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他可能在高原待不了多久了
那场大塌方之后，工地的气氛彻底变了。
不是说之前不紧张，是之前的紧张还有余地——大家相信隧道能过去，相信陆野有办法，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
但现在，那种相信被那一堆从顶板崩落的碎石砸碎了。
碎的不是石头，是人心里那根弦。
赵队长的烟抽得比平时多了两倍。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进去一趟出来衣服上全是烟味。
他每天早会的声音不再是东北人的大嗓门，而是沙哑的、疲惫的、像砂纸磨过铁皮的声带在振动。
陈工的白头发一夜之间多了很多，不是比喻，是真的多了。
沈时晚看着他从隧道里出来，摘下安全帽，头发白了一片，像顶着一头霜。
没有人问陈工怎么了，大家都看到了。
那个“怎么了”不需要问，答案写在每个人脸上——进度上不去，工期赶不完，隧道过不去。
而在这所有的“不去”和“不完”之上，还悬着一个更大的问题：陆野的身体还能撑多久。
沈时晚每天晚上都在观测站里整理数据，但她整理的不再只是气象数据。
她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表，横轴是日期，纵轴是陆野的身体指标——心率、血压、血氧、脚踝水肿程度、手指颤抖频率、睡眠时长。
她把他的身体当成一个实验对象，监测，记录，分析。她试图从这些数字里找到一个规律——他还能撑多久，她还有多少时间。
但数字不骗人，也不安慰人。
它们只是在那里，一天比一天差。
心率从九十二到九十五，从九十五到九十八，从九十八到一百零二。血氧从八十九到八十六，从八十六到八十三。
脚踝水肿从“轻微”到“明显”，从“明显”到“按下去一个坑，回弹慢”。
她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下面。
她不想看了。
不看，数字不会变。
看，数字也不会变。她看了，她难受。
不看，她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
她必须看。
她每天都在看。
三月十八日，导师又来邮件了。
这一次不是催她回北京，是通知她——开题报告会定在四月十日，所有博士生必须参加，不能缺席，不能远程，必须本人到场。
邮件最后写了一句话：“时晚，这是最后期限。你不能在高原待一辈子。你总要回来。”沈时晚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她不能在这里待一辈子。
她要回去。
回去答辩，回去拿学位，回去做研究，回去走她该走的路。
陆野呢？
陆野在她该走的那条路上吗？
她不知道。
他的路和她的路，在海拔四千六百米的地方交叉了一下，然后各走各的？
她不甘心，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没有回复那封邮件。
她把手机扣在桌上，屏幕朝下，出门了。
她走到隧道口，陆野刚从里面出来。
他今天的状态不错，脸色没有那么灰了，走路也没有扶墙。
他看到她，说了一句：“你脸色不好。”
“你的脸色也不好。”
“我跟你不一样。我本来就不好。你应该好。”
沈时晚没有接话。
她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
他把安全帽摘了，放在地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点了几次才点着。
烟头的火光在风里明灭，他吸了一口，烟雾从嘴里吐出来，被风吹散了。
“陆野，我导师来邮件了。开题报告会定在四月十日。我必须回去。”
陆野的手停了一下。烟夹在指间，没有送到嘴边。他低头看着烟头的火光。
“什么时候走？”
“还没定。”
“定了告诉我。”
沉默。
风从峡谷里灌进来，吹得沈时晚的头发飞到脸上。
她没有拨开，也没有说话。
她在等，等他开口。
他没开口。
“陆野，”她说，“你不想让我走吗？”
“不想有什么用。”
他抬起头看着她。
他的眼睛在头灯的反光里很亮，但那种亮不是她在顾淮眼睛里见过的那种亮。
顾淮的眼睛是星星，是光，是年轻的热烈的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陆野的眼睛不是。
陆野的眼睛是隧道深处的灯，不亮，但你知道它在亮。
只要它还在亮，你就不怕黑。
“陆野，我可以不走。我可以延期答辩，延一年，延两年。等你的隧道通了，等你下山了，等你的病好了，我再回去。我可以说我病了，可以说我在高原走不开，可以说我的数据没采完。我可以编一百个理由。他们不会来查。”
沈时晚一口气说了很多，说完之后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不走。
她不想走。
她可以不走。
她说完之后看着陆野，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他沉默了很久，烟在指间烧到了滤嘴，烟灰掉在地上，被风吹散了。
“不行，”他说。
“为什么？”
“你的论文，你读了多少年书了？”
“从本科到博士，十年。”
“十年。你读了十年书，不是为了在这里停下来。你的路在前面，不在我旁边。”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进她的心里。她疼，她没有躲。疼是对的，疼说明她还在乎。
“陆野，你要赶我走吗？”
“不是赶你。是让你走。你走了，还会回来。你不走，你留在这里，你会后悔。你后悔了，你就不会回来了。我等你回来。你走了，我等你。你回来，我在这里。”
陆野把烟掐灭在石头上，站起来。
他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转身走回隧道口。
他的步伐不快，但他的背挺得很直。
沈时晚蹲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隧道口的黑暗里。
头灯的光在黑暗中晃了一下，消失了。
她蹲在那里，风从峡谷里灌进来，吹得她的围巾猎猎作响。
她用手指在碎石地上画了一个圈。
圈的中心是“陆野”，圈的边缘是“北京”，圆规的脚尖是她的心。
她蹲在那里，画了很久。
画好了，站起来，用脚把那个圈抹掉了。
圈可以抹掉，心抹不掉。
那天晚上，沈时晚在观测站里坐了很久。
她把顾淮的笔记本从枕头底下拿出来，翻到那张照片。
顾淮站在祁连山脚下，阳光太强眯着眼，手里拿着地质锤，笑得很不像一个地质学家的样子。
沈时晚对着照片说了一句：“顾淮，我遇到一个人。他跟你不一样。他什么都比你差。不会说话，不会笑，不会哄人。他的身体也不好，心坏了。但他想活着。他想活着，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把路修完。为了他妈，为了他阿妈，为了那个从凉山跟他出来的工人。他活着，是为了别人。他想为别人活着，我希望他为自己活着。我希望他为自己活着。哪怕只是一天。他活着就行。”
照片里的顾淮还是笑着，他的笑在灯光下有点模糊。
她用手指摸了摸他的脸，合上笔记本，放在枕头下面。
她打开手机，给导师回了一封邮件。
她写了很长，写了删，删了写，反反复复。
最后发出去的只有一行字——“老师，我四月十日回去答辩。我会准时到。”
发完之后，她拨了妈妈的电话。
响了几声，接通了。
“妈。”
“晚晚？”妈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还是那样，不急不慢，带着一口软绵绵的南京话。
“你怎么想起来打电话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嗓子怎么了？感冒了？吃药了没有？高原上感冒不是小事，你要去医院看看。”
“妈，我没事。我就是想你了。”
沈时晚的声音有点哑。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晚晚，你是不是哭了？”
“没有。风大。嗓子干。”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每次哭都说眼睛进沙子了。你长大了，还是这样说。我老了，但我没糊涂。你怎么了？”
沈时晚的眼泪掉下来了。她没有出声，用手捂住话筒，不让自己哭出声。
“妈，我遇到一个人。他修隧道的。他的身体不好。他的心脏坏了。他可能在高原待不了多久了。我要回去答辩，我走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他让我走。他说我的路在前面，不在他旁边。他说他等我回来。”
她一口气说完，眼泪止不住了，顺着脸颊往下淌，
滴在手机屏幕上，模糊了妈妈的电话号码。
妈妈沉默了很久。
电话那头只有呼吸声。
妈妈的呼吸声，沈时晚的呼吸声，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在一条细细的电话线里交织在一起。
“晚晚，你听妈说。妈没见过这个人，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知道他家里是做什么的，不知道他对你好不好。但妈知道，你是个死心眼。你看上的人，不会差。你的路在前面，他的路也在前面。你们的路不一定是一条路，但可以并排走。并排走，就不会丢。你回来答辩，答完了，再回去。他等你，你就回去。他不等你，你也回去看看。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活着就好。”
沈时晚握着手机，哭出了声。
“妈，我答辩完就回去。我回去看他。他活着，我就留下。他不在了，我也要回去看看他待过的地方，看看他的桥，看看他的隧道。”
“好。妈等你。你爸等你。我们都等你。”
沈时晚挂了电话。
她蹲在观测站的地上，哭了好一阵，哭到嗓子哑了，哭到眼泪干了。她站起来，用冷水洗了脸，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眼睛。
红的，肿的。
她对着镜子说了一句：“沈时晚，你哭什么。你还没走呢。你走了还可以回来。你回来了还可以见到他。他活着。他还活着。”
那天夜里，她没有写笔记本。
她关了灯，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
风从雪山顶上俯冲下来，穿过河谷，撞在板房的铁皮墙上。
她在那个声音里慢慢地、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她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走在一条很长很长的隧道里，头灯的光照不远，只能看到前面几米。
她走了很久，走到腿酸了，走到头灯快没电了，走到她快要放弃了。
然后她听到了一个声音——“时晚。”不是顾淮，是陆野。她的头灯亮了。她往前走，走得更快。隧道口的光越来越亮。
她跑了起来。
她跑出了隧道。阳光刺眼，她眯着眼睛。
陆野站在隧道口，手里拿着安全帽，脸上全是灰，但他在笑。
他不是不会笑吗？
他笑了。
她走过去，他也走过来。
两个人走到一起，她伸出手，他握住了。
醒过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颏，闭上眼睛，想再回到那个梦里。
梦不回来了。
她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直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