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事情发生的突然，我甚至来不及反应，下车愣了几秒，才让人叫120。此时母亲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监护仪规律鸣响，显示患者的体征指标还算正常。
医生拿着病案本过来，拉开帘子，头也没抬地叫我：“张美兰家属。”
我从凳子上起身，抹了把脸，“我是...”
眼前是个年轻的医生，或许刚上班不久，身上没什么久居病院、于任何事都无关痛痒的冷淡气息，反而显得有几分脾气。他皱着眉，翻阅检查结果问我：“患者有脑膜瘤，并且已经引发了大面积水肿，很可能已影响肢体运动神经，才造成行动障碍，家属不知道吗？”
我张口解释：“我妈年前有晕倒过两次，也去做过检查，医生说可以观察。”
“哪个医生说的？”他冷脸问我。
我一时语塞，想不起这么说的几位都叫什么名字。但我哪记得清那么多名字？从回国到现在我咨询的医生两只手数不过来，只能大概记得几位比较靠谱的，跟我查询的资料文献说法较为一致。
他好像有些不耐烦，问我：“你什么学历？”
我愣了一下，“博士...在读...”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有何意义，甚至觉得他在带着有色眼镜看我。难道我显得很无知？让人觉得我没读过什么书，没上过几天学？
年轻的医生并没有对此做出反应，像是没听到般、翻着病案告知我：“建议患者住院手术，这种情况已经很危险了，再下去可能导致运动神经失能，继而半瘫，都是有可能的，家属仔细考虑下，办住院手续跟我来。”
他说着转身，脚底生风好像很忙的样子。我抓住即将要走的人，“医生，可以占用您几分钟时间吗？”
我随他前往办公室，在人转身的瞬间瞄见铭牌信息：神经外科，主治医师，蒋阔。
办公室只有他一位医生，于是我试探性地问：“您是急诊的吗？还是神外的？”
他语气平淡，“神外，今天在这帮忙。”
我稍沉下气，将我的几个问题、暂时还没得到明确答复、或者答复结果千差万别的一应诉说：她的情况有没有可能不开颅，做放疗切除，这样伤害会不会比较小？愈后效果如何？如果手术，成功率有多少？有没有可能留下后遗症、以及复发的可能性？选择手术有没有推荐的医生？这方面理论成果一说、实操又是一说——我听同学提过，每个科室的专家主任都多了去，但能做手术、做的好的没几个，这得好好挑。
名叫蒋阔的医生还算耐心，与他面上的冷漠不同，逐一解答我的问题，言论持之有据。
他说照我母亲的情况伽马刀明显不适用，肿瘤较大，而且在关键部位，一刀很可能切不掉，如果打散又有可能复发，在更难以控制的区域，不推荐采用。
这与我了解到的情况一致，让我对这位年轻的医生多了几分信任。
关于第二个问题，他告诉我：手术成功率只是一个数字，不代表结果，即使技术成熟、每天做上百台的手术也有可能出现意外，叫我不要将其看的过重。
我理解他的说辞，跟之前听到的一致，几乎都差不多。
他给我推荐了几个医生，都是年轻的实践派，说可以从中考虑。
我很感激能得到这些信息，谢过医生，回到急诊病房。
这时母亲已经醒了，躺在床上眼睛一睁一合，好像还不适应天花板的刺眼光线。
我走到床边俯身，帮她遮住光亮。母亲的手指钻过被沿，动作很轻地握住我的手，“肖肖，你去哪了...”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好像睁眼没看到我，很是心慌。
我回握住她的手，“去了趟医生办公室，了解下情况。”我欲言又止，思考是否该如实转达，医生交代需要住院的事实。
母亲问：“说什么了？我没事吧？应该...就是低血糖...”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不自觉地瞟向一侧，看着有些心虚。
我轻捏她的掌心，“妈，这次晕倒...和前几次差不多...”我看着她的眼睛，尝试说服：“脑袋里的瘤子可能还是要做，我们先排个住院，再看具体方案好不好？”
我想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令她接受现实，先不说是要手术还是放疗。
可母亲却突然张口：“不要，我不要。”
她说完自己也愣了几秒，像是无意识的反应，未经大脑仔细处理，脱口而出。母亲复又解释：“我挺好的，不用住院，我们回家吧。”
她平时很好说话，可不知怎的这会儿却犟得要命，令我想起美清姨的说辞：“你妈可比我犟多了，你是没见过。”
我一时无言，也不能多说其他。护士过来检查了体征指标，将报告交给我，交代到神经外科办住院。
母亲牵着我的手，说她想回家，其他起码等到明天再说。
回去路上我们一路沉默，母亲似乎不想提起，跟我装傻充愣。
我只好作那坏人，率先打破沉默，告诉她：“爸今晚就回来，我们商量商量。”
母亲扭头问我：“商量什么？”
我不忍直接说出真相，今天那位年轻医生的说辞只是坚定了我的想法，要劝她做手术，否则一直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母亲大概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没再说话。
高架桥上车流拥堵，前面许是发生了车祸，半晌都没动静。我覆上母亲的手，抚摸她那略显粗糙的肌肤纹路，“妈...”
她似乎知道我要说什么，呼吸都变得沉重。
我调整语气跟她商量：“年后我们看看，找个靠谱的医生，把手术做了，你觉得怎么样？”
母亲手心一抖，我感觉得到，她在害怕。
于是我更用力地握紧，劝她说：“您还年轻，医生说恢复起来不会那么吃力。等着好了，您和我爸还可以去美国找我，咱不是说好还要去夏威夷、阿拉斯加、还有很多地方玩吗？您得有个好身体才能付诸实践，是不是？”
母亲没对我的问题加以回应，只是呆呆望着窗外。此时前面的车流开始挪动，我松开她的手，重新扶上方向盘。
凝重气氛在车厢内挥之不去，我也不知如何倾诉这一刻我的恐惧：我当然也不想让她手术，不想承受失去她的风险，不想她受罪。可这些话说出口并不能改变母亲抗拒手术的现实，更会让她有所负担。
我将车驶入小区大门，母亲突然开口：“晚上等你爸回来，咱开个家庭会议，举手表决。”
我们家的事大多奉行这个原则：意见不一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林华胜同志踏着八点的钟声进家门，见我俩正坐在沙发上，一副等他回来的样子。
他连衣服都没换，冒着被我妈骂的风险，坐下跟我一起。
我主持会议，通报今日情况：张美兰同志晕倒在西餐厅门口，被送往医院，值班医生建议尽早手术。
她提出异议：“那值班医生那么年轻，估计就是个实习生，他说的话哪有那些专家主任牢靠？”
我承认这是她的论据之一，站得住脚。可如今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环境远没有那么和谐，很多医生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也是人之常情。加上母亲的情况手术难度大，不是每个医生都做的了、也接得住的，自然会有选择性的交代。
我跟她详细说明了这段时间探访各位专家、主任得到的说辞，以及查询文献资料得出的结论，希望她能够有所触动。
母亲面色犹豫，迟疑不决。
一旁的父亲也没有说话，我知道，他俩都还抱着侥幸心理。
于是我蹲到沙发跟前，握住她的手：“妈...”张美兰同志抬头看我，眼中满是不安。我恳求她：“就当是为了我好不好？我还想让你多陪我几年，要是真如医生所说，这么下去情况恶化，想治都治不好，我怎么办？我爸怎么办？”
“...”
迎接这段质问的是长久的沉默，我看着母亲落泪，于心不忍，将她拢进怀里。
张美兰同志的身形很小，只有一米五多，便显得我这一米七八的个子分外高大，能将其包裹的严严实实。
她拍着我的后背，“都听你的，妈妈都听你的...”
眼下没有再进行举手表决的必要，林华胜说：“我也支持你妈做手术，咱要相信儿子，他肯定不会害你。”
这是我从他那听到的为数不多的肯定，特别是在我出柜之后，老林同志看我横竖左右不顺眼，恨不能将我赶出家门，难得有句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