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9章 边境线
齐亮挂了电话之后，陆卫东在窗前多站了一会儿。他把齐亮的话在心里又过了一遍——A型血，男性，牡丹江卷烟厂1982年至1983年生产的那批烟。
他从窗前转过身来，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孙有才的号码。电话响了几声孙有才接起来，听声音像是在走廊里，背景有人走动。“孙有才，那个阿尔山的牧民巴特尔，联络上了没有？”
“刚联系上。道外分局那个老民警帮我打了个电话过去，那人还在牧场，说如果咱们去的话，他愿意聊聊。”孙有才顿了一下，换了一只手接电话，“不过他说，他不会来哈尔滨，只能咱们去牧场找他。他说他不想在镇上聊这个事，镇上人多眼杂。”
“那他有没有提过，他看到了什么？”
“没有。但他补了一句——他说那辆车的司机他认识，是本地人，后来不跑车了，搬走了。”
“搬到哪儿了？”
“他没说。说当面聊。”
“行，我去一趟。”
挂了电话之后陆卫东在桌前坐了一会儿，想着刚才电话里孙有才转述的话。巴特尔说“镇上人多眼杂”，一个在牧场放马的牧民，不想在镇上聊，说明他看到的东西让他觉得不安全。而他说那辆车的司机是“本地人，后来不跑车了，搬走了”，可能去了别的地方继续开别的车，也可能去了一个不需要车的地方。
他站起来去找顾德昌。顾德昌还在办公室，桌上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旧地图册，旁边放着一只搪瓷缸子。他听见陆卫东说要去呼伦贝尔，没有马上接话，摘下老花镜擦了擦镜片，然后重新戴上：“这趟路可不近。从哈尔滨到海拉尔，火车得坐将近一天一夜，到了海拉尔还得再坐汽车往西走，才能到阿尔山那边。冬天路不好走，这个月份那边已经开始冷了。”
“那个人还在牧场，他愿意聊。”
顾德昌把地图册翻到内蒙古那一页，手指在呼伦贝尔盟的位置划了一道弧线：“那边的边境线很长，阿尔山是中蒙边境的一个互市点，开放的时间不算太长，但人员流动比内地想象的要复杂。一个在牧场放马的人，不会平白无故注意一辆半夜过境的木材车。他注意到，就说明那辆车出现的频率不是一次两次。”
第二天下午陆卫东和雷明坐上了去海拉尔的火车。硬座车厢里人不算多，窗外的景色从城镇逐渐变成开阔的农田，又从农田变成草原。天比哈尔滨高，云也低，偶尔能看见成群的马在远处的地平线上移动，像一条缓慢流动的线。陆卫东靠着窗坐，雷明坐在对面，小桌上放着两个用报纸包好的馒头和一袋咸菜，是王淑芬早上塞进他包里的。她听说要去呼伦贝尔的时候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多装了几件厚衣服。
火车在第二天快黄昏时分进了海拉尔站。海拉尔比哈尔滨冷得多，风从草原方向吹过来，带着干草和牲畜的气味。站台上人不多，下车的旅客大多是本地人。两人在车站站前广场左边找了一家招待所住下，房间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户朝东北，能看见站前广场上的呼伦和贝尔的雕塑，以及远处一道灰蓝色的天际线，像被风削平了边缘。雷明把行李放下之后坐在床沿上说了一句：“明天去阿尔山，得坐长途汽车，路不太好走。”
“能走就行。”陆卫东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正在变暗的天色，“到了阿尔山之后找个车去牧场。”
第二天一早，俩人徒步走过铁路天桥，来到客运站，坐上了去阿尔山的长途汽车。车是那种老式的大客车，座椅上的漆已经磨得发亮，车窗关不严，冷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吹得人缩着脖子。路况比预想的还要差，有一段路还在修，车身颠簸得厉害。窗外的景色从草原变成了丘陵，又从丘陵变成了稀疏的林地，远处偶尔能看见白色的蒙古包和散落的马群。
到阿尔山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镇子不大，一条主街贯通南北，两边是低矮的砖房和木板房，街上有几家店铺和一个供销社，门口摆着几辆自行车和一台手推车，车斗里放着几捆干草。镇上的人和事都显得不紧不慢。陆卫东在镇口一家小饭馆吃了碗面，向老板打听巴特尔的牧场。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蒙古族汉子，听了巴特尔的名字，指了指镇子西边一条土路：“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大概二十里地，看见一片白桦林就到了。他在那边给人放马，住了好几年了。”
两人沿着那条土路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太阳已经开始偏西了。路两侧的草已经枯黄了，在风里发出细密的沙沙声，像无数张纸页同时被翻动。远处有一片白桦林，树干在午后的光线下泛着浅白色的亮光，树冠已经落光了叶子。林子的边缘有一个用铁丝围成的简易马圈，圈里有几匹马，低着头吃草。马圈旁边有一间土坯房，烟囱正冒着细长的白烟，被风扯散了。
陆卫东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门内，脸被草原的风吹得黑红，眼角的纹路很深，穿着一件旧皮袍，腰上系着一根布带，手里夹着一根没有点的烟。他看见门口站着两个陌生人，目光在两人身上停了一下，然后侧过身让开了门口。
“公安？”他的普通话带着明显的蒙语发音，咬字不那么清晰，每个字都一个声调，说话不快，像是习惯了把每个字都放稳了再说。
“是。你是巴特尔？”
他点了点头，在炕上坐下，把手里那根没点的烟放在桌面上：“你们是问那辆木材车的事吧。”
“是。”
巴特尔沉默了一会儿，低头看着桌面：“那辆车从边境那边过来，每个月初都会过境一次，有时候是月初，有时候月底。车是旧的大解放，车斗上盖着帆布，但帆布底下装的不是木头——木头不会在半夜三点从口岸出来，也不会在天亮之前就卸完货。有一回风大，帆布被吹起来一角，我看见里面码的不是木柴，是长条形的木头箱子和铁皮箱子。”
“你看见那辆车的司机长什么样？”
“那个人我认识，以前在镇上开过小卖部，后来关了。他叫刘二柱，本地人。他平时不怎么跟人来往，偶尔在镇上买点东西就回去。”巴特尔把桌面上的烟拿起来在手里转了一圈，“他搬走以后，那辆车就没再出现过。”
“你还记得他搬走的具体时间吗？”
巴特尔想了想：“应该是1986年春天。那时候草还没长起来，风很大。他走之前那几天，有人看见他在镇上跟一个外地人说话，戴帽子的，没看清脸。”
“他搬走之后，有没有人打听过他？”
巴特尔的目光在陆卫东脸上停了一下：“去年冬天，有一个人来过镇上，问他去哪了。我没跟那个人说话，只是远远看见他在供销社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就走了。那个人走路的时候，右腿好像不太利索。”
陆卫东追问：“那个人长什么样？”
“瘦高个，穿深色外套，戴一顶帽子，看不清脸。他站在供销社门口的时候，面朝东边，太阳从他身后照过来，把影子拉得很长。我当时在喂马，隔着半片草场，只看见他的侧影。他站了大约一袋烟的功夫，然后就转身往镇子方向走了。他走路的时候右肩比左肩低一些，像是右腿用不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