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京城淘宝

清晨七点半，天早以大亮。

张伟从招待所那张硬板床上醒来时，窗外已经传来了隐约的动静——早起倒马桶的声响，自行车铃铛的叮铃声，还有远处不知哪家工厂传来的汽笛声。

他躺在床上缓了会儿神。昨晚的经历像场梦，但从空间拿出那厚厚一沓钞票时，真实的触感又将他拉回现实。

三千三百多元。

在1960年的北京，这笔钱意味着什么，他心里渐渐清晰起来。

起身穿衣，收拾妥当。他穿上了那身灰色中山装——今天要去的地方，这身打扮更合适。皮鞋擦得锃亮，头发也梳理整齐。对着招待所那面模糊的镜子照了照，镜中的人看起来确实像个有正经工作的城里青年了。

下楼退房时，前台还是昨晚那个戴眼镜的老同志。他接过钥匙，退回两块钱押金，顺口问了句：“同志，这附近有什么吃早点的地方吗？”

老同志从眼镜上方看了他一眼，指了指门外右拐的方向：“往前走两百米，胡同口有个早点铺。去早点，晚了就没了。”

“谢谢您。”

张伟走出招待所。清晨的空气带着凉意，深吸一口，能闻到煤烟味和清晨特有的清冽。街道上人渐渐多了起来，大都是赶着上班的工人，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布兜或饭盒。也有步行的人，脚步匆匆，脸色大多带着这个年代特有的、营养不足的蜡黄。

顺着老同志指的方向，没走多远就看见胡同口支着个棚子。棚子下摆着两张矮桌，几条长凳，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正忙着掀蒸笼盖子，白色的蒸汽腾起来，在清晨的光线里格外显眼。

走近了，能看清摊上的东西——两摞粗面馒头，一笼素包子，还有一大铁桶豆浆。包子的馅儿隔着皮能看出是深色的，大概是白菜或野菜混了点粉条。没有肉，更没有油条、糖饼那些在2025年早点摊上司空见惯的东西。

“同志，吃点什么？”妇女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

张伟看了看：“素包子怎么卖？”

“五分一个，加二两粮票。”妇女麻利地用竹夹子夹起一个包子，“豆浆五分一碗，不要票。”

“来五个包子，一碗豆浆。”

妇女动作很快，五个包子用旧报纸包了，又用缺口的粗瓷碗盛了碗豆浆递过来。张伟接过，找了张长凳坐下。

包子皮有些厚，面也不够白，但热乎乎的。咬一口，馅儿是切碎的白菜和一点点粉条，几乎没什么油水，只放了盐调味。豆浆倒是浓，豆香味很足，只是没糖——糖在这个年代太金贵，早点摊上不可能有。

他慢慢吃着，观察着周围的食客。大多是工人打扮，有的只买一个包子，就着自带的白开水吃。也有穿得稍微体面些的，会要碗豆浆。每个人吃得都很快，几乎不说话，吃完付钱付票，匆匆离开。

这就是1960年北京的早晨。没有琳琅满目的选择，没有悠闲的用餐时间，只有最简单、最必需的食物，和匆忙开始一天生活的人们。

张伟吃完五个包子——说实话，并没完全吃饱，但也不饿了——付了三毛钱和一斤粮票。妇女接过钱票，仔细看了看粮票，才小心地收进腰间的布包里。

离开早点摊，张伟开始在城里漫无目的地逛起来。

白天的北京和夜晚截然不同。街道两旁大多是灰墙灰瓦的平房，偶尔有几栋二层小楼，也是砖木结构，墙皮斑驳。临街的店铺门脸都不大，招牌简单，多是“国营某某商店”、“某某合作社”的字样。玻璃橱窗里陈列的商品稀稀拉拉，种类少得可怜。

路上的交通工具以自行车为主，其次是公交车，偶尔能看到几辆吉普车或卡车驶过。行人衣着朴素，颜色单调，蓝、灰、绿占了绝大多数。孩子们在胡同口追逐玩耍，身上的衣服大多打着补丁，但笑声一样清脆。

张伟走得很慢，目光扫过街景，心里却在对比。这里在2025年应该是繁华的商业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而现在，只有低矮的房屋，空旷的街道，和一种缓慢而沉重的节奏。

他拐进一条稍宽的街，突然看见前方有栋建筑的门脸上挂着招牌——“信托商店”。

信托商店。张伟心里一动。他在资料里看过这个名词，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产物，相当于官方的二手商店。老百姓把家里用不着的东西拿来寄卖，商店抽取佣金。因为东西来源复杂，有时候能淘到不少好东西。

他推门走了进去。

店里比想象中大。一进门是个宽敞的厅堂，高高的天花板，木质柜台擦得发亮。光线从朝南的大窗户照进来，能看见空气中漂浮的微尘。店里人不多，安静得能听见远处柜台后打算盘的噼啪声。

最先吸引张伟注意的是靠墙摆放的那些大件——几辆自行车，有“永久”也有“凤凰”，擦得锃亮；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机头上还盖着布罩；两个木壳收音机，喇叭蒙着布网；还有几件旧家具，大衣柜、五斗橱、八仙桌，漆面虽旧，但木质厚实，雕花讲究。

中间区域是玻璃柜台。张伟走近第一个柜台，里面陈列着各式各样的玉器首饰。白玉的吊坠、翡翠的镯子、玛瑙的串珠，还有各种戒指、胸针，在红色绒布衬托下泛着温润的光。

旁边的柜台专门摆手表。国产的上海牌、北京牌、天津牌，进口的也有几块——张伟认出了劳力士的皇冠标志，还有浪琴的飞翼沙漏，甚至有两块百达翡丽。这些表都静静地躺在绒布上，表盘干净，表带整齐，看得出是精心保养过的。

再往里走，墙上挂着字画。有装裱好的立轴，也有镜框装着的画作。张伟不懂书画，但能看出有些纸色已经泛黄，墨迹沉着，应该有些年头了。落款处的名字他大多不认识，只认出几个如齐白石、徐悲鸿这样的大名——如果这些是真迹，在后世可是天价，但他不敢买，怕买回去与25年出现一模一样的画，到最后不好解释。

店里还有别的区域：旧书刊、瓷器杂项、日用杂物……东西琳琅满目，摆放得井井有条。空气中有种混合的味道——旧木头的香气、淡淡的樟脑味，还有老房子特有的、岁月沉淀的气息。

“小同志，需要看看什么？”

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张伟转头，见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穿着深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齐，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他胸前别着个小牌牌，写着“营业员003”。

“您好。”张伟礼貌地点头，“我想看看玉器首饰。”

“玉器在这边。”老同志引他走到第一个柜台前，从腰间取出一串钥匙，打开柜门，“想看什么类型的？挂件、手镯、戒指？”

“想找几件品质好些的，送长辈。”张伟说，“最好是白玉或者翡翠。”

老同志抬眼看了看他，目光在他身上那套质地不错的中山装上停留了一瞬，笑容更亲切了些：“送礼啊，那是得挑好点的。您稍等。”

他转身从柜台下层取出个小木盒，打开，里面是块叠好的深色羊皮。他将羊皮铺在玻璃柜台上，动作仔细，四个角都抚平了。然后才从柜台里一件件取出首饰，小心地摆在羊皮上。

“这几件都是最近收来的，品质不错。”老同志戴上白手套，开始一一介绍。

第一件是个白玉观音吊坠。玉质细腻，油润如脂，雕工精细，观音的面容慈祥，衣纹流畅。老同志拿起吊坠，对着窗口的光线照了照：“您看这玉，羊脂白的，几乎无瑕。这是和田玉，老东西了，至少晚清。”

张伟又从柜台上拿起来——老同志特意提醒他小心——入手温润，分量压手。他对玉不算懂，但在潘家园逛了那么久，眼力还是练出一些。这块玉确实好，白得像凝固的羊油，透光看结构细腻均匀。

“这个什么价？”

“一百二。”老同志说，“不瞒您说，这玉要搁以前，价钱还得往上。但现在这年月……唉，好东西也卖不上价了。”

第二件是个翡翠福豆吊坠，豆荚饱满，翠色阳绿，水头足，在光线下绿得通透。

“这是老坑翡翠，颜色正，水头好。您看这雕工，豆荚上的藤蔓都雕出来了，精致。”老同志说，“这个一百五。”

接下来又看了几件：一只白玉手镯，圈口适中，玉质均匀；一支翡翠簪子，碧绿通透，簪头雕成兰花；还有对金镶玉的耳坠，金子成色足，玉是白玉，雕成小葫芦。

但最让张伟心动的，是老同志最后拿出来的两只手镯。

一只翡翠手镯，冰种，正阳绿色。那绿不像有些翡翠偏暗或偏黄，而是鲜亮、纯正的绿，像一汪春水凝在了镯子里。镯子宽厚适中，通体透亮，对着光看，里面几乎看不到棉絮杂质。

“这是真正的好东西。”老同志声音都压低了些，“早年间宫里流出来的，传了好几代。您看这颜色，这水头，现在难找了。”

另一只是紫罗兰翡翠手镯。紫色浓郁均匀，像是傍晚天边最深的霞光染了进去。同样是冰种，通透温润，紫色在光线下有层次地晕开，从深紫到淡紫，过渡自然。

“紫罗兰本就少见，这么浓、这么匀的更是稀罕。”老同志说，“这两只镯子，本来是不准备卖的。但最近……唉，主人家急用钱，才舍得拿出来。”

张伟看着这两只手镯，心里明白它们的价值。在2025年，这样的翡翠手镯，每只都要七位数起步。而现在，它们就静静地躺在这家信托商店的柜台上，等待着被标价出售。

“这两只……什么价？”他问。

老同志看了看他，沉吟片刻：“翡翠这只，二百二。紫罗兰这只，稍微便宜点，一百八。两只一起要，三百八。”

三百八。在1960年，这是普通工人三年的工资。但在张伟看来，这是白菜价——不，连白菜价都算不上。

他强压住心里的激动，面上保持平静，又拿起之前看中的两个白玉吊坠：“这两个吊坠呢？”

“都是羊脂玉，每个一百。”

张伟心里快速计算。两只手镯三百八，两个吊坠二百，总共五百八。他昨晚赚了三千多，完全负担得起。

但他没有立刻答应。在信托商店买东西，或许可以讲讲价——这是他从2025年带来的本能。

“老同志，我诚心要。”张伟斟酌着措辞，“这几件都是送给家里长辈的，想凑一套。您看……价钱上能不能让点？我一起要。”

老同志看了看柜台上这几件首饰，又看了看张伟，想了想：“您真要一起要？”

“真要。”

“那这样。”老同志拿起算盘，噼里啪啦打了几下，“两只手镯，算您三百五。两个吊坠，一百八。总共五百三。这是最低了，再低我就没法跟寄卖的客人交代了。”

五百三。比原价少了五十。

张伟点头：“行。麻烦您帮我包好。”

老同志脸上露出笑容：“好嘞。”他小心地把首饰一件件收起来，用软布分别包好，然后找来个硬纸盒，里面垫上棉花，把四件首饰仔细放进去，盖上盒盖，再用牛皮纸包好，细绳扎紧。

“您拿好，小心别磕碰。”

张伟付了钱——五十三张十块的。老同志接过，仔细验过，开了张收据递给他。

交易完成，张伟却没急着走。他又在店里转了转，目光落在那些自行车上。

“自行车怎么卖？”他问。

“看您要哪辆。”老同志跟过来，“这辆永久28加重，八成新，轮胎刚换过，一百八。那辆凤凰26轻便，稍微旧点，一百五。”

张伟看了看那辆永久28。车架结实，漆面虽有划痕但整体保存完好，车轮辐条铮亮，车把上的铃铛擦得反光。这在60年代可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有辆自行车，活动范围能扩大很多。

“永久的，我要了。”他说。

又是一百八出去。老同志开了票，让他去后面仓库提车。仓库管理员是个小伙子，检查了票据，把自行车推出来，还附送了个打气筒。

路过字画区和旧家具区时，他多看了几眼。那些字画里说不定有真迹，那些老家具也是好东西。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暂时没有存放的地方，也不急着变现。等以后稳定下来，再慢慢淘。

张伟推着自行车走出信托商店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他把装首饰的纸盒小心地绑在车后座，推着车在街上走。

阳光正好，洒在灰扑扑的街道上。张伟推着8成新的自行车，车后座绑着价值连城的翡翠白玉，口袋里装着昨晚赚的巨款和各类票证。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1960年北京的空气，有煤烟味，有尘土味，还有一种这个年代特有的、质朴而沉重的气息。

但他知道，在这个看似匮乏的世界里，蕴藏着无数机会。而他，已经找到了打开这些机会的钥匙。张伟先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翡翠玉器收到空间。

他骑上自行车，车轮碾过石板路，发出轻微的颠簸声。街道两旁，灰墙瓦房缓缓后退，偶尔有行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在这个年代，能骑上一辆永久28加重自行车，已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张伟蹬着车，嘴角微微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