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6章 等待与信号
齐亮走的那天，哈尔滨下了一场薄薄的霜。
陆卫东站在省厅大院的门口，看着齐亮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钻进吉普车。物证科的小韩跟在他后面，手里抱着一个纸箱，里面装着几本专业书和一些笔记。两个人要去火车站坐下午的火车去北京，走之前来省厅取介绍信和调函。
“陆组长，您放心。”齐亮把车窗摇下来，探出半个身子，“东西我都记在笔记本上了，到了北京安顿好就把具体的安排写信寄回来。”
“到了先熟悉环境，别着急。”陆卫东说，“设备的事不急在一时，先把原理和操作流程弄清楚。北京那边要是有什么新技术、新方法，多留心记下来。”
“明白。”齐亮推了推眼镜，语气里带着一种少见的热切，“等回来的时候，我带一套完整的操作流程回来。牡丹江那边留存的烟头和皮带，我走之前已经重新登记入册了，都在省厅物证库专门建了一个分区。”
陆卫东愣了一下：“你什么时候做的？”
“临出发前两天。我加了个夜班，把纪念册案所有物证的保存条件重新整理了一遍，换了新的密封袋，标注了存放温度和湿度要求。万一将来要用到DNA检测，这些东西不能受潮变质。”
陆卫东没有立刻说话。风从院门口灌进来，吹得齐亮的衣领翻动了一下。他看着齐亮那张年轻的脸，想起几个月前他把那本英文杂志放在桌上的样子。
“去吧。”他拍了拍齐亮的肩膀，“到北京好好学，别急着赶回来。”
齐亮点了点头，把车窗摇上。吉普车发动，排气管喷出一股白烟，驶出院门，沿着中山路往火车站的方向开去。陆卫东站在院门口，看着那辆车穿过晨雾，在路口的晨光里转了个弯，看不见了。
他转身往回走。鞋底踩在院门口那片薄薄的霜上，发出细碎的脆响。
省博物馆盗窃案结案之后，特案组难得清闲了一段时间。零零星星的小案子——偷自行车的、打架斗殴的、邻里纠纷的——都不需要陆卫东亲自出面。赵雷带着雷明在办一起市郊的诈骗案，林子栋被借调到治安总队帮忙，顾德昌则在整理省厅历年未破案件的档案索引。
陆卫东每天上午到办公室，处理完信件和材料，剩下的时间就用来翻阅那些旧案卷。他看得很慢，每一份都从头读到尾，偶尔在一些地方停下，重新翻回前面的页再看一遍。大多是七八十年代的积案，有的已经归档多年，有的还贴着“线索不足”的标签。有几起案子让他隐约觉得跟牡丹江的纪念册案有某种相似之处，但仔细对照下来，要么作案手法不同，要么地域不对，要么时间对不上。
“急什么，”赵雷有时候下午过来，看到他桌上的旧卷宗，会这么说，“案子在那跑不了。”
陆卫东没说什么。只是周末傍晚回到家，看到王淑芬在厨房里忙活，秀芳的书桌在灯下被复习资料铺满，志平趴在茶几上给一幅画描边，他会在茶几边沿站一会儿，把那些画面收进眼里。
他不再像夏天那样频繁想起牡丹江的事。偶尔在工作间隙，他会拉开抽屉看一眼那两本复印件，确认它们还在，然后合上。抽屉里越来越满，烟盒、笔记本、旧材料，但复印件一直放在最上面。有时候下午没什么事，他会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院子，想象齐亮在北京的教室里翻着那些外文讲义，记笔记，跟着老师操作仪器，像一块干燥的海绵一样吸纳着他这辈子的知识边界之外的东西。他会想，那些概念和技术在今天的中国，对很多同代人来说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但对齐亮来说，它们是路的开始。
11月，孙队长从牡丹江打来电话。
“陆组长，有一件事，不算大事，但我还是想跟你说一下。”
“你说。”
“梁笑的母亲刘淑芳，今天上午来局里，说她前几天收到一封寄错的信。信封上写的是她家的地址，但收件人写的不是她家人，是梁笑高中班上另一个女生的名字。”
陆卫东握着听筒的手指微微紧了一下：“什么名字？”
“叫林晓雨。高三三班纪念册上的名字，跟陈雪和高静同班。”孙队长顿了顿，“她没拆，以为是寄错了，打算退回去。但她说，那封信的邮戳不是本地盖的，是从哈尔滨寄过来的。她当时留了个心眼，没扔，也没退，拿到局里给我看了。她想起夏天的事，觉得有点不对劲。”
“信在哪儿？”
“在我桌上，还没拆。信封正面写着林晓雨的名字，寄件人一栏是空白的，只有右下角用圆珠笔写了一个‘张’字。”
陆卫东没有说话。他记得林晓雨这个名字。高三三班纪念册的通讯录上，林晓雨排在中间的位置，紧挨着陈雪。她的住址写的是另一条街，不是劳动路，也不是建设街。那本纪念册上陈雪的地址是对的，高静和梁笑的地址是错的。而林晓雨——她的地址也有问题，因为通讯录里她的门牌号和实际地址之间差了一号，跟梁笑的情况一样。
凶手手里那本错版的纪念册，在牡丹江扑空了两家，又试了一家。梁笑是安全的，因为门牌错了。林晓雨也是安全的，她的地址也错了，所以他按错了门铃，信也可能寄错了地址。凶手不知道哪个地址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他只能一封一封地寄，一家一家地试。
“那个信封上的地址，写的是刘淑芳家的门牌号？”
“对。601。”孙队长说，“但纪念册上梁笑家的地址是602。林晓雨家在另一条街上，也是类似的情况，门牌号差一号，这套地址和梁笑家一样，都是错的。”
陆卫东又想起一些事情。那本纪念册上的错误主要集中在同一批地址上，他在夏天排查时注意到这一点，但没有专门总结。他靠回椅背，手指按住桌沿，脑海里回想着高三三班通讯录的那几页：将近半数的家庭住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印刷笔误，集中在门牌号的最后一位。
“那封信先不要拆，”陆卫东说，“把它和信封一起放进证物袋，密封好。等我过去再看。”
“明白。我今天下午就办。”
挂了电话，陆卫东靠在椅背上。哈尔滨的初冬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在办公桌上切出一道细长的亮痕。他想起几个月前修自行车摊主说过的那些话——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男人问过路。那件事之后没有再出现过，没有明确指向。但这一回不同——一封信被寄到了梁笑家的地址，收件人写的是林晓雨的名字，寄件人一栏里写了一个“张”字。而林晓雨的地址也是错的，和梁笑、高静一样，是同一批印错的页面。
他没有立刻把它当作凶手归来的信号，但他也没把它当作可以忽略的细节。
他拉开抽屉，取出高三三班纪念册的复印件，翻到通讯录那一页，找到林晓雨的名字。住址栏写着一条街名和一个门牌号。他又翻到梁笑那一页，两排地址并排放在同一页上，笔迹如出一辙。
他把复印件放回抽屉，然后拿起电话，拨了赵雷办公室的号码。
“赵组长，我明天去一趟牡丹江。”简单的和他说了一下孙队长那封信的事。
“你打算怎么办？”
“先看看那封信。”陆卫东说，“然后查一下林晓雨的联系方式，确认她是否知情。如果这封信和纪念册案有关，就说明那个人还在用那份名单。”
“有进展通知我。”
“好。”
陆卫东挂了电话，把桌上的材料收拾好，锁进抽屉。他拉开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放着那两本纪念册的复印件，纸张已经有些发皱，边角微微卷起。他看了两秒，合上抽屉，锁好，然后起身穿上外套，往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