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护身符
十二月的最后一周,项目部接到通知——明年一月中旬,上级部门要来工地检查,重点是安全生产和工程进度。
赵队长如临大敌,连着开了两天会,布置迎检工作。
会上,他强调了三点:第一,进度要往前赶,数据要好看;第二,现场要整洁,标识要规范;第三,任何人被问到问题,回答要统一,不能说“不知道”,不能说“差不多”,不能说“还行”。
沈时晚把这三条记在笔记本上,心想:陆野可怎么办?他说的最多的就是“还行”。他的词典里,形容词只有三个等级——“不行”“还行”“行”。没有“很好”,没有“非常好”,没有“太好了”。
他说“还行”的时候,已经是“很好”的意思了。
但检查组的人不会知道。
他们听到“还行”,会以为这东西真的只是“还行”。
而隧道不是“还行”能交差的。
隧道只能是“行”。或者“不行”。没有中间状态。
陆野坐在会议桌的另一头,全程没说话。
他的面前摊着图纸,铅笔夹在指间,在图纸上写写画画。
沈时晚注意到他在纸上写的不是工作内容——是一些数字,不是爆破参数,不是进尺数据,是一些没有规律的数字。
三十一、二十二、七、四十——像在算什么东西,又不是工程上的东西。她看了很久,没看明白。
散会后,她被赵队长单独留下。
赵队长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水杯冒着热气,是刚泡的茶,茶叶在热水里慢慢展开。
“沈博士,”赵队长的声音压低了,“小陆的身体——是不是不太好?”
沈时晚的手指攥紧了笔记本的封面。
“您怎么知道的?”
“我眼睛不瞎。”
赵队长端起水杯,没喝,又放下了。“他走路慢了,开会走神,脸色也比以前差。我问他,他说没事。他不跟我说实话,但你跟他走得近,你跟我说实话。”
沈时晚沉默了。她的沉默持续了好几秒。她在想:说多少?说一半?说全部?说了之后赵队长会怎么做?强制陆野下撤?换人?隧道停工?还是——把他调走?
“赵队长,”她开口了,声音不大,“陆总工的身体确实不太好。但具体的情况,我建议您直接问他。我不是医生,不能替他回答。”
赵队长看着她,看了几秒。
他是一个在工程行业干了三十年的老江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
他分得清哪些话是“不知道”,哪些话是“不能说”。沈时晚说的是“不能说”,他知道。
“行,”赵队长端起水杯,这次喝了一口。“我知道了。”
那天晚上,陆野没有出现在食堂。
沈时晚去他的板房找他。门没关严,她敲了两下,没人应,推门进去。
板房里很暗,只亮着一盏台灯。
台灯是老式的,灯泡是暖黄色的,瓦数不高,照亮了床铺周围一小片区域,其他地方都沉在阴影里。
陆野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个东西。
是布包,藏蓝色的,上面绣着彝族的纹样,八角花,红黄绿三种颜色。八角花的图案是对称的,八个角均匀分布,每两个角之间都有一根弧线相连,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合的圆。针脚细密,但能看出是手工缝的,因为每个花瓣的大小不完全一样,有的胖一点,有的瘦一点。
“这是什么?”沈时晚问。
陆野抬头看到是她,没有把布包藏起来——他从来不是那种会藏东西的人。他把布包放在膝盖上,手指摸着上面的八角花,从中间开始,沿着花瓣的边缘走了一圈,最后回到起点。
“我阿妈做的,”他说,“护身符。”
沈时晚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板房里的空间很小,两个人坐在一起,膝盖碰着膝盖。
她穿着运动裤,他穿着工装裤,两种面料的摩擦系数不同。
他的裤腿粗糙,她的裤子光滑,碰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裤子会滑开,他的裤腿纹丝不动。
“里面装了什么?”她问。
“经文,还有山上的泥土。”
“哪座山?”
“我家后面那座。彝语叫‘阿兹觉’,意思是‘太阳出来的地方’。”
沈时晚想象那座山——在凉山的深处,太阳每天从山背后升起来,先照亮山顶,再慢慢往下移,移到半山腰,移到山脚,移到寨子里。
老太太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上山了,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爬到山顶,在最接近太阳的地方捧了一捧土。
她把那些土装进布包,在布包上绣了八角花,又请寨子里的毕摩——彝族的祭司——在上面念了经。
“可以打开看看吗?”沈时晚问。
陆野把布包翻过来。背面用歪歪扭扭的汉字绣着“平安”两个字。“平”的一竖歪了,“安”的一横短了,但每一针都扎得很深,线勒得很紧。“我阿妈不识字,这两个字她绣了一年。”
沈时晚看着那两个字,伸出手指,轻轻摸了摸“平”的那一竖。线是黑色的,棉线的纹理在指尖下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一竖不是直的,在中间拐了一个小小的弯,像一个走了很长的路终于回到家的人在门口拐了最后一个弯。
“出事那年,”陆野说,声音很低,“她把这个寄给我。”
沈时晚知道“出事那年”是哪年。
三年前,事故,两个工人死了。他没有说过是哪个月,但她在工地上听别人提到过——那年的九月,秋天才刚刚开始,高原上的草还是绿的。那天晚上月亮很亮。
“她打电话哭了三天。哭完之后,寄了这个。”陆野把布包放在膝盖上,手指慢慢摸着那个“安”字。“她说,山里的土能保平安。”
他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但他摸那个“安”字的手指,在微微颤抖。
“我以前不信这些东西,”陆野说,“现在信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信了。”
沈时晚听懂了。
当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连“我设计的爆破方案”都不敢再百分之百相信的时候,他会抓住任何一根稻草。
哪怕那根稻草只是一个布包、一把泥土、一个不识字的女人花了一年时间绣出的两个字。
“陆野,”她握住他的手,“事故的事,你从来没跟别人讲过吧?”
陆野沉默了一会儿。
板房外面有人在走路,脚步声经过门口,又走远了。远处的隧道方向传来钻机的声音,闷闷的,像心跳。
“讲过,”他说,“跟山讲过。”
沈时晚把他的手握紧了。
“你阿妈绣的这个‘安’字,”她说,“她不是让你平安回来,她是让你平安活着。不管你在哪——在工地,在隧道,在成都,在凉山——活着就行。”
陆野看着她。台灯的光从她背后照过来,在她脸上投下一片暖黄色的光晕。她的眼睛里有一点亮晶晶的东西在转,不是泪,是光。
“你呢?”他问,“你信什么?”
沈时晚想了想。
“我以前信数据。数据不会骗人。后来发现,数据只能告诉你‘是什么’,不能告诉你‘怎么办’。顾淮走的那天,我的数据说‘天气稳定’,我信了。代价是三条人命。”
“现在呢?”
“现在,我信一个东西。”
“什么?”
“直觉。看到不好的云,心里会咯噔一下的那种直觉。看到一个人,知道他值不值得的那种直觉。”她看着他。“我的直觉告诉我说,你值得。”
陆野的手指在“安”字上停了下来。他看着她,台灯的光落在他眼睛里,在那层深褐色的虹膜上跳跃。
“沈时晚,”陆野说。
“嗯。”
“你怕什么?”
沈时晚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
她以为他永远不会问别人怕什么——因为在他看来,怕是一件私事,跟穿什么颜色的内裤一样,不应该拿出来讨论。但他在问。他的眼睛在问。他的声音在问。他的手指在她掌心里,也在问。
“我怕来不及,”她说,“来不及跟顾淮说一声‘对不起’,来不及让你去做手术,来不及——很多事情。来不及看到隧道贯通,来不及跟你去凉山看星星,来不及——”
“不是‘来不及’,”陆野打断她,“是‘怕自己不够好’。”
沈时晚愣住了。
他说对了。她怕的从来不是时间不够,是怕自己不够好——不够好的预报害死了顾淮,不够好的关心救不了陆野。
“你怎么知道?”她问。
“因为我也一样。怕不够好。怕设计的参数出问题,怕带出来的工人出事,怕隧道还没通我就——走了。怕阿妈绣的‘安’字保不了我的平安,怕我回不了凉山,怕——”他停了一下。“怕你白来了。”
“白来了”的意思是——你为我做的这一切,你的关心、你的照顾、你的数据、你的银耳汤、你的姜茶、你的软面条,如果我没有好起来,就都白费了。
沈时晚的眼眶红了一圈。
“陆野,”她把手按在他手背上,“你不是‘怕自己不够好’,你是太好了,好到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扛。事故不是你的错,隧道不是必须你一个人挖,你的病不是你自己能控制的。”
“你不也一样吗?”陆野看着她,“顾淮的死不是你的错。”
两个人对视着。台灯的光摇摇曳曳,把他们的影子投在铁皮墙上,两个影子重叠在一起,像一个。
“我们是一样的,陆野。都欠着别人的命,都在用余生还债。”她看着他。“但你不能用命还。”
陆野没有回答。布包上的“安”字在台灯下微微反光,那根歪歪扭扭的绣线,像一条曲折的、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路。
那天晚上,沈时晚在陆野的板房里待到很晚。
他们没再说什么重要的话。陆野给她泡了一杯茶——用的是工地发的袋泡茶,茶包泡了三分钟,水的颜色还是接近透明的。沈时晚捧着他的搪瓷杯,一口一口地喝,没嫌淡。
搪瓷杯的手感粗糙,杯身上印着“中铁X局”的红字,边沿磕掉了好几块瓷。
走的时候,陆野把那个布包收进了枕头底下。
沈时晚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台灯还亮着,陆野坐在床边,影子被灯光拉得很长,投在铁皮墙上。那道影子的形状不像他,太高了,太瘦了,太孤单了,像一棵长在悬崖边的树,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它一个人扛着。
她轻轻关上了门。
走廊里那根坏了的灯管还没修好,忽明忽暗地闪着。
她走在忽明忽暗的光里,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