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相见

第二天一大早，仝喜和文忠就陪着澄玉去了大队。

澄玉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蓝布褂子，彩霞给她把辫子编好了，又在辫梢上系了一根红头绳。澄玉摸了摸那根红头绳，问彩霞：“好看吗？”彩霞笑着说：“娘，你这一打扮，美得很呢。”澄玉也笑了。

刘全福每天早早就到了大队，一进办公室就把炉子捅开，屋里暖烘烘的。澄玉他们进门后，跟刘全福寒暄了几句，说明来意，刘全福摆了摆手：“打吧打吧，电话在那儿，你们随便用。”

仝喜扶着澄玉在椅子上坐下，文忠拿起话筒，按着报纸上的号码一个一个地拨。转盘转回去的时候发出嗡嗡的声音，一圈又一圈，文忠拨完了，把话筒递给澄玉，小声说：“通了。”

澄玉把话筒贴在耳朵上，手心全是汗。电话那头响了两声，有人接了。

“喂？省日报社。”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带着职业性的利落。

澄玉张了张嘴，嗓子干得厉害。她清了清嗓子，声音还是发颤：“我……我找周启文。”

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了，那个年轻男人问：“您是哪位？”

澄玉攥着话筒，指节发白：“我是金澄玉。”

电话那头一阵响动，像是有人把话筒捂住了，跟旁边的人在说什么。过了几秒钟，那个声音又响起来，这回更急了：“金阿姨，您别挂！您别挂！周老先生一直在等您的消息！您把地址告诉我，我们尽快安排你们见面！”

澄玉的手开始抖了。文忠从她手里接过话筒，替她把地址说了。那边记完了，连声说“谢谢谢谢”，又说“大后天，我们会带着周老先生过去。请您在家等我们。”

电话挂了。文忠把话筒放回去，转过身，看见澄玉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脸上没什么表情，可嘴唇在微微发抖。文忠蹲下来，看着她，轻声说：“娘，他们说大后天会来。”

澄玉点了点头。

这三天，澄玉几乎没有合眼。

第一天，她把堂屋收拾了一遍，又摸了一遍，把桌子擦了三回。彩霞说娘你都擦干净了，澄玉说再擦擦。第二天，她让小萍去镇上买了茶叶，又让文忠把家里的茶杯找出来洗了。茶杯是白瓷的，有几只磕了边，澄玉一个个摸过去，挑了两只没有豁口的，摆在桌上。第三天一早，天还没亮她就起来了，把头发梳了又梳，把衣裳换了又换，最后穿的还是那身蓝布褂子。

孩子们这一天也都来了。

小萍在灶房里忙着烧水，建国忙着喂驴，文忠把院子扫了又扫，彩霞把可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了一件粉红色的小褂子。

知意上学去了，澄玉说这点事别耽误孩子们上学。

招娣和卫东从市里赶回来了，进门的时候手里拎着水果和点心。招娣走到澄玉跟前，握住她的手，轻声说：“娘，别紧张。”娘俩说了几句话，招娣就进厨房帮小萍忙活去了。

盼儿也来了，和王德厚一起来的。王德厚手里拎着两瓶酒，规规矩矩地放在桌上，叫了一声“婶儿”。澄玉应了一声，说：“坐吧。”盼儿挨着澄玉坐下，挽着她的胳膊，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靠着。

爱红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到得最晚，什么也没带。进门喊了一声“娘”，就挽起袖子进厨房忙活去了。

快晌午的时候，院门外传来了汽车的声音。

那个年代，村里很少有汽车来，一听见动静，不少邻居都跟着涌了过来。

建国和文忠赶紧迎了出去。

澄玉撑着椅子扶手，慢慢站了起来。仝喜伸手想扶，她轻轻摆了摆手，自己拄起棍子，一步一步挪到了堂屋门口。她在门槛里面站定，面朝着院门，腰板挺得直直的。

第一辆是黑色的小轿车，车身上蒙了一层土，是走了远路的。后面跟着一辆面包车，车门上印着“省日报社”的字样。车停了，面包车里先下来几个人，扛着摄像机、照相机，穿着马甲，一看就是记者。他们站在院子里，没有进堂屋，只是在院子里架起了相机。

黑色小轿车的车门开了。

先下来的是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三十来岁，戴着眼镜，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皮包。他下车后转身，从车里扶出一个人来。

那个人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头发全白了，梳得一丝不苟。他的脸上全是皱纹，深深的，像是刀刻的。他的眼睛很大，虽然老了，可那双眼睛还是亮的，像是有火在里面烧着。他的左腿是假的，裤管下面露出一截金属支架，走路的时候先迈右腿，再把左腿拖上来，一步一顿的。他的左手也是残疾的，蜷缩着，垂在身侧，像是再也伸不开了。可他的右手是好的，紧紧攥着那根拐杖，手背上青筋暴起，指节发白。

他一步一步走过来，走得很慢，拐杖点在地上，笃，笃，笃，一下一下的，像是敲在人心上。他走到院门口，停了一下。他看着堂屋门口那个拄着棍子、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嘴唇哆嗦了一下，眼眶一下子红了。

他没有再往前走。

记者们围在他身后，举着相机，可谁都没按快门。院子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枣树叶子的声音。

澄玉站在堂屋门口，面朝着院门的方向。她看不见，可她听得见。她听见汽车的关门声，听见脚步声，听见拐杖点在地上的声音，笃，笃，笃。她的耳朵在追那个声音，追到了院门口，停住了。她也停住了。

“是玉儿吗？”那个声音很苍老，可她还是听出来了。五十多年了，那个声音变了，可骨子里的东西没变。还是那个少年，十七八岁，瘦瘦的，眼睛很亮，她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她把棍子往旁边一靠，伸出手，摸索着往前走。招娣跟在旁边，扶着她。她的手在空气中探着，一步一步，走得很慢，可每一步都很稳。

周启文也忙走向前，澄玉的手碰到了他的衣服，中山装的料子，粗糙的，带着一路的风尘。她的手往上摸，摸到了他的肩膀，瘦了，全是骨头。再往上，摸到了他的脸，皱纹，深深的，一道一道的。摸到他的眼睛，湿的，全是泪。

她的手停在那里，停了好一会儿。

“启文哥，你老了。”澄玉说，声音是哑的，可嘴角是翘的。

周启文的嘴唇哆嗦了好几下，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他伸出那只好的手，握住了澄玉放在他脸上的手。她的手粗糙得不像话，全是老茧和裂口，可他把那只手握在自己手心里，攥得紧紧的。

“玉儿，你也老了。”他的声音在发抖，可他在笑，“可我一听你说话，就知道是你，你还是那个声音。”

澄玉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她用手背去擦，刚擦完又淌下来，擦了又淌，怎么也擦不干。

周启文伸出手，在她眼前轻轻晃了晃。那只粗糙的手在澄玉面前划了两下，停住了。澄玉的眼睛没有动，连眨都没眨一下。

“你的眼睛……”周启文的声音忽然低了，像是一下子被人掐住了喉咙。

“早瞎了。”澄玉说，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周启文的手停在半空中，过了好几秒才慢慢放下来。他垂下头，看着自己那条假腿，又看了看自己那只蜷缩的左手，嘴角扯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苦涩，也带着一点自嘲：“我们兄妹俩，现在都是残疾人了。”

“你怎么了？”澄玉的手在空中摸索着，碰到他的手臂，停在上面。

招娣站在旁边，眼眶红红的，吸了吸鼻子，轻声说：“娘，屋里说吧，别在外面站着了，风大。”

澄玉这才回过神来，赶紧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泪，擦了两下，又笑了，那笑里头有泪，可声音是欢喜的：“看我，高兴得糊涂了。快，快屋里坐。”她说着伸出手，往周启文的方向探了探，像是要扶他，又像只是想要确认他还在那里。”

周启文赶紧伸出手，轻轻扶住澄玉的胳膊，两个人一前一后，慢慢往屋里走。一个拄着拐杖，一个拄着棍子，步子都不快，可谁也没有落下谁。记者们跟在后面，快门声咔嚓咔嚓地响着，闪光灯一亮一亮的，把院子里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进了堂屋，在八仙桌两边坐下。周启文看着澄玉，看了很久，像是要把这五十多年的光阴一眼看穿。他想起当年的金澄玉——扎着两条乌黑的辫子，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走起路来辫梢一甩一甩的，眼前的她，头发全白了，脸上沟壑纵横，眼睛再也看不见了。可她就坐在他面前，还是那个声音，还是那个金澄玉。五十多年的炮火、离散、寻找，在这一刻都化成了眼前这个安安静静坐着的老太太。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他只是看着她，嘴角慢慢翘起来，翘起来，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

周启文的目光落在桌面上，手指轻轻摩挲着茶杯的边缘，声音低了下去：“我在台湾的时候，托人打听过你，到处托人，可是根本没有消息。”他停了一下，抬起头，眼眶红红的，“我不甘心。你们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他的声音有些发抖，顿了顿，又问：“对了，师傅和师娘呢？他们……”

澄玉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了一下。她的声音很平和，平和得像在说一件很久以前就接受了的事：“我爹在日军轰炸石门的时候没了。我娘前几年也没了。”她说“没了”的时候，嘴角还带着一点浅浅的笑意，那笑不是不在乎，是太久了，久到眼泪已经流干了，只剩下一个弯弯的弧度。

周启文的喉咙动了一下，嘴唇哆嗦了好几下，像是想说什么安慰的话，可什么都说不出来。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放下。

周启文愣住了。他的嘴微微张着，眼睛里的光暗了暗。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低下头，喃喃地说：“真是没想到……师娘那时候那么宠他。走哪儿都带着，恨不得含在嘴里。”他说着，伸出手端起茶杯，茶已经凉了，他没察觉，送到嘴边抿了一口，又放下了。

澄玉没有接话。她的手还搁在膝盖上，指尖微微蜷着，像是在攥着什么东西。过了片刻，她抬起头，面朝着周启文的方向，嘴角弯了一下，像是想把这个话题翻过去：“你呢？大嫂今天来了吗？”

“她在台湾呢，没过来。她也非常支持我回来寻亲，说这辈子能找着，就别留遗憾。”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皱纹舒展了一些。

“那就好。”澄玉点了点头，两只手交握在一起，语气里多了一点暖意，“有机会一定要带大嫂回来看看。”

周启文应了一声“好”，目光落在澄玉的眼睛上，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口：“你的眼睛……是怎么回事啊？”

澄玉的手微微顿了一下，随即摸着面前的茶杯，把杯子往自己这边挪了挪，像是在找一个可以握住的东西。她的声音不急不慢的：“年轻时候闹眼疾，那时候家里穷，没钱治，拖来拖去就瞎了。”她说着，嘴角还带着笑，“不过这么多年也习惯了，看不见有看不见的好，省得看那些不想看的。”

······

两个人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像是要把五十多年攒下来的话一下子都倒出来。周启文说起他在台湾的生活，说起部队里的那些年，说起退役后开的小店，语气平淡。澄玉说起孩子们，说起山上的石头，说得细碎，可每件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像是刻在脑子里的。

记者们举着相机，快门声咔嚓咔嚓地响着，闪光灯一亮一亮，把堂屋照得忽明忽暗。可那两个人像是根本听不见也看不见，他们的眼睛里只有对方——一个用看的，一个用听的。阳光从窗户纸外面透进来，落在他们身上，把他们花白的头发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堂屋里的茶香还没有散尽，混着炉子里的煤烟味，混着院子里枣树叶子的沙沙声，把这一刻拉得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