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那只可乐瓶（2）

一九七六年冬夜那场突发事件，既无录音，更无照片，只有在场者的事后忆述，不免染上重重神话色彩。那只被砸碎的可乐瓶，在这段史称“淡江事件”或干脆叫“可乐事件”的传奇之中，始终是画龙点睛的关键道具。那瓶可乐，究竟背负了多少沉重纠结的历史情绪？

据查，可口可乐进入华人世界，始自一九二〇年代，但流传始终不广。大陆易帜，国府撤台之后，两岸更无引进。直到一九六八年，可口可乐方才正式设厂台湾，距“美军顾问团”在一九五一年朝鲜战争后大举驻台，倏忽已十七年。美国流行文化亦随美军驻台而渐渐取代早年的东洋文化，成为台湾青年时尚主流。可口可乐、牛仔裤、好莱坞电影，还有美军电台播放的“热门音乐”一起，成了“西风压倒东风”的象征。

一九七一年，台湾被赶出了联合国，次年尼克松访问北京，签署《中美联合公报》。不到三年，全球近三十国陆续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愈形孤立的国民党政权以“国际姑息逆流”称之。那段时间成长的台湾青年，面对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世界纷纷乱乱，整片岛屿被抛向未知，大人眼中满载着惶惑，青年的身躯则翻腾着澎湃的民族热血。“保钓”运动初兴，成为集体情绪宣泄的出口。一度在六〇年代蔚为主流的“存在主义”风潮，那股苍白、虚无之气，到七〇年代渐渐化开，让位给乡土与现实主义的艺文路线。

七〇年代初，还在淡江念书的李双泽，在台北“哥伦比亚”咖啡屋结识一群年轻歌手：胡德夫、杨弦、吴楚楚、杨祖珺……起初大家都唱英文歌，崇拜迪伦、琼·贝兹（JoanBaez）、多诺万（Donovan）和保罗·西蒙（PaulSimon），却渐渐在那样的时代气氛下，感到“唱洋歌”之底气不足——你我唱得再像，毕竟生来不是白肤碧眼；那歌写得再好，毕竟并非我乡我土所出。这股心虚一旦勾起，便难再扑灭，唯一出路，便是自创新曲，在“洋歌”与市面上被诋为“靡靡之音”的本地流行歌曲之外，另辟道路。李双泽居中鼓吹，尤其热切，各人摸索试验，总算有了几首成果。

一九七五年，杨弦终于“正式打响革命第一枪”，在当年最体面的演出场地——台北市中山堂举办创作歌谣发表会，演唱余光中诗作谱曲的新歌。之后发行唱片《中国现代民歌集》，回响远超预期。广播人陶晓清在“中广”节目邀访歌者，播放新曲，筹办演唱会，在原以西洋“热门音乐”为主的节目中专辟时段，介绍青年新创曲，成为最重要的“推手”。然而，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那可以是一场“运动”，更不敢奢想自己的歌真能动摇整个时代——那几个青年人，脑中大约是从未浮现“流行”二字，而更像同人团体的“艺文实验”吧。

李双泽，或许是极少数的例外。他始终抱着极其强烈的使命感，并且深深相信歌曲作为革命武器的潜在力量。

“可乐事件”那一夜，李双泽刚刚浪游世界归来。他从淡江辍学，花了两年遍历欧美各国与父亲的侨居地菲律宾，大开眼界之余，也体验了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见识了西方强权在第三世界留下的殖民阴影。从西班牙农村、菲律宾鱼市到纽约街头，年轻人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听的都是英文歌——他曾在菲律宾拍下一帧照片：背景是球场的草坪，铁网围篱高悬着鲜红巨大的可口可乐广告牌，一个穿牛仔裤的青年闲坐其下，茫然远眺——这帧照片在李双泽死后被好友梁景峰选为遗作文集《再见，上国》封面，微言大义，点滴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