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修隧道修傻了是不是？

发现那个秘密，纯属偶然。

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沈时晚去项目部办公室取一份打印好的气象报告。

走廊的灯坏了一根，忽明忽暗的。

她摸黑走过去，经过医务室门口的时候，看到门缝里透出一线光，像一条细细的银色丝线从黑暗里切出来。

她没在意，继续往前走。

走了两步，听到里面传来一个声音——很低，像是忍着什么，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闷哼。

不是喊疼的那种，是那种把疼压在喉咙最深处、实在压不住了才不小心漏出来的声音。

她停住了。

走廊里很安静，远处隧道口的钻机声被板房的墙壁过滤了好几层，传到医务室门口的时候，只剩下一种低沉的、持续的嗡鸣，像地球在呼吸。

那个闷哼声就混在这嗡鸣里，不仔细听听不到。

沈时晚屏住呼吸，往门缝的方向靠近了一步。

门没关严。她透过门缝往里看。

陆野坐在病床边上，上衣脱了一半，右肩上贴着一块膏药。膏药是麝香的，气味辛辣浓郁，在狭小的空间里扩散得很快，沈时晚站在门外都闻到了。

他的皮肤颜色很深，是那种被高原紫外线暴力晒过后变成的深褐色，但膏药下面的皮肤颜色浅了一圈，是一个规则的方形，边界分明。

老周医生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听诊器，脸上的表情不对。

沈时晚在工地上待了一个多月，没见过老周这个表情。

老周平时是个乐呵呵的中年人，给人看病的时候总是一边量血压一边聊家常——“今天吃了没”“孩子多大了”“老家哪的”。

但今天他不说话了。

他把听诊器的耳塞塞进耳朵，金属头按在陆野的胸口，移动了好几个位置。

每移动一次，他的眉头就拧紧一分。

“你这心率，我不用听诊器都能看出来快，”老周的声音带着责备，“血压也高，收缩压快一百六了。氧饱和度才八十四。”他把血氧仪从陆野手指上取下来，举到眼前看了看读数，又放回去重新测了一次。读数没变。

“小陆，你得跟我说实话，这种感觉多久了？”

陆野没吭声。

“我问你话呢！”

“……一段时间了。”陆野的声音很平。

“一段时间是多久？一个月？两个月？”

陆野沉默。

“我问你话呢！”老周的声音拔高了，听诊器从他手里垂下来，橡胶管在空气里晃荡。

“……半年。”

老周沉默了。沈时晚在门外也沉默了。

医务室里安静了很久。

沈时晚数着自己的心跳，数到了二十三下。二十三秒。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够一个人说一句“你还好吗”，够另一个人说一句“我没事”，但不够让一个医生接受一个病人隐瞒了半年的病情。

“半年？”老周的声音突然拔高，“陆野，你这是拿命开玩笑！你知不知道高原性心脏病早期症状就是心率加快、胸闷、乏力？你这些症状出现至少半年了，这半年你是不是一直在硬扛？”

“没有大事。”

“没有大事？你现在的指标，放在平原都算异常，何况海拔四千六！”老周把听诊器放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你听听你自己的心音，第二心音亢进，肺动脉瓣关闭音像打鼓一样。这是肺动脉高压的典型体征，你知不知道？！”

“知道，”陆野说。

老周愣了一下。“你知道？”

“我去格尔木查过。”

老周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他看着陆野，眼神里的愤怒慢慢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不是原谅，是无力。

是一个医生在面对一个不听话的病人时，那种“我已经把后果告诉你了，你还要这样，我没办法”的无力。

“你知道还——”

“周医生，”陆野打断他，声音不大，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平静，“隧道在断层带。我不能走。”

“你——”老周气得把听诊器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陆野，你修隧道修傻了是不是？隧道重要还是命重要？”

陆野没有回答。

他把衣服拉好，拉链拉到最上面，遮住了那块膏药。

他从床上站起来，动作很慢，像每一个关节都在疼——不是那种急性的、尖锐的疼，是那种慢性的、钝的、像生锈的合页在转动时的滞涩感。

“周医生，这份病历别往上报。”

“你——”

“算我求你。”

老周没再说话。他的手停在半空中，保持着拿了听诊器又不知道该往哪放的姿势。

他把听诊器卷起来塞进白大褂的口袋，口袋被撑得鼓鼓囊囊的，听诊器的金属头从口袋边缘露出一个角，在灯光下闪了一下。

“陆野，”老周医生的声音低下来，“你的心脏撑不了太久了。肺动脉高压不是小病，是会要命的。你现在右心已经出现功能不全的迹象了，脚踝水肿就是证据。继续拖下去，下一步是右心衰竭。到时候不是你能不能干活的问题，是你还能不能活着下山的问题。”

“再给我一个月。断层带就过去了。”

沈时晚站在门外，指甲掐进了掌心。

一个月，他说一个月。他不是不知道后果，他知道。

他只是在赌——赌自己的身体还能撑一个月，赌隧道一个月后能通，赌在这一个月里不会出事。

她听到了椅子挪动的声音，怕被发现，快步离开了。

回到板房，她坐在床边，心跳得很快——不是因为跑，是因为她终于确定了一件事。

她之前的所有猜测都是对的：陆野在生病，他知道自己在生病，他在瞒着所有人。不是无知，不是疏忽，是故意的。他知道后果，他选择了承担后果。

她想起导师说的话：“半年到一年。如果继续高强度工作，可能更短。”

她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又放回去，又拿出来。她想给导师打电话，想问“如果他继续待在海拔四千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还能撑多久”。但她不用问，她知道答案。

她把脸埋进手心里，坐了很久。

板房的铁皮墙壁在风里嗡嗡响，像一架无人弹奏的钢琴，每一个键都在响，但没有旋律。

第二天，沈时晚没有去找陆野对质。

她知道，如果她直接问“你是不是得了高原性心脏病”，陆野要么否认，要么用“跟你没关系”把她挡回去。

他那种人，不怕硬，只怕软。

硬的他能扛，软的他不知道怎么接。

你跟他吵，他能跟你吵到天亮。

你跟他讲道理，他能用沉默把你堵死。

但你不吵、不讲道理，你只是坐在他旁边，不说话，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她不问。

她换了一种方式。

上午，她在观测站调试设备的时候，扎西跑过来送文件。

她叫住扎西，问了一个看似随意的问题：“扎西，你们野哥平时吃饭规律吗？”

扎西想了想，眉头拧成一团。“不规律。忙起来一天吃一顿，有时候在洞里吃冷馒头。陈工说他好几次胃疼得冒冷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脸都白了。但他不让说，说‘没事，就是凉了’。”

沈时晚记下了。

中午，她去食堂打饭，遇到陈工。她坐下来，边吃边聊：“陈工，陆总工以前身体怎么样？”

陈工想了想，筷子停在半空中。

“以前还行，这两年差了些。高原嘛，待久了谁身体都不行。有句话叫‘高原待三年，平原老五年’，不是没道理的。”他夹了一口菜，嚼了咽下去。“但是他——”陈工压低声音，“他最近好像更差了。走路比以前慢，有时候开会会走神。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说没事。”

沈时晚“嗯”了一声，没再问。

下午，她去项目部办公室交材料，趁着赵队长看报告的间隙，说了一句：“赵队长，陆总工今天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赵队长抬头：“有吗？早上开会我看着还行啊。”

“可能是我多心了，”沈时晚说，“高原上待久了，心血管负荷大，还是要定期体检。”

赵队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沈时晚不是在想什么。

她在做一件更危险的事——她在慢慢地把“陆野的身体可能有问题”这个念头，种进每一个人的脑子里。

不需要说太多，一句就够了。

一句话放在赵队长心里，会像一颗种子，慢慢发芽。

下次他看到陆野脸色不好的时候，会想起这句话。下次他看到陆野走路变慢的时候，会想起这句话。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让“陆野的身体可能有问题”这个念头，在大家的脑子里扎下根。

她知道这很狡猾。

但她没有别的办法。

晚上，陆野从隧道里出来的时候，发现沈时晚站在台地上，面前放着一个保温桶。

“什么东西？”他问。

“银耳汤，”沈时晚说，“老刘煮的，多了一份，我不爱喝甜的。”

陆野看着保温桶，没动。

沈时晚把保温桶往前推了推：“你不喝我也喝不完，浪费。”

陆野蹲下来，拧开保温桶的盖子。

银耳汤的热气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扑在他脸上。他喝了一口，停了一下，又喝了一口。

“太甜了。”他说。

“甜的好，补充能量。”

他看了她一眼。

他在判断她的话的真假。

他在工地上待了十几年，学会了从微小的信息中判断真伪——岩体的纹理、工人的表情、天气的变化。沈时晚的表情没有任何破绽，但她的耳朵尖红了。

不是那种发烧的红，是那种微妙的、从皮肤下面透出来的、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的红。

“谢谢，”他说。

“说了不是给你的，是多出来的。”

陆野站起来，走了两步，停下来。

“沈博士。”

“嗯。”

“你昨天在医务室门口，站了多久？”

沈时晚的手僵了一下。

她以为他没发现。

她以为医务室的门缝够窄，她的动作够轻，走廊够暗，他不可能看到她。

“够久，”她承认了。

“听到什么了？”

“该听到的都听到了。”

沉默。

风从两个人之间穿过去，带着雪粒，打在脸上生疼。沈时晚没有缩。

“你别告诉赵队，”陆野说。

“你已经求过周医生了，现在又来求我？”

“不是在求你，”陆野转过身，看着她的眼睛，“我在跟你商量。”

沈时晚站起来，和他面对面。

她需要仰头才能看到他的脸。

“陆野，”她说，“你告诉我，你还能撑多久。”

陆野没有回答。

“医生说半年到一年，对吧？”

陆野依然沉默。但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沈时晚的鼻子酸了。

不是那种想哭的酸，是被什么东西堵住的酸——像水管里的气泡，上不去下不来，卡在胸腔最深的那个位置。

“陆野，”她说，“我可以不告诉赵队。”

“但我有条件。第一，从明天开始，你的血压、心率、血氧，我要每天知道。你不去医务室测，我来测。第二，你每天至少保证一顿热饭。不是冷馒头，不是压缩饼干，是食堂打的热饭。第三，如果有一天，你撑不住了，你要告诉我。不是‘没事’，不是‘还行’，是告诉我实话。”

“第四呢？”陆野问。

“没有第四了。”

陆野伸出手。

他的手上有厚厚的茧，指甲缝里的黑色洗不掉，在月光下看起来像一幅铅笔画。

沈时晚握住他的手。她的手很小，只能握住他三根手指。他的手很冰，她的手也不暖。

两个冰凉的人，在海拔四千六百米的冬夜里，握了一下手。

周围没有人看到。

风看到了，但风不会说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