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一章

第二百五十一章

且说侯生和卢生二人亡命而去,嬴政的愤怒是可想而知和无可指责的。别人逃跑也就罢了,可偏偏是你们两个!要知道,我豢养的术士虽多,却独独对你二人最寄厚望。凡你们所求,无不应允,凡你们所欲,无不得到。我何曾亏欠过你们?我何曾让你们作难?试问,我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你们更加满意?可是没用,可是你们还是要逃!你们当我是什么,一个可以愚弄在股掌之间的冤大头吗?

说起来,侯生和卢生这两人也确实不地道,光顾着自己逃命,却浑然不顾那些还留在咸阳的同行们的死活。果不其然,他们刚逃走没几天,一场灾难就开始降临在他们的同行身上。

嬴政一声令下,还没来得及逃离咸阳的术士们被悉数缉拿归案,关押一处,先由御史宣读诏书。诏书道,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然而,韩众入海求仙,一去再无音讯。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冀望极深,数年来却毫无所献,徒奸利相告日闻,欺吾仁厚而不忍责罚也。今卢生等不思图报,乃亡命而去,又复诽谤于我,以重吾不德。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诏书宣读完毕,接着就是要老实交待问题了。严刑拷打之下,诸生为求自免,互相揭发,乃至不惜编造,牵引诬告。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于咸阳,使天下知之,以为警戒。

此一事件,后世往往和焚书并列,合称为焚书坑儒。但究其原委,所谓坑儒,本只是对良莠不齐的术士队伍的一次清理整顿而已。这被活埋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候星气、炼丹药的术士,并非儒生。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可见,根本就没儒生什么事。

那么,坑术士又是在何时开始被误传为坑儒的呢?

首先提出坑儒的,是在东晋年间。梅颐献《古文尚书》,附有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这时,坑术士第一次被变性为坑儒。后来,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坑儒的说法于是沿袭下来,遂成定论。

对于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前人多有辨疑,到了清代,其伪书的身份已成盖棺定论。

伪造者虽千差万别,心态却完全一致,那就是莫不希望以假当真,成功蒙蔽世人。譬如,造假书画的人,在造假完毕之后,总会不惮辛苦,再伪造出名家的印章和题跋,以标榜名家品鉴,流传有绪。《古文尚书》的伪造者虽已不能得知,但其心态却也同样如此,所以才会多伪造出《尚书序》来,并假托在孔安国名下,以形其真。

伪造者将坑术士改为坑儒,其实也只是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从而表示《古文尚书》其来有自。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只是欲售其伪,并无心向嬴政泼脏水。后世却据此将坑儒判为铁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

作为掌握了主流话语权的儒者,他们也无意纠正这一错误。一方面,他们高唱复古师古之调,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深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道理,只要历史有利于当下,则其真伪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从理智上,他们也许怀疑坑儒是否确有,但从利益和感情上,他们却宁愿相信坑儒是为必有。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对他们无疑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嬴政就成了一个负面典型,可以被他们经常拿来念叨,他们念叨的目的,还是不外乎给当时的帝王听。你看,嬴政就因为坑了儒生,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不说,还落下了千古骂名。所以,陛下英明,不用微臣再多提醒……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也可以满足他们的感情需求。这倒不是说他们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要维持自己的团结和信仰,除了圣贤经典之外,同样需要一些殉道者,一些圣徒。而话语权在握,自然可以为本群体追认烈士,即使这些烈士并不存在,那也可以通过修改史料创造出来。而有了这些殉道者的存在,他们这一儒家群体也就添加了无限的荣耀和光辉。

儒者将坑术士揽到自己头上,心安理得地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并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如果你说坑的其实不是他们,他们一准得跟你急,你干吗不坑我们儒生,你瞧不起我们还是怎么的?

然而,恕我直言,在当时嬴政的心目中,儒生的地位的确远不如术士高。儒生只会以古非今,而术士却可以让他成仙不死,两者的重要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以儒生当时的地位,也根本不可能引得嬴政如此大动肝火,痛下杀手。

当然,自汉以来,儒家的地位迅速提高。时至今日,儒依然作为一个褒义词而存在。比如说儒商,虽实际是商,却也得把儒摆在商前面。然而,儒商这词,其实和后现代这类词一样,纯属胡言乱语,不知所云。儒商不两立,要么就儒,要么就商,焉能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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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与秦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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