兼任主任委员，做过一些工作，但大多是跟在地震的后面跑。李四光认为没有提前10年、15年在战略性地区开展地震预报的研究工作，是犯了一个错误。李四光认为，要预测地震，就要划分危险区，建立地震预测试验站，研究地震应力作用的过程。要进行地应力测量就应该仔细研究构造应力场。了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史》复印本第61页，地质矿产部编印。

解了应力场的特点，才好追索构造运动的起源。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还应注重岩石性质问题，岩石的机械性质和化学性质，是很重要的决定因素。把这两种因素，即矛盾的双方，同时加以考虑和分析，才能对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频度和强度作出科学的判断。李四光认为这是对地震预报的一条有效的探索途径。1971年4月，在他病危期间还曾问大夫他还有多少时间？他说：“如果还能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解决是有希望的。”①可惜，4月29日他就溘然长逝了。李四光的去世，对于我国地震预报工作是难以弥补的一个损失。

李四光在生命最后的一二年中，还为**主席等中央领导编写了一本《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这本书可以说是他一生攻研地球科学思想路线的总结与表达。他把天、地、生三者视为一个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整体，再把有关数、理、化的部分知识要点，精炼出来熔于一炉，表达了李四光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长期科学实践中所形成的思路、观点与认识。这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系统整体论思想及其方法论，是十分可贵的。1972年，这本书正式出版，全书15万多字，附有60多幅照片和插图。书的最后一部分“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是全书的一个重点。在这里，李四光再次强调了构造体系的观点，提出解决大陆构造问题应该立足于确实可靠的构造现象，即构造体系的研究。这一点，也是李四光在地质学上最重要的贡献。

李四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还特别关心地下热能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逝世前一年，他不顾身患危症，一定要到天津视察地下热水的开发与利用的情况。打开地下热能宝库，减轻煤炭资源的消耗，是他多年在能源利用方面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他逝世前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

李四光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毕生研究地质力学，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铀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方面开拓了广阔的新的领域，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对古生物学、岩石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以及模拟实验、地应力测量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出色的成就。李四光的学术成就和科学业绩，他的科学著作、科学思想和创造性的科学方法，都是我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1958年他加入了中国**。周恩来总理曾说：“李四光是一面旗帜，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①在1971年5月2日李四光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又号召大家：“要继承李四光的事业，学习和发展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学说，要把李四光生前的遗著整理出来，公开发表，广泛流传。”②①许淑彬、李林：《石迹耿千秋——回忆李四光》，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117—118页。①转引自陈群等：《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页。

②《第四纪研究》第3期，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第四十八章华罗庚华罗庚，1910年生于江苏金坛。父亲华瑞栋，人称华老祥，原是江苏丹阳访仙桥人，后来搬迁到金坛定居。华老祥13岁时开始做学徒，学做生意，后来自己筹资开了一个小店，赚得钱后，又开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店，最后则开了一家大店。有了钱之后，华老祥逐渐放松了对生意的经营。一场大火，把大店烧个精光，中店也倒闭了，只剩下一个小店。

华老祥在40岁时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华罗庚。华罗庚在金坛念小学的时候，金坛还没有初级中学。金坛初中创办那年，华罗庚小学毕业，他幸运地进了这个初中。1925年，他以全班第二名初中毕业。

由于家境贫寒，华老祥无力让华罗庚继续升高中。经过努力，华罗庚考取了由黄炎培等主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华老祥除需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外，家里还住有几个侄儿与侄女，一直帮助他们到结婚成家为止，因此家境愈益困窘。仅仅为了家里拿不出50元的学费，华罗庚不得不放弃还差一学期就毕业的机会，弃学回金坛帮助其父经营“乾生泰”小店。

这时华罗庚已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那时有一个留法学物理的青年叫王维克，回到金坛，执教于金坛初中。他欣赏华罗庚的数学才能，并借书给华罗庚看，有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一本50页的微积分。华罗庚边站柜台，边用零散的时间学习数学。家里人都说他在看“天书”。为了怕他看书影响做生意，华老祥多次要撕掉他的“天书”。

1927年，华罗庚与吴筱元女士结婚。次年生女名华顺，以后他们又有了三个儿子华俊东、华陵与华光和两个女儿华苏与华密。

1929年，金坛发生了流行瘟疫（大概是伤寒），华罗庚染病卧床6个月，曾发高烧昏迷不醒，6个月未翻身，病虽痊愈，但左腿留下残疾，走路时要左腿先划一个大圆圈，右腿跨一小步。有人嘻称他按“圆与直线”行走。华罗庚病愈后，家境更贫寒。幸得王维克帮忙，让他在金坛初中补习班教书。刚教了一个月，王维克校长就被人告了一状，说他任用不合格教员华罗庚，王维克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继任校长韩大受，委任华罗庚为会计，总算没有让他失业。

1926年，上海《学艺》杂志（10卷10期）上载有一篇苏家驹的文章《代数的五次方程式的解法》。一般五次以上代数方程的根是不能用系数的四则运算及根式来表示的，这已由N.H.阿贝尔（Abel）于1826年证明。苏家驹当时是知道这件事的。由于他自以为得到了一个可解的“证明”，又未发现错误而发表该文。华罗庚当时也已知道阿贝尔定理，他找到了苏家驹文章的错误。他于1930年在上海《科学》（15卷2期）上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指出苏文中有一个12阶的行列式计算错了。这是华罗庚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他的第一篇文章是讨论J.C.F.施图姆（Sturm）定理的，刊于1929年《科学》14卷上。

华罗庚的论文引起当时的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注意，他认为华罗庚有天才，有培养前途。使熊庆来纳闷的是从未听说过数学界中有一个华罗庚。后来，熊庆来从系里一个教员金坛人唐培经那里打听到华罗庚的情况。经熊庆来推荐，华罗庚于1931年来清华大学任算学系助理，管理图书、公文，也兼办杂事。在清华大学，华罗庚如鱼得水，拼命学习数学。至1933年，华罗庚的水平与能力已为大家所认识。系里欲聘任他为助教，但又碰到同样的资格问题。为华罗庚的问题，理学院开会讨论，不少教授如郑桐荪、杨武之、叶企荪等，认为清华大学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应该因资格问题而限制人才使用。由此他被破格提升为助教，授微积分课。1934年他又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乙种研究员，1935年，他被提升为教员。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期间，除对高等数学基础知识全面认真学习外，特别致力于数论的学习，例如D.希尔伯特（Hilbert）的《数论报告》（BerichtüberdieTheoriederalgebraischenZahlk.rper，1897）与E.兰道（Landau）的《数论教程》（共三卷）（Vor-lesungenüberZahlentheorie，BandⅠ，Ⅱ，Ⅲ，1927）等名著，他都已融会贯通。那时他致力于华林（Waring）问题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他的工作曾得到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的指点与帮助。

1936年左右，法国著名数学家J.阿达马（Hadamard）与美国著名数学家N.维纳（Wiener）来清华大学系统讲学。华罗庚的好学和勤奋深深地感动了他们二人，他们非常器重华罗庚。华罗庚从他们的讲学中深受教益。阿达玛向华罗庚指出，И.M.维诺格拉多夫对华林问题的研究非常出色，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方向，从此华罗庚进入了研究堆垒数论的主流。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中，华罗庚的工作受到维诺格拉多夫的影响。华罗庚从维纳那里学到大量傅里叶（Fourier）分析的知识与技能，这与他以后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联。华罗庚在清华大学时，算学系有陈省身、许宝騄、柯召、吴大任等，物理系有王竹溪、赵九章等。华罗庚时常跟他们论学问难，互相切磋。

1936年，维纳将华罗庚推荐给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数学家G.H.哈代（Hardy），盛赞华罗庚是中国的S.A.拉马努金（Ra-manujan）。华罗庚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每年1200美元的乙种补助，以一个访问学者的身份去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Littlewood）都很赞赏华罗庚，保证两年可以给华罗庚博士学位，但他却表示：“我来剑桥大学是为了求学问，而不是为了学位。”

华罗庚在剑桥大学时，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年轻数学家，如H.海尔布伦（Heilbronn）、H.达文波特（Davenport）、T.埃斯特曼（Estermann），R.A.兰金（Rankin）与E.Ch.蒂奇马什（Titarsh）等人，他们互相切磋，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帮助。

在英国，华罗庚致力于解析数论，特别是圆法与三角和估计的研究。他的工作水平有了实质的提高。例如关于完整三角和的估计、华林问题与E.普罗黑（Prouhet）问题（或普罗黑-塔利（Tarry）问题）等的重要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考验，他当时的论文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经典文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华罗庚于1938年毅然回到云南省昆明市。鉴于他的学术水平与才华，不少大学争聘他。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杨武之破格提拔华罗庚为正教授，于是他在位于昆明市的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共同招生，各校自聘教授，三校研究生自由选课与参加讨论班）执教。这时他虽然仍继续其数论研究，并完成他的专著《堆垒素数论》，但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已从数论转移，而致力于群论、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的研究。围绕这些学科，华罗庚与其他数学家一起倡导并主持了各种讨论班。参加过他的讨论班而以后闻名的数学家中有段学复、闵嗣鹤、樊■、徐贤修，受过他的影响及听过他的课的青年还有蓝仲雄、王湘浩、孙本旺、彭慧云、田方增、徐利治、钟开莱与严志达等人。1946年2至5月，华罗庚应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到苏联进行了3个月的访问。

由于美国原子弹的震撼，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欲建立国防科技，乃经由曾昭抡邀华罗庚与吴大猷去重庆商谈。他们向陈诚、俞大维陈述我国科学落后，应由培养人才入手。陈诚、俞大维采纳此议。由军政部资助两年费用，华罗庚、曾昭抡、吴大猷率优秀青年孙本旺（数学）、朱光亚、李政道（物理）、唐敖庆、王瑞駪（化学）一行于1946年7月初由上海乘船赴美。

在美国期间，华罗庚首先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又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数论课。那时在普林斯顿有徐贤修、王湘浩、闵嗣鹤（数学）、张文裕、吴健雄、袁家骝（物理）、梁守榘（化学）、尤桐（考古）等人。1946年底，华罗庚在美国治疗腿疾。他的腿治愈后，基本上可以正常行走。1948年春，华罗庚应伊利诺伊大学之聘，任正教授直至1950年2月回国为止。华罗庚在美期间，在数论、代数与复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华罗庚就率全家于1950年2月乘船，途经香港于3月日回到北京。他执教于清华大学数学系，并筹备成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1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1955年，华罗庚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数理化学部副主任。

早在1946年，华罗庚就指出：“我国将来数学研究所的工作，似乎不应当只偏重于纯粹数学或纯粹数学的一部分而已。”建所之初，按上述蓝图，研究所广泛网罗人才，工作进展神速。数学所先设有数论（华罗庚、越民义、王元、许孔时、吴方、魏道政）与微分方程（吴新谋、秦元勋、王光寅、丁夏畦、邱佩璋）两组，相继成立了代数组（华罗庚、万哲先），函数论组（华罗庚、陆启铿、龚昇），拓扑组（吴文俊、张素诚、孙以丰），泛函分析组（关肇直、田方增、冯康），数理逻辑组（胡世华、唐稚松、陆钟万），概率统计组（王寿仁、张里千），理论物理组（张宗燧、戴元本），力学组（庄逢甘、林鸿荪、罗时钧、沈元、李敏华、胡海昌），计算机设计组（闵乃大、吴几康、夏培肃）。熊庆来于1957年回国，函数论室加设单复变函数论，杨乐、张广厚是熊庆来晚年的研究生。华罗庚在见到厦门大学青年陈景润关于塔利问题的一篇文章后，认为他有培养前途而将他调来数学所工作。华罗庚领导了“数论导引”与“哥德巴赫（Goldbach）猜想”两个讨论班。他还领导了多复变函数论与代数方面的工作。除此之外，他曾建议关肇直、田方增研究赋范环论，建议冯康研究广义函数论。数学所还向全国开放，来所工作过的有李国平、李修睦、梁之舜、张远达、钟同德、林坚冰、严士健等。得益于在数学所期间的工作而成为学部委员者近20人。这个阶段，华罗庚写成《数论导引》（1957）、《多复变数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1959）、《指数和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1963）与《典型群》（与万哲先合作，1963）4本专著。华罗庚的主要研究工作为定出4类典型域上的完整正交系。这项工作荣获1956年颁发的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50年，**主席会见华罗庚时，曾希望他培养出一些好学生来。建所后，华罗庚十分注意培养学生，他在撰写专著的过程中，总是组织讨论班，对他所写的材料加以讲述、讨论与修改，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做研究，提高独立工作能力。华罗庚还注意数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介绍治学经验与体会的文章。从1956年开始，华罗庚即在中国倡导高中学生的数学竞赛活动，为此他为中学生写过5本通俗易懂的小册子。总之，从1950至1957年，华罗庚的一切工作都得到政府与数学家的广泛支持，工作成效十分显著。华罗庚高瞻远瞩，始终坚持对苏联与西方先进数学的学习。这期间，他还不断致力于争取华裔数学家回国工作。

1957年，华罗庚与曾昭抡、钱伟长、千家驹、童第周就科技问题在《光明日报》上联名发表文章，提了几个正确意见。这一具有良好愿望的文章，竟被说成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曾昭抡与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华罗庚、千家驹与童第周虽然得到保护而免遭划为右派，但仍受到多次“批判”。1958年，《人民日报》登载了所谓“走白专道路”的文章，由此在全国掀起了“拔白旗运动”，华罗庚又作为数学研究所的重点批判对象，他与一些正直的数学家被剥夺了发言权。

1962年，华罗庚以极大的勇气来整顿数学研究所。他倡议在数学所的研究实习员中进行一次基础课考试，成绩优秀者提升，成绩太差者调出数学所工作。经过这次整顿，数学所又逐渐走上正轨。华罗庚还在数学所开辟了一个“练拳园地”，出题目给大家做，以提高对数学基础知识的掌握。但好景不长，从1964年开始，形势又在向“左”转了。华罗庚的一系列正确做法，被说成是所谓“考、提、调”三板斧，是砍向“革命群众”的三板斧，是“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他被迫离开数学研究所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华罗庚于1958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华罗庚在科技大学期间写成专著《高等数学引论》。

从1958年开始，华罗庚致力于数论方法在近似分析，特别是在多重定积分的近似计算中的应用研究（与王元合作）及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研究。至1965年，华罗庚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数学方法在工业上的普及应用方面。他选择适合中国工业实际水平的“优选法”与“统筹法”（简称“双法”）加以推广应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与陈德泉、计雷等人一起，足迹遍布中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厂矿工交企业，给工人讲课，既普及了数学知识，又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影响颇为深远。

1966年，爆发了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华罗庚的家被查抄过3次，手稿散失殆尽，不少工作无法再继续进行。他被贴了不少充满了造谣污蔑之词的大字报，还遭到几次批判。这一情况至1967年即告终止，他可以安静地呆在家里，甚至可以出去普及“双法”。较之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华罗庚可算是幸运的。1975年，华罗庚得了心肌梗塞，经治疗虽幸免于死，但却种下了致命的病根。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从1979年开始的数年间，华罗庚在朋友与学生的协助下，完成专著《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1978），《从单位圆谈起》（1977），《优选学》（1981）与《华罗庚论文选集》（HuaLooKeng，Selectedpapers.1983）。他还以学者身份，3次出国讲学。1978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0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分成数学所、应用数学所与系统科学所。华罗庚除继续担任数学所所长外，还被任命为应用数学所所长，直至1983年底为止。1979年，法国南锡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以后香港中文大学（1983）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1984）也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他还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1982），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3）与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1985）。这些年来，华罗庚仍积极工作，他想多做些事，将失去的光阴补回来，但终究年迈体弱，力不从心了。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东京大学作完演讲，由于心脏病突然发作而去世。

除数学家生涯外，华罗庚还积极地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从1951至1983年，华罗庚均为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又曾任第二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他曾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1979年6月加入中国**。

华罗庚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他在数学方面的卓越成就，简述如下：1.指数和估计及堆垒素数论。

命q为整数＞1，f（x）=akxk＋.＋a1x为整系数多项式满足（ak，.，a1，q）=1（即互素）。记Sqfefxqexexq(,)(()),()===.12pix华罗庚在1940年证明了：对于任何ε＞0皆有|(,)|(,)Sqfckqk≤ee11-+其中c（k，ε）为仅依赖于k与ε的常数。这一结果是臻于至善的。它是C.F.高斯（Gauss）和与高斯定理的推广：|(,)|Sqxq22≤．关于指数和的积分平均，华罗庚证明了：对于任意ε＞0，当1≤j≤k时有01122ò.=-+eafxdackNxNjjj(())(,)≤．ee由这两条重要定理及维诺格拉多夫关于H.外尔（Weyl）和的估计及他关于素变数三角和的估计，华罗庚研究了方程N=f1(x1)+.+fi(xi)的可解性问题，此处fi（x）（1≤i≤s）为s个k次首项系数为正的整值多项式，N为给定正整数。特别当fi（x）=xk时，就得到著名的华林问题。若在方程中限制xi取素数，fi（x）=x及s=2，3，即得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对于华林问题，首先是希尔伯特于190O年证明了，存在c（k），当s≥c（k）时，（3）有解。当N充分大时，最小的s记为G（k）以后，哈代与利特尔伍德用他们的“圆法”对G（k）作了定量估计。维诺格拉多夫则大大地改进了G（k）的估计，他还证明了“三素数定理”，即充分大的奇数都是三个素数之和。华罗庚将华林问题的重要结果基本上推广到上述方程的情况，而且限制变数为素数，自然包括“三素数定理”作为特例。他的成果总结在他的专著《堆垒素数论》之中。这本书已成为经典著作。

解析数论最上乘的工作之一是有一个纯分析的不等式（这称为方法），并附有这一不等式的重要应用。华罗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在华罗庚领导的堆垒素数论中心问题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上，王元、潘承洞与陈景润相继对筛法、大筛法应用及哥德巴赫猜想的结果作出改进。陈景润于1966年证明了：每一充分大的偶数都是一个素数与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之积之和。

2.体论。

若一个环k，其每一元素关于乘法都有逆元素，但对乘法来说是非交换的，则k称为体。命σ是体k到它自身的一个一一映射。如果σ满足(a+b)σ=aσ+bσ,(aba)σ=aσbσaσ,1σ=1,则称σ为半自同构。熟知的半自同构的例子为自同构：（ab）σ=aσbσ，与反自同构：（ab）σ=bσaσ。问除此之外，还有无其他半自同构？华罗庚于1949年证明了：每一个半自同构或为自同构或为反自同构。

同年，华罗庚还给下面结果一个初等证明：体的每一个真正规子体均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H.嘉当（Cartan）-R.D.布劳尔（Brauer）-华氏定理）。P.T.贝特曼（Bateman）用莎翁名著《罗米欧与朱丽叶》中的诗句“没有一口井那么深，也没有教堂门那么宽，像茂丘西奥的伤口一样致命呀！”来赞扬华罗庚的一些结果。

1950年，华罗庚还证明了体的乘法群的一个定理：体的乘法群不是亚阿贝尔群。

3.矩阵几何、自守函数、典型群论与多变数函数论。

华罗庚将这几个学科放在一起研究。他在这几方面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将一个变数推广到多个变数往往无从下手，以矩阵为变元则为特殊的多变数问题。这时代数工具可能使用，一行一列的矩阵就是单变数，又可以借用单变数时的结果做背景，所以华罗庚研究的方法均重用矩阵运算，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开拓性工作。

1935年，E.嘉当（Cartan）证明了，在解析映射下，只有6类不可约、齐性、有界对称域，其中两类是例外域，维数分别是与27，其余4类称为典型域。典型域可以看作普通复平面上的单位圆在高维空间的类似。其重要性有如单位圆之于复平面，其应用与影响又超过多复变函数论。

华罗庚给出了4类典型域的运动群的矩阵表示，算出S.伯格曼（Bergman）核，重新证明了3种类型的双曲空间的黎曼（Riemann）曲率都是非正的，从而推知其几何相当正规。这就导致华罗庚开拓了“矩阵几何学”这一领域。在矩阵几何中，空间的点是某类矩阵，其背景是典型域。华罗庚的目的在于在这些矩阵空间中推广复平面的几何基本定理——K.G.C冯·施陶特（vonStaudt）定理：每一个将复平面映射到自身的保持调和分隔不变的拓扑变换必为直射变换或反直射变换。例如对复数域上的对称矩阵空间，华罗庚证明了：一个连续的将对称矩阵映射为对称矩阵并保持算术距离不变的映射必为辛变换或反辛变换。

但怎样用尽量简单的几何不变量来刻划运动群呢？1951年，华罗庚发现“粘切”就够了，所谓矩阵M与N粘切，即M-N的秩为1。华罗庚还研究了基域是体的矩阵几何学。

1953年，华罗庚用群表示论方法具体得出4类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这相当于在复平面上找到了完整正交系e（nθ）（n=0，±1，.）。借助于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华罗庚得出4类典型域的柯西（Cauchy）核、赛格（Szeg.）核与泊松（Poisson）核。

辛群在华罗庚的自守函数论与矩阵几何的研究中都很重要。很自然地，他会研究辛群的自同构问题。1946年，华罗庚发表了他确定辛群自同构的文章。这是他研究典型群的开端。以后的一系列工作，形成了他研究典型群论的独特方法，即先解决尽可能低维的问题，再用数学归纳法推广到高维。华罗庚处理典型群自同构问题的方法很初等，即着重矩阵运算。

华罗庚在这方面的工作由万哲先、陆启铿与龚昇继续着，得到了发展与应用。

4.应用数学。

从1959年开始，华罗庚与王元合写了一系列论文，研究了在近似分析中，如何用基于数论思想的可计算与决定性方法来尽可能取代统计实验的蒙特卡罗（MonteCarlo）方法的问题。他们的方法的要点为用一组独立单位或线性递推公式来构造一个代数数域的整底的联立有理逼近，从而定出高维单位立方体的一致分布点列并得出其偏差估计。一致分布点列可以代替蒙特卡罗方法中的随机数，故又称为伪随机数。例如，设｛Fn｝表示L.斐波那契（Fibonacci）数列，即由递推公式F0=0,F1=1,Fn+1=Fn+Fn-1(n≥1)定义的整数列。假定（，）的导数及其低维导数均囿于，且每fxyc422fxyxy(,)个变数均有周期1，则得fxydxdyFfkFFkFcFFnnnnkFnnn(,)(,)log——=.òò11101012≤这是臻于至善的估计。

华罗庚还对“统筹法”，即CPM与PERT与“优选法”，亦即J.基弗（Kiefer）的“黄金分割法”与“斐波那契法”作了简化，并在中国工业部门作了广泛的普及与使用。

华罗庚的主要论著有《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多复变数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典型群》（与万哲先合作）、《高等数学引论》、《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二阶两个自变数两个未知函数的常系数线性偏微分方程组》、《优选学》、《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HuaLoo—Keng，SelectedPapers》（Springer—Ver-lag，1983）。

华罗庚一生都是在磨难中挣扎。他常说他的一生中曾遭遇三大劫难。首先是在他童年时，家贫，失学，患重病，腿残废。第二次劫难是抗日战争期间，孤立闭塞，资料图书缺乏。第三次劫难是“文化大革命”，家被查抄，手稿散失，禁止他去图书馆，将他的助手与学生分配到外地等。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要坚持工作，做出成就，需付出何等努力，需怎样坚强的毅力是可想而知的。

早在四十年代，华罗庚已是世界数论界的领袖数学家之一，但他不满足，不停步，宁肯另起炉灶，离开数论，去研究他不熟悉的代数与复分析，这又需要何等的毅力与勇气！

华罗庚善于用几句形象化的语言将深刻的道理说出来，这些话言简意深，富于哲理，令人难忘。早在五十年代他就提出：“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华罗庚虽然聪明过人，但从不提及自己的天分，而把比聪明重要得多的“勤奋”与“积累”作为成功的钥匙，反复教育年轻人，要他们学数学做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经常锻炼自己。五十年代中期，针对当时数学研究所有些青年做出一些成果后产生自满情绪，或在同一水平上不断写论文的倾向，华罗庚及时提出：“要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所谓“速度”就是要出成果，所谓“加速度”就是成果的质量要不断提高。“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而某些部门也急于求成，频繁地要求报成绩、评奖金等，采取了一些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做法，这导致了学风败坏，突出地表现在粗制滥造，争名夺利，任意吹嘘上。1978年他在中国数学会成都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提出：“早发表，晚评价。”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努力在我，评价在人。”这不仅体现了他对年轻科学工作者的爱护和关怀，实际上也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学术界不良学风的批评，以及他对科学发展及评价科学工作的看法。科学工作要经过历史检验才能逐步确定其真实价值，这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华罗庚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只要能求得学问，他宁肯暴露弱点。在他古稀之年去英国访问时，他把成语“不要班门弄斧”改成“弄斧必到班门”来鼓励自己。华罗庚每到一个大学，是讲别人专长的东西，从而得到帮助呢，还是讲别人不专长的，把讲学变成形式主义走过场？华罗庚必定选择前者，也就是“弄斧必到班门”。早在五十年代，华罗庚在《数论导引》的序言里就把搞数学比作下棋，号召大家找高手下，即与大数学家较量。中国象棋有个规则，那就是“观棋不语真君子，举手无悔大丈夫”。1981年，在淮南煤矿的一次演讲中，华罗庚指出：“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点。”意思是当你见到别人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说。另一方面，当你发现自己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修正。这才是“君子”与“丈夫”。针对一些人遇到困难就退缩，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华罗庚在给金坛中学写的条幅中写道：“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到了黄河心更坚。”人老了，精力要衰退，这是自然规律。华罗庚深知年龄是不饶人的。1979年在英国时，他指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这也可以说是他以最大的决心向自己的衰老作抗衡的“决心书”，以此鞭策他自己。在华罗庚第二次心肌梗塞发病时，在医院中仍坚持工作，他指出：“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尽量多做工作。”

总之，华罗庚的一切论述都贯穿一个总的精神，就是不断拼搏，不断奋进。

华罗庚从小就爱国爱民，胸怀大志。抗战刚开始，出于民族大义，他即放弃留在英国继续做研究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中国昆明。抗日战争时期，他见后方贪官奸商横行，十分气愤，毅然写道：“寄旅昆明日，金瓯半缺时，狐虎满街走，鹰鹳扑地飞。”当他得知闻一多被暗杀的消息后，心中交织着强烈的爱和恨，他写道：“乌云低垂泊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宁沪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一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华罗庚就毅然放弃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教授职务，携全家回到北京。在归国途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1950年2月），信中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该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

华罗庚在1951年又写道：“从前帝国主义者不但在经济上剥削我们，政治上奴役我们，使我们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同时，又从文化上——透过他们所办的教会、学校、医院和所谓慈善机关——来打击我们民族的自信。”“实际上，我们祖国伟大人民在人类史上，有过无比的睿智和成就。”“请读者用客观的态度，公正的立场，自己判断，自己分析，看看我们是否是如帝国主义所说的‘劣等民族’”。

这些话字里行间充分反映了华罗庚热爱祖国、忧国忧民的心情，他为了振兴中华而毅然回归祖国。

1957年，华罗庚遭到错误批判。当时，中国数学界大搞“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运动。华罗庚目睹中国数学界遭到的破坏与损失，痛心疾首。1963年，他借写《高等数学引论》的序言为题，加以发挥地写道：“它既是急就章，又是拖沓篇，1958年匆匆上马。”“错误百出，疵谬迭见。”“紧紧松松，赶赶拖拖，因而详略不一，前后不贯，轻重失调，呼应不周等毛病在所难免的了。”

1964年，他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向前走了3里路，发现错了，不要紧，后退3里，便到原来的出发点了；但时间却不能退回到原来出发的时间，而是花了双倍时间，时乎时乎不再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眼见着国家遭难，人民受害，他更是百感交集，悲愤万分。1969年，他的恩师熊庆来遭迫害致死，他都不能去悼念。1978年，熊庆来得到平反后，华罗庚写道：“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尸体已入焚化间，谁是？翻遍盖面布，方得见遗容一面，骨架一层皮。”

在“四人帮”横行时，华罗庚虽受到保护，但他被剥夺了发言权，而且实际上被禁止与朋友学生往来。他的“双法”普及工作，亦常遭到横加干预。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据说华罗庚有一个小本子，经常偷着写诗骂“四人帮”，不肯示人，可惜未能留存下来，现仅得一首如下：“并州战役胜利日，白骨妖魔心如炽。

‘我要分裂停生产’，尔辈竟敢搞团结。”

1976年，“四人帮”殄灭，特别是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华罗庚心情舒畅，他写了一系列述怀诗句，展望未来，跃跃欲试。列举一首如下：“春风吹绿了大地，原野上万马奔驰，与其伏枥而空怀千里，何如奋勉而追骐骥？”

华罗庚终于倒在了学术报告的讲台上，为祖国、为数学，工作到了生命的尽头。

第四十九章鲁迅鲁迅，姓周，原名樟寿，字豫才；1898年到南京求学时改名树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鲁迅”这一笔名。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当他出生时，他的家庭已处在衰落中，但仍可称之为小康之家。由于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以及家长和塾师的严格培养，鲁迅在少年时期便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国学基础。

在此期间，家中发生的两大变故对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93年秋，当他12岁的时候，正在做着京官的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入狱，全家都有被株连的危险。鲁迅随母亲到亲戚家避难，竟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同族的长辈也看不起他们，甚至加以欺凌。翌年冬，父亲周伯宜又患了重病。作为长子的鲁迅，几乎每天都要出入当铺和药店。虽然开方的都是当地的名医，虽然诊金很高，但父亲的病却日重一日，终于在1896年秋天亡故了。

世人前恭后倨的态度深深刺伤了他那颗自尊而敏感的心灵。“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所说的话，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少年时心灵的余痛，可以得知他当时已深切体验到中国封建伦理文化及其所塑造的人格的虚伪和冷酷。而父亲的因医治无效而病故，又使少年鲁迅切身感受到中国传统医学的落后。当时思想敏锐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看到中国文化的落后，而少年鲁迅对于中国文化的绝望，除了也看到这些对外战争的失败之外，更多地来自他当时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他有着独特的少年经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着被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面临着被灭亡的危险，而中国旧文化的陈腐窳败也已充分显露。于是，怀有救国救民壮志的少年鲁迅不愿走科举应试的所谓“正路”，也不愿学作幕友或商人，决心不顾人们的奚落和排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去探求强国新民之路。1898年5月，他带上母亲为他筹集的八元川资，去南京考入了可以“学洋务”的江南水师学堂。因对学堂的管理和教学感到失望，翌年2月又考入也设在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那里一直学习到1902年初。在南京将近4年的时间里，鲁迅接触到他前所未闻的各种新知识。尤其重要的是他通过阅读严复翻译的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对西方正在盛行的作为生物学和历史观的进化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他后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02年初，鲁迅于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被官费保送日本留学。他首先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其他基础课程。他一面学习，一面热情地探求着救国之路。他的献身民族复兴事业的志愿在他1903年写给同学兼好友许寿裳的一首诗《自题小像》中表达得十分明确：“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在日本积极展开活动。鲁迅赞成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并经常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他坚决反对维新派的保皇立场，但对梁启超提出的必须改变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精神状态的新民说则给予高度重视。他开始认真思考国民性改造问题。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他讨论这样三个问题：（1）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1903年，鲁迅翻译并加以改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发表于《浙江潮》杂志。这篇小说歌颂了斯巴达勇士抵抗侵略、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洋溢着激昂的爱国热情。同时或稍后，鲁迅还翻译了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撰写了介绍科学知识的论文《说鈤》和《中国地质略论》。这些译作和文章显示了他对科学的重视。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他之所以选择学医，是与他少年时代的经历和他的救国思想密切相关的。父亲的不治而死给他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后来接触到西方医学知识，与先前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加以比较，他更加感到中国医学的落后。同时他还从翻译的历史书上得知，日本的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引进。因此他准备学好医学回国医治像自己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同时也借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学习到1906年初，一次影片事件又使他决心弃医从文。有一天，教师在授课之余为学生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影片。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据说是为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捉住要杀头示众，另有一群体格健壮的中国人却在麻木地围观。鲁迅深受震动。他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关键在于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能够改变精神的，他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决定献身于文艺事业。

1906年6月，鲁迅结束了在仙台医专的学业，自日本回绍兴，奉母命与朱安女士结婚。对于家庭包办的这件婚事，鲁迅很不满意。他后来曾对朋友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他在绍兴只住了几天就回到东京，一面继续学习外文，一面从事文学活动。1907年春，他与许寿裳等人计划创办文学期刊《新生》，但因支持者的退出而告失败。1907年底到1908年底，他在刘师培等人主编的《河南》杂志上发表了《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未完）等论文，标志着他的独立思想的逐步形成。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落后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落后，从根本上说是人的落后。国民愚昧、怯懦、自私、冷酷、巧滑、重利。振兴民族的根本出路是改变国民精神。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认为新的国民应当有健全的精神，既要不畏强暴，又要有博爱之心；既要务实，又要有形上之需求；既要有坚强的意志，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又要有开阔的胸襟，不疾天才，尊重先驱。

1909年，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册先后出版。这里面所收的多是东欧弱小民族和俄国作家的作品，主题主要是要求民族独立或抨击反动统治。鲁迅选译这类文学作品，考虑的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但《域外小说集》销售情况很不理想，半年内只售出数十册。

从1906至1909年鲁迅在东京从事的文学活动没有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主要原因是当时正处在政治革命的热潮中，大部分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变革对于中国改革的重要性。但鲁迅这一时期的努力却是他后来文学活动的必要准备。

1909年8月，鲁迅因家庭经济上的需要而回国谋职，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1910年7月又到绍兴府中学堂任生物学教员并兼任监学（教务主任）。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积极组织声援活动和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不久，任绍兴山（阴）会（稽）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这年冬天，他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作品通过一个市镇的一次由谣传引起的混乱，简练而深刻地概括了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养成的生存方式。小说虽用文言写成，但其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已完全具备了现代短篇小说的性质。

1912年2月，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工作，不久随部迁至北京，担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第一科科长等职，主管文化及社会文化设施等工作。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社会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倒行逆施充分暴露了中国旧文化的顽固性。鲁迅一时找不到攻击旧文化的机会和战友，直到1917年，他还常常感到极度的苦闷和绝望。为了排遣苦闷，他便在公余时间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帖，阅读佛经。但他并未完全消沉下去，而是常常怀疑自己的绝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一时期他虽然很少发表文章，然而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体察和思考。

中国民主革命的连遭挫折，使越来越多的有志改革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开展一场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的必要性。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改名《新青年》），发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启蒙运动。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等人又发动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早就立志于中国文化改革的鲁迅终于找到了战友和大显身手的机遇，开始了他创作的丰收期。

1918年初，鲁迅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同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小说史上新的一页。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五四时期，又连续发表了《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风波》等多篇小说。这些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思想和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深深地震撼了当时进步知识青年的心，同时也最早以丰硕的创作成果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除小说创作外，当时他还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论文和相当数量的“随感录”。这些文章或者系统地驳斥男子本位、长者本位的封建道德，或者针对保守派的种种谬论作脱手一掷的迎击，都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五四**过后，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感到自己“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但他这次没有再放下战斗的笔。1922年初，当穿着西装革履却从事复古活动的“学衡派”趁新文化立足未稳而发起进攻时，鲁迅立即写了《估〈学衡〉》等杂文，抨击了这股复古思想。从1918年到这时他所写的各类杂文收在杂文集《热风》和《坟》里。

1923年，鲁迅将他1918年至1922年创作的15篇小说结集为《呐喊》出版（该书在193O年第13次印刷时，由作者抽去其中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不周山》一篇）。《呐喊》以反对封建伦理文化的启蒙主义为宗旨，以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历史为背景，猛烈抨击了中国封建伦理文化的冷酷性、陈腐性和保守性，深刻揭示了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国民精神的弱点，同时也赞美了保留在天性未混的儿童和淳朴的下层劳动人民身上的优秀品质，还艺术地再现了革命先驱在当时的艰难处境。《狂人日记》通过一个身患“迫害狂”的人道主义者的独特视点，揭发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可怕事实，并通过这一可怕事实与家族制度和礼教之间内在联系的揭示，暴露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孔乙己》着重反映的是封建等级观念对人们的毒害。孔乙己虽已穷困潦倒，但仍不肯脱掉那身标志读书人资格却已“又脏又破”的长衫，而咸亨酒店的掌柜和顾客们却因他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而将他作为取乐的材料。封建等级观念使人变得滑稽，使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同情。《药》写的是革命者夏瑜的血被愚昧的群众当作医治痨病的药而食用的事情，反映了群众与革命的隔膜。中篇《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这是一篇性格小说。作者着力刻划了阿Q这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被压迫、被蹂躏者形象。阿Q性格的本质特征是缺乏理性自我，因而他不得不一方面盲目地服膺封建兽道伦理文化，一方面又本能地适应封建吃人社会现实。他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其思想却“样样合于圣经贤传”，对“男女之大防”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阿Q从实际感受出发也常常觉得“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但他终其一生未能在理性观念上否定过封建制度和文化。阿Q没有理性自我，却有着本能自我。既然不能从理性观念上否定封建文化，他就只能按着本能需求去适应那个吃人的、对于他这样一个底层人来说完全是异己的社会现实。他适应现实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精神胜利法，即当他在生活中处于困境或遭受失败时，就靠自欺来自慰。因为他常处逆境，这成了他主要的适应方式。另一种是一旦有机会就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去，如革命到来时他便跃跃欲试。但爬上去的可能本来就非常小，阿Q也终于作为替罪羊而被那个社会吃掉了。这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文学典型，既生动具体，又高度概括地反映了深受封建文化毒害的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鲁迅是怀着怒其不争又哀其不幸的复杂心情来描写阿Q的。他怒其服膺不该服膺的兽道文化，怒其适应无法适应的吃人现实，他哀其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处境，哀其终于被吃掉的悲剧命运。鲁迅将阿Q的精神弱点撕破给人看，又将他的尊严和权利践踏给人看，将他的生命毁灭给人看，因而作品具有极为感人的悲喜剧交融的审美特征。《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的《晨报副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新文学界的注意。大半个世纪以来，它不仅在中国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已经被译为世界各主要语种的文字，有了很高的世界声誉。阿Q则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学典型之一。在《呐喊》中，《一件小事》、《故乡》、《风波》、《社戏》等作品也都有较大影响。

1924年底，鲁迅参与了《语丝》周刊的创办，并参加了语丝社。1925年又先后组织和领导了莽原社和未名社。这些社团在新文化的建设和当时的政治斗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一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了进步学生反对实行家长式教育的校长杨荫榆的斗争。正在这所学校兼课的鲁迅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与杨荫榆及其后台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他运用杂文痛斥杨荫榆迫害学生的行径，批驳其后台章士钊的复古主义论调，揭露“现代评论派”陈源等貌似公允实则向反动当局摇尾乞怜的叭儿狗本性。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他痛悼死难者，对杀人凶手进行了彻底揭露和强烈谴责。这一时期的杂文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坟》的后半部。

在这一系列斗争中，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并很快由战友成为恋人。

1926年，鲁迅将他在1924年和1925年这两年中所写的11篇小说编成他的第二个小说集《彷徨》出版。《彷徨》的创作精神与《呐喊》是一致的，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也基本相同。与《呐喊》相比，作者这时已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也更为圆熟，但总的说来，其中作品的影响力要稍逊于《呐喊》中的作品。《祝福》通过祥林嫂一生悲惨遭遇的描写，有力控诉了封建夫权观念的吃人本质。祥林嫂死了丈夫之后，本想按着封建伦理的要求从一而终，不再嫁人，但由于她这时不仅仍然属于她死去的丈夫，而且还属于她丈夫的家庭，所以她又被婆婆强迫嫁给贺家墺的贺老六，以便换钱给他的小叔子娶亲。不幸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她从此也就成为一个遭人唾弃的人。有人告诉她，因为她嫁过两个丈夫，死后在阴间就会被锯为两半分属两个丈夫。她因此失魂落魄，不久就沦为乞丐，并且怀着对阴间的恐惧而死在年终“祝福”的鞭炮声中。在封建夫权社会中，妇女从来不属于她自己，而只是她丈夫的附庸。祥林嫂正是被这种夫权制度和观念害死的。《伤逝》写的是一对新式青年的婚姻悲剧。子君不顾家庭的阻拦，怀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坚定信念与涓生结合了。但她以婚姻自主为思想追求的顶点，婚后便不思进取，只想依赖着丈夫生活，生活趣味也日趋庸俗。于是他们之间的爱情之花很快枯萎。同时，他们自主婚姻的行为也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不久，涓生被所在机关辞退，谋生又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婚姻只能以离异告终，随之，子君就抑郁而死了。小说借助涓生的忏悔向读者提出两点忠告：第一，“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第二，“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伤逝》艺术地显示了作者对于婚恋问题切实而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写的都是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处境的艰难，揭示出封建旧势力的强大和顽固。《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和《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当初都是积极的改革者，最终却都败在旧势力手下。作者对他们改革意志的被消磨感到痛心，但更多的是对其命运的同情和对旧势力的鞭笞。

《彷徨》与《呐喊》一样，不仅思想先进而深刻，艺术上也非常精湛和富于创新。它是继《呐喊》之后，鲁迅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奠定的又一块基石。

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鲁迅在《语丝》上连续发表了23首散文诗。1927年作者将它们结集出版，并增写了一篇《题辞》，这就是著名的《野草》。《野草》的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其中不少篇什是对于黑暗现实和浇薄的世态人情的揭露和讽刺，但更多的是作者思想矛盾和人格理想的艺术显现。《野草》的表现手法是多样的，有讽喻，有拟人，也有写实，但运用最多的是象征，还有不少作品运用象征与梦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野草》里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有独特新颖的构思，每一个构思又都有着深远的含义，令读者惊异而又回味无穷。《野草》是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奠基之作。

自1920年秋至1926年夏，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1924年7、8月间，还曾应邀到陕西西安大学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这期间，他在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著名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开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先河。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缉。为了避开迫害，也出于对南方革命斗争的向往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鲁迅于同年8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在这里他开设了“中国文学史”等课程，所用讲义1938年以《汉文学史纲要》之名收入《鲁迅全集》。

1926年2至11月间，鲁迅在《莽原》半月刊上以《旧事重提》为总题，连续发表了10篇回忆性散文。1927年将它们编定成书时又增写了《小引》和《后记》，并改题为《朝花夕拾》。在这10篇散文里，作者以时间为线索生动记叙了自幼年时期直至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经历片断。它们不仅为我们了解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革命的面貌。在这些散文中浸透着作者深切的人生感受和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认识：《〈二十四孝图〉》、《五猖会》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不仅谴责了封建孝道教育的荒唐，而且也展示了传统教育方式的死板；《父亲的病》一方面暴露了中国医学的落后，一方面也鞭挞了封建礼教的悖谬；《藤野先生》对藤野先生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表示了感佩，《范爱农》则揄扬了范爱农对革命的一片赤子之心。《朝花夕拾》以其记叙的生动和思想的深刻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则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1927年1月，鲁迅辞去厦门大学教职，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和教务主任。在这里鲁迅与中国**人有了较多的接触，对当时中国政治革命的实际情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思想正孕育着新的重大变化。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大肆屠杀**人和革命群众；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了反革命的大杀戮。鲁迅一向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坚决拥护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因此当革命的叛变者举起屠刀时，他必然将极大的憎恨投向屠杀者，而对被屠杀者给予深切同情。四一五事变的当天，他向中山大学当局提出营救被捕学生的要求，但遭到拒绝。不久，他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

残酷的斗争使鲁迅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震动。他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三闲集·序言》），他的思路因此轰毁，开始由进化论者转变为阶级论者，进入了思想和写作的新的时期。

1927年10月，鲁迅由广州来到上海，与许广平一起定居在这里，一直战斗到1936年病逝。到上海不久，鲁迅就参加了中国革命互济会，跟中国**取得了联系。1928年初，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发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由于他们错误地将攻击的矛头也指向鲁迅，从而引起了与鲁迅的论争。鲁迅联系中国革命及文艺运动的实际，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对创造社一些成员的宗派主义倾向和“左”倾幼稚病进行了批评。这有助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健康发展。在与创造社的论争过程中，鲁迅翻译并钻研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29年，他主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先后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等论著。通过学习，他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成为一个历史唯物论者。鲁迅是带着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刻认识，带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带着革命民主主义者和革命人道主义者的思想遗产，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他的思想较之当时其他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就显得更成熟、更丰厚。1927至1929年所写文章收入杂文集《而已集》和《三闲集》。

1929年9月，儿子海婴在上海出生。

1930年2月，鲁迅发起并参加中国**所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并参与了领导工作。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分析了斗争形势并指明了“左联”工作的方向。“左联”成立前后，鲁迅与其他左翼作家一起，对资产阶级文化社团新月社和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撰写《“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批判梁实秋宣扬的抽象人性论，阐明文学的阶级性原理，并指明了梁实秋为资本家效劳的阶级本性。他撰写《“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文章，揭露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反动阶级本质和民族败类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提倡的文学其实是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宠犬文学”。1931年2月，“左联”成员、**员柔石、殷夫等被国民党杀害。鲁迅撰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文章，分别在国内和国外发表，控诉国民党，悼念死难者。两年后，又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再一次控诉反动派并纪念亡友。1930年和1931年所写杂文收入《二心集》。

1932年和1933年，鲁迅在文学战线上与“第三种人”和“论语派”进行了斗争。他在《论“第三种人”》中深刻指出，在现实生活中，第三种人是做不成的：“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他在《小品文的危机》中反对林语堂、周作人提倡闲适小品，认为那只是文坛上的小摆设，主张“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1933年1月，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同蔡元培、宋庆龄等一起，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拘捕无辜，进行种种营救活动。2月，英国进步作家萧伯纳来华访问，鲁迅写杂文多篇，介绍和赞扬萧伯纳，批驳反动舆论。这一年，鲁迅还写了许多抨击时政的杂文。1932和1933年所写的杂文收入《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1933年4月，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出版。1934年，蒋介石为了从文化上巩固其反动统治，鼓吹以封建教条为准则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并在各级学校推行尊孔复古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也鼓吹要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王道乐土”，“恢复孔子之教”。鲁迅写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儒术》等杂文，揭露他们鼓吹王道实行霸道的真实面目。“左联”成立后，曾进行长期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鲁迅这时写了《论“旧形式的采用”》等文，用辩证的观点论述了新旧形式之间的关系。接着，学术界又展开了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门外文谈》和《汉字和拉丁化》等文是鲁迅关于这一问题发表的意见。这一年鲁迅杂文的产量很大，编成《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两本杂文集。

1935年，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之际，鲁迅密切关注政治形势的发展动向。当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0月到达陕北时，鲁迅致电**中央，热烈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他热情培育左翼青年作家，为叶紫、萧军、萧红的作品写序，并将他们的《丰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编入《奴隶丛书》出版。当有人试图用“文人相轻”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说法来混淆文化界的是非时，鲁迅写了八节《“题未定”草》和七篇论“文人相轻”的杂文，使大家辨是非之界，明取舍之道。这一年的杂文结成《且介亭杂文二集》。在这一年里，鲁迅还写了4篇历史小说《理水》、《采薇》、《出关》和《起死》，与1934年写的《非攻》和1927年以前写的《补天》（原名《不周山》）、《奔月》、《铸剑》一起结集为《故事新编》，于1936年出版。这部历史小说集的创作历时13年之久，前后写法有很大差异。但总的精神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密切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另外，其中不少作品还有意糅进一些明显的现代生活细节，以引起读者的古今联想和对比，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故事新编》是一部在现代文学史上颇有特点也颇有影响的历史小说集。

1935年底，鲁迅原有的肺病日渐严重，但他不愿离开战斗岗位移地疗养。1936年，他虽在病中，依然勤奋工作，写了不少文章。当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野心日益显露，中国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急需建立时，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出并正确阐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还澄清了关于“国防文学”的某些不正确的解释，批评了左翼文坛内部的某些不良作风。《且介亭杂文末编》是他这一年文章的结集。

鲁迅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息，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逝世。

第五十章沈雁冰（茅盾）

沈雁冰，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乌镇。父亲沈永锡曾考中秀才，思想倾向维新派，爱好自然科学，曾自学高等代数与微积分。母亲陈爱珠是当地一代名医的独生女，知书识礼，善于治家，有深厚的旧文学修养。幼时的沈雁冰受到开明的家庭教育和旧文学的熏陶。

沈雁冰曾在湖州中学和嘉兴中学就读。这两所中学的校长和多位教员都是同盟会会员，学校的革命空气十分活跃。中学毕业后，沈雁冰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准备将来进文法商科。但预科期满，经济日窘，便没有继续求学，伴随着他的职业和社会活动，他走上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道路。19年，沈雁冰进入当时的“知识之府”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开始“叩文学的门”时，是以翻译家、理论家、文艺革新家的姿态登上文坛的。他致力于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研究外国文学，翻译进步的文学作品，为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借来火种，开通航路，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沈雁冰对外国文学进行穷本溯源的探讨，自希腊神话、史诗、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各个历史阶段的名家巨著、思潮流派、社团事件，如他自己所说是“横贯十九世纪，直到‘世纪末’”。他是站在中外古今文化的交叉点上来俯瞰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

五四时期，流行着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沈雁冰认为，新文学应当是反映社会人生的，因此介绍外国文学，不仅是介绍文学艺术，还应介绍外国的先进思想，用以抗议社会的**，激励民心，起到“足救时弊”的作用。他说：“我是倾向人生派的。我觉得文学作品除能给人欣赏而外，至少还须含有永存的人性和对于理想世界的憧憬。我觉得一时代的文学是一时代缺陷与**的抗议或纠正。我觉得创作者若非是全然和他的社会隔离的，若果也有社会的同情，他的创作自然不能不对于社会的**抗议。”①沈雁冰认为，介绍外国文学也是为了改变国人的文学观念，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他说：“我们真正主要的事还是介绍西洋文艺思潮进来，把国人的小说观念矫正一下”②，这是指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一直没有正统地位。关于诗歌，他则说：“借此（外国诗的翻译）可感发本国诗的革新”。总之，“谈革新文学非徒事模仿西方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③。1921年，在新文学史上有两件大事。一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是《小说月报》的革新。这两件大事都和沈雁冰有密切的关系。

1921年初，被称为“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诞生了。沈雁冰是主要发起人之一。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揭起“为人生的艺术、建立写实主义文学”的旗帜，宣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①。以沈雁冰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不仅要反映社会和人生，而且要改进社会和人生，负起“激励人心”、“唤醒民众”的重大责任；在创作方法上，“注①《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

②《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

③《“小说月报”改革宣言》。

①《文学研究宣言》。

意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这些提法比《新青年》派的文学主张更前进了一步。在“为人生”的大纛下，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对人生进行苦苦的思索，追求着人生的真谛，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

《小说月报》原是创刊于宣统年间的刊物，十余年来一直被鸳鸯蝴蝶派把持。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接办《小说月报》后，对《小说月报》实行了全面的革新，打开了鸳鸯蝴蝶派这个顽固堡垒的缺口。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中国文坛，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革新《小说月报》的意义不仅在于我国从此有了正式的大型文学期刊，更重要的是有了宣传民主思想，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的园地。

《小说月报》除发表新人新作外，还开辟了一个专栏叫“海外文坛消息”，它“介绍西洋之新说，以为观摩之助”，“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动向”②。这个专栏的开辟，意义深远。它将海外文坛最新动态和大量文学信息介绍进来，犹如一股春风吹进原来闭塞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坛，大大开阔了中国文坛和中国青年的眼界，缩短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距离，有助于中国新文学向世界文学靠拢，促进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沈雁冰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根据1981年茅盾生前自己选定的译文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篇目，短篇小说方面共翻译过23个国家40个作家的作品；剧本方面曾翻译过10个国家12个作家的作品；杂记、书简、回忆录方面曾翻译过8个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名作家如易卜生、显克微支、梅特林克的代表作，也有黎巴嫩等小国的不知名作家的作品。

沈雁冰写过许多介绍外国文学概况和文学史、文学流派等方面的文章。

其中有介绍爱尔兰文学、比利时文坛、荷兰诗坛、意大利文坛、澳洲现代诗人、瑞士文坛、近代法国文学、新犹太文学、塞尔维亚情歌、现代捷克文学、未来派文学现状、骑士风的中世纪文学、苏联的文艺阵线、日本的普罗作家联盟、国际反法西斯文学、欧美主要文学杂志、德国流亡作家杂志等等。他的《小说研究ABC》、《欧洲大战与文学》、《骑士文学ABC》、《近代文学面面观》、《现代文艺杂论》、《六个欧洲文学家》、《西洋文学通论》、《希腊文学ABC》等研究外国文学的专著，内容范围之广、覆盖面之宽，为同时代作家、翻译家所少有。

沈雁冰撰写过百部以上外国作家评传和作品评介。1919年，他在《近代戏剧家传》中向读者介绍了34个欧美戏剧家的传略及作品；1920年，他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提出介绍俄、英、德、法的19个写实派、自然派作家；他写过传略的作家近60人；直到三十年代他在《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世界文学名著讲话》两书里系统地介绍了从荷马史诗起到十九世纪西方的39部文学名著。这方面的工作量之大，内容之丰厚，工作之浩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是应当记下一笔的。

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9年间，不仅从事大量的文学翻译、文学理论建树、文艺社团的组建和文艺刊物的革新，同时也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1920年7月，由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发起成立**小组，沈雁冰于10月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了**小组。次年冬天，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以后，沈雁冰利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做掩护，担任了**中②《“小说月报”改革宣言》。

央的联络员，一方面从事党务工作，一方面编辑《小说月报》，开展了对鸳鸯蝴蝶派和学衡派的两次论战，发表了不少著名的论文。他的政治生涯虽和他的文学活动紧密联系着，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①。茅盾经历了从五卅前后到大革命时期一段极其动荡的生活。1924年，奉**中央之命，他与恽代英等在上海组织国民党左派上海市党部。1925年，茅盾作为商务印书馆党的负责人，领导了商务的罢工斗争。1926年元旦，茅盾前往广州去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代理宣传部长。“中山舰事件”爆发后不久，他由穗回沪，待革命军攻下武汉，茅盾又到武昌，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这个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权则操在**手中。报社工作及来自各方面的新闻消息为茅盾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茅盾受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通缉。他在十分愤懑的心情下，从汉口到牯岭，从牯岭回到上海，他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①这就是茅盾开始写作处女作《蚀》时的心情。

《蚀》是由《幻灭》、《动摇》、《追求》三个连续性的中篇组成的，反映了五四以后到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及小资产阶级青年在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他们在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以及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其中，《动摇》是写得最成功的一部，曾受到高尔基的赞许。写的是1927年春夏之交，“武汉政府”蜕变前夕，发生在湖北地区的矛盾和斗争。作家取材于湖北某县的政治形势和当时一些未能披露的新闻材料，反映了大革命后期“武汉政府”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以李克为代表的**的路线，一条是以方罗兰为代表的汪精卫派的路线。

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茅盾在《蚀》中已经显露了组织概括多方面的社会题材、塑造多种人物形象的巨大才能。《蚀》对于揭露旧制度、旧势力的黑暗，揭示小资产阶级悲剧的社会原因，从而激发人们对黑暗现实的痛恨等方面都有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但是，《蚀》的基调是消沉的，同一时期完成的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也是如此，这和大革命失败后作家的苦闷心情有关。从此，茅盾脱离了政治生涯，专心从事创作。

1929年4月，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追捕通缉，也为了让自己的情绪重新振作起来，茅盾东渡日本，写下一部未完成的长篇，目的“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①，这就是《虹》。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是一个接受了五四思潮影响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她信仰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正当五四的热潮燃遍全中国时，十八岁的梅行素却由父亲作主嫁给苏货铺的少掌柜、自己的姑表兄柳遇春，她将要成为一个偷卖日货的苏货铺的女主人。为了反抗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她勇敢地冲破了家庭的牢笼，走上了寻求新的人生的斗争之路。但是，诡谲多变的现实，①《从牯岭到东京》。

①《从牯岭到东京》。

①《〈虹〉跋》。

颠沛的生活，黑暗与光明交织成她的生命之丝，她恨姑表兄柳遇春，却爱着姨表兄韦玉。韦玉是个软弱的人，他不但不能帮助梅增添斗争的勇气，反而劝她妥协。社会黑暗、排挤诽谤，使梅变得只相信自己，成了得过且过我行我素的“现在叛徒”。正当她凭个人的力量在社会上冲来冲去的时候，她遇到了革命者梁刚夫。梁刚夫帮助她逐渐接近了革命、认识了革命、最后参加了革命。她已经完全不同于《蚀》中的静女士、章秋柳等人，后者自始至终沉缅在追求、幻灭之中，而梅则是虹一样的人物，作家说，“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以出冥国，重到世间的那一座桥”②，是一个对社会始终采取挑战态度的女性，在她身上寄托了作家对革命前途的希望和信念。

在日本时期，作家写下许多优美的散文。《叩门》、《雾》、《卖豆腐的哨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些散文既有怅惘、苦闷的情绪，也有对暴风雨和阳光的期待，和小说《虹》一样，是过渡性的作品，是作家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

1928年到1929年间，中国革命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一场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一方，以鲁迅、茅盾为另一方的论战，文学史上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茅盾积极参与了这一场论战，在论战中，他提出并丰富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尤其是关于文学的描写对象、服务对象问题，这是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文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和太阳社里一部分人错误地把鲁迅、茅盾当作了革命的对象，在指责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的同时，把茅盾说成是“不长进的所谓革命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那么，文学作品究竟能不能描写小资产阶级呢？描写小资产阶级是否违背了无产阶级艺术的要求呢？描写对象与服务对象的问题便成为这场论争的焦点之一。茅盾写了《从牯岭到东京》，指出如何对待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课题，也是新文学的重要课题。创造社和太阳社从政治思想上否定小资产阶级，把他们看成“落伍者”甚至“反动者”，把他们从革命军中或同盟军中开除出去，视为革命的对立面，显然是错误的。茅盾一方面肯定革命文学描写穷苦大众是对的，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指出，不应将小资产阶级抛弃。

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认识，是这次论争的另一个焦点问题。如果按照“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去演绎和图解生活，势必产生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只有深入生活，认识生活，才能正确反映生活。茅盾认为，文艺的创造者必须与实际生活建立“极密切的关系”，掌握文艺的特殊规律，才能很好地反映生活。“将来的伟大作品之产生不能不根据三个条件：正确的观念，充实的生活和纯熟的技术，然而最最主要的还是充实的生活。”①茅盾的这些论文不仅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在中国**的领导下，以鲁迅为盟主，“左联”继承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领导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伟大的篇章。

茅盾于是年4月从日本回到上海，立即参加了“左联”的工作。在创作②《我走过的道路》。

①《关于创作》。

上，力图开辟新的途径，先是写了《豹子头林冲》、《三人行》两个中篇。他努力克服早期创作中的缺点与不足，学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社会进行缜密的严肃的观察，终于在1931至1932年间写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巨著《子夜》。

《子夜》涉及的故事情节仅仅是1930年5至7月两个月的社会现实。这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子夜。小说展现了在这黑暗的年代里极其复杂尖锐的社会关系与阶级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等等，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广阔而真实的时代画卷，不仅概括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都市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预见了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子夜》的问世，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伟大收获，也奠定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子夜》是三十年代都市文学的成功之作。但茅盾的注意力不仅投向都市，也十分关注经济破产的黑影重压下的农村。《春蚕》、《秋收》、《残冬》组成的“农村三部曲”与《子夜》、《多角关系》等中长篇共同构成“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共同组成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广阔的横断面。

茅盾在三十年代，仍继续他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就已颇有建树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工作，并且逐渐形成自身很有特色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茅盾的文学批评理论不仅要求文学作品具有巨大的历史内容、时代内容，而且要具有相应的思想深度。历史涵量与思想深度的结合成为他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又一特色。从五四落潮以后，茅盾就在思考着如何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心的跳动”，如何反映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以后的人们的心理状况。茅盾敏锐地看到，有些作家随着五四的落潮而落伍了、停滞了，这便是文学史上的“庐隐的停滞”的论断。这一论断是茅盾提出的，不仅道出了对女作家庐隐的万般惋惜，而且总结了某些带有规律性的创作现象。

茅盾的一生不仅以一个热情的作家身份参与了新文学的进程，而且以一个冷峻的批评家的身份推动了新文学的进程。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章，尤其是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在他的全部文论中占了很大比重。在“左联”时期，他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达到了极为圆熟深刻的境地。他是新文学的文艺批评的开创者。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41岁的茅盾带着一颗苍凉而沉重的心，由上海赴长沙，转武汉，后去广州编辑《文艺阵地》，后赴香港为《立报》编副刊《言林》。此后曾应杜重远之约去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重返内地时路经延安，为鲁艺讲学。当他从延安回重庆不久，皖南事变发生，他又离渝第二次赴香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

在香港，茅盾是敌伪眼中较大的目标之一，随时都有身陷囹圄的危险。

为了从香港抢救出进步的文化人和知名人士，**命令东江游击队配合港九地下党组织护送茅盾、邹韬奋、何香凝、叶以群等人离开香港。1942年1月，茅盾等人辗转抵达桂林。

漫长的八年抗战，流亡动乱的生活，茅盾始终以一个战士的姿态，以文学作武器，无情地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揭穿他们**反人民的罪恶，热情歌颂人民的抗战斗争。他写了《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等长篇小说，剧本《清明前后》，短篇小说《委屈》，散文集《见闻杂记》、《时间的纪录》等。其中，《腐蚀》、《清明前后》、《白杨礼赞》等是本时期的代表作。

日记体小说《腐蚀》写于1941年孟夏。在皖南事变的历史背景上，以日记的主人女特务赵惠明从失足、懊悔到弃暗投明走上自新之路的挣扎过程为线索，尖锐地暴露了蒋介石特务组织的凶残阴险，控诉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对青年的摧残与戕害。

如果说，《腐蚀》是一纸对国民党特务罪恶的血泪控诉，抗战胜利前夕写的剧本《清明前后》则是一份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罪行录。它以当时轰动重庆的黄金案为题材，展示了国民党战时首都的“无耻、卑劣与罪恶”。评论界一致认为，这个剧本是一部有着尖锐而又丰富的现实意义的力作。

作为一个关心祖国命运，与人民的斗争休戚相关的作家，一方面，他那冷隽而锐利的现实主义笔锋，直接揭露敌人的罪恶与腐朽；另一方面，热情而洒脱地歌颂人民的斗争，《白杨礼赞》就是这样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作家借西北高原上傲然耸立的白杨树的形象，歌颂**领导下坚持敌后抗战的英雄人民，赞美他们“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伟岸、正直、朴质、严肃”，“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的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作家用高亢的音调宣称：“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

1945年抗战胜利，茅盾整50岁。重庆的文艺界为茅盾庆祝50寿辰和文艺创作25周年纪念，聚集在大后方的作家、学者、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800余人到会祝贺。

1946年，茅盾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赴苏作友好访问。在苏联，广泛接触了文艺界文化界的朋友，交流了中苏文化和中苏人民的友谊。茅盾是第一位被邀请访问苏联的中国作家。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茅盾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重要报告。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支文艺大军会师，准备迎接新中国。茅盾在会上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作家协会主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茅盾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两个文艺界影响最大的刊物《译文》杂志、《人民文学》杂志第一任主编，同时主持全国文联和作协的工作。

茅盾主持过第二、三次全国文代会、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首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全国翻译工作会议、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50年纪念会、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会、全国文教“群英会”及国内外文化名人的纪念活动，均发表有重要讲话，指导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顺利发展。与此同时，他把自己大部分精力用于发现并培养青年作家，如谷峪、王愿坚、茹志鹃、康濯、蒙族的玛拉沁夫、藏族的益希卓玛、白族的晓雪都是在他的扶植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

茅盾不仅是我国文化事业的领导人，也是中国人民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他积极参加有关保卫世界和平的各种国际会议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为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1年，茅盾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他曾多次出席在莫斯科、柏林、维也纳、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等地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在新德里、塔什干、开罗等地召开的国际作家会议，曾在北京主持了世界文化名人阿维森纳、雨果、达·芬奇、屈原、哥白尼、契珂夫、席勒、密茨凯维支、孟德斯鸠、安徒生、海涅、迦梨陀娑、陀斯妥也夫斯基、泰戈尔等作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画家、天文学家的纪念活动。茅盾在晚年还接待过许多外国来访者。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行政事务繁忙，但茅盾仍未间断他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鼓吹集》、《鼓吹续集》、《历史和历史剧》、《夜读偶记》等文论集相继问世。这些文论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有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阐释，有对现实主义传统的总结，有对生活、思想、写作技巧的论述，有对民族形式的探讨，有关于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研究，有文艺欣赏与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等，是茅盾在新时期的学术新贡献。此外，还有许多散文、杂文、诗词发表。

1981年3月27日，茅盾与世长辞。在驰骋文坛60多年的岁月里，茅盾为我们留下1200万字的著作，《茅盾全集》40卷于1997年出齐。

茅盾逝世后，根据他生前遗愿，捐赠25万元稿费作为茅盾文学奖，以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作者。

第五十一章徐悲鸿徐悲鸿，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7月19日，诞生于太湖之西江苏宜兴屺亭桥镇。其父徐达章为当地著名画家，绘画一宗造物，独喜描写生活中之所见，于山水、花鸟、人物均有造诣，又善诗文篆刻。徐悲鸿6岁起随父读书，7岁习书法，9岁读完《四书》及《诗》、《书》、《礼》、《易》。读至《左传》，终以对绘画的酷爱使父亲深受感动，得以在每日课毕让其临摹《点石斋画谱》中的人物、界画。徐悲鸿从题材丰富、场面宏大的插图中学到了扎实的技法，10岁时，已帮助父亲在画上敷色，并在新年佳节时，为邻居书写对联，并以即景赋诗的才能闻名乡里。在初习画时，他便表现出非凡的形象记忆能力，一次父亲外出归来，问有何客来访，他即将来客形象默画于拇指之上，令人一目了然。

徐悲鸿是家中长子，下有2弟3妹。他13岁时，家乡遭水灾，生活难以维持。父亲携他赴邻近各县乡镇，开始流浪江湖的生涯，为人画中堂、写对联、刻图章，特别是画肖像和祖先像。这对造型的要求很高，在艰苦的境遇之中，徐悲鸿养成了手不释笔的习惯，打下了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绘画风格的基础。常年谋食江湖，使他目睹和体验了下层社会人民的困苦，激发了他的正义感，他自刻了“江南贫侠”的印章，在画上署名“神州少年”。这时，他最大的乐趣是收集强盗牌香烟所附的动物画片，引发了他对动物画的巨大兴趣。

4年的流浪生活使徐达章染上重病，父子返回故乡。徐悲鸿从此挑起家庭重担。他同时担任了宜兴女子师范学校、彭城中学和始齐学校的图画教员。三校相隔很远，他常需半夜起身，步行数十里到各校授课。他后来喜爱描绘的清冷含情的“月色”，应是对这段艰苦生活的回忆。

父亲去世，徐悲鸿于1915年赴上海，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但没能如愿。他以“水尽山穷，仍能自拔，方不为懦”的意志与命运抗争。他的作品《马》得到高剑父、高奇峰兄弟的赞赏，他们认为“古之韩干，未能过也”，决定在他们主持的上海审美馆出版发行。徐悲鸿从此开始卖画、教画，并考入震旦大学。19年3月，哈同花园创立的圣明智大学征求仓颉画像，徐悲鸿以巨幅水彩画中选，被该校聘去讲学、作画，结识了同为该校教授的康有为、陈三立等。康视徐悲鸿为艺苑奇才，请他为自己、亡妻、家人画像，并尽出自己收藏的书画碑版，供其观览研习。通过对哈同花园书画精品的学习和同康有为等鸿儒大家的切磋，徐悲鸿对中国绘画的演变和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寻找革新之路。在康有为的指导下，他还遍临名碑，书艺精进。

1917年，得到圣明智大学的酬金，徐悲鸿离开上海，前往日本。他饱览了日本的美术藏品，觉得日本画家渐脱积习，会心造物，所作博丽繁郁，花鸟画尤为发展；但华而薄，实而少韵，太求夺目，而无蕴藉朴茂之风。于是，进一步地明确了自己改革中国画的主张。他于年底回国。

1918年3月，他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参与创建了画法研究会，并任该会导师。他制订了详细的教学计划和方法，教授人物画和水彩、素描。在创建大会上，他着重介绍了西洋画的流派与技法特点。在教学中，他强调师法造化和融会中西。他带领学生到崇效寺作牡丹写生，到西山碧云寺等地画山水，去故宫文华殿、苏俄驻华使馆观看中外绘画展览。作为最富革新精神的画家，他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在北京大学校刊、美学杂志上撰文，以振聋发聩之声宣讲中国画改革之必要，指出中国画颓败已极，原因在于“守旧”，在于陈陈相因而丧失其学术地位。他特别针对当时人物画的没落，指出“写人不准，少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筒，身不能转，使头不能仰而侧视，手不能向画面而伸，无论童子，一笑就老，无论少艾，一皱眉即丑，半面可见眼角尖，跳舞强藏美人足，此尚不改正不求进，尚成何学？”他明确提出改革的道路是“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摈弃抄袭古人之恶习，凭实写达惟妙惟肖之境”。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梅兰芳演出天女散花》、《国民》杂志封面画、《西山古松柏》、《晴岚翠蟑》、《三马图》等。《三马图》虽取传统题材，并用中国画工具写就，但手法全新，画树干皴法纯为独创，巨松伸展枝叶，荫下三马体态各异，造型结合明暗，扬中外绘画之长，弃中外绘画之短，吞吐融浑，自成一家。《西山古松柏》凭借写生使树枝的扭转穿插奇兀而自然，远树以大笔点出，巧妙地运用透视与渲染，加强空间感与质量感。

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的推荐之下，徐悲鸿获得赴法国学习的机会。5月经伦敦抵巴黎。先每日赴各大博物馆，深入研究西方艺术之长，然后入朱里安画院（AcademieJulien）习素描两月，便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入弗拉孟画室。他首次作油画便得到弗拉孟的赞赏，在多次竞试中，他都名列前茅。但他并不满足于在美院的学习，把博物馆中各派大师的作品作为老师，如饥似渴地比较各派的异同和优点，从对委拉斯贵支、约尔丹斯、普吕洞、德拉克洛瓦、莫罗、拉斐尔、伦勃朗、哈尔斯等人名作的临摹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还经名雕家唐泼特介绍，结识了并不在美术学院任教的名画家达仰·布弗莱。达仰以描绘布列塔尼地区农民、渔民生活而驰名欧美。徐悲鸿从1920年起，每周持作品去他的画室求教，并参加在该处举行的每周画家聚会，受益良深，从与贝奈尔、莫尼埃、阿米克等法国名画家的切磋中领会西方绘画的精髓，探索发展中国绘画之所需。

徐悲鸿在欧洲学习期间所作素描、速写达数干幅，大部分是在蒙巴纳斯各自由画室中留下的。他经常每日工作10小时，以铁杵磨成针的精神去掌握西方绘画技巧。1921年4月法国全国美展开幕，他从早到晚仔细观摹，当走出会场时，才发现天降大雪，而他整日未曾进食，又无御寒的大衣，顿时腹痛如绞，为此留下肠痉挛症的病根，并经常受到折磨，但他常强迫自己忍痛作画，在现存的一幅素描上有他这样的题字：“人览吾画，焉知吾之为此，每至痛不可支也。”徐悲鸿在这些习作中，成功地融入东方艺术的美感，精致而雅逸，尽微而致广，风格俊秀，独树一帜。这些素描一般不画背景，而突出线的灵动。线条在表现体积、空间、质感、量感的同时，以粗细、方圆、徐疾、刚柔、藏露的节奏变化，传达独特的形式美感。徐悲鸿还喜用灰色画纸，利用底色而省去一个颜色层次，使画更为凝练。他经常有意削弱明暗对比，以大块略去阴影的手法收言简意赅之效，从而突出物象精神，把壮年男子的强健、女性的柔润细腻、老人的瘦缩、孩童的稚嫩天真，刻画得真实动人。

徐悲鸿觉得在法国所学仍然有限，1912年又赴德国，问学于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并在柏林动物园对猛兽作了大量速写，创作了《狮吼》、《奴隶与狮》等素描杰作。他将狮的喜怒哀乐、威严和易刻画得淋漓尽致，传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1923年，徐悲鸿从德国回到巴黎，以油画《老妇》第一次入选法国国家美展。为了把从古代大师画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自己的画上，他进一步精研素描，在油绘人体时认真作分部研究，务求体会精微。他对每幅重要习作都进行默写，然后对照原画修改，精益求精。1924年，他已将油画技巧掌握得精通练达，“作画无一致之体，力求简约”，造型设色均游刃有余。“既成，遂得大和，有从容遐逸之乐”。他的油画杰作《萧声》、《远闻》、《抚猫人像》、《马夫和马》、《怅望》、《琴课》均运用丰富的造型手段，宣达不同旨趣。将古典主义的精卓、浪漫主义的激情、写实主义的朴茂熔于一炉。1925年，徐悲鸿赴新加坡，为陈嘉庚及其所办的厦门大学作画，并在上海展出历年所作，引起文化界的极大兴趣。康有为当时写道：“徐悲鸿10年前为我及文慎公写像，惟妙惟肖。其于画，盖天才也。后游日本，又学画于法国德国，深诣7年。今归所作示我，精深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其画固中国所未见，其画派亦中国所未有。”1926年，徐悲鸿赴布鲁塞尔临画，他很爱鲁本斯的作品，认为他是古今最大色彩画家之一。他在临摹弗兰德斯名家约尔丹斯之作时尤下功夫，每日开馆即入，闭馆方出，中间连一口水都不喝，培养自己吃苦的耐力，以求“立至德，造大奇，为人类申诉”。1927年，他又游学于意大利、瑞士，赴威尼斯观提香的《圣母升天图》，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名雕和西斯廷礼拜堂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前流连良久，并赴庞贝古城，领略古代艺术的气氛。在1927年法国国家美展上，徐悲鸿送交的9幅作品全部入选，作品以精湛的技巧和独特的东方韵味获巨大成功，得到很高赞誉。

1927年，徐悲鸿回到久别的祖国，首先与田汉、欧阳予倩共同创建南国艺术学院，推动现实主义艺术运动。徐悲鸿担任美术系主任。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该校旨在“养成能与此时代同呼吸共痛痒的青年，以为新时代的先驱”。1928年，南京中央大学也聘请他为艺术系教授，他提出不能辞去南国的工作，于是半月在南国，半月在中大授课。他从欧洲购回了大量艺术教育所需的石膏模型，包括艺用解剖学的人物、动物模具，亲自撰写美术史教材和艺院建设计划，着手建立系统、完整的美术教育体系。1929年，他就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又以“一口反万众”的坚定态度聘齐白石为教授，并筹建建筑、雕塑学系，极力促进中国美术教学的改革。

徐悲鸿在进行艺术教育的同时，投入了紧张的创作活动。他的第一幅巨作是1928至1930年绘制的油画《田横五百士》。它取材《史记》，选取了田横与500壮士诀别的时刻，表达“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画上以大片云朵压向地面，运用蓝天、碧海、白马、红袍造成的强烈对比，加强画面的紧张气氛。画中人物形象的多样和生动开辟了中国画坛的新纪元。画家巧妙地使用了以一当十的构图法，在造成强烈的悲剧**的同时达到了画面的奇特平衡，表现出宏伟的中国气派。在二十年代末，它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画创作，也是第一幅油画历史画杰作，在处理巨大场面和复杂人物关系上得心应手，代表着中国油画的杰出成就。在1928年暑假，他还到福州为福建教育厅绘制了大幅油画《蔡公时被难图》，歌颂面对日军屠刀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

1930年，他创作了巨幅中国画《九方皋》。这幅苦心经营、数次易稿的画作取材于《列子》。画上被伯乐推荐给秦穆公的九方皋正在全神贯注地相马，千里马为遇到知己而欢快地扬蹄嘶鸣。画家通过抛弃外表，直抵本质的相马高手阐明了自己取精用宏的艺术观，抒发了自己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强烈感慨。他巧妙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用凡马衬托出良骥。那些无知浅薄而又看不起身为农夫的九方皋的旁观者正好反衬出具有远见卓识而不露声色的智者。画面墨色的安排、线条的运用、虚实的处理均臻于尽善尽美。神情刻划的深入使中国画别开生面。

1931年，徐悲鸿完成了巨幅油画《徯我后》。画面以受到大旱煎熬的百姓期盼甘霖的场面反映着人民反对压迫者，期望光明、解放的心声。土地龟裂，树木枯死，人物瘦骨伶仃，把油画的感染力发挥到极致，令人不觉产生悲天悯人之情。它和《田横五百士》一起，奠定了中国油画的基石，成为中国油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对中国和西方的艺术进行了多年深入研究之后，徐悲鸿提出了中国艺术复兴的主张。他把中国艺术教育在新时期的审美原则总结概括为《新七法》，作为完成一个健全画家的定则。它们是“位置得宜、比例正确、黑白分明、动态天然、轻重和谐、性格毕现、传神阿堵”。在此基础上，他还将艺术教育思想概括为“崇德性、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形成从画品到画法的完整的艺术理论。徐悲鸿强调崇德性，指出画家的责任是“穷造化之奇，探人生究竟”。要求画家无比真诚地对待自己的艺术，“不慕时尚，不甘小就，不舍己以循人”，作到人品画品一致。崇文学旨在把我国传统绘画的精华，其中包括“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意境要求和寄情、托兴手法发扬光大，使绘画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致广大，尽精微”不仅是指艺术造型的手法和效果，更是指艺术的精神，那种“水墨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的宏大中国气派。这一宏伟气魄是尽精微的前提，而“尽精微”的功力则来自于艰苦磨练和认识对象的科学态度。“极高明、道中庸”，鲜明地体现出徐悲鸿对中国艺术境界的把握和它与西方艺术的区别。它不因高明而走极端，而是找到通向至善尽美的最佳结合点，在处理线与面、颜色与素描、虚与实、繁与简、写实与写意、形与神的关系上自始至终处于最佳位势，把握美之所在，使司空见惯的事物经高明之手，出人意表地获得更高层次上的大和。这种恰到好处的把握分寸，乃是素养、学识的积累，是画家诸方面才智的总汇聚。徐悲鸿的这一艺术思想和它在艺术教育中的实施，使得中国绘画扭转了因循守旧、僵化衰微的形势，并稳步地向前发展。在中国艺术步入现代的过程中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为了向欧洲介绍中国的艺术成就，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从1933到1934年，徐悲鸿携带中国古今名家画作和自己的代表作，赴欧宣传中国文化。中国绘画首先在巴黎引起震动，法国文豪保罗·瓦洛里为在巴黎国立外国美术馆举行的这一画展撰写了序言，3000人参加了开幕式，应观众要求，展览延至45天，目录再版3次。法国政府购藏了中国现代绘画作品，并在外国美术馆设专室陈列。法国报刊称徐悲鸿为大师，认为他的古柏可与巴比松画派主将卢梭的橡树相媲美。随后，徐悲鸿又赴布鲁塞尔美术馆、柏林美术家协会展览馆、法兰克福国家美术馆举行个人画展，获巨大成功。他在米兰王宫和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列宁格勒埃米塔热（冬宫）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画展也受到极热烈欢迎。意大利报刊称该展是中意文化交流史上自马可·波罗以后最重要的事件。埃米塔热美术馆至今仍陈列着徐悲鸿当年与该馆交换的作品。展后，欧洲成立了四处中国绘画的专门展室，介绍、报道中国画展的报纸累计达数亿份。

徐悲鸿从1935年到1938年夏，多次前往广西，帮助筹建美术馆、美术学院和组织第一届省美术展览。并且主持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讲习班，以切实推动艺术教育的发展。秀甲天下的阳朔使他激情澎湃，他刻了《阳朔天民》的印章，放舟于漓江之上，创作了驰名中外的泼墨山水画《漓江春雨》。该画纯以墨块写物造型，把水墨画的洇墨、渗透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使鬼斧神工的山丘、错落有致的房舍树木，在濛濛烟雨之中若隐若现。画面几无线条，更无皴擦的痕迹，中国画墨分五色的美感沁人肺腑，那空灵的山光，荡漾的水影与洒脱飘逸、韵味无穷的用笔，使该作堪称中国山水画之大奇。抗战开始，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迁到重庆，国破家亡的感慨凝于笔端，使他的艺术更加升华。在1938年除夕，他为一位拾破烂的贫穷女子画的肖像《巴之贫妇》，以异常简洁生动的手法抒写满腔的同情。其时，画家居住在磐溪，每日过嘉陵江去中大授课，目睹重庆人民上下百丈石阶挑水的艰辛，感慨万分，又创作了《巴人汲水》。画面让俯身汲水者处于大角度的短缩透视之中，与转身上坡的挑水者形成用力方向的强烈对比，并以超长竖幅的新颖构图巧妙地解决了人与环境关系的棘手难题，使它成为反映现实生活的杰作。在抗日战争中，徐悲鸿的画笔与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紧密相连，笔下的形象饱含象征意义，抒发着爱国的情操。他反复创作以狮为题材的寄兴画。《新生命活跃起来》表现睡狮的觉醒，它在穿山越涧，勇往直前；《负伤之狮》双目喷射着复仇的火焰；《狮与蛇》以雄狮侧目鄙视挑衅者来抒发对于侵略者的痛恨；《群狮》则取会师东京之谐音，表现出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刻，对最终胜利的信念和预言。在岩石之巅高啼的雄鸡，勇敢、忠诚，奔向胜利和光明的骏马也都是托兴的最好对象，画家借它们一吐积郁，寄托渴望，把中国文人画借梅兰竹菊以自况的传统大大地提升、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并造就了中国动物画的高峰。《风雨鸡鸣》、《壮烈之回忆》以及作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时的《奔马》都是该时期驰名遐迩的传世之作。

1939至1942年，徐悲鸿几次奔赴南洋，以画笔为民族救亡服务。他在吉隆坡、新加坡、梹城、怡保等地举行了6次徐悲鸿画展，将卖画的全部收入捐献给国家，以救济流离失所的难民和阵亡将士的遗孤。他在新加坡的画展由以陈嘉庚为首的救赈总会主办，售出画作达四、五百幅，在60万人口的新加坡就有3万多人参观了画展，成为以文化支援抗战的空前盛事。在新加坡，他还创作了以著名街头剧为名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

1939年11月，徐悲鸿应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之邀，前往印度大学讲学，并在加尔各答和圣地尼克坦举行画展。泰戈尔主持画展开幕并亲笔撰写了画展序言。他写道：“中国的艺术大师徐悲鸿在富有韵律的线条和颜色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形象，同时又无损于他自己经验中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我确信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将从这些绘画中得到丰富的灵感让我升起谈话的帷幕，来引导观众走向一席难逢的美的盛筵。”

在印度，徐悲鸿作了大量的素描、速写，仅画泰戈尔的就有10多幅。他根据自己对诗人的了解完成了中国人物画杰作《泰戈尔》。画中诗人正在凝神构思，目光透过镜片注视着远方理想中的世界，雪白的须发在微微飘拂，执笔的手仿佛随着思想在缓慢地移动，形象极为生动传神。静谧幽深的环境配合着诗人深邃的思想，林中的小鸟好像都停止了歌唱，怕打扰了美好诗歌。在画展结束之后，徐悲鸿前往喜马拉雅山，绘制他构思已久的中国画巨作《愚公移山》。这幅画运用了大量处于剧烈运动之中的真人大小的**，造成画面空前的气魄与伟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徐悲鸿以画笔为坚强不屈的同胞留下了无愧于时代的伟大形象。他为这幅画作了100多幅画稿和习作，最后使用了中国画的形式，用淋漓的水墨抒写中国历代画家最感棘手的人体，从而在中国画技法和意境上开辟了新的时代。

在印度，徐悲鸿经常骑马远行，从而细审马的性格神情，笔下马的形象也同时在集中、概括、提炼、升华，形成“徐悲鸿的马”的典型。画家准确地勾出马的骨骼、肌肉的关键部位，用重墨突出刻划头部、四肢、肩、胸、足等传神之处，造型精卓、用笔洗练，体积感、空间感、质量感都意到笔随地显现于富有韵律的墨块之间。徐悲鸿一反中国历代画马的线描工细手法，以大写意的笔法塑造出瘦身、长腿、尖耳、阔鼻、鬃毛飞舞、骨带铜声的英俊形象，同时，也以诗意隽永，寄托高深，使它明显区别于西方浪漫主义画家之笔。这些马即是画家的心驰神往，它们或踯躅于旷野山巅，或奔驰于荒原大漠，不受羁绊，憧憬光明。“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天涯何处寻芳草”、“铲尽崎岖大路平”的独特意境赋予了它们永恒的魅力，成为中国艺术的一种象征。

1942年底，徐悲鸿经云南回到重庆，一边继续任教中央大学，一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筹建中国美术学院。1943年夏，徐悲鸿率该院筹备处到青城山写生，居天师洞道观。他以屈原《九歌》为题，创作了两幅气氛截然不同的中国人物画。一幅是在幽深山谷之中备感孤独的山鬼，另一幅是在短兵相接的厮杀中为国捐躯的战士，不论是《山鬼》还是《国殇》，画家的悲愤之情都溢于画外。《李印象像》原为《国殇》一画作准备的写生画稿，其流畅有力的线条在造型上起到了明暗渲染的作用，把线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堪称中国白描技法的代表。

在物质条件极艰苦的情况下，徐悲鸿仍然坚持着油画创作。他的手法较之在法国时更加雄浑劲健。《月夜》、《喜马拉雅山之晨》、《银杏树》、《庭院——鸡足山庙宇》、《廖静文像》以类似镶嵌的手法把颜色一块块地摆上画面，产生金石铿锵的效果。在展开色彩魅力的同时，他的油画传达出东方飘逸的形式美和有别于西法的审美韵味。《喜马拉雅山之树》取中国山水画的构图，对树木轮廓的勾勒，枝干的处理，都有中国画皴法之美。《桂林山水》纯以画力写就，运用类似中国石青、石绿的颜色，造成中国山水画的逸雅氛围，戛戛独造，奇美动人。

1946年，徐悲鸿来到北平，担任北平艺专校长。他聘请了许多有能力，有影响的艺术家到校任教，在美术教学中强调以素描为基础。对于学国画的学生，他要求学习画10种动物，10种树木，10种花卉翎毛，以及界画。在同保守势力进行的关于国画论战中，他向各报记者发表题为《新中国画建立之步骤》的书面谈话，提倡“直接师法造化”。

他还担任了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的名誉会长，组织该会与北平艺专、中国美术学院的联合画展，展示了反映现实、锐意革新的画风。

1949年4月，徐悲鸿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各国代表欢迎新中国代表团的热烈场面使他心潮澎湃。他创作了人物众多的水墨画《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该年，他还参加了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的工作。新中国的成立令他兴奋无比，他以“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的奔马图庆祝新时代的到来。同年，他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并在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繁重的教学工作和社会活动不曾使他停下画笔，他为众多的工农兵模范人物和著名学者作了栩栩如生的肖像。此时，他的素描凝练之极，运用被称为“黑石头”的四方炭精随手勾出五官轮廓，以粗重的线条略施明暗，在关键部位用手指稍稍擦上几下，便令人物呼之欲出。《马寅初》、《苟富荣》、《李长林》、《戎冠秀》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1951年，徐悲鸿从报上看到鲁南苏北疏导沭河，开凿200公里长的沂河，动员民工近百万的消息，决定去体验生活。他尽管患有高血压症，仍坚持在工地与民工们同吃同住，在劳动现场画速写，收集素材，画了《吕芳彬像》、《任继东像》、《总工程师张瑨》等精采的肖像，并且为工地油印刊物画封面，同普通劳动者亲密无间。回到北京，就在整理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巨幅油画《当代新愚公》的构图时，不幸突患脑溢血，致使半身瘫痪。

1953年，徐悲鸿渐能起床行动，便到中央美院为毕业班学生和中央美院及其华东分院的教师进修组上课、改画。9月23日第二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他担任执行主席，主持会议，当晚突发脑溢血，于9月26日逝世，安葬于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

12月，徐悲鸿的遗作展览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亲临参观，他指着徐悲鸿书写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说，“徐悲鸿便有这种精神”。他赞扬徐悲鸿的作品融会了古今中外的技法，认为他的油画和素描也具有民族风格，是他自己生活年代的一位艺术大师。

徐悲鸿从在欧洲留学时起，便想为中国筹建一座美术博物馆，多方奔走，未有结果。于是求诸于己，“欲精意成画百十幅”，并以自己的全部收入购藏古今佳作。在这一收藏中，有他推测为吴道子手笔，视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有以宣达紧张情绪代表中国宋代人物画高峰的《朱云折槛图》。画家以节衣缩食搜集的这1000多件唐、宋、元、明、清及近代名家的书画作品，他自己的1000多件国画、油画、素描作品，以及1万多件中外美术书籍、碑拓、图片，在他逝世的当日，由家属全部献给了国家。徐悲鸿的故居，北京东受禄街号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1983年，在新街口北大街53号建成了徐悲鸿纪念馆新馆。该馆常年对国内外开放，并在欧洲、亚洲、美洲举办了《徐悲鸿艺术》的回顾展，将这位“中国近代绘画之父”的艺术全貌和创造精神展示于人，引起人们对他深深的怀念。

第五十二章齐白石齐白石，1864年1月1日（清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于湖南湘潭县星斗塘杏子坞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他是家中长孙，而祖孙三代只有一亩水田，祖父、父亲都为人打零工以维持全家生计。他出生时，父亲为他起的名字是纯芝，又作阿芝；祖父为他取号渭清和兰亭。由于是家中长子，后又以木工为业，故他成为画家后题画时也用齐大，木居士、老木一等名号；还由于居住堂室之名为《寄萍堂》、《借山吟馆》，故又号寄园、寄萍、萍翁、老萍、寄幻仙奴、借山翁。他的正式姓名倒是26岁拜湘潭名士胡沁园、陈少蕃为师，学文学画时，由老师为他取的，名齐璜、号濒生。“白石山人”则是为他日后在画上题款所起的别号，源于距他家一里之遥的白石铺驿站，而人们在称呼他时却总把“山人”二字省去，久而久之，他也就以齐白石自称了。白石从4岁到7岁随祖父识字，8岁时到作乡村蒙馆先生的外祖父处读书，以《四言杂字》、《三字经》、《百家姓》为启蒙教材，尤其学了《千家诗》，打下了做诗的功底。事实上，这个珍贵的学习机会也只有一年的时间，便因家贫而中断了。然而在这一年描红习字的过程中，他的绘画天赋被引发出来。他的第一幅绘画是以薄竹纸蒙在镇鬼降魔的雷公像上所作的临摹。随后，他便把描红本子上的纸撕下来勾画星斗塘每日可见的一个钓鱼老头，达到了尽现其身形面貌的程度。从此，凡是他看见过的东西，如牛马猪羊、鸡鸭鱼虾、蟹蛙蝶雀，都被他收入笔下，画在包过东西的纸上或旧账簿上，从中感受到莫大的兴趣。辍学之后，他每日上山劳作，放牛时，便把书本带在身边，在拾粪、砍柴之后，取来温习。15岁时，齐白石开始学习木匠手艺，先做粗木活，岁时又拜一位擅用平刀法雕刻人物的木匠为师，学习雕花手艺，19岁出师。齐白石善于从自然中发现美，在雕花时亦富有创造精神。他在“麒麟送子”、“状元及第”等老式题材中加入了牡丹、芍药、梅、兰、竹、菊、葡萄、石榴、桃、李等花果和从绣像艺术中借鉴的人物，又在老师的平刀法基础上进行研究改进，运用了圆刀法，因此，他所做的精致嫁床、花轿、香案令人赞叹，誉满乡里。

20岁时，齐白石在一个顾客家中做雕花活儿时，偶然见到一部残缺不全的《芥子园画谱》，如获至宝。这使他初次比较全面地接触到中国绘画的传统程式技法。他将书借来，每日晚上收工回家之后，便以松油柴火为灯，将薄竹纸蒙于书上，一幅幅精心勾影临描，整整花了半年时间，终于把画谱全部复制一遍。齐白石将它们订成本，作为自己学画的教材。经过一番刻苦的研习，齐白石的造型能力显著提高，雕刻时，比例关系趋向匀称。在雕花之余，他反复地临摹这套画谱，而且加以融会贯通。看了戏台上唱戏的打扮，他便尝试绘画古装人物。平日，他还特别注意相貌异常者，在画神像之时，便将他们放入画中。当时湘潭的民间画师萧芗陔、文少可以画像闻名，齐白石便托人介绍，与他们相识。他们把自己的得意技法都表演给齐白石看，并且详加指点。经过了这样认真的观摹学习，齐白石在画像上便也初入了门径。

这时，齐白石画得到湘潭名士胡沁园的赏识，他让齐白石在自己的家中住下，鼓励他走以画谋生的道路。胡沁园擅长隶书，并会画工笔花鸟草虫，于是，齐白石便拜胡沁园和胡家的馆师陈少蕃为师，随他们读书学画。他从《唐诗三百首》读起，又学习了《孟子》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感到能够读书真是人生的最大乐趣。胡沁园不仅教授齐白石工笔画，而且把自己珍藏的古今名人字画都拿出来让他仔细观摹，同时，还介绍人教齐白石画山水，使他在艺术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十九世纪末摄影尚不普遍，乡村对画像的需求很大，有钱人在生前和死后都要“描容”，作为纪念。齐白石从民间画师处学到的技法，结合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些手法，给人画像，大受欢迎。从此，他告别了斧凿，开始了民间画师的生涯。

齐白石除了画肖像之外，山水、花鸟、草虫也画得很多，只要是顾客需要的内容，他都尽力去画，力求完美。生活境遇使齐白石养成了勤学苦练的习惯，也使他磨练出对任何题材都不感棘手的本领。有些顾客喜欢较为工细的风格，特别是要求美人图画得细腻精到，齐白石便以精细的手法画了许多古代女英雄，如“文姬归汉”、“木兰从军”等，她们既有柔美体态，又有飒爽英姿，画得栩栩动人，以致使作者得到了“齐美人”的绰号。当时也有一些势利眼看不起齐白石的木匠出身，向他订画，却不让他题款。对此，齐白石并不计较。此时他对于诗书画印则愈加下力。他的书法学湖南名家何绍基，诗则直抒胸臆，清丽自然。齐白石还将过往颇密的诗友聚集于五龙山大杰寺，成立了龙山诗社，人称龙山七子。该社又和许多诗友一起，加入了罗网山的罗山诗社。齐白石热心地为诗友手绘题诗花笺，以淡色的花鸟虫鱼衬托上面的诗句，诗画结合，别致雅逸，更极受诗友们的推重，成为诗社的中坚。

对于与诗画密切相关的篆刻，齐白石亦发愤学习，刻了磨，磨了再刻，使住室周围尽是泥浆。由于所见只有丁龙泓、黄小松的刻印拓片，故从两家入手学习细密刀法。随着眼界的逐渐拓展，学问的不断深入，齐白石的画风从民间绘画向着文人画慢慢地靠近。

1899年，齐白石以诗文画为见面礼，到湘潭城中拜著名诗人王湘绮为师，从而同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一起，成为湖南有名的“王门三匠”。1900年，齐白石的卖画收入已足以满足家用。他从星斗塘搬出，租下了距白石铺不远的狮子口梅公祠的房屋，号“借山吟馆”，以示租借山景以助诗兴之意。齐白石并自盖了一间书房，在里面读书吟作，苦下功夫。由于周围均是梅花，故号“百梅书屋”。齐白石在自述中说：“虽诗境扩，益知作诗之难。多行路还须多读书。故造借山吟馆于南岳山下，熟读唐宋诗，不能一刻离手，如渴不能离饮，饥不能离食。”

40岁的齐白石，已在湘潭遐迩闻名，但作为乡间画师，他的足迹还只限于湘潭附近，从未出过远门。这时，他接到赴陕为官的朋友夏午诒寄的旅费和聘金，决意前往教夏的夫人学画。这个决定成为齐白石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1902年10月他动身北上，到1909年10月，在7年之中，他五出五归，走了半个中国。眼界的开阔，学养的丰富，使他从画匠变成了画家。

在首次离家的路上，齐白石每见到奇妙景色，便用笔记录下来。在路经浩渺洞庭时，他画了《洞庭看日图》，在临近古都西安时，又作了《灞桥风雪图》，都是捕捉特殊气氛的精采之作。过年之后，夏午诒入京，齐白石又与之同行，经黄河、华山、嵩山。齐白石体会到吞吐大荒的雄伟气势，作了《华山图》、《嵩山图》。到北京后，夏午诒想要推荐他为慈禧作画，又提议为他捐个县丞，均被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他离京后，乘海轮到上海，再转江轮至武汉，于6月到家。

1904年，他随老师王湘绮赴南昌、九江，游庐山，以诗唱答，多次到膝王阁，领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境。

1905年，他赴广西，观赏秀甲天下的桂林美景，令人目不暇接的奇峰峻岭使他感慨不已，自谓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翌年8月，他由桂林赴广东，到钦州兵备道郭葆生处找到随军南下的弟弟、儿子，并留下教画，还时常为郭代笔作画。郭藏有八大山人、徐渭、金农等名家真迹，齐白石皆细心临摹，获益良深。在与郭订了续约之后，他返回故乡，在余霞峰下茶恩寺茹家冲，买了一所房屋，翻盖一新，取名“寄萍堂”，书房名“八砚楼”，屋内放置着旅行途中购得的八方佳砚。

1907年，齐白石再赴钦州教画，游肇庆、端溪，并到越南一侧，在芒市见蕉林胜景，作《绿天过客图》。在钦州，他看到荔枝树果实累累，极其入画，从此将它作为自己最喜爱的题材之一。

1908年，齐白石再赴广州，以卖画刻印谋生。他帮助革命党人，曾在画件内夹带秘密文件。新年以后他再至钦州，过完夏天，又去广州、香港、上海，游苏州、南京。在经过江西小姑山时，他在轮船上第三次作《小姑山图》。10月，返回湘潭。

在与各地名士的交往切磋之中，齐白石更加感到必须从根本上再下功夫，因此，回到家乡后，每日读古文诗词，并与旧诗友分韵斗诗，刻烛联吟，经常为一字一句而反复推敲。在北京时，齐白石得到李筠庵的指导，书法由爨龙颜入手，走魏碑一路，变得雄朴稳重，刻印则因得见赵广谦的印谱，而由细密变得峻奇。他在画风上的变化尤其剧烈，由工笔茂密而转向了自由奔放的大写意。更重要的是齐白石通过对真山实水的悉心观察和刻划，得出了“山外楼台天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的结论，决心“胸中山气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在五出五归之中，他三次路经小孤山，有意识地从三个不同角度去审视和记忆其特点，把握住从侧面、正面、背面看时的不同感受，“不用人间偷窃法”。

在借山吟馆，齐白石把游历南北名山大川所得图稿整理重画，于画面的布局构图上反复经营。《滕王阁》使我们看到画家精益求精的苦心。齐白石首先去掉传统山水画的重峦叠嶂和因此而施的层层皴染，以大块落墨直抵佳境。画的底部以粗细均匀之线画出楼阁，中景以淡墨扫出沙滩，加上几株秋树，画的上部则被一座高峰遮掩，只留一小角天空，以示远山无限。画上无一多余之笔，甚至连水的波纹都不画，以空白体现山水一色。尽管已经如此概括，齐白石再画时仍然要求自己更加简赅。这次他取横幅构图，将那一小角天空也索性去掉，使画的顶部是一片远山之底，用几块石头体现出山的质感，中间沙丘上的树用几个墨点来代替，近景的一片楼阁也只剩下一个阁尖，画上十分之九为空白，更显得水面广阔无垠。画家用笔潇洒自如，简洁生动，看去似不经意，实则独具匠心。“雨后云山图”、“米氏山水图”的手法又恰恰与此相反，为了表现雨后的特殊氛围，画家把天空全部用墨染黑，造成乌云压顶之势，就连土地、河水也都着墨，似被云影笼罩，全画上只有几间小屋的墙上有些许空白，淋漓的笔墨使人感到大雨刚过，空气中尚有水气在流动。“米点山水”虽是汲取米芾的以点造型的技巧，却能加以发展，运用不规则的墨块代替“米点”，造成山峦起伏，雨雾迷濛的奇境，把水墨洇化的形式美感推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全纸的着墨、大块留白，都表现出画家一扫陈法，勇于创造的精神。

情景交融是齐白石山水画的主要特色。而画家笔下故乡老屋的景致尤为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在屋旁树下，以竹竿当马，夹在腿间的儿童在追逐玩耍，老迈的耕牛卧在阴凉处休息，大鸡带着小鸡在园中啄食，翠柳摇曳，微风和煦。有时，画中没有人物，却在河塘之中游来几只渔鹰或嬉戏的鸭群，更是平添几分恬静宜人的情趣。《携杖图》是这类题材的代表，画中那位携子过桥的老人无疑是画家的自写。幼儿一手持书，一手提着酒篓，正扭头招呼一只不仅不被惊飞，反而尾随而来的鸥鸟。画家让画面上下的松树夹着中间清波涟漪的河水，正是“如斯好景君休去，更有松声学水声”。

7年的游历，经整理成为52幅精品，齐白石将它们编在一起，名为《借山图卷》。又应朋友之邀，费时3月，数易其稿，完成了《石门二十四景》。这76幅画的意境较前有了巨大扩展，在创作方法上，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强烈的感受和自创的技巧取代了对四王陈法的重复。对于自己所刻的印章，他也经三次整理，编成一本印谱《白石草衣全石刻画》。这样，在50岁前，齐白石对自己的艺术作了一次全面总结，他已从自学入门的民间画匠成长为一位具有全面修养和晚清风格，富于创造精神的文人画家了。

1917年，被兵乱、土匪扰得无法安生的齐白石决定离开湘潭，到北京定居，在琉璃厂南纸铺挂牌，以卖画为生。到京后，他先居法源寺、龙泉寺、石镫庵、观音寺等庙宇，1920年后方得安定。对齐白石刻印十分赞赏但从未谋面的陈师曾此时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他拜访了齐白石，在看了画之后，建议他进行绘画的变法。与这位优秀的文人画家的交往切磋，使齐白石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古代文人画的精华和陈陈相因而造成的死板僵化，促使他毅然决定，在近60岁的年纪实行“衰年变法”。他宣布“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并且顶住冷落和压力，以“饿死京华，公等勿怜”的气概开始了这一革新。

这次，齐白石是从花卉入手的，以他最熟悉的梅花为突破口，改工笔画梅为写意，进而寻求将浓郁的墨色结合于鲜红的花朵，达到既艳丽又沉着的效果。他使用大红、深红画牡丹、牵牛花、荷花，以浓墨的叶片和焦墨的蔓茎予以烘托，一反中国花卉以往的淡雅、清秀，色呈现出空前的热烈，墨则尽现其层次的丰富，从而在中国花卉的表现上独辟蹊径，闯出了一条“红花墨叶”的新路。这种新型美是民间艺术中色彩美的升华，与文人画的梅兰竹菊表现的孤寂清冷截然相反，它是生机勃发、自由奔放的情感宣泄。这种朴素美的语言一旦形成，便立刻自然而然地扩展到画家其他的非花卉题材上，散发着郁烈的乡土气息，如用大白盘盛的红樱桃，装满藤篮的红荔枝，与菜蔬形成鲜明对比的红辣椒，带着墨叶的红柿子，熟到极点的红寿桃，爬在黄葫芦上的红瓢虫。画家的笔因此伸向了生活的更广泛的领域：被蒸熟了的红蟹，切开下酒的鸭蛋黄，象征大吉利的红桔子，在缸中游动的红金鱼，油灯燃起的红火苗，甚至逢年过节用的红灯笼、红鞭炮红与墨便这样，带着民间百姓的吉利喜庆，融会着画家炽热的感情，把中国绘画独特手段的魅力发展到极致。

在使用水墨画的语言来表现新题材时，齐白石在笔墨的运用上超凡入圣，他以浅墨画水中的虾、蟹、青蛙，亦独标新格，自成一派。他的用笔准确而凝练，能够在一笔之中将质量感、体积感、空间感尽数写出，以一当十。他画的青蛙只寥寥数笔，四肢均一笔出之，而形体圆润，有可以触及的逼真感。他画虾一节一笔，虾皮坚硬而透明，使人仿佛看到在清澈的水中运动的躯体。在画蟹时，他极尽用笔急缓、干枯之能事，把不同质感的盖、钳、足画得栩栩如生。

越是生活中熟悉的物品，在齐白石的笔下就越是奇美动人。芋头、南瓜、香菇、白菜都是他最爱画的题材。正由于文人画不敢画或不屑画，无古法可循，也无任何古时的参照，他便画得格外自然。他以横卧的大笔在纸上滚动，画出随风倾斜的芋叶；用干笔淡墨顺纹路勾出菜帮，再以极富变化的酣墨使帮边长上菜叶；以焦墨线勾出菌株，再用浓墨洇出菌盖。运用从笔头到笔根的墨色变化，一笔接一笔地画出南瓜上一块块鼓起的部分，在笔触相交之处自然现出瓜上的硬棱。院角的草堆，捕鱼的网，耕地的犁，墙边吊的丝瓜，桌上放的扇子、剪刀，甚至于向盘中剩菜爬去的昆虫，张网捕捉苍蝇的蜘蛛，都经神奇之手而给人以独特美感，可谓点石成金，展示了中国画可以驰骋的广阔天地，令这一艺术别开生面。

墨线、墨点、墨块是齐白石的主要造型手段，它们组成的节奏韵律便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源泉。算盘方正的形状，平行的算珠，是任何其他画家绝不会画的，但齐白石不然，他利用浓墨点出算珠，使这些墨点巧妙地形成各种组合，然后，在算盘周围的空间里以记事文字和署名形成墨块，与墨点互相呼应，一下便使画面丰富起来。《柴筢》是齐白石脍炙人口的杰作。画家用焦墨像写字一样地画出硬直的把和呈放射形向前、顶尖向回弯曲的头。走笔时产生的自然飞白鬼斧神工一般表现出筢子的质感，用笔缓涩一些的细线条正是那捆头的麻绳。

齐白石从来不作单纯的笔墨游戏，而是满怀感情地进行创作，七齿柴筢是他小时花七文钱买的劳动工具，也是他与小朋友们做“打柴叉”、“骑竹马”游戏时的玩具，画家对这种不花钱而能玩上大半天的物品充满眷爱，在画它时回味着为一捆柴的输赢而欢呼雀跃的童年，真挚之情溢于画外。

经过变法的齐白石艺术走向了它的高峰。它是诗书画印的统一体，渗透着综合的美感。齐白石刻的印是“我行我道，我有我法，不为摹、作、削三字虚掷精神”。它蕴精美于朴实之中，大刀阔斧，直来直往，劲健雄浑。雕花多年的过人手劲，使旁人需来去纵横的回刀，变成只需横直各一刀，而且不用先描字影，直接刻去，一刀下去，决不回刀。齐白石的画与诗相互配合，密不可分。他画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手摇白纸扇的不倒翁，生动幽默，上面题诗曰：“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忽然将汝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借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对**官场进行辛辣嘲讽，令人叫绝。《酒醉网干图》也是最具诗情画意之作。画上三分之二是水，三笔赭色出河岸，两笔花青现远山，画家用几笔干墨擦出两座茅屋，勾出停泊岸边的两只小船和架在几株垂杨柳旁的渔网。左上角的一抹红色交待出日暮的时刻。画上一句游行自在的诗令人回味无穷：“酒醉网干，洗足上床，休管他门外有斜阳。”画上虽没有人，但我们却好像看到了这位打鱼为生，自得其乐而又愤世嫉俗的劳动者。齐白石在这幅画上使用了“本人”的印章，它与晚霞的颜色遥相呼应，同时把画家的出身、情操，乃至喜怒哀乐放入画中，发人奇想，引人遐思。

齐白石的作品经常给观众这种联想美，《蛙声十里出山泉》只使用了最简单的笔墨，在大块浓墨之中留出一缕空白，表现乱石间的一道溪流。几个逗号一般的墨点扭动着，顺流而下的几只蝌蚪活灵活现。画上没有一根线条，只有黑白灰的对比，然而它却使人联想到震耳欲聋的蛙鸣，感受到大自然的无限生机。墨块在发出声音，而幼小的开始正在预示着蓬勃发展的未来。在另一幅只有三个逗号，几条水纹的画上，作者写了七个大字，让观众和他一起从这几个蝌蚪生出无穷联想：“画君不忘学书时”。

通过数十年的创作实践，齐白石总结出了绘画艺术的真谛：展示于人的形象应在“似与不似之间”，画家应自然落笔，表达心中追求的形象，它与自然中原来的物象是不似的，因为它经过了从感受到感动、捕捉本质到概括集中，夸张和理想化的过程，然而在具体绘画时又要“在不求似中得似”。他告诉我们既要避免工匠式的描绘，又不要去无中生有地自欺欺人。“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种辩证地、恰到好处地把握具象与抽象，写实与写意的关系，对于中国艺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齐白石非凡的艺术成就得到徐悲鸿的极大关注，1929年徐悲鸿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多次亲往聘请老画家担任该院教授。他的坚持感动了饱经世态炎凉的齐白石。“三顾茅庐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从此，他每周到学校去为学生上课、示范，给予传统中国画教学以巨大冲击。但是，同时他也因此遭到保守势力的围攻，被视为“野狐禅”。齐白石的一首诗形容了当时的孤立局面：“少小为写山水照，自娱岂欲世人称，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谓我心手出怪异，鬼神使之非人能，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汗淋。”1931年，在徐悲鸿的主持下编辑出版了齐白石的画集，徐悲鸿在序言中称赞他“具备万物，指挥若定，及其既变，妙造自然”。1933年，齐白石的杰作《荷花》由徐悲鸿携至欧洲，于是在法国、意大利、苏联等地各大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艺术展上引起人们的巨大兴趣，他的作品被法国、德国、苏联的大博物馆收藏，获得极高赞誉。

七七事变之后，齐白石在北平深居简出，在大门上贴了“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的声明。在日伪的不断纠缠骚扰之下，1943年，他又在门上贴了“停止卖画”四个大字，并拒绝去日伪把持的艺专上课。看到汉奸的横行霸道，他便以画老鼠、螃蟹来予以讽刺，题上“看汝横行到几时”，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心情。

抗战胜利后，齐白石重新担任了国立北平艺专的教授，并到南京、上海举行画展，受到热烈欢迎，200多张画全部售出。琉璃厂的南纸铺重新挂上他卖画的润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主席邀请他共进晚餐，并对他的健康和创作非常关心，使他深受感动。经过多年战乱，常常担惊受怕的老画家对安定和平的生活极为珍视。他清理了多年积存的宣纸，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他在家里养了鸽子，细心观察它们的体态、动作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捕捉它们既温和又机敏的形象，创作了许多以和平为主题的花鸟画。他笔下的和平鸽非常美，长翅长尾，宽肩健羽，红爪灰身，老大的眼圈和秀气的喙也都是鲜红的。这些气宇轩昂、勃勃向上的鸽子往往立于一个插满荷花的大瓷瓶前，这是老人利用了中国文化借助谐音寄情托兴的手法，巧妙地以“荷、瓶”隐喻和平，为自己的绘画注入了新的生气。1952年，为了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齐白石在“丈二匹”的巨幅宣纸上用彩墨创作了《百花与和平鸽》，已年近90岁的老人，用整整三天时间，完成的这一巨作，充分展示了他那非凡的艺术才华和旺盛的生命力。同和平鸽一起出现在他笔下的新题材还有《万年青》，那苍翠的大叶簇拥着挺直向上、欣欣向荣的红花，它是画家用自己最美好的艺术语言，从心底发出的“祖国万岁”的欢呼。1953年1月，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举行庆祝会和宴会，为齐白石祝贺生日，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授予他“中国人民杰出艺术家”的荣誉称号。10月，齐白石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并担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会长。他在这一年之中，所作的大小画达600余幅。

1954年，在东北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分别举办了《齐白石画展》和《齐白石绘画展览会》。湖南省人民选举他为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齐白石的艺术获得了世界人民的喜爱，1955年，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授予他通讯院士的称号；1956年，前苏联举行了庆祝他寿辰的集会。世界和平理事会更授予他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

1957年，北京中国画院成立，齐白石担任该院的名誉院长。春夏之交，老画家开始患病，9月病情加剧，日下午逝世。9月22日举行了有周恩来总理参加的公祭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齐白石遗作展览会》，以580余幅画作，300多件手稿、印石、诗笺展示了这位艺术大师丰富多采、创作等身的一生。1963年，齐白石在诞辰100周年之际当选为世界文化名人。在总结自己一生时齐白石曾说：“正因为爱我的家乡，爱我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土地，爱大地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费了我毕生的精力。”

第五十三章梅兰芳梅兰芳，名澜，字畹华（或作浣华），一字鹤鸣，小字群儿，江苏泰州人，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于北京一个梨园世家。祖父巧玲（1842—1882），是清同治、光绪间京剧旦角演员，曾掌四喜班，能戏甚多，也精于昆曲，并有戏班管理的才能。伯父雨田（1869—1912），京剧琴师，精于京胡、笛子，且“六场通透”（京剧场面上任何乐器都能演奏），为谭鑫培操琴伴奏多年，二人合作默契，相得益彰，并与鼓师李五（李奎龄）并称“三绝”。父竹芬（1874—1897），亦工京剧、昆曲旦角，举凡梅巧玲演的戏他都能演好，可惜英年早逝。

梅兰芳9岁开始学戏，在姐丈朱小芬家由蒙师吴菱仙教授，学会了正工青衣戏30多出。11岁第一次登台，串演昆曲《鹊桥密誓》中的织女。14岁搭班“喜连成”科班演出，与周信芳、林树森、贯大元、雷喜福等合作演戏。同时仍在朱家学戏，向吴菱仙学青衣外，又向其姑丈旦角秦稚芬和其伯母的弟弟丑角胡二庚学花旦戏和刀马旦戏。

他幼时练功，凡是青衣、花旦、刀马旦各种基本功全练，练就了坚实的、深厚的功底，使得他以后演戏能得心应手。

1910年他17岁时，因“倒仓”（青春期变声）而脱离喜连成，嗓音恢复后又先后搭入鸣盛和科班、双庆班演戏。其时又向他伯父梅雨田学戏，并先后拜王瑶卿、路三宝、陈德霖等为师，学了很多京剧、昆曲剧目。再随武生茹莱卿、武花脸钱金福等练武功和学一些武戏，包括武小生戏。还曾向乔蕙兰、李寿山、谢昆泉、陈嘉梁、赵子敬等学昆曲。后来到上海，又曾与丁兰荪、俞振飞、许伯遒研究过昆曲的身段和唱法。他学昆曲，前后不下七八十出，一来因为当时昆曲已渐式微，他有意加以提倡；二来他为了学习、吸收昆曲载歌载舞的表演特点以丰富京剧艺术。他学昆曲，一面向老师学唱和表演，一面请精于词曲的老朋友讲解唱词，务求字句完全理解，并据以深入体会人物性格，再结合身段研究分析，使演出质量逐步提高。他在练工、学戏的同时，还养鸽子以锻炼眼睛和臂力，养花以培养将各种颜色适当搭配的能力，这些都有助于他的表演、舞蹈和服装设计等舞台艺术水平的提高。他从1915年开始向王梦白学画，其后结识了画家陈师曾、金拱北、姚茫父、汪蔼士、陈半丁、齐白石、徐悲鸿及上海的吴昌硕、汤定之等，切磋中国画艺术。又与收藏家朱翼庵订交，学习鉴赏文物。他非常重视欣赏古画、古文物、古代雕塑等，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

从他年轻时起，在他的周围就有一大批文人、墨客和受到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帮助他，有的帮他编写剧本，有的为他搞宣传，有的给他做文墨工作，有的对他的舞台艺术设计和演出提出意见。对他的舞台艺术的逐渐提高起到十分重要的帮助作用。

过去，京剧旦角一行，青衣、花旦、刀马旦之间的界限很严格，不许兼演。但是梅巧玲、竹芬父子曾打破界限，青衣、花旦戏都演，而且在演花旦戏的时候，不踩0，被人讥为“大脚花旦”。尤其是王瑶卿开始突破藩篱，融花旦活泼、灵巧的身段于青衣和刀马旦的表演中，使原来抱着肚子唱的青衣和偏重武功的刀马旦的演技都有了发展变化。可惜王瑶卿正当壮年时“塌中”（中年嗓败）了，幸有梅兰芳请教他并按着他的路子来完成了他的未竟之功。

1913年，20岁的梅兰芳随王凤卿到上海演出，主要是在前场演出，但他不仅为王凤卿配演生旦的“对儿戏”，而且还演出了压台的大轴戏，第一次演出了刀马旦戏《穆柯寨》。接着，他又向王凤卿学会了接在后面的《枪挑穆天王》，由王凤卿为他配演，他所塑造的顶盔贯甲的年轻女英雄穆桂英，赢得了观众的赞誉。

在上海演出间隙，梅兰芳还到各剧场去看戏，从别人的戏，特别是夏月润弟兄和潘月樵经营的新舞台和他们演出的一些反映时事的新戏及欧阳予倩等演的文明戏里受到影响。回北京后，他在翊文社班主田际云（想九霄）的鼓励下，试排了一出时事新戏《孽海波澜》。不久他又一次随王凤卿到上海演出，更在剧目、化妆和舞台艺术上接受了不少新东西，对演戏的社会意义提高了认识。1915年4月至次年9月间，他排演了各种新戏，同时集中学习了一批昆曲。他排演的新戏有：穿老戏服装的《牢狱鸳鸯》，穿时装的《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着古装的《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千金一笑》。这些新戏的排演，在北京的京剧舞台上开了新风，也是他的艺术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

这一时期，他所演出的时装戏，都是取材于现实，旨在警世砭俗，但因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艺术处理上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因而没能流传下来。而他所致力创制的古装戏，一开始就在头饰、化妆、服装、音乐、表演、舞蹈、灯光、布景等各个方面大胆试验，取得成功。并在其后10多年间陆续排演的《天女散花》、《麻姑献寿》、《霸王别姬》、《西施》、《洛神》、《廉锦枫》、《太真外传》、《俊袭人》等戏中，在旦角的头饰、化妆、服装等方面进行革新，取得良好效果，影响着整个京剧旦角艺术的发展，以至其他剧种也往往学用。

其后的几年中，梅兰芳继续排演新戏，而且与前辈演员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等合作演出，从同台演出和观摩中，他又学到了不少艺术创造方面的学问，使他的演技得到了长足的进步，逐渐发展成“梅派”。

1919年和1924年，梅兰芳应邀两次到日本访问演出。演出的剧目有《天女散花》、《麻姑献寿》、《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御碑亭》、《贵妃醉酒》、《虹霓关》、《游龙戏凤》、《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洛神》、《红线盗盒》等，都是与日本歌舞伎同台演出。两次赴日，他结交了不少日本文艺界的朋友，并与歌舞伎演员交流演艺，完成了他的预期目的：一方面把中国戏曲介绍到国外；另一方面是借此机会观摩、吸收外国艺术来丰富中国的戏曲艺术。

二十年代中期，梅兰芳应实业家张謇之邀多次到江苏南通，结识了南方京剧旦角演员欧阳予倩，后来人们并称他们为“南欧北梅”。在二十年代末期，当时的舆论界根据广大观众的评定，把成就较大、排演新戏较多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并称为“四大名旦”。

1930年，梅兰芳率团到美国去访问演出。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演出，演出的主要剧目有：《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刺虎》、《汾河湾》、《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等。在美国他结识了电影演员卓别林等。美国波摩那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还赠予他文学博士学位。

这一时期，梅兰芳京剧艺术造诣有了很大的提高。认识到一个戏曲演员必须要把“四功”（唱、念、做、打）“五法”（手、眼、身、法、步）很好地融会起来，熟练地运用到舞台上，与内心的体验成为一致，由内到外，由外到内，内外结合，设身处地，这样才能够在创造人物的时候随心所欲、指挥如意，达到和谐顺适的境地。他把练会这一本领，列为演员所必须的另一项“基本功”，并把这些体会写进他的著作。

梅兰芳十分重视培养京剧艺术接班人的工作。1931年5月，梅兰芳与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学会，展开对京剧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同时，就建立了附设在学会内的国剧传习所，招收了六七十个学生，聘请了王瑶卿、尚和玉等教师授艺，他自己也担任教戏课程。1年以后他迁居上海，还寄钱来使传习所又维持了1年多。他还一直关心“富连成”科班。1936年他回北平演出时，收了“富连成”科里的学生李世芳、毛世来、张世孝、刘元彤为弟子，并亲自教导他们。其后，为了支持在西安成立的夏声剧校，他建议把剧校调进上海，自己担任了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他在北京艺培学校筹办时，担任了董事长。他先后为这两所学校奔走呼号，演出筹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