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9章 荆公之失
“荆公之失？闻兄，何出此言？”，听闻焕章连连叹息，最后竟冒出这么一句话来，王伦不禁有些奇怪。
经过多次交流，王伦确信闻焕章原本就是一个推崇实学的传统文人。
而论起实学，自然就避不开王安石。
一个推崇王安石实学的人，居然说出“荆公之失”这句话，这就有点反偶像了吧。
“荆公一生殚精竭虑，只为天下、为国家、为朝堂、为苍生”，
说起平生的偶像，闻焕章双眼放光：
“即便是作为旧党领袖的司马温公，对荆公的评价也是：‘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素有德行，平生行止，无一污点’。
而变法失败，无非是权力和利益的纠葛，使得执行到最后适得其反，这并非荆公一人之失”。
王伦也点头表示认同。
虽说王安石变法在后世有诸多诟病，但谁也不能否认他的本心。
只是在王伦看来，王安石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以己及人”，以为所有环节上的执行者都跟他一样是正人君子，却没有想到政策的执行阶段完全被各种私心扭曲成了“恶法”。
套用一句后世的名言，就是“把你们想得太好了”。
这种“错误”经常会出现在理想主义者身上，别说是王安石了，即使是后世的革命者，又何尝没有过这种失误呢？
虽然王伦对王安石并没有深入研究，但凡对宋史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位“拗相公”不爱官、不爱财、不爱色，乃是历史上仅有的几位“无遗产宰相”之一，也是仅有的几位谥号为“文”的名臣中唯一的一个“无遗产”宰相。
对比后世那个所谓的成功改革者张居正，出身普通家庭，死后清算时却抄出了十余万两白银，其它田产无算。
而王安石夫妻二人皆出身官宦士族，人生的最后阶段，却只是寓居于普通的租屋之中，仅有的田产和房产也悉数捐赠了出去。
况且，王安石变法也不能说是完全以失败告终，至少在国家层面，它为积重难返的北宋又苟延残喘了一些时日。
所以，王伦对于闻焕章说的“荆公之失”才感到不解。
看出了王伦的疑惑，闻焕章喟叹一声道：
“堵北流、疏东流，此策到最后不仅全盘失败，反而加重了北流黄河的水患，遗祸于河北百姓。
此为急功近利所致，乃是荆公平生之失，恐为万世所诟病也。”
“如果说被后世诟病，应该会是整个变法吧”，站在王伦左手边的李助也开口参与讨论：
“不过，我以前确实也以为王荆公变法是祸害苍生的恶法。
直到这半年多时间，真正了解过，又利用先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这才发现，他的变法本心却是造福苍生的。
只是在现在的制度下，变法触及了上上下下无数人的利益，失败早已注定”。
“没错，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事情是无缘无故发生的”，
王伦历经两世，虽政治天赋不高，但有着魂穿者的超脱，看待历史问题时自然有一种超然的客观角度：
“对王荆公来说，一辈子都在追求这次功在千秋的变法。
但他的权力来自皇权，不知道什么时候皇权就会收回。
他要想尽快改变积重难返的现状，自然会陷入一种急功近利的状态之中。
再加上，在他看来，朝中朱紫重臣多为既得利益者，便会先入为主，认为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是有意阻碍变法。
以他‘拗相公’的性格，眼里容不得沙子，反制措施自然就激烈了，从而进一步演变成了新旧党争”。
虽然王伦站在劳动人民的角度，以及后世的观点，对司马光等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旧党没什么好感。
但站在华夏文明的传统以及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其实新旧两党中的很多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
所以说，有时候司马光等人反对王安石变法，还真的不完全是后世那种“为反而反”的反对党行为。
听了王伦略显另类的解读，闻焕章也有所领悟：
“没错，因为权力来自皇权，而皇权不可能倾斜给一个权臣，否则就可能易主，所以荆公才会处处受到掣肘。
故此，只有先生倡导的，由一个代表劳动人民的先锋队掌控着劳动人民赋予的权力，上下一心，才能从根本制度上保证变法顺利执行下去。
而且法律法规、行政决策，也通过劳动人民的代表大会提出并审议通过，这样就能按照老百姓的意愿实现长久的善政良治，而不必将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明君贤臣身上”。
说到这里，闻焕章抬头望向北方天际，怅然道：
“以前，闻某人常常自叹，若能早生四十年，跟随荆公投身实学变法，定能弥补遗憾。
但现在我却叹息，荆公为何没有晚生四十年？若以先生倡导之制度，必可令荆公大展宏图，不至于留下诸多遗憾，甚至被后世诟病”。
“我想，一旦认清了旧制度的局限性，即使荆公有急功近利之嫌，也不至于被后世诟病吧？”王伦还是有些不理解：“为何闻兄会如此笃定？这堵北流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荆公自熙宁变法伊始，就极力主导将北流的黄河堵塞，并疏导东流河道，意欲使北流黄河返回故道”，闻焕章的目光仍然投向北方，语气恢复了特有的平缓：
“其意有三：杜绝北辽渡河南下、减少北流泛滥成灾、截流之后可多出数以千万亩的淤田”。
说到淤田时，闻焕章的目光收回，看向了之前观察的那片三角形地带。
“这个主意不错啊，闻兄刚才也说过了，河北地势平阔，北流黄河水无定势，必然极易形成水患。
熙宁年间距离仁宗朝不过二十余年，定是因为水患频繁，否则神宗也不可能同意荆公此法”，
王伦眉头微皱，按自己的理解分析道：
“况且荆公大才，即使急功近利，也不可能鲁莽行事，必然有所依据吧？”。
“当时有人献出一样利器，名为‘铁犁爪’，后被荆公改良为‘浚川耙’，作用是耙松河底淤泥，使其被河水冲走，从而降低河道高度。
荆公应该是验证过其确有实效，这才一力推动了堵北流、疏东流。
只是，历时七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闻焕章目光幽幽：
“其时，先有下级官吏谎报这‘浚川耙’的真实功效，后有文潞公实地观察，后上奏称此耙实不堪用，或无法及底，或翻沙无力。
且文潞公和苏子由建议因地势利导，无需将北流截堵，而且司马温公也建议应以加固北流堤坝为上策”。
王伦听到这里不由得笑了出来：“以拗相公的性格，文彦博、苏辙、司马光三人都是变法的反对派，他们说的话绝不可能当真。
再加上所用之人刻意隐瞒夸大，是相信对手还是相信自己人，不言而喻。”
“先生一针见血。荆公想来也是出于这个判断，最后导致黄河北流的水患更加泛滥。这件事情皆因荆公轻信、独断，河北因水患受灾的百姓，皆拜荆公之失啊！”，闻焕章再次喟叹。
王伦并不知道，这黄河北流之事，即使到了千年之后仍然被人诟病。
不过为了安抚闻焕章，他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道：
“我刚才说过，王荆公此举必然是因为黄河北流多有水灾。
当时离仁宗决口，也不过二十几年，时日一长，以黄河水中携带的大量泥沙，如果仅仅依靠加固堤坝，无非是再造一条悬河罢了。
故此，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的放任自流，只不过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消极手段，哼哼，或许可以叫做‘老成之谋’。
王荆公并非错在他试图一堵一疏，而是错在制度、监督、技术等全方面的缺失”。
“制度、监督、技术？”，闻焕章喃喃复述了一遍，不由得精神一振：“先生所言有理！如果当时有我梁山公社的科技，以钢筋水泥筑坝，以百炼镔铁为耙，或许局面会截然不同呢！”
“也不一定。治理黄河绝对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需要综合地理、水利、建筑、航运、环境等方方面面的意见，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王伦按照后世的经验，给出了一个更合理稳妥的方向。
王伦这话却让闻焕章更加心安了：“确实，该如先生所说，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万全考虑，切不可急功近利”。
他又满怀希望地说道：
“等到我们革命事业成功之际，也就是弥补荆公之失的时机。
真希望那一天能够早点到来”。
李助也是眺望天际，语气坚定：“这就需要闻兄与众多兄弟，齐心协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