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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5—486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4页。
这是恩格斯在一**○年八月五日致康·施米特的信里说的话。
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③。斯大林指出，“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即社会存在的发展所提出的已经成熟的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物质生活，为彻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已经成熟的任务，为社会物质生活能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段话具体阐明了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的学说，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必须在已经成熟的社会任务的基础上进行①。
斯大林说，必须证明思想的伟大意义。“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可是它一旦产生出来，就会获得巨大的意义，它把人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在产生它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巨大的意义。”②斯大林指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的势力服务的。他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③斯大林的这些论述，已经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它是探索社会变革时期哲学思想的阶级性的一盏明灯。
在社会变革时期，思潮的激荡特别强烈。在新旧绝续之际，方生未死之间，旧的、衰颓的要挣扎，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先进的要上升，要登上历史舞台。这样，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很激烈，很尖锐。即使新的取得了胜利，也还有摧陷廓清的任务，敷陈新义的任务，不是很简单的。斯大林说：“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①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写成于一九五○年，总结了十月革命时期以及苏联建国时期前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的经验，对上层建筑思想意识的反作用问题作了极精辟、极深刻的论述，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武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又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当无产阶③《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228页。
①《斯大林选集》卷下，第438—439页。
②《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106页。
③《斯大林选集》卷下，第438页。
①《斯大林选集》卷下，第50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5页及9页。
级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革命的理论，就是掌握了战斗的武器，就能够确定方向，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从而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使革命事业一步步地取得胜利。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革命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的未来发展问题。无产阶级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不只是掌握了伟大的认识工具，而是运用它来发挥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政治作用，战胜敌人，建立自己的统治，并进行通向**的伟大建设。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已经将近一个半世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经过了极其艰辛的历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迄今为止，已有十多亿人口摆脱了被奴役、被剥削的处境，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但是距离**事业的全部胜利，路途还遥远，还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巨大的牺牲，才能一步一步地接近那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所向往的光辉的顶点。
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形式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为宗教，为哲学（包括政治法律观点和道德），为文学，为艺术。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盲目势力的恐惧。这种势力确实是盲目的，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因为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压抑、灾难、残酷的折磨，是现代宗教的社会根源。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①宗教决不会自行消亡。宗教的消亡需要唯物主义无神论的长期战斗。
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中世纪把意识形态中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汉末的黄巾起义、北宋的方腊起义、元朝的红巾军起义、清朝的白莲教起义，都是披上宗教外衣的。德国的农民战争也是如此。
哲学这门学问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变化。旧哲学被称为科学的科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96—97页。
学，它包罗着关于世界的知识，并以自己代替一切科学。各种具体科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结束了旧哲学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前的旧哲学不同，它不是站在其他科学之上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的学说，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是科学认识和革命改造的武器。政治、法律观点和道德学说也是哲学的内容。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不同，哲学阵营就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凡是主张存在是第一性、思维是第二性的为唯物主义哲学。与此相反的，则为唯心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才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跟唯心主义哲学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①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哲学是不可能有的。宣传哲学的“无党性”和“全人类性”只能是欺骗。
文学和艺术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剧本。艺术包括音乐、书画、雕塑、戏剧、电影。文学和艺术一般是诉诸感情的形象思维的形式。
文学和艺术具有倾向性。马克思说：“请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吧？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②恩格斯指出，“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①在中国，诗经里的《伐檀》、《硕鼠》，有强烈的倾向性。历代著名的文学家屈原、贾谊、杜甫、白居易、苏轼、王安石、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施耐庵、王实甫、吴承恩、曹雪芹都是有政治倾向性的作家。文学和艺术的生命和价值全在它具有为人民的政治倾向性。
为人民的文学和艺术，就是站在人民一边，与人民同患难、共呼吸，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样的文学和艺术就是优秀的文学和艺术，它大量地记录在文学史和艺术史上。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的传统。
在今日，文学和艺术就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宣传进步思想，宣传**思想，鼓舞、赞美人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高尚志趣和情操。但是也要注意，做到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不要把“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
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是在不断吸取民间文学和艺术的营养中发展、长大的。诗、词、小说，都是如此。戏剧更是来自民间。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熔铸着各兄弟民族文化的精魂，这是不容忽视的。
①《列宁全集》第一卷，第37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83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4页。
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不断地接受外来文学和艺术的影响。例如佛教艺术和讲唱文学就是如此。近代、现代文学和艺术的外来影响更为显著。
第二节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历史发展上古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上古哲学思想，指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中国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从殷代后期起，经历了殷及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殷周之际是古代思想的起源时期；西周则学在官府；周室东迁前后，官学崩溃，这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一阶段。周王东迁以后的思想，以至春秋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二阶段。孔墨显学，战国百家并鸣之学，周秦之际的思想，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三阶段。对古代哲学思想的这三个阶段，《庄子·天下篇》曾有所论述。
商代后期，以干支相配成的六十甲子明确无误地刻在甲骨上。以六旬为循环的纪日法，是中国历法的基础。历法反映关于人类对天体运行和时间的较精确的计算，它起源甚早。殷代先公上甲微就以十干的日命名，以后■、■、■，都沿袭这种称谓方式。他们是成汤以前的先公。生活在夏朝的商之先公以十干命名，则干支纪日的历法当起源甚早。历法与天体运动的神话相伴随，纪实观念又与禋祀祖先相联结，从中形成了礼。殷代后期，礼器的大量出土，表明当时确实存在着《论语》所提到的殷礼。礼器的多端，以及纹饰的精致，既说明青铜冶铸技术的进步，也说明殷礼已相当繁缛。
殷虚文字，是单字象形。单字，证明其无复杂语言；象形，反映其对周围事物观察的朴素。这种文字，指示出感性的摄取与劳动的接触是特别重要的。卜辞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的广泛、复杂，表明殷人以人事诉诸鬼神的宗教意识的浓厚。罗振玉、董作宾、郭沫若，对此都作过仔细的归类和分析。王国维根据卜辞而作出的商史研究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西周学在官府。西周王室掌握文化的官职是祝宗卜史。祝代表祭者向神致辞，必须掌握关于神的历史知识。宗管理宗庙祭礼，必须掌握关于氏族宗法的历史知识。卜掌管观兆的宗教事件，必须掌握关于占卜吉凶祸福的知识。史掌管文书，观察天象，必须有关于自然现象及政治历史的知识。所谓“学在官府”的学，就是这班文化官吏所专有的知识，归根结底都与宗教有关。在主要的诸侯国，如宋和鲁以及后来的楚，也有这种掌握文化的官吏。
周人的宗教思想是天命论，至上神是上帝，亦称皇天，有福可怀，有威可畏。人受生于天，曰命。受天之命以统治天下，曰天子。人民疆土乃天子之所有，受自天，亦受自先王。故须敬畏天威，尊法先王，以祖先神与上帝相配合。
周人的道德思想以德与孝为中心，德以对王，孝以对祖。西周的金文及诗书，多涉及孝与德的道德思想。如云“监悊厥德”（《克鼎》），“秉文之德”（《周颂》），“聿修厥德”（《大雅·文王之什》），“克明德慎刑”（《书·康诰》），“乃单文祖德”（《书·洛诰》），如云：“显孝于申（神）”（《克鼎》），“祖孝先王”（《宗周钟》），“绥予孝子”（《周颂·雝》），“永言孝思”（《大雅·下武》），“用孝养厥父母”（《书·酒诰》），“惟尔令德孝恭”（《书·君陈》），可见“有孝有德”（《大雅》）是西周的道德纲领。
西周的政治思想，通过颂与诰以宣扬。颂是后王歌颂先王的乐诗。由下而上的崇拜叫做“颂”。周颂用于禋祀先王，多讲武功与农事，称颂先王在政治经济上的成功。诰谓教训，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谕戒叫做“诰”。《书》之诸诰，如《大诰》、《洛诰》、《召诰》，金文如《盂鼎》，大抵指陈明天命、敬德、治民、营国的道理，训戒子孙与多士、多方，要服膺周先王的统治表率。颂与诰，是用来对下属进行崇拜与服从教育的文字，只有官府才能掌握，所以说“学在官府”。
西周末年，王室逐渐微弱，社会矛盾加剧，平王乃被迫东迁。当时有大量诗歌，暴露现实黑暗，诅咒上天与祖宗，责备上层贵族，这是对统治思想的背叛，具有进步性、人民性。这些诗歌被收集在《诗经》中，是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政权下移，王官失守，学术由官府下移，竹帛乃下庶人，西周学术“皆原于一，不离于宗”，向春秋“道术将为天下裂”转化（语见《庄子·天下篇》）。于是，就出现了孔子开创私学，聚徒讲学的新局面。
西周的学术，到了春秋时期，还保留了它的旧形式。残存的官府文化官吏，还抱着西周的学术传统苟延残喘。然而这仅如秋风中的残叶，即将飘散。《庄子·天下篇》说：西周学术，到了春秋之世，“其明而在度数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但是毕竟王官失守了，他们所有、所能明的只是仅存躯壳的形式了。春秋时期的诗书礼乐，只是单纯的仪式，而没有内容。西周文化成为死规矩。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学术，就是专门背诵古训的儒者的职业。《说文》：“儒为术士之称”。术士，犹艺士，娴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习礼乐，所以为相；习射御，所以为将；习书数，所以为宰。此为当时贵族之学，亦懦所以进身于贵族之学。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就是传习诗书的儒者，他们的时代早于孔子。
春秋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散见于《左传》。如云“五行”，或亦曰“五材”，如云“六气”，都是指宇宙间的基本物质。又论及民与神的关系，指出应先成民事而后致力于神。或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或指出，天道远，人道迩。这些，都表明人们相信人力，而不甚相信神力；依靠切近的人道，而不依靠遥远的天道，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
春秋末世战国初年，孔子墨子开创了私学，从此开始了诸子百家并鸣的局面。
孔子生长在文化典籍丰富的鲁国，接受了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那时候王官失守，学术下移，孔子处身这种文化变革的时代，首先开了私学。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惟官学失守，乃有私学。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多人，形成很有势力的学派。孔子的学术以“仁”和“礼”为中心，仁就是承认人的地位，礼就是讲究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言仁，是革新的。讲礼，是保守的。所以孔子的学术反映了新旧交替的矛盾。孔子周游列国，当时的诸侯不能用他。他晚年退而著书，编定六经。据说《春秋》是经过他笔削的，《春秋》笔法成为后代史学家的准绳。孔子编定的经书，经过汉朝提倡，成为学术的正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孔子的教育学说很有价值，有些原则如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今天还在遵循。孔子死后，弟子散处四方，或者为诸侯师，或者友教士大夫，影响十分巨大。
墨子稍后于孔子，当战国初期。他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乃背弃，而著《非儒》。其书多及生产劳动，多言百工、商贾、宾萌、役夫，反映其为身份微贱的生产者。墨子的主要主张为兼爱、非攻、节葬、非乐，上同、尚贤，天志、明鬼；反对奴隶主贵族依靠骨肉之亲，无功富贵。书中《备城门》以下，是兵书，详言战争防御方术，可见墨家非攻而不反战。墨家也是徒属弟子充满天下的学派，其后学有墨辩，有墨侠。终战国之世，墨家学派传播甚广，其巨子且远至西方的秦国。墨家学派直到汉初才衰落下去。所以孔墨二家，韩非子称为“显学”。孙诒让谓：墨学之昌，几埒洙泗。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这里所说墨学的历史兴衰，符合实际。
孔子开创私学，墨家踵兴。从此而后，道、法、名、阴阳各家并兴。与儒、墨合称六家，各以其学术相诘辩，形成战国百家并鸣的局面。奴隶社会崩溃阶段的学术繁荣，在学术思想史上放一异彩。
汉初司马谈以黄老学派立场，论六家要旨。其言虽有所见，要不免偏颇。大抵自孔子而后，战国大儒，言仁义，崇礼乐，前有孟子，后有荀子。孟子道性善，议井田，衍子思的思想绪余，流于主观唯心主义。荀子言性恶，重视后天的学习，论天行，重视人事的修治；博综各家，非十二子，赫然成为战国末年唯物主义思想的巨擘。
道家称老庄。老子其人，《史记》不能论定其时代。而《道德经》则显系孔墨而后战国时期的思想，非议仁义，批判礼制，要回复到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淳朴之治。其所提出的“道”，是天地万物之母，但是恍惚不可捉摸，不可名状，没有物质基础。《道德经》反映着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庄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处昏上乱相之间”，生活贫困，衣履破敝，不得不贷粟于监河侯。他既不能随时代而前进，又不能把握当前的现实，只能逃离人世，处身于材与不材之间，在矛盾中求得内心的宁谧。所以他齐死生、得丧、小大、多少、贵贱、是非，乘道德而浮游，泯然无累。庄子提出了超越时间、空间的“道”，“道”是不可认识的。这个“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宇宙的根本。从“道”出发，庄子要求“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不要以人为改变天然。无用是最好的用，越无用就越合于天道。处世的方法是“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是在命运面前听凭摆布的败北主义。庄子的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对后世影响很大。
名辩思想包括名家与墨辩。名家惠施、公孙龙都逞诡辩。惠施合同异，如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这种诡辩，抹杀事物的质的差别，把相异的事物视为同一。公孙龙离坚白，谓“白马非马”，谓“坚白石”，离。“视不得见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白马论的逻辑特征，在于把普遍的概念（马）与个别的事物（白马），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把本质（马）与属性（白），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这是他所以陷于谬误、成为诡辩的原因。坚白论则认为色（白）性（坚）质（石），互不相关，人物感觉（视觉与触觉），各各分离，互不联系。现象不可知，感性认识不可靠，把诡辩推向极端。
墨家后学墨辩，有文字六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讲墨学的认识论、逻辑思想、科学思想，在《墨子》书中，自成一组。文字体例，殆如《尔雅》，文辞简约，讹夺过多，至为难读。今举其批驳名家公孙龙诡辩的论题如次。“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小取）。“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经说下》）。一则批驳白马非马，一则批驳坚白石，离。由此可知，墨辩的成书时代，乃有晚于公孙龙者。
法家称管、商、申、韩。《管子》驳杂，非一家之言。《商子》大体出于商鞅的言论，亦有后人依托。《申子》或近于道家。《韩非子》则集法家大成，兼言法、术、势三者。其《解老》、《喻老》，表明法家思想与《道德经》的关系。韩非时代，及于秦王嬴政，已是秦统一的前夜，其思想，为君主**政治鼓吹。
阴阳家邹衍、邹姡魑薮！豆茏印肥橹校蛴衅湫髀郏辟箍级ā！堵朗洗呵铩びν繁４嫫湮宓轮帐贾邸！妒芳恰匪卮缶胖葜担跹艏宜枷氲囊欢耍欢瞧渌枷胫钪匾摺?
这里要提出来的，是战国时期诸子书中关于思想统一要求的屡见。《管子》书中已见统一思想的端倪。《商君书》，要求“燔诗书而明法令”，禁绝游学。《荀子·非十二子》，要务息十二子之说，除天下之害，把百家争鸣看成扰乱天下的邪说、奸言。《韩非子》则禁二心私学。所有这些，成为秦统一天下以后“燔诗书百家语”以及“偶语《诗》《书》者弃市”政策的张本。
中古时代正宗哲学的神学化从秦汉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中古时期，即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中古时期历时二千年，至一八四○年鸦片战争才进入近代。
中古时期的正宗哲学，是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但是各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具有十分不同的特点。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各以其不同的性格与风貌，标志着正宗哲学的历史演化。但是正宗哲学的神学化性质是始终存在的。
中古正宗哲学从董仲舒开始，正宗哲学的神学化也从董仲舒开始。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六艺之科”的书籍成为经典。汉初的子学余绪，由式微而归于斩绝，经学的统治开始。西汉占统治地位的是今文经学。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以其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独成为今文经学的大宗。他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是正宗哲学神学化的标本。阴阳灾异之说，天人感应之论，人副天数之言，土龙祈雨之术，何莫而非神学。正是这个董仲舒，被称为西汉大儒，上承先秦儒家端绪，其思想学说成为中古哲学的正宗。
西汉今文经学，《诗》、《书》、《礼》、《易》、《春秋》，各立博士。弟子传习，严守师说。而一经有数家之传，是以互异。东汉白虎观会议，旨在统一经说，泯今文经学内部的纷歧。班固以古文学家而奉敕撰《白虎通德论》，综合今文诸儒经说，注释名词术语，以神学为指归，遂勒成一代今文经学的神学词典。汉代正宗哲学的神学化，至此乃臻体系严密，理论周至。这是经学史上的大事。尔后古文经学兴盛，服、贾、马、郑，多以古文经学为儒林大师。而郑玄尤以综罗今古学见称，风尚为之一变。于是古文经学不能不说是哲学的正宗，但是它有异于今文经学者在于不言灾异，不为谶记，所以其唯物主义思想透过实事求是的学风而显露。这是值得注意的。
魏晋玄学以《易》与《老》、《庄》为三玄。以孔子与老子为“将无同”，以“名教”为出于“自然”，其消融儒言于道家的特点非常明显。何晏注《论语》，王弼注《易》与《老子》，未尝不揭仁义之言加诸道德之上。葛洪外儒术而内神仙，要亦时代风会使然，则玄学作为正字哲学的神学性质固甚分明。
魏晋玄学的统治，时间并不止于魏晋。可以说，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都是玄学统治。在玄学统治期间，经学仍在发展，特别在北方，经学未尝中绝。江左也有经学，战乱频繁，人民流散，书籍不易保存，好象经学销歇似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隋唐是佛学各宗派创立、发展的时期。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四大宗派之中，尤以华严宗与禅宗影响为大。它们无疑地具有正宗哲学的性质，而不是传统所说的“异端”。隋唐经学应数《五经正义》，它综合了南北朝经学著作，但更多的是北朝经学的笺注成果。在经学统治下，培养出许多“学究”。
宋明七百年间（包括清初）是理学统治时期。理学以儒家思想面貌出现，骨子里渗透了佛教与道教思想。北宋理学，以周敦颐为开山。《太极图·易说》、《易通》，是理学家不刊的经典，而《太极图》则传自华山道士陈抟，其道教的渊源很明显。二程、张载、邵雍，是北宋理学大家。程颐、张载、邵雍，都深于易学，邵雍独以象数著。明道《识仁》、伊川《易传》、子厚《西铭》，都是理学的经典。司马光虽见许于朱熹，列于六先生，与上述五子并，而后世不以其为理学家。
南宋理学，朱陆为两大派。朱熹传程颐理学之绪，更衍周、张、邵学统，故称理学集大成者。朱学受华严宗影响，也受道教影响。《四书》经二程表章，朱熹集注，取代了经书的地位。朱熹门庭，盛极一时。陆九渊开创心学学派，近于禅。其后学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称甬上四先生，而未能张大其师说。张栻湖湘之学，吕祖谦婺学，与朱学鼎峙，但影响远不如朱学。庆元学禁解除以后，真德秀、魏了翁为南宋朱学殿军，对树立朱学的统治地位有所贡献。
元朝统一南北，有利于理学向全国传播。其时朱学称盛，也有和会朱陆的学者。
明初朱学统治，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都取朱学著作。明中期而后，王阳明心学崛起，挟其功业地位，王学传播几遍寰中。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为世诟病。明末清初，乃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批判理学。颜元、李塨以实学批判理学。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对宋明理学作了总结。清初统治者提倡理学，御纂《性理精义》，重用理学大臣，但理学颓波不返，终为乾嘉汉学所代。
理学自以为传孔孟道统，明斥二氏，但阴受二氏影响。七百年的正宗哲学，讲义理心性，阴阳动静，牛毛茧丝，辨析毫芒，在思维发展史上自有较高的地位，但它的神学本质始终存在。
近代西方学说的东来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先进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并把它介绍给中国人民。于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大量翻译过来。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因而也得到传播。
在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中，时代比较早的是李善兰。李善兰译述了欧几里德（Euclid，约前330—前275）《几何原本》后九卷，与明末徐光启译的前六卷，凑成全书，完整地介绍了演绎推理的思维方法。他又译了罗密士（EliasLoomis，1810—1899）的《代微积拾》、侯色勒的《谈天》、胡威立（Whewell）的《重学》和牛顿（IsaacNewton，42—1727）的《数理》。他对通过数学形式而表现的辩证法思想作了阐发。他说：西国莱布尼兹（Gottf-riedWilhelmLeibnitz，46—17）、牛顿二氏，创立微分积分二术，“实发千古未有之奇秘”。“积分逐层分之为无数微分，含无数微分乃为积分。”关于无限性的辩证思维，于是获得了明确的表述。李善兰关于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译述，其所涵哲理，冲破了中古神学的迷信。他说，“为学之要，必尽祛其习闻之虚说，而勤求其新得之实事，万事万物以格致真理解之。”这句话充满了不为成说所囿而勇于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这种思想是唯物主义的。
译述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的巨子是严复（1853—1921）。严复所译的书，有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1895）的《天演论》、亚丹·斯密（AdamSmith）的《原富》、约翰·穆勒（JamesMill，1773—1836）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的《群学肄言》、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内容涉及生物学、逻辑、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许多部门。其中《天演论》一书的影响特别巨大。鲁迅自述其在南京求学时阅读《天演论》的情况，谓几至废寝忘食的程度，可见此书当时对读者产生的魅力，在文化学术方面影响之深广。严复译此书，每篇之后，附识自己的议论，字数与原文相等，或且过之。这种译述，非仅字比句次，求无失坠，而乃为一种学说的创造。严复文字雅洁，力追周秦诸子，此尤足以满足学术界好古者的偏嗜，而杜鄙薄新学者的谗口。
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学说，乃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精髓。严复踵斯宾塞、赫胥黎之后，以自然法则，应用于人类社会，其理论是谬误的，但在当时帝国主义竞相瓜分中国，我国处于危亡之际，这个学说对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严复在译述逻辑的时候，介绍了归纳法和演绎法。他说，归纳法的要点是“察其曲而知其全”，“执其微以会其通”，即积累大量的局部的材料而抽出其中普遍的规律。演绎法的要点是“据公理以断众事”，“设定数以逆未然”，即根据普遍规律以推断特殊事例，根据既定法则以预测未来的发展。这种科学的方法论是他所译的穆勒《名学》和那芳斯《名学浅说》两部名著所论证的。介绍这两种方法，对我国人掌握形式逻辑以研究事物有很大帮助。严复译述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重在介绍天赋人权的思想，自由平等的思想。这些思想被当时的顽固派视为洪水猛兽，但是深得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这对当时学术界起了蔑视君权、崇张民权的十分有益的启蒙作用。比严复略早，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陈炽、马建忠、郑观应等，都介绍了或赞扬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主张启民智，开议院，兴商务，废科举，办学堂，译西书。但是他们的影响远不如严复的深远。
甲午之战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倡变法图强，于是有戊戌变法运动。
康梁的变法理论来源于西学，所举以为中国变法楷模的是俄国的大彼得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庚子义和团运动，为八国联军所镇压，清朝政府投降帝国主义国家，缔结了可耻的辛丑和约。“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这方针指引下，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者忠实的奴仆。变法云云，已不足取信于国人。于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孙中山、章炳麟的学说成为国人政治理论指导的圭臬。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固取资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民治、民有、民享”，而益之以民族主义与近代经济学说。特别以排满、兴中相号召，富于鼓动力量。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民主革命派立场，同改良派尖锐斗争，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旗帜。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民主革命派多次领导武装起义，终于推翻数千年的帝制，建立共和国。从此，民主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这是它的丰功伟绩。此后，孙中山又反对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军阀混战，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建立。孙中山在中国**帮助下，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对中国革命有巨大影响。五四运动前，他在反对改良派和封建复辟势力的斗争中，宣传进化论，宣传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知行观，宣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虽然在局部问题上陷入唯心主义，而革命的、进步的倾向是非常鲜明的。五四运动以后，他提出了民生史观，他的哲学体系又转向二元论或唯心主义。**同志指出，“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①章炳麟深于国故，并治佛学与西学，以其如椽巨笔，发为政论，宣传民主革命，挞伐保皇派的逆潮流的反动谬论，宜乎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他斥责光绪帝为“载湉小丑”，说“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各国立宪，都经“血战”，然后可以得“自由议政之权”。他歌颂革命，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章炳麟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推翻清朝，中国才能实现民主政治。（《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炳麟宣传均配土地。他说，“不亲耕者”不得拥有土地，反对封建剥削，“露田无得佣人”（《定版籍》）。“均配土地，使耕者不为佃奴”，才能实现民主（《五无论》）。章炳麟批判孔教，从历史事实出发，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历史学家和教育家。驳斥康有为的《建立孔教论》。章炳麟鼓吹无神论，认为既没有“天”，又没有“帝”和“鬼神”，否定天命论。但是他提出要建立“无神教”，说佛教就是无神的宗教，这是他的思想的不彻底处。章炳麟晚年，脱离革命，思想渐入保守。鲁迅评论他说：太炎先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晚年“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了。②①**：《纪念孙中山先生》。
②《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47页。
当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章太炎，鼓倡革命，黄兴、邹容、陈天华等发表文章或演说，与之相后先，形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洪流，取得了思想界、学术界的领导地位。而他们的思想理论实质上取资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这一点是十分明白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重大意义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思潮是一次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鲜明地揭橥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批判与它不相容的旧思想、旧道德与旧文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与新文化。五四时期新思潮的特点，就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展开了全面的猛烈的批判。在这场运动中，其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他们的思想言论的主要阵地是《新青年》杂志。
五四运动不仅反对封建思想文化，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大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热烈地欢迎俄国代表，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了著名论文《庶民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一九一九年五月，李大钊主编《新青年》时，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的中译本开始出版。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初步**世界观，李大钊、**、周恩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俄罗斯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相继出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日益增多，许多地方还创办了工人夜校，建立工会。许多地方相继成立**小组。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逐渐具备。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事件。中国人民，在中国**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推翻了三大敌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九二一年中国**的成立，则为这场革命指明了航向。历史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中国**的领导，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第三节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中国哲学有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从先秦时期起，唯物主义思想家代不乏人。战国末年，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荀况，在宇宙论、认识论方面，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比荀况略早，则有后期墨家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自然科学、数学思想。东汉时期，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批判了谶纬神学及世俗的虚妄。南北朝时期，有范缜的《神灭论》，批判唯心主义的神不灭论；有何承天从天文学、数学引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唐朝的柳宗元、刘禹锡写了阐发唯物主义思想的《天论》、《天说》等光辉论文。北宋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安石、张载。王安石的《洪范传》、《老子解》、《诗义》、《熙宁字说》等著作，宣传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张载则宣传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南宋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陈亮和叶适。明朝的伟大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廷相，他对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明末请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夫之和颜元，王夫之的学术成就达到了旧唯物主义的高峰。清朝前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当数戴震，他以疏证《孟子》字义的形式宣传了唯物主义。近代的思想家则往往通过介绍西学而宣传唯物主义。
中国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表现在它确认世界的物质性，确认存在的客观性，确认规律的可知性。从先秦到近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对这些命题，作了可贵的探索与论证，从而大大地丰富了人类思维史的宝库。无论古代、中世纪、近代，与同时代的欧洲哲学相比，都毫无逊色，在古代和中世纪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国人民值得引以自豪的。
中国的哲学唯物主义往往与政治上的进步倾向相联系。先秦荀子非十二子的思想综合，从思想意识领域的统一，反映了建立统一国家的政治倾向。范缜的《神灭论》，反映了世俗地主对中世纪宗教滥费的谴责。柳宗元、刘禹锡则直接参加了永贞革新而遭到贬斥。王安石推行新法，因而在理论上建立以三经义为中心的新学。王夫之参加抗清斗争，遂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理论创造。
随着生产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前进，哲学唯物主义也有相应的发展，这种情况体现了哲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联盟。这是因为唯物主义往往是生产斗争与自然科学的哲学总结。先秦生产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孕育了后期墨家及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两汉生产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王充与张衡的唯物主义思想。唐朝天文学的进步，产生了柳宗元、刘禹锡关于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宋朝自然科学的进步，产生了王安石与沈括的唯物主义思想。明朝生产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宋应星《谈天》、《论气》等唯物主义思想。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显示得比较清楚。
中国的唯物主义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的。墨辩的唯物主义，在同公孙龙的离坚白唯心主义诡辩论斗争中益显其光辉。荀子的《天论》是在同不可知论的斗争中发展的；范缜的《神灭论》是在同萧子良、萧衍等七十多人的辩论中论定的；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同守旧派的斗争中发展的；陈亮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同朱熹展开王霸义利之辩中前进的；王廷相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发展的；颜元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发展的；戴震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样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发展的。近代、现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则是在批判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前进的。唯物主义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显出了理论战斗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唯物主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同唯心主义斗争中益加深化，逐步发展。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往往与辩证法的发展互相联系。
社会政治思想的革新进取精神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具有革新进取精神。从孔子开始就十分注意社会政治问题。“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虽是针对季孙而发的议论，亦未始不是他在春秋之世的政治理想。《礼运》出于后儒之手，而托之于孔子对大同与小康的具体论述，当也可看作儒家设计的政治方案。孟子的仁政说，谈及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农村图案，此或尚保留有古先农村公社的遗影。孔孟的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述是很丰富的，其中有若干有价值的思想，如孔子“苛政猛于虎”的说法，孟子率兽食人的譬喻，都是对奴隶社会暴政的抨击，具有光辉的民主性。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政治排列，说明三者在国家政治天平上的分量，并不能以之比附近代民权论，但是这种排列也是很有意义的。
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一种“役夫之道”。兼爱、非攻、非命、非乐，反对王公大人以骨肉之亲，无故富贵。这种思想是奴隶社会的造反理论，必然为奴隶主贵族所不取。但是他的徒属子弟，充满天下，可见信从者之众。墨子弟子为实行其理想，能够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则其信从的坚决，尤其可贵。墨子的一些宗教理论，如《天志》、《明鬼》，应视为糟粕。
道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主张奴隶社会向原始社会的逆转。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对原始社会的向往。与鸟兽同居，与鹿豕并，则是要退回到草昧未开的洪荒之世。
法家阐述君主**理论，既反对奴隶制国家重臣专断，削弱君主集权，又禁二心私学，要求学术思想定于一尊。这实已导秦代**政治的先路。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殿军。他的《礼论》、《王制》诸篇，为封建社会的政教风俗制造理论，又为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设计。
西汉初年贾谊、晁错的政论，东汉末年仲长统的《昌言》、王符的《潜夫论》，都有针砭社会的实际意义。
三国两晋时期，鲍敬言的无君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表达了反对封建羁绊，寻求自由乐土的美好愿望。
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对封建社会的君主**政治进行猛烈抨击。《潜书》的议论尤其尖锐。
近代的社会政治思想，往往带有西学的色彩。康有为的《大同书》，以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比附公羊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思想，为未来社会设计蓝图。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时间比《大同书》为早，而也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
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以经学笺注的形式阐述自己的思想理论。这就是说，中国的哲学往往以经籍为源泉。所以中国的哲学思想往往与经籍内容密切联系。这种情况应该注意。
中国的哲人留下了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其中贯注了珍贵的革新进取精神。人们拍打去其间凝聚着的灰尘，就会露出灿然的金光。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批评、抨击，对新事物、新世界的向往、寻求，这是中国古代哲人的精魂。要从腐朽看出神奇，要“舍其旧而新是谋”。这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排除主观臆断，又需要剥肤见骨的辩证观点，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宝山在望，唯不辞辛苦地探检者能够不至空手而归。
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丰富遗产古代哲人重视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探讨。先秦思想家孔子就谈到“性相近，习相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道性善。告子言性无善恶，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荀子则主性恶，“其善者伪也，”用后天的教化来“化性起伪”。汉代扬雄言性善恶混。唐韩愈言性三品。宋周敦颐言性有刚、柔、善、恶、中。张载则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为程颐、朱熹所承袭，并进一步发挥。论性而及情，则又有性善情恶之说，又涉及人欲问题，议论十分深广。几千年的人性论，基本上尊崇孟子性善之说。
与人性论相联系，则有极其丰富的道德学说。儒家重视仁与德，提倡孝弟忠恕、《中庸》论知、仁、勇，发挥孔子的思想。《大学》则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归本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孟子言五伦，论四端，对后世有巨大影响。荀子则隆礼，亲师，重视后天修养。汉人明三纲、六纪之说，明道正谊而不计功利，表扬孝弟力田，注重风教。魏晋则以为名教出于自然，放诞任情，但也不是不重礼教。隋唐时期，或崇空宗，或主清虚，二氏之说，与儒学并存。宋明而下，主天理，明本心，致良知，道德学说与心性之说相互渗透，而皆言灭人欲。明末则有“育欲”之说，颇与“寡欲”、“灭欲”之说不同。宋明儒者言“诚”，言“幾”，言“慎独”，言“已发”“未发”，言“中和”，皆根据古训而益发新意，道德问题的讨论与道德规范的践履，更为深细。但是末流则为虚伪，为明识之士所呵斥。
与人性论、道德学说相联系，则有人生观的论述。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关心人生问题。因此，人生哲学十分丰富。庄子以大量文字讨论人生观问题，欲和光同尘，自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老子则以卑弱自牧，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墨子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杨氏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韩非子为了“利民萌，便众庶”，不避乎“灭亡之害”。这些，是先秦哲人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人生哲学。孔孟的人生哲学是入世的，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加以阐发却很不够。例如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孟子“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勇敢担当大任的态度是高尚的。屈原“虽九死而犹未悔”，舍身精神多么坚决。荀子“锲而不舍”、“驽马十驾”的坚韧态度，树立了不倦地学习的良好楷模。这种对人生持积极态度的论述，是十分宝贵的。中世纪有《列子·杨朱篇》的思想，以为人生的目的在乎声色美厚。佛教东来以后，佛教思想支配了一部分人的人生观。而道教的求长生的思想亦为地主阶级中特权者所喜爱。然而真正的勇士，诚如鲁迅所说，敢于面对惨澹的人生，历史上与黑暗势力搏击，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是大量的。执持《春秋》之义，在其他民族的凌侮下，挺身而出，捐躯以报宗国的，宋明之季更是后先相望。他们彪炳史册，流芳百世。这应是中世纪的最宝贵的精魂，为后人所继承。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博心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气度，宏伟阔大，令人钦仰。
人生哲学与人性论相联系，又与道德学说相联系，这是中国古代人性论与道德学说的特点。
第七章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第一节历史理论的探索历史的客观性和可知性历史理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它提出了两个关于历史的重要问题。一个问题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有自身发展规律的，还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伟大人物所创造的？这就是历史的客观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历史本身有发展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否可以认识？这是历史的可知性问题。关于历史理论，虽然还可以提出很多的问题，但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都要取决于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这好象已成为常识，是不待解说而自然明白的。但事实并不这样简单。神意识观、英雄史观以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曾在西方各国长期流行，中国在这方面也并无二致。甚至在近、现代，在广大的群众中间，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仍有市场。分析这些论点的错误，还须作细致的研究和耐心的工作。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客观性重视得不够，往往把历史研究工作跟历史记录的研究工作等同起来。历史研究工作，是对客观历史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记录研究工作，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这种研究工作可以涉及到客观历史的本身，但其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整理历史资料，而不在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两种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重视这种区别，对于史学发展工作是很不利的。李大钊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
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像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历史的记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这活的历史，固屹然存在于这些故纸陈编的堆积以外，而有他的永续的生命。譬如我们要想研究中国，或是日本，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中国或日本的纪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材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中国，说这就是中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日本，说这就是日本。我们要想研究列宁，或是罗素，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列宁或罗素的纪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资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列宁传，说这就是列宁；某人所作的罗素传，说这就是罗素。那记载中国或日本的事物的编册外，俨然有个活的中国，活的日本；在那列宁或是罗素的传说以外，俨然有个活的列宁，活的罗素在。准此以推，许多死的记录，典籍、表册，档案以外，亦俨然有个活的历史在。从前许多人为历史下定义，都是为历史的记录下定义，不是为历史下定义；这种定义，只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构成历史的记录，历史的典籍；不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是历史。我们当于此类纪录以外，另找真实的历史，活的历史。①99900041_0281_0李大钊把客观历史跟历史记录的区别说得很清楚。他这段话发表于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段话仍然不失实效。我们重视这种区别，是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也是史学工作中应有的严肃性。
人类历史现象跟自然现象一样，虽然千头万绪，但都有规律可循。不过，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现象更复杂，变化得更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有阶级斗争存在于整个阶级社会以及辩证法则贯穿于各类社会矛盾之中，这都是对历史规律的揭示。
胡适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把自然科学上的论断说成是人造的假设。
他举例说：“譬如行星的运行，古人天天看见日出于东，落于西，并不觉得什么可怪。后来有人问日落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人说日并不落下，日挂在天上，跟着天旋转，转到西方又转向北方，离开远了，我们看不见他，便说日落了，其实不曾落。这是第一种假设的解释。后来有人说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从地下绕出；更进一步，说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行动；再进一步，说日月绕地成圆圈的轨道，一切星辰也依着圆圈运行。这是第二种假设的解释，在当时都推为科学的律例。后来天文学格外进步了，于是哥白尼（NicolausCopernicus，1473—1543）出来说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别种行星都绕日而行，并不是日月星辰绕地而行。这是第三个假设的解释。后来的科学家，如恺柏勒（JohannesKeppler，1571—30）、如牛顿（Newton），把哥白尼的假设说得格外周密。自此以后，人都觉得这种假设把行星的运行说的最圆满，没有别种假设比得上他，因此他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了。即此一条律例看来，便可见这种律例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解释的不满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假设来代他了。”①胡适这段话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同时也否认了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本质上说，这还是一种不可知论的说法，胡适把这种观点带到史学工作中，造成很坏影响。
有一种比喻说我们忠实于历史好象照相。可是再好的照相机也不可能把你所照的对象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由于角度、光线、范围的大小不同，同是一个对象，照出的形象就不一样。研究历史要尽量如实反映历史的真相，这里存在着一个主观、客观间的问题。就历史本身讲，是客观的存在，但我们对历史进行的研究、表述，还是主观的东西，是我们历史工作者通过研究工作对于客观历史的理解，是主观同客观的结合。无论多么高明的历史家也很难说能把历史真相完全表述出来，我们只能努力使主观认识尽量符合于客观实际，符合程度越大，他的真实性就越大。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有人认为历史本身是过去的事情，这种看法不一定对。历史上某个事件是过去的事情，但过去的事情对于历史的影响随着时代的不同，会改变它的历史意义。过去的事情对于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历史意义。秦始皇灭六国在当时是一种意义，在汉初人看是一个意义，今天看又是一个意义。第一次我们对某一问题如何看，第二次我们发现更多的材料，了解了更多的东西，并根据这些修正和补充了第一次的看法，第三次又修正和补充了第二次的看法，这不是说，以前的研究看法没用，而是一次比一次有进步。①以上见《胡适文存》卷二，页77～78。
我们的认识越前进一步，就越接近事实的真相，就是我们的进步。这就是客观性同主观性的关系，绝对真理同相对真理的关系。这跟不可知论是有区别的，跟机械论是有区别的，是辩证的。
应当强调，历史研究作为一种科学，固然要弄清楚一些必要的事实，但最重要的是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规律不同于一切的个别历史现象，它贯彻于纷繁的历史现象之中。能否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跟资产阶级史学的根本分歧。列宁说：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①99900041_0284_0列宁的话阐明了规律的研究在历史科学上的重大意义，并指出了物质生产和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主要作用，给我们指出了探索历史理论的正确道路。
历史理论的探索历史理论有许多问题要探索，也有许多领域要开拓。做这种探索和开拓的工作，首先必须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并且定为日常的课程，坚持下去，久而弥笃。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起了发矇振聩的作用，推动了史学的革新。有的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预测中国的未来。有的学者，研究远古文字，使沉睡三、四千年的甲骨卜辞、钟鼎铭文站出来为古史作证。在文献研究上，大有“起死人而肉白骨”的气概。通史的编撰，社会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等，都有了丰硕的果实。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有公开反对的人，有默默抗拒的人，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破坏的人。这一切都可以说势所难免，却也并不能阻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进。
新中国建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人民普遍的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编写的教材，专著论文大量的出现，史学领域里也提出一些新的理论问题。考古学、民族学的发展比较显著，但由于左倾路线的不断干扰，百家争鸣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落实，这就妨碍了学术上可能取得的成就。因此，就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教条主义，也确实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作为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工具。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并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真理的发掘是永无止境的，并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教条的存在。
**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个实际，包含了历史的实际，当前的实际，也可以说，还有未来的实际。一九三八年，他发表了《论持久战》，研究了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和有关方面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抗日必胜的理论，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后来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了他这篇著作中的科学预见。一九三九年，他著《中国革命和中国**》，特别分析了中国百年来革命运动的历史，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中国**的领导地位及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即：“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是对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历史的理论分析，也是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的概括。一九四○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分析了中国近代历史不同于西方历史特点，申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同志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制定革命总任务的理论，引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志的这类著作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光辉典范。我们探索历史理论，也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分析复杂的历史现象，并在必要时观察有关的现状和未来，把理论推向前进。
对历史理论的探索来说，中国历史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但这种宝库的门有很多还没有打开，有的虽然打开了，还基本上是一些宽狭不等的门缝。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争论的古代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近代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有些理论问题，本来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得到解决的，也不必急于求解决。但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和讨论还不能步步深入，虽然也有些进展，似乎进展得也不算大。对于这些问题，有兴趣的学者当然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如果能自觉地检查自己在取材和观点上的不足，听取对方不同的意见，把问题放在更多方面去考虑，也许可以解决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这些问题以外，有很多的理论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们应该到新的学术领域里去，研究各种各样问题。
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古国”“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些话，听惯了并不在意，如果认真地想一想，这些话都是富有理论性质的。第一，关于封建制的问题。如：中国的封建制是简单地从奴隶制转化而来，还是另有来源？中国封建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是否有自己的特点？阶级、等级结构在发展中有什么变化？交换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何等地位？城市的不同类型及其特点等等。第二，关于统一问题。如：统一和割据的各种形态，统一的经济基础，统一和封建**政体的关系，统一和割据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等。第三，关于民族问题。如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和互相依存，民族矛盾和民族政权，汉族在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第四，关于文化问题。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政治经济以外的一切社会现象。形形色色的文化各有它们的发展规律。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是如何批判、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对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历史问题，都有许多理论工作可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探索这些问题，既要博古，又要通今，绝不可割断历史来看问题。本卷对上述的一些问题，也略有论列，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我国旧史曾在一些部门比较集中地提供了历史理论的资料，有的已为人所利用，有的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基本上讲的是国家的职能，但我们很少这样看。八书的《礼书》、《乐书》，是讲教化。《律》今亡。据《太史公自序》：“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则《律书》即兵书。《礼》、《乐》和《兵》，一文一武，是治国的两种手段。《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有科学知识的内容，但多关于宗教性的记载，跟皇权神化有密切的联系。《河渠书》讲兴修水利，防治水害。《平准书》是讲商品交换和政府在这方面的控制。这八书对于封建国家的主要职能可以说都讲到了。《汉书》的十志，于续补《史记》八书外，特详于《刑法》、《地理》和《艺文》，这也都不出于国家职能的范围。《续汉书》有《百官志》，是记载封建官署，离国家职能的范围略远。杜佑著《通典》，自序称：“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政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部二百卷的巨著，记载了大量关于国家职能的资料、史事，兼及历代议论，有助于理论的探索。后世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虽系汇集史文，便于掇拾之作，然善于采择，也颇有用处。
从中国历史来看，有两个应该在已有的成果上继续探索的重要理论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因全国地域辽阔，各民族各地区间在经济、文化上发展得不平衡。这不只是在汉族跟各兄弟民族间发展得不平衡，而且在汉族内部，在某些少数民族内部也不平衡。从更高的高度把这些不平衡的历史现象概括起来，既要看到各种社会现象中的差异，又要从差异性中看到它的同一性。这是一件复杂的工作。
第二，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传习力量的顽固性，社会变革往往不彻底。血缘组织本来是氏族社会的特点，但氏族社会为奴隶社会取代后，血缘组织又在新的历史形式下继续发挥作用。奴隶制在奴隶社会结束后的两千多年仍有残余存在。象这一类的历史的传习现象，往往混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视线。第三，社会现象在历史上往往出现某些重复，如治乱兴衰的不断代替，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断以类似形式出现等等，都容易造成历史循环的假象，遮盖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目，对这一类的历史特点，都须透过现象发现本质。
历史理论的探索毕竟离不开历史本身，对客观历史的了解毕竟离不开历史资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有的历史工作者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对历史资料掌握得不够丰富；另外一些人熟悉历史资料，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得不够，这就妨碍了对理论探索的顺利进行。这种缺点是应当不断克服的。
历史理论的探索，必须在广大的史学领域内进行，具体的事物考订和断代史研究都各有不同的学术价值，但对通史的兴趣应是必不可少的。对世界史一定程度的理解，对有关兄弟学科的一定修养，也都是必要的。
历史理论的探索，是通古通今的，既要探索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规律，也要探索这种规律跟现实的联系性，用以说明现在，观察未来。
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探索，已经历了半个世纪，成绩是可观的，但尚有大量工作等待我们去深入研究。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当前须着重探索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史学的发展的社会条件，一个是史学的效果。
中国史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在社会动乱比较激烈的时候，或是在大动乱的前后，我国总有史学的杰作出现。在经过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到了汉武帝时，统一的局面才巩固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司马迁写出了他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变乱、分裂，通过了隋唐时期的稳定，到了唐中叶以后，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比较突出，就在这个时期，杜佑写出了《通典》。两宋，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郑樵写了《通志》。明末清初，封建社会的险象环生，正所谓“天崩地裂”的时代，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顾炎武的《日知录》、唐甄的《潜书》，虽然份量不大，但代表了时代的脉搏，鞭挞了封建统治的腐朽。象这样的著作，都有丰富的历史观点，都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旧的史学著作中，是一部在史学理论上比较丰富的书。以上这些著作的产生，各有其历史原因，把这些原因加以分析概括，是探索史学发展规律的一项重要工作。
古代的史学家、思想家，不可能高度地理解历史知识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诗经》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就是说，要从夏殷衰亡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所谓借鉴，就是从这句话来的。《易》：“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礼记·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这说的都是对历史知识的运用。商鞅变法的时候，当时有两派，一派主张变法，一派反对变法，两派的说法，都有历史的根据。当然，其中总有一派根据是不正确的。秦汉之际，是朝代变换最迅速的时期，汉初时有些人注意到一个问题：秦经营了那么长的时期，很不容易，为什么亡得那样快？汉从起兵到建立皇朝才不过五年，这是为什么？这好象只是一个历史问题，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要求对现实的解答，对汉朝历史的前途的解答。唐在隋朝暂短的统一之后，建立了新的皇朝。唐初的君臣，也很重视从隋朝的兴亡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到了宋代，司马光写了那么一大部书，书名索性就叫作《资治通鉴》。学历史有什么用，这是我们历史学者经常碰到的问题。有时，我们回答了，有时，我们回答不上来；有时我们虽然回答了，但从心里缺乏自信。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个老问题，不少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史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们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第二节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的特点在史学工作中，理论的指导和探索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的掌握和运用也是很必要的。历史理论是对历史现象的概括，历史文献是对历史现象的文字记录。客观的历史跟记录的历史是有区别的，这在上文已有所论述。现在我们就历史和历史文献的相互关系加以补充论述。
历史，指的是客观的历史，即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身。历史文献，是指关于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现象在文字上的反映。这种区别本来很明白易懂。但历史本身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主要是依靠历史文献，因而不少的人把二者混淆起来，甚至不少有学问的人也认为研究历史文献就是研究历史。我们说，把文献作为历史资料去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资料去了解历史，这才是研究历史。如果把研究兴趣只限于历史文献的考订，那只能说是研究历史文献，而不能说是研究历史。当然，研究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历史是有所帮助的，但二者不能等同起来。把二者等同起来，既不利于历史研究，也会把历史文献的研究目的弄模糊了。弄清楚这一点，是很必要的。
历史文献跟历史有区别，但历史的研究又离不开历史文献。从学科关系上说，历史学包含的内容比较多，这首先是历史观点。无论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一定的史学工作总是以一定的观点作指导的。在一定的观点的指导下，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和综合，可以充实原有的观点或改变原有的观点，而得出新的结论。这是史学工作经常经历的过程。史学的著作总要有一定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著作的结构，一个是文字的表述。关于历史观点、历史资料、史书的结构和文字的表述的研究，都属于史学的范围。而历史文献只是属于历史资料的范围。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史学工作中必不可缺的，但也只是史学的一部分。
历史资料如汪洋大海，非常繁富。这里有古代文化遗存，其中有远古文化遗址、墓葬和文物，这在没有文字以前，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在有文字以后，也有一定的重要性。有历史文献，包含一切有文字的材料。一般地说，这是历史研究所需要的主要材料。社会风俗、口头文学，也都有史料的价值。跟人类社会有直接联系的社会现象，如土壤、河流、森林、矿藏等等的状况，也至少可以做为辅助资料来看。
历史文献的含义，现在还没有一致公认的说法。我们认为，凡是有历史性的文字记载，都可以说是历史文献。在具体工作中，可按照工作性质规定历史文献的范围。我们一般的习惯，常说政治文献、经济文献，而没有听说思想文献。但是我们又常说马克思主义文献，其中一大部分是属于思想文献，或者说思想史的文献。象历代的诗词、散文，我们不习惯说它是文献，但对文学史工作来说，其中的重要作品也可以说是文献。我们古代的农书，象《齐民要术》，科技书象《天工开物》，在政治史工作者看来，不能算是什么文献，但对于科学史工作者来说，却是重要的文献。又如《颜氏家训》、《世说新语》等书，还没有听说它们是历史文献，但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也应该说是文献。所以，历史文献的内容，不能说得太死，要看工作的需要而定。历史文献一向被看作是死板的、简单的历史资料，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相当数量的历史文献是有多重性的。多重性这种提法，可能不确切，我们姑且这样说。所谓多重性，第一，是说一种历史文献总是反映一定的历史现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联系起来，观察规律性的东西。这就超出了一个一个的具体历史记载的范围以外了。这种性能不一定是文献本身所固有的，往往是史学工作者所赋予的。第三，文献不一定是死的东西，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历史文献可以包含两点，历史文献的内容和形式，有不少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还产生着影响，这是一点。历史文献中的具体记载在一般的政治资料以外，还有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科技资料等等。在这些资料中，有一些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这是第二点。
历史文献作为历史资料，还有它的局限性。第一，历史文献资料只是史料的一部分，考古学的资料和民间的口碑也都在史料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解放以来，古文化遗址和历代文物有大量的新发现，其中有很多东西可以补文献的不足。民族地区的历史、社会和民间文学的调查，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调查，都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研究历史，单靠文献资料有时是不够的，要把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可以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反过来说，离开了文献资料，单凭考古学资料，对于有文字记载时期的历史来说，也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知道历史文献的不足，同时也要善于利用历史文献。第二，文献资料有不少失实的地方。其中，有的是由于史官的有意歪曲，有的是由于记录人的认识不足，有的由于传闻的失误。还有由于多年的传抄、刊刻，文字上的伪误脱衍倒错的也不少。象这样的材料都有待于考订以后，才能使用。第三，不少文献资料是脱了线的。尽管资料内容很多，但时间和地点都不可考，都不易利用。第四，在文献资料中有一个传统的毛病，就是记载笼统，有时还多过于夸大。比方说，记载中形容社会凋零景象，爱说“十室九空”，这显然是夸张之词，是不应该轻易置信的。所有这些局限，都需要用历史文献学的工作去解决的。
历史文献学的建立为了促进历史文献研究工作的发展，使其有助于史学工作的发展，现在有必要、也有条件把历史文献学做为一门新的学科建立起来。我们初步的意见认为，历史文献学，或者更正确地说，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这样的分法，未必合适。现在这样分，也只是便于说明问题。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理论部分，除上一节已有所论述的几个问题之外，还有历史文献和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历史文献本身有各种不同的门类，也就需要分别地同相应的学科发生联系。比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的整理，需要有丰富的农学知识。《算经十书》的整理，需要有丰富的数学知识。其他如《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书的整理，更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工艺知识。历史文献的工作者不可能精通各种学科，但他最好能懂得一些比较多的学科。
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是历史文献研究所要联系的学科，但不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究竟哪些学科跟历史文献研究的关系最密切，这要看具体情况。一般地说，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学跟历史文献研究的关系最密切，它们一个是讲时间，一个是讲空间。研究中原文献要精通古汉语、近代汉语，研究兄弟民族历史文献，要学习有关的民族语文。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主要是讲历史文献的发展状况。象很多事物有自己的发展史一样，历史文献也有自己的发展史。一般的看法，好象历史文献都是很死板的东西，只有这一文献跟那一文献的不同、这一时期的文献跟那一时期的文献不同，而谈不到有什么发展史。这种看法只是看到文献是一个一个的存在，而没有注意到历史文献自出世以后所经历的长时期的变化。每一历史文献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每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不能不受前一时期的影响，也不能不影响后一时期的历史文献。联系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看，它们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而每一历史文献都是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个体。对历史文献必须历史地看，要从各方面的联系中看历史文献，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历史文献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从有历史文献的那一天起，如甲骨文，记载的只是统治者的具体活动和思想意识。此后，官府的载籍一直是历史文献的主体。《尚书》、《雅》、《颂》、《易经》等都是官书。《春秋》可说是私人著作的创始。而《春秋》和《左传》也是根据官方材料写成书的。战国时期，私人著述的风气渐盛。这些著作，就一个学派内部说，往往是带有经典性的文献，在我们今天来看，也顶多不过是学术性的文献。如从数量上说，战国时期传留下来一些私人著作，较之当时的官府载籍恐怕是少得可怜。经秦火和项羽烧秦宫室之后，各国载籍多荡然无存，在《史记》里只是略存其踪迹。两汉时期，官家文书记载和档案制度逐渐具备，私人著述的史文辞赋和各种技艺书也多起来。此后，社会生产力有了进步，政权组织扩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造纸术发展了，印刷术发明了，公私载籍越来越多了。大体说来，私家载籍在任何时期恐怕都不能跟官家的相比，但有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后，能流传下来的，显然是越来越多了。目前，有人估计现存我国古籍有若干万种，其中包含了不少的官书。但如就北京、南京和各地收藏的档案来说，那数量就不知比现存古籍要多多少倍。记载经验本身的长期积累，也可以促进公私文献的发展，但陈旧的积习也会顽固地阻碍文献工作的进步。研究历史文献本身的发展史，研究它们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研究官私文献之不同的特点及其在发展进程中经历的异同，这有助于对它们的认识，并可以从而考虑如何改善对它们的管理和传播，如何进一步发挥它们的作用，使之为各种有关的建设事业服务。
章学诚曾提出“记注”和“撰述”的区别，他是就史书体裁讲的，但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个提法来说明历史文献方面的问题。关于历史的记注，这是历史文献的一大类。大量的官书和一些私人的历史记载，都属于这一类。这一类的文献，无论它是否可靠，目的都在于反映社会情况。那些有意于作伪的人，也不过是要反映伪造的社会情况。记注如现存的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了一些可贵的原始的资料，但有不少弄虚作假的东西。这类文献，总的说来，是没有加过工的资料，其可贵的地方在此，价值不高的地方也在此。撰述要有史识，对于史料的运用，不强调完备，而是有取有舍，重要的在于作者的思想和表述，这是对史料的加工提高以后的成果。这一类的文献，其中有时未免失真。但一般地说，对于读者可能有更多的帮助。它们虽非原始的东西，但往往可能比较集中表述了历史的真象。从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以及其它学术方面的资料方面来看，这类文献提供的比较多一些。目前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只有原始资料才是更宝贵的，在发现一件不经常见的文献，往往表现得相当激动，而对于历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计不足。这是带有片面性的。我们研究历史文献，也要把这两类文献加以区别，分别观察它们的发展史、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史。当然，这两种分类也不是绝对的，要看以哪一类的性质为主。班固的《汉书》是撰述，但带有很浓厚的记注性质。历代官修的史书，多属于记注性质，但也往往有撰述的因素，这是要具体分析的。
历史文献的发展史，还可以从好几方面来说。这里有历史记录条件在完备程度上的发展，有书写工具的发展，保管和传播的发展，著录和考订的发展，还有历史文献研究本身也有它的发展史。
历史记录条件完备程度，指的是：时间、地点、人物活动等。在甲骨文里，有好多地方的记载是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的。在时间的记载上，有的只记了日，而没有记年月。有的记了年、月、日，是在记载的开头记日，在末尾记月，紧接着再记年。例如：《殷虚书契》前编卷三有这样的写法：“癸未，王卜。在四月，佳王二祀”。在金文里，如《大盂鼎》在开端写：“佳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在结尾写“佳王廿又三祀”。《小盂鼎》在开端写“佳八月既望，辰在甲申”，而在结尾写“佳王廿又五祀”。这是先写月，写日，最后写年。还有一种写法是一开头就写出年月日来。如《颂鼎》：“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最后这种写法逐渐成了历史文献中一个固定通用的形式。后来皇帝有了年号，又要用年号去记时间。近代中外关系频繁以后，既要用中国的历法，又要写上西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历就成了我们记年的形式。此外，在文献上有标题，在某些文书上有事由的摘要，这也属于记载条件的范围。记载条件具备的程度，也反映了历史文献的发展水平。
书写工具，最初是用金属工具刻在兽骨、龟甲上，后来雕镂在金石上，再后是写在竹木简上，写在帛上。有了纸，书写才有了很多的方便。文献的保管，最初都在官府。后来有了私人的收藏，经过进一步发展，有了私人藏书家的出现。但官府所藏，一直是数量最大的。近代才有了公共的收藏，如：学校的图书馆、地方的图书馆以及社会集团的图书馆。这既不是官家的，也不是私人的。保管的方法，经长期积累产生了许多经验。文献的传播，最初只是极少量的传抄，还有靠口头流传的。造纸术发明了，传抄有了便利。印刷术出现了，传播有了更大的便利。活字版、印刷机、影印术的出现，为传播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方便。文献的著录是关于文献的登记和说明，为使用文献的人提供检索的方便。文献的考订是对某种文献进行版本上和一定内容上的考证。我们平常所说的考据学，实际上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附属于各个学科之内的。对文献的考订，就是历史文献学内的考据学。以上这些问题都可进行研究，都有它们的历史内容。至于历史文献研究本身，过去的前辈们做了不少实际的工作，也有不少的贡献。但有意识地把它树立起来，成立一门学科，这还是我们今天应该承担的任务我们应该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成果，加以提高。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部分，也应该是历史文献研究中的重要工作。
分类学应该以目录学为基础而又不同于目录学。目录学也讲分类，但目是书目，录是解题，一般是就书论书；提高到有系统有理论的“学”的程度的，似没有多少。分类学有统观全局的要求，这跟一般对目录学的要求是不同的。自《七略》以下，以至章学诚所说“考镜源流，辨章学术”，都可以说是属于分类学的范围，但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关于分类学这个问题，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历史文献学的应用部分，可以包含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关于这些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历史上也开始得较早，自宋以后逐渐发展，到了清乾嘉时期，成就甚多。但一直到现在，很少有系统性的总结。从目前史学发展和古籍整理的状况来说，这些工作是很需要的。
我们这部通史，篇幅较大，处处离不开历史理论，处处离不开历史文献。我们要从理论的探索上，从文献的应用上不断提高水平。
第八章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第一节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史书体裁综合运用的传统中国史书，体裁繁富。《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有《尚书》和《春秋》两类，都属于不同体裁的史书。《礼》类记典制，《诗》包含了不少的史诗，也都具有史书性质。《隋书·经籍志》除《书》、《春秋》等列于经部外，专有史部书的著录，共十三类。这十三类史书，各有其在体裁上的特点。刘知几的《史通》，以编年、纪传二体为正史，把偏纪、小录等十类史书列为“杂述”，共十二类，即十二种体裁。清修《四库全书》，定史部为十五类，比《隋书·经籍志》的类别更多一些。这些分类的方法不一定都很恰当，但反映了中国史书体裁之多。当然，这些分类都与内容有关，但也结合着体裁上的特点。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体裁中最主要的三种形式。具体到一部史书，往往是以某种体裁为主，同时也采用别种体裁作为补充的形式。象《春秋》那样单纯的编年体，是很少见的。这种在史书体裁上的综合运用，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长期的传统，不过作者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史书都属于一种单纯的体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一般认为是一部记言的书。从书的基本内容说，是这样的。但从全书内容来看，《尚书》就已经是一部多体裁的书。书中，如《金滕》、《顾命》，都是纪事本末体，《禹贡》是地志，《尧典》则近于本纪。《国语》的情形也是这样，既记言，又记事，还记一事的始末及历史发展的趋势。《尚书》、《国语》都是后人编集而成，把多种体裁的记载汇集在一起，就出现了多体裁的形式，但这并不是编集者要运用什么体裁，还说不上是多体裁的综合运用。
编年体史书，《春秋》只记年月日和事目，记载很简单。后来，《左传》出来了，记事又记言，有时还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态发展的结果。这是编年体史籍本身发展出现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别种体裁的结果。编年体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无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无法写在书内。《左传》使用了纪事本末的办法，对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前汉纪》、《后汉纪》用类举记事的办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传记都写了进去。《资治通鉴》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记载的内容大为恢廓。
纪传体的本身，就是一种综合体。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这样作的。
《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史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这里说的是《史记》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内容，实际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各种体裁，而形成本纪、列传、世家、书、表综合的形式。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世家，是诸侯和贵族的历史。书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表的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的史表。《史记》把多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能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构成一个时代的全史，并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缩性。这是纪传体在二千年中被长期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历代史家赞扬《史记》的体裁，评论有详有略，侧重或有不同，中心实在于此。范晔、刘知几、章学诚都强调它能够包括丰富内容，囊括历代史事。如刘知几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纲，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①赵翼则认为由于《史记》的体例堪称“全史”，因而成为史家的极则。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②梁启超则认为《史记》各体互相补充，包罗丰富，很有伸缩性。他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③又说：“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纪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①他们所共同强调的《史记》具有综合众体、容量广阔的突出优点，在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这个问题在文学界也有人提出来。茅盾同志的《梦回琐记》，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按正史的体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本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纲而已，读者要知其详，要读列传和书志。”“文学史如此，美术史、音乐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样的办法”②。茅盾提出要从《史记》的综合体裁中吸取营养，撰写新的纪传体文学史的设想很有见地。
新综合体裁的探索《史记》在编撰方法上囊括全局的优点，对于史学的演进影响极大，不仅后世修史竟相仿效，绵延不绝，而且吸引着一些有识史家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尝试。十七世纪以后，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先有清初马骕撰《绎史》，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至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深入地辨析体例，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尝试。本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学家章炳麟、梁启超分别提出了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马、章、章、梁具体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他们都试图突破原有体裁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体裁。他们不断探索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要求。
清初的马骕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综合体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就受到重视。顾炎武对他尤为推服①。他在青年时期，曾将《左传》改编为纪事①《史通·二体》。
②《廾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
③《中国历史研究法》。
①《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②《梦回琐记》，《文艺报》1981年第1期。
①王士禛：《池北偶谈·谈献五》。
本末体，成《左传事纬》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所重视。此书除正文外，还有附录八卷，内容包括“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等，补充正文叙事的不足。这种做法，已经包含着吸取多种体裁的优点以补充单一体裁所不足的意图。
《绎史》一书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此书是马骕一生精力所萃，共计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一为“太古部”，二为“三代部”，三为“春秋部”，四为“战国部”，计一百五十卷，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学说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等。最后是“外录”，十卷，补充前面四部记载的不足。冠于全书之首的还有世系图、地图和年表，用来与正文互相配合。总之，马骕是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典制体等，熔炼成为综合的体裁。马骕自述其著述主旨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②他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记事，又重记人。显然，倘若只是简单地采用传统史学三种主要体裁中的哪一种，都是无法容纳这样广泛的内容的。《绎史》的出现可说是体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学人李清为《绎史》作序，盛赞它具有“体制之别创”、“谱牒之咸具”等特点，又说“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话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特别推崇《绎史》体制别创和内容丰富，则是颇有见地的。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发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书体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远见卓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是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范。《汉书》、《三国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这些论述分别见于《史学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编撰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贯串着历史分析的眼光，强调史家的才识，强调灵活运用。他还认为，纪传体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夫史以记事者也；纪传、编年，区分类例，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又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①这都是讲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历史发展主线的缺点。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的这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得到弥补。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夫史为记事之文，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或溢②《绎史·征言》。
①《文史通义·史学别录例议》。
也”②。这里强调史实本身千变万化，史书要与之适应，就必须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办法，“按事立篇”，“不为常格”，“起讫自如”。
根据上述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利弊的分析，章学诚明确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说：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之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千百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③99900041_0307_1章学诚主张的实际内容，就是吸取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裁。他认为这是为史书的编撰解决了大难题，开辟了新途径。如何实现“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原则，他有过两种设想。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即保留纪传体原有的“纪”、“表”；去掉“书志”名称，设立包含多种类型内容的“传”，并增加“图”。另一办法是设置“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总的意图，则都是要保留纪传体各体配合的特点，补充纪事本末体更能显示历史大势的长处。这与《绎史》的编撰意图是相符合的。
章炳麟、梁启超二人生活的时代距我们更近，他们的史学思想有近代色彩，并且两人还曾通信讨论修撰《中国通史》的体例，他们探索新综合体的尝试更值得注意。
章炳麟于一九○○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①，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一九○二年，他又写信给梁启超、吴君遂等，重申其见解。这说明：《略例》中提出的设想，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他长时间探索后形成的相当固定的看法。《略例》中所列中国通史目录，有表、典、记、考纪、别录五种表述形式。
章炳麟的历史观比封建时代的史家进步得多。他申明，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②。这反映出他当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时，也反映出他接受了日本、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的影响。他所设想的体制，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目录中的“典”是用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纪”和“别录”都是记人，来源于“本纪”和“列传”。“表”用以列举次要的人物和纷繁的材料，其来源于纪传体甚明。十篇“记”，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尽管五种体裁中以何为纲没有解决，但总的来说，章炳麟的设想较章学诚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于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到一九一八年，他在致陈叔通信中概述他订定的《中国通史》体例，要设立“载记”、“年表”、“志略”、“传志”（又称“列传”）四项。现见于《饮冰室文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于1920年，计有《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春秋年表》和《战国年表》、《志语言文字》和《志三代宗教②《文史通义·书教下》。
①《中国通史略例》附在《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后，始见于《訄书》手校本。②《中国通史略例》附在《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后，始见于《訄书》手校本。礼学》，正与此信件中所说四项体例相符。他还有一篇《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共列有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等三十一个篇名，但包括不了“载记”、“年表”、“志”的体例，可见这份“目录”是他更早时候所拟而后来放弃了的。梁启超的“载记”、“年表”、“志”、“列传”四体与章炳麟的五种表述形式有许多相通之处。“载记”的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从《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可见，这是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并加以发展。“载记”是作为大纲，再用“年表”、“志略”和“列传”相辅而行。梁启超认为纪传体史书是帝王家谱，又说“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①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纪传体的长处也有中肯的评论，如说：“纪传体的长处，在内容丰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纳入。”②他设想的《中国通史》体例，其核心内容，就是既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发挥纪传体各体配合、包罗丰富、伸缩自如的长处，而形成新的综合体裁。尽管梁启超远未实现自己的设想，但他的做法和认识却对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二节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以序说开宗明义回顾我国史书体裁发展的悠久的过程，深感到一种单一的体裁，决不足以反映我国历史的丰富内容。我们应该发展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本书拟就此有所尝试。首先，我们以“序说”置于全卷之首，开宗明义。
书之有序，在我国起源甚早。《庄子·天下篇》纵论古代学术的发展及庄子在学术思想上的地位。《吕氏春秋·序意》记文信侯关于十二纪的问答。这已是书序的雏形，但还没有达到书序的完整形式。汉儒序《诗》、《书》，解说每篇写作的因由或宗旨，已向书序的完整化更接近一步。《淮南子·要略》，首说全书由起，次说二十篇的旨趣，末说全书的重要意义，这已是一篇全整的书序了。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文字创制的由来及本书所论列的五百四十部首，也是一篇很好的书序。刘向校书，每校完一书，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写成别录。刘向所作，为后来书目解题之始，实际上也是校书人为所校书作的序。汉人如高诱等注释古书，也各有序。
司马迁写《太史公自序》，是我国史书中最早出现的序，也是一篇很好的序。序中首先说他的家学，说到他的父亲对战国以来各学派的评论、对史职的神圣责任感。其次，说到修史在政治上的重大意义。再次，他扼要说明了全书一百三十篇的写作旨趣，而最后指出：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虞唐，至于周，复典之，故①《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②《中国历史研究法》。
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于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这篇序，说出了作者的史学渊源、史学思想、本书的取材和体裁是一篇很出色的序。
《史记》有些篇章在开卷也有关于撰写方面的小序，如《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历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睢》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历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历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大史公曰：儒者断其义，弛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十二诸侯年表》记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司马迁的这篇小序说出了春秋时期出现社会大变动的由来和情况，使读者对这一时期历史先有一总的印象。其次，列举了孔子作《春秋》以来以至汉初关于春秋历史的撰述并加以评论，其中包含史事、史论和历谱。最后他说明本表的写作要求和意图。这对于一篇序应该说到的重要问题，可以说差不多都涉及到了。这篇序在《史记》所有的小序中，也是一篇佳作。
班固在《汉书》中写序传上下卷，上卷记他的显赫家史，他父亲的《王命论》和他的辞赋。下卷记他写《汉书》的缘起和《汉书》百篇的旨趣。最后，是对《汉书》的自我评价。这篇序传不象《太史公自序》写得那样集中，内容比较贫乏，但毕竟还是遵循司马迁创始的规模而写出来的。
宋元时，有两篇值得注意的序，一篇是郑樵《通志总序》，又一篇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总序》。郑樵《总序》中论通史体裁和通史的重要性，强调客观地记述历史。他认为，只要记载真实，是非自然分明，不要妄加褒贬。他还说明了《通志》全书的规模，说明哪些部分是因袭故有，哪些部分是自己的创新。马端临论述了典章制度通史的重要性，《资治通鉴》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缺欠，《通典》是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而有不足和错误。接着他论述了编撰《通考》的意图，说明他的取材、编撰方法和对于《通典》的续补，也说到了家学的影响。于书中的二十四考，他各有小序，详以“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郑樵的序突出自己的史学见解。马端临的序分出好几层次，一层一层地说出编撰通考的思想。这两篇序，都紧紧围绕主题、旗帜鲜明，表述作者治史心得体会，没有废话，各有特色。
书序往往包含有编撰体例的内容，但往往不能详备。为了详备，就出现了单独成篇的例，这一般是编撰体例的条文化，实际上是承担了书序中常有的一部分任务。《史通·叙例》说：“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词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已力，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刘知几在这里叙述了例的历史发展，并加以评论。他说的这些例，差不多都见不到了。自唐以后，书之有例者渐多。清人治学趋向缜密，所作的例有盛于前。崔述的《考信录释例》和阮元的《经籍纂诂凡例》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两篇。《经籍纂诂凡例》共二十三条。其中，关于收录之例四条，关于归韵之例三条，关于编次之例五条，关于引用书名之例七条，其他杂例四条。《经籍纂诂》是一部一百零六卷的大型训诂书，就是靠这二十三条规定，井然有序地编排起来。这充分表现了凡例的现实性和计划性。《经籍纂诂》虽不是一部史书，但这二十三条凡例同样可供史例编写的参考。凡例之后，还附有修书人的姓名，标明了每一个人的任务和负责的部分，这也是一个集体编书的很好的制度。
《考信录释例》是《考信录提要》的组成部分，共二十四章，论证考信对治学的重要，古史传说、诸子语言、经世训诂的伪误和后人依托的伪书，这不是一般的例，是对于古代史料学的具体擅述。
从序的历史看，它对于一首诗、一篇文章、一卷书或一部书说，都是有开宗明义的作用的。它向读者说明一些问题，为读者提供理解上的条件。它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有这样的几项：（1）作者的家世。（2）作者的治学经历和其他活动的经历。（3）基本资料。（4）对前人撰述的评价。（5）作者自己的观点。（6）作者的撰写意图。（7）编写上的技术问题。这对于我们目前写序，有很必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应加以取舍和发展，使之更能符合我们当前的需要。
对于作者的身世和经历，有些读者是感兴趣的。但这不一定跟撰述本身有直接的关系，可以写，也可以不写，不是序文所必须具备的内容。
对基本资料，序中是需要说明的。资料，可包括文献资料、考古资料，还可包括民俗学方面的资料。有些文献资料，情况比较复杂，须进行关于著作时期的辨析。过去认为，某些篇章是伪书，某些史事记载不可信，这不一定完全正确，须重加考虑。时代越靠后，资料越多，就越须甄别。在大量的资料中要能挑选出来重要的部分来论述，这对于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更有意义。
论述前人和同时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适当的总结，在序文中应当是相当重要的部分。序中应说到，在我们的研究领域里，究竟有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正在解决，哪些问题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研究中国史，首先应当论述我国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当前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史的人越来越多了，而学术交流的工作还有待于开展，我们暂时很难论述得全面，也只能尽力而为。在可能的时候，也可考虑同外国友人的合作。
作者在编撰上的意图和编撰上的具体问题，应该在序中向读者说明，既要扼要，又要清楚。
以上这三项如能作到，可以说，已完成了序文应尽的职责。
宋元人注经，往往在卷首，冠以“序说”。序说的内容与我们现在的序文所要求不同。但我们觉得，“序说”二字比“序”字的意思要丰富些，读起来较顺，本书就采用了“序说”一词。本书各卷差不多都冠以序说。
综述，历史发展的总向一部大型的史书，最好有一个主干部分。本书的主干部分是综述。在这一部分，要写出历史发展的总象。综述吸取了本纪、编年和近年流行的划分章节的各种体裁之长而加以发展。
本纪和编年，都是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历史进程的。《史记》、《汉书》的本纪，记载了皇帝的生活、诏令和军国大事，后来的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几乎都是大事编年，很少别的东西了。编年体发展到了《资治通鉴》，它比任何一部纪传体的本纪都详审得多，能容纳下特别多的材料，但本纪是纪传体史书多种体裁之一，它是全书的纲，而《资治通鉴》只是一种单一的编年体，无论事之大小，都简单地按年月编排，就说不上纲的问题了。我们认为，撰写史书是应该基本上按着时间顺序，但不必拘泥于年月日的顺序，有的事情可以一天一天地写，有的可以把多少年的事情写在一起。应该象《资治通鉴》那样写得详细一点，但不要象《资治通鉴》写得那样分散。要把历史写得脉络分明、阶段分明，要发挥纲的作用，但又要有血有肉，不要象某些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写得那样简单。
纪事本末体，是把史事分成若干篇自，使之各有所属，并且具备首尾。
这种体裁被称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但这种体裁，多只能对史事作点的排列，而不能显示历史长河的绵延和**、细浪的区别。我们认为，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在历史的重点表述中，酌量采取集中记述具备纪事本末的方法。
近年流行的划分章节的体裁，我们可称之为章节体，大概开始于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书写于一九零二至一九零四年。夏曾佑把中国历史划分成三个大的时代，其中包含七个小时代，即：上古之世。包含：传疑时代，从太古至周初。化成时代，周中叶至战国。中古之世。包含：极盛期，秦至三国。中衰期，晋至隋。复盛期，唐。
近古之世。包含：退化期，五代、宋、元、明。更化期，清。
他把每一个大的时代定为一篇，每一个小的时代定为一章，每章之下，又有小的子目，定为节，这就把历史的阶段性发展和历史现象的主次表达出来。这在史书体裁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这种体裁便于阐述历史的发展，资产阶级史学家中的进化论者乐于使用这种体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沿用这种体裁。我们认为，这种体裁一直到现在还是可以使用的，但如果把这种体裁作为一部大型史书中的唯一体裁，就有很大的局限。在这种体裁中，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人物事迹的论述都不易得到充分的展开。
在研究了本纪、编年、纪事本末、章节等体裁之后，我们考虑到综述的任务，可作这样的设想：第一，要紧紧抓住每一历史时期的纲，只写对历史全局有影响的大事，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方面，着重写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变动得也比较显著。在这方面，可以着重写一写，但要注意到它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民族关系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要作出正确的处理。
第二，时间的观念要鲜明，首先要注意到历史时期的划分，一个时代内部大小阶段的划分，使其能尽量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关于历史时期的划分，尚存在着一些难于解决的问题。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不能解决的，不要强作解释。其次，每一个皇朝的具体年代，割据时期有关各国的具体年代，都要写清楚。
第三，对历代的疆域，要写出大致轮廓。对皇朝版图外的兄弟民族分布的地区，也要写出来。有些民族地区说不清，可说出一个大致的方位。
第四，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要写。只写带有历史性的重要活动，不是写他的传记，他的传记放在传记部分去写。
第五，关于田制、税制、官制、军制等等，只要重点地说到为止，具体的细节放到典志部分去写。
综述，作为本书的一种体裁，与其它体裁互相配合，有分工，有专职，在撰写上要比各种旧体裁方便得多，我们可以称它为“综述体”。
典志，历史现象的剖视典志，是对历史现象进行剖视，它具有可以论述的丰富的内容。本书自第三卷以下，各卷都有典志，置于综述之后，传记之前。
典志体的起源很早。《尚书》的《禹贡》和《洪范》，从内容和形式来看，都可说属于典志体。《尧典》的部分内容，也可说有典志体性质。《周礼》、《仪礼》、《礼记》，一向被认为是典志体的开山，但它们和《禹贡》等篇著作时期的先后，尚待考订，而且内容也只限礼的方面。典志作为史书的一部分，以相当大的规模出现，是开始于《史记》。《史记》有八书。《汉书》继《史记》之后有十志，规模就渐趋完备。
自《史记》以后，二十四史中，十七史有志。按各史志性质来说，共有十五个门类，即：天文（天官、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