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3章 牡丹江的线
回到齐齐哈尔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陆卫东让林子栋把车停在铁锋区派出所门口,自己步行去了孙晓梅家。门开着,她正在院子里晒被子,看见他走过来,手里的被角停了一下,又继续抖开,像是在用那个动作给自己一点缓冲的时间。
“找到了。”陆卫东站在院门口,没有进去,“你父亲藏的东西,我拿到了。”
孙晓梅把被子搭在绳子上,转过身来。她没有问他找到了什么,也没有急着说话,只是站在那里,两只手攥着被角的边缘,攥了一会儿才松开。她点了点头,声音有些哑:“那我能看看吗?”
陆卫东从帆布袋里掏出那本1972-1973年的账本,隔着院墙递给她。她接过去的时候手在微微发抖,翻开第一页,看了很久。她没有翻页,只是一直盯着那一页的字迹,像是在确认那些字确实是她父亲写的。
“是他写的。”她合上账本,还给他,“我爸的字,我认得。”
“账本里提到的那些人名,你认识吗?”
孙晓梅想了想,摇了摇头:“我爸从来不跟我说单位的事。但我记得有一次,他喝多了酒,说过一句话。他说,‘粮站的账,不光是粮站的账’。”
“他还说了别的吗?”
“没有。他那天喝得多,说完那句话之后就没再开口了。我当时没当回事,以为他是随口说的。”
陆卫东把账本收好,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你父亲提到的那个姓张的老同事,你知道他全名叫什么吗?”
孙晓梅想了想:“好像叫张德福,粮站管仓库的。我小时候见过他几次,高个子,话不多。我爸退休之后跟他还有来往。”
“他还在宾县吗?”
“听说还在,住在县城边上。但我不确定。”
陆卫东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你先回去休息,有事我会联系你。这些账本我先带回哈尔滨,等核实清楚再跟你说。”
孙晓梅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院门口看着他转身离开。
回哈尔滨的火车上,陆卫东坐在靠窗的位置,把那几本账本又翻了一遍。林子栋坐在对面,靠着椅背打盹。车窗外的田野在午后的光线下铺成一片干燥的黄色,偶尔有村庄的屋顶从树丛后面露出来,又迅速退到视线之外。
陆卫东的指尖在“周荣”两个字上停了一下。他把账本合上,放进帆布袋里,拉好拉链。他想,这个名字他以前见过。不是具体的案件,是某种零散的线索,像是在某个走访记录里提过,又像是在某次汇报材料里被人一笔带过地提到过,没有深挖,没有跟进,就那么搁在了卷宗的角落。他记不清具体是什么案子,但他记得那种感觉——一个名字被放在一堆信息里,不够突出,不够显眼,但位置没错,像是被故意放在那里等人去翻。
到哈尔滨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陆卫东没有回家,直接去了省厅。齐亮还在技术科加班,桌面上摆着几块待检测的物证,手里拿着放大镜。看见陆卫东推门进来,他放下放大镜,站起来:“组长,这么晚过来有事?”
“帮我看几本旧账本,拍个照存档。纸张有点脆了,翻的时候轻点。”陆卫东把帆布袋放在他桌上,没有多解释。
齐亮接过账本,翻开封面看了一眼,把每本的页数和状态都看了一遍,然后拿起相机开始翻拍。他的动作很稳,翻页的时候手指贴着纸面边缘,像是在翻一件需要确认每一页都被完整归位的工具。
陆卫东站在旁边看着他翻到第三本,然后说了一句话:“账本里有一个名字,周荣,你听过没有?”
齐亮手里的放大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移动。他没有抬头:“周荣?牡丹江那边以前出过一个案子,有人举报他倒卖国家物资,查了一阵子,后来没了下文。我见过那案子的卷宗,当时物证科的张科长提过一句,说举报人后来撤了,说是‘误会’。”
“举报人是谁?”
齐亮想了想,放下账本,摘下老花镜:“时间太久了,我记不太清。但我记得那案子的卷宗号,如果还在的话,应该在档案室老柜子里。”他顿了一下,像是在回忆什么,“你等一下,我去档案室翻一下。”
齐亮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边角已经磨得发白,封口处的绳子也旧了。他把档案袋放在桌面上:“找到了,1984年的,物证科存档。卷宗不厚,只有几页纸,但里面有当时受理此案的民警签字和初步调查记录。”
陆卫东接过档案袋,拆开封口绳,抽出里面的材料,一页一页地翻。前面几页是报案记录和初步排查记录,字迹工整,条目清晰。翻到第三页时,他看见一行字:“举报人:孙德海,宾县粮站退休职工。”底下附了一行备注:“举报人称该批物资由宾县粮站经手,实际调拨去向与账面记录不符,涉嫌倒卖国家储备粮。”
陆卫东的手指在那一页上停了一下。他把这一页翻过去,后面几页是后续处理的记录。最后一页的落款日期是1984年秋,上面用钢笔写着结论:“经核查,未发现违规行为。举报人撤案。”下面签着一个名字,字迹端正,是时任牡丹江市局的刑侦副队长。他看了那个名字很久——不是因为他认识,而是因为那个人在他后来的几年里,一直没有出现在任何能查到记录的地方。
齐亮站在桌边,也在看那几页纸,像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确认一段他一直觉得没有走完的路:“这个案子当时就查到这里了。举报人撤案之后,卷宗就归档了。没有人再提,也没有人跟进。”
陆卫东把卷宗放回档案袋里。他没有把那句话说出来,但他心里在想着同一件事:一个人举报了一次,撤了案,然后在多年后翻出了一批账本,把它们藏了起来,再然后在去年秋天失踪。中间的每一步都像是被什么人推着在走,只是他还没有找到那个推着他走的方向。
“这个卷宗我先带回去,明天再送回来。”陆卫东把档案袋夹在腋下,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回头看了齐亮一眼,“那个周荣,你查一下他在牡丹江还有什么其他记录,合法的、不合法的,能找到的都要。”
“明白。”
第二天一早,陆卫东去了顾德昌的办公室。顾德昌正在整理旧档案索引,看见他进来,摘下老花镜放在桌面上:“听说你昨天跑了一趟宾县?”
“跑了一趟。找到了一些旧账本,还翻出了一份1984年的旧卷宗。”陆卫东把档案袋放在他桌上,“举报人孙德海,举报内容是宾县粮站倒卖储备粮。当时查了一阵子,结论是‘未发现违规行为’,举报人撤了案。但现在孙德海失踪了,账本上那些‘备注’写的内容和卷宗里的举报内容一致。”
顾德昌戴上老花镜,把卷宗看了一遍,又拿起那本1972年的账本翻了几页。他没有抬头,但手指在账本边缘停了一下:“周荣这个人,我知道。他在牡丹江经营过一家物资贸易公司,挂靠在市物资局下面,经营范围很宽。后来公司注销了,他本人也没再在公开记录里出现过。”
“他还在牡丹江吗?”
“不确定。但如果你想查他的底,牡丹江市局那边应该还有他的户籍和工商登记记录。”顾德昌把账本放下,推了推老花镜,“不过他做物资贸易的时候,跟市物资局的人走得很近。如果那些旧账本上的备注是真的,那批物资从宾县粮站出来之后,到牡丹江之后就不见了。能把它弄走而不留下记录的人,在那个时候,只有市物资局。”
陆卫东没有说话。他在桌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明天去一趟牡丹江。”
“你一个人去?”
“把林子栋也带上,有个人帮手。你在家里盯着周荣的旧档案,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线索。”
当天晚上回到家,王淑芬正在灶台边擀面条。她听见门响,没有回头,手里的擀面杖在案板上滚了两下才停下来:“回来了?吃了没?”
“还没。”陆卫东把外套挂在门后,在饭桌前坐下。他靠着椅背,没有急着说话,先看着王淑芬把面团擀开,撒了一层薄薄的面粉,把面皮卷起来,一刀一刀地切成均匀的面条。动作稳当,节奏清晰,像任何一段已经做过无数遍、不需要再额外确认是否正确的流程。她切好面条之后才转过身,把刀放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你今天怎么回来了,没案子了?”
“去了一趟宾县,刚回来不久。”
王淑芬看了他一眼,没有多问,转身去灶台边烧水。水开之后她把面条下进去,用筷子轻轻拨散。她背对着他,问了一句:“案子难办?”
“难办。线索不少,但都不太能串起来。”
“那你明天还出去?”
“明天去牡丹江。”
王淑芬没有接话。她把面条捞进碗里,浇上卤子,端到桌上放在他面前。她站在桌边没有坐下,看了他一会儿:“你每次都这样,线索串不起来的时候,就往外跑。跑着跑着,就串起来了。”她说完,没有等他回应,转身回了灶台边。
陆卫东低头吃了一口面条,卤子是肉沫和木耳的,咸淡刚好。他把那碗面吃完了,放下筷子,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灶房门口。王淑芬正在刷锅,水声哗啦哗啦的。他站在门口看着她刷完了那只锅,把锅翻过来扣在灶台上,然后转过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像是知道他还没走,正在等他说完那句话。
“牡丹江那边的人,可能需要先摸一下底才能动。”
“那你小心点。”她说,语气没有变,但手里的围裙已经叠好搭在了灶台边。
他点了一下头,没有回话,转身回了客厅。老五志平在里屋写作业,笔尖划过纸面的声响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花猫卧在窗台上打盹,一条尾巴垂下来,在昏暗的光线中缓慢地晃荡着。陆卫东站在窗前,路灯的光从窗外透进来,在桌面上落下一块方形的亮痕,边缘已经被窗框磨圆了,像一枚被反复测量过、不再需要调整的标记。
他在窗前站了一会儿,想着明天去牡丹江要带的东西。那几本旧账本的复印件,那卷1984年的旧档案,还有孙晓梅说的那句话——“粮站的账,不光是粮站的账”。他转过身,从客厅角落里拿出一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把账本和卷宗复印件放进去,又在里面塞了一只搪瓷缸子和一个笔记本,拉好拉链,放在门边。然后他关灯,走回卧室。窗外的路灯还亮着,光在窗帘边缘折成一条细长的亮线,横在床尾。他躺下来,想着那几年的调拨记录和那个在旧卷宗边缘已经干涸的签字。花猫从窗台上跳下来,踩着他的脚边走过去,在床底角落蜷成一团,爪子搭在鼻尖上,很快发出了细小的呼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