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御医
中国最后一位御医手稿的发现，拉近了这个近乎传说的职业和今天的距离
他们是古装宫廷剧里永远不可或缺的配角，后宫阴谋的实施者，宫廷阴暗面的构成者，对善良男女主角的重大威胁。
他们就是御医，民间传说中近乎有神仙本事的一个存在，只是他们的医术越高，危险越大，常常随着皇帝的新旧交替而成为殉葬者。
中国最后的御医之一，清末最后一任太医院掌印御医任锡庚的手稿，于8月被收藏界陆续公布，全部20多卷的日记体手稿，拉近了这个古老职业和21世纪的今人之间的关系。
怎样成为一名御医
在中国医学史上，任锡庚算不上一号重要的人物，而他的特殊性就在于，他恰好经历了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慈禧太后掌权的年月，经历光绪宣统两任帝王，一直到帝制废除才离开太医院，而且他勤奋地用日记的方式把经历过的许多东西都记录了下来。这批东西，在上世纪80年代初被一位姓张的老收藏家发现，并用了当时的天价买了下来。
任锡庚在太医院呆了30多年后，写了一本《太医院志》，详尽地记载了太医院的规章制度、日常事务、历史渊源流变，以及许多逸闻，算是把这段历史完整地记录下来。“中国正在由戴逸先生主持修撰《清史》，其中单列医药卫生志，委托我来做，其中涉及太医院医药史的部分，就参考了任锡庚的著作。”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李经纬说。
根据任锡庚的记述，清朝的太医院原址在今天的东交民巷，占地广阔，大堂内悬挂康熙帝手书五言：“神圣岂能在，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这首诗是送给当时的太医院左院判黄升的，后来就成了镇院之宝。大堂之外，还有二堂三堂，以及诸多的厅房，有的办公，有的则是教学用。清太医院沿用明朝旧制，最高的领导称为院使，是正五品的官阶，以下为左院判，右院判，然后是御医，御医为正八品的官。御医以下为吏目、院士、医生等，这就不入流了，但是他们都被统称为太医，可见太医和御医是有着明显区别的。
在《太医院志》里，任锡庚详尽地记载了御医的考核和提拔，甚至还把考试卷子都录入其中，这也使我们知道要成为一个御医是多么的艰难，竞争是多么的激烈。
首先，一名医生想进入太医院，必须先成为里面的学员，这就必须通过考试，而要报名参加考试，比如有一个6品以上的官员推荐。考试统统为面试，由院里资深太医当面出题，由于名额有限，即使被录取，也要等到太医院的上一批学员毕业才能进去。进去后要读3年书，每年考核两次，考核采取各种加密措施，比如分组抽卷密封等杜绝作弊，考核通不过者留级。3年考核都合格，礼部来考一次，通过了，就成为太医院的医生。医生做久了，如果院士有空缺，就可以会考补缺，这时间通常是6年，成为院士后，就有机会参加新的考核，从而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御医，从进入太医院到成为御医，至少需要10年修炼。
当然，也有些由各省直接推荐上来的名医，可以直接参加御医考核，甚至在皇帝大病难愈时，也会让各地推荐良医。但不管推荐来的医生名气有多大，都必须先经过太医院的考核才能进宫去给皇帝看病。
由盛而衰的国家和中医
大约在光绪初年，20岁的任锡庚进了太医院，从最低层熬起，升迁在同僚中算是很快，他在太医院里没有做到院使、院判，但据说当时的院判张仲元很喜欢这个勤奋的年轻人，授予他一个特殊的权力：掌印御医，管着太医院的大印，有点院办主任的味道。据说他勤奋好学，对所有的学科都有兴趣而且喜欢向人讨教，这从他留下的这20多本手稿也可以看出，手稿囊括了中医的几乎所有领域，包括他对《难经》的注解，对防疫鼠疫的著作《鼠疫辨略》，还有关于儒家养生、关于舌苔诊治等等的学术论著。此外，他还把许多和学术无关的小事情也记录了进去。
在《太医院志》中，他记录了针灸在清末转衰的原因：道光二年，清政府开始禁止御医在皇帝身上行针灸之术，理由是在御医面前裸露身体有损皇帝的尊严。此令一出，针灸之术从此衰败。
又比如，他记录了太医院的搬迁：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1900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太医院所在的东交民巷变成了使馆区，太医院所在地变成了俄使馆，于是太医院只好搬迁，曾借用寺院的房子办公，5年以后才建起了新的院房，但是规模只有原来的1/10。
不仅仅是太医院的占地面积变小，太医院的人员编制也从100多人缩到几十人，医药分科比起清朝鼎盛时期的13个分科也大幅度缩水，最后变成了5个分科，大清朝的国力衰微也可由此窥见一斑。
清朝的皇帝多注重保健养生，比如康熙皇帝不仅通药理，还常常客串医生的角色，在给大臣的书信中赐宫廷药方和保健品。
而最长寿的乾隆皇帝，平生非常注重养生，终身服用药酒和养生汤丸。就连那位活不过60的勤政皇帝雍正，也在空时研究炼丹术，并指导御医们炼出两款保健丸，声称一直服用可以活到三四百岁。其他的太后嫔妃们，也深通保健之道，平常只要稍有不适就立刻召唤御医前来号平安脉，开些预防保养的方子。
因此，许多御医，包括任锡庚的笔记里也记录了很多治疗小疾甚至纯粹养生的方子，比如慈禧觉得自己的头发不够乌黑光亮，又或光绪的脚常感麻痹等等，因此而开列的洗头泡脚的方子等等。
清朝末年，最著名的病人是光绪，光绪的病或可认为心病，因为在囚禁之前，他很少患病，而被囚禁之后的10年光阴，他竟召唤御医诊治900多次。任锡庚的笔记里也收录了一些给光绪帝的方子，看上去多数是治疗肾亏的。
电视剧里，常常看见皇帝有恙，于是大太监赶紧吼一声“快去请御医”，这请可不是跑到太医院去请，那样耽误时辰了。御医每随驾当值，不仅在宫中有办公地点，就是太后皇帝等到承德避暑，到圆明园游园，太医院都在园子里有值班室，后来光绪皇帝被软禁在颐和园中，也有太医轮值。
给太后和皇帝看病的御医非同小可，常常是院判带队，3到6人共同会诊，诊脉时一人号左手，一人号右手，号完脉后两人换手。诊脉后大家各说各的判断，比较符合病人心意的诊断就会被采纳，然后开具药方，太后或者皇帝自己身边也有懂医术的太监宫女，有时候他们还要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对药方作一些加减，药每次都煎双倍的量，煎好后一份送给开药方的太医们去尝药，另一份立即封口盖印，如果尝药无误，就把药送上去。
后来光绪自己觉得病身沉重，痛感是吃药太多导致，于是有一次，他专门对御医们说，你们看我的病能治就开方子，千万不能以药试病。但太医们哪敢不开方啊。甚至在光绪最后弥留的时候，两位御医都知道皇帝熬不过夜，对大臣们说已经没必要开方，但大臣们还是恳求御医开方，说随便开什么都好。这张方子开具后，药还没有熬好，光绪就驾崩了。
西医渐兴，中医日衰
任锡庚身为御医，他自己却没有混到给皇帝看病的资历，当时常常给皇帝看病的几名御医，包括陈秉钧、力钧，外地推荐的张彭年，杜钟骏等。西医在清末已经对中医开始形成冲击。光绪在久病不愈的时候，曾经召唤过法国使馆的医生多德福前来诊断，但由于超然的地位和自信，绝大部分的中医并没有正眼看西医，任锡庚也没有太留意。
实际上，西医对中医的冲击，应该从康熙帝开始，当时康熙得了疟疾，用中医治了很久没好，后来用金鸡纳霜治好了，康熙因此很高兴，大力推广这个方子。但是中国人开始学西医，却要到任锡庚的年代，给光绪看过多次病的力钧所使用的方法也是中西医相结合。至1910年东北发生大鼠疫，更是重用了西医武连德，运用了现在卫生防疫理念来压制了鼠疫。在任锡庚的著作《鼠疫辨略》里，已经可以看到，虽然病人的诊治手段还是中医的方法，但许多防疫手段已经是现代防疫学的方法。
由于西医在东北消灭鼠疫的功绩，以及各种临床证实的有效，院使张仲元曾经在光绪三十七年提出在太医院开设西医学科，并得到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批准，但实际上这时候的清廷已经是朝不保夕，由于经费没有落实，这个高瞻远瞩的设想没有能够实现。后来光绪病死，各位御医就遭了殃，虽然没有按照古代惯例杀几个人陪葬，但是太医院院使张仲元难辞其咎，被革职待罪效力，各地推荐上来的名医皆被处罚，这清末的最后一次改革中医、引进西医的努力就此告终。
综观清朝御医史，尽管当时是满人统治，但太医院绝大部分都是汉人，而且从开始到结束，尽管西医在清朝末年已经形成相当气候，但太医院全部都是中医组成。至宣统上台后，没几年清朝覆灭，民国政府时期，留洋派掌握了政府的权力，中医突然从它至高无上的宝座跌落到了无名无分的尴尬地位。御医，这个从周朝就有的，曾经流传了多少传说的职业就此画上句号。
任锡庚在离开太医院后，除了继续行医以外，用了大量时间整理他半生的笔记手稿，并分订成20多册，这就是今天被发现的御医手稿。中医的传承特点就在于，每位大家都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东西，因此他们也特别希望离世时能够留下著作以便后人参阅传承，至于它如何被后人当废纸卖掉，那就不是著述的人能控制的了。
“医师”一词，是从周朝就有的古老词汇。《周礼》中，详细记载了周代的官职制度。
“医师”是周最高的医疗职务，负责王朝行使医药权力。“医师”包括上士、下士、府、史等职位，既负责王朝的医务，又负责王室的医疗医药。在周朝，“医师”已经采用了考绩制度，考核标准是根据其治疗效果，第一等为100%治愈，以后以10个百分比为一阶，每个考绩级别享受不同的待遇。
废除中医：历史相似的两页
■本刊记者/李梓
在国家和民族的衰败中，中医被当做一个旧势力靶子和替罪羊来成为革命的对象
最近几年，中西医之争渐演渐烈，“废除中医”说又一次卷土重来。中医与西医仿佛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两方，必须死掉一方，另一方才能真正地活起来。而从历史上看，唱衰中医，是从西医一开始登陆中国就有的论调，而且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缘由。
由于各方在网络上和刊物上的争斗越来越激烈，一些老中医学者也开始坐不住，开始撰写一些文章来反驳对方的观点。“说要废止中医的人都是不懂中医的人。”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李经纬说，在他看来，这种思潮有其必然性，“虽然现在已经是21世纪，但这次与上个世纪的反对中医潮流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1914年的全盘西化
“中国上个世纪的废除西医，主要是受日本明治维新时废止汉医的影响，当时中国许多新思潮来自日本，受日本的影响非常大。”李经纬说。
191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中医论出台，领军者是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此外还有汪精卫、褚民谊等一班留日派。
汪大燮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曾任留日学生监督，1907年回国，如同许多留日派一样，他有着严重的全盘日化倾向。1912年民国建立后，他成了教育总长，在7月举行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订立多种兴办学校令，这里边唯独没有中医教育的内容，这并不是遗漏，而是一种策略。1914年北京中医代表向北洋政府教育部申请北京中医学会注册，教育总长汪大燮以“吾国医学毫无科学根据”为由，决定禁止中医开业，废止中药，并仿效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学排除在医学教育之外。
汪大燮的主张，得到了汪精卫主持下的行政学院的大力行政支持，又得到了毕业于大阪医学院的余云岫的学术支持，他所发表的《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一文，其根本核心便是：中医毫无科学基础，不废除中医，则中国难以开展现代卫生医药事业，国民防疫能力必然难以提高等等，“倡科学之新医，而弃不根之旧医”。
新文化运动的“替罪羊”
中医与西医如此激烈冲突，固然是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重要原因，此外，还和中西医的交流时段有着重要关系，西医在中国开始传播之时，正是整个国家的国力衰落到极点之时，身为全国医药最高学府和行政府部门的太医院，没有能力承担起从学术上勾连东西学术的作用。
此后，政府的主要部门都被海归派所掌握，实权者的激进和对中医的单方面打压，不仅造成了中医在其后的40年没有参与到中国的现代教育体制中来，还导致了中医界与西医界的对立。
1914年，西医在中国还是稀罕事物，不仅普通人消费不到，就连贵族对它也难以接受，尽管失掉了封建王朝时代的法定天然地位，但是，中医还是有着声势浩大的群众基础。北洋政府很快面临着巨大的群众请愿的压力，所谓废除中医的论调也不好公开喊，从政府会议转向私人言论，第一次企图通过国家立法消灭中医的论调就此熄火。
1929年再起提案风波
192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如同1914年北洋政府成立一样，这又被反对中医者视为一个机会。1929年2月，新组建的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留日医生余岩及汪企张两人提出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提案中称：“旧医（对中医的贬称）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碍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不能进展。”该提案能被通过，当归功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医学博士褚民谊的努力。
消息公开后，舆论哗然，各地请愿不断，报章刊物等也纷纷刊文斥责，保中医派争取到了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支持，因而能够在政府要员中与留洋派对抗，3月17日请愿成功，此提案被取消。熟读这段历史的李经纬认为，在当时，提倡废除中医的一批人，不过是以此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的一个缺口，亲日派真正想达到的是从各方面全面复制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方略，而中医只是其中最容易下手的一个对象。
取得生存权，丢掉40年
经此风波后，中医界痛感没有政治地位就没有生存权利，于是要求成立一个政府机构来管理中医，3月17日也被一些人提倡定为“国医日”。1930年3月，由焦易堂等人提议，南京设立了中央国医馆，施今墨先生担任副馆长，中医算是在国民政府中找到了一个勉强的半合法地位。
但是，废止派仍然在寻找机会，1931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以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不符合法律强令解散，中医界又一次被激怒了。2月1日，中医界在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辞典及教科书等目标。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以冯玉祥为首的82名代表再次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家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允许设立中医学校。
其后，《中医条例》终于在1936年1月22日正式颁布，中医终于取得了合法地位。
“纵观整个民国政府时期，无论是《中医条例》颁布前还是后，民国政府当权者对中医的态度始终是压制的，在整个民国，中医教育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同时，由于对中医采取的新的管理办法，破坏了中医原来的传承模式。民国时期要求中医必需通过考核才能行医，而实际上，当时两年才进行一次考核，每次考核的名额远不能满足需求。中医在民国时期，严重地衰败了。”李经纬说。
从晚清到民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医被颠覆了它千年来固有的地位，在中国现代科学启蒙的重要年份里，非但没有从中得到益处和养分，反而使中医的理论水平和科研水平都下了一个层次，这给中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严重的阴影。1949年新中国建设后，由于**相信和提倡中医，中医教育终于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但在断代之痛和西医的冲击下，直至今日，中医仍然被指缺乏科学基础，应该及早扫除以后快。究其原因，这应该是一个从1900年结出的苦果。
中国最后一位御医手稿的发现，拉近了这个近乎传说的职业和今天的距离
他们是古装宫廷剧里永远不可或缺的配角，后宫阴谋的实施者，宫廷阴暗面的构成者，对善良男女主角的重大威胁。
他们就是御医，民间传说中近乎有神仙本事的一个存在，只是他们的医术越高，危险越大，常常随着皇帝的新旧交替而成为殉葬者。
中国最后的御医之一，清末最后一任太医院掌印御医任锡庚的手稿，于8月被收藏界陆续公布，全部20多卷的日记体手稿，拉近了这个古老职业和21世纪的今人之间的关系。
怎样成为一名御医
在中国医学史上，任锡庚算不上一号重要的人物，而他的特殊性就在于，他恰好经历了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慈禧太后掌权的年月，经历光绪宣统两任帝王，一直到帝制废除才离开太医院，而且他勤奋地用日记的方式把经历过的许多东西都记录了下来。这批东西，在上世纪80年代初被一位姓张的老收藏家发现，并用了当时的天价买了下来。
任锡庚在太医院呆了30多年后，写了一本《太医院志》，详尽地记载了太医院的规章制度、日常事务、历史渊源流变，以及许多逸闻，算是把这段历史完整地记录下来。“中国正在由戴逸先生主持修撰《清史》，其中单列医药卫生志，委托我来做，其中涉及太医院医药史的部分，就参考了任锡庚的著作。”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李经纬说。
根据任锡庚的记述，清朝的太医院原址在今天的东交民巷，占地广阔，大堂内悬挂康熙帝手书五言：“神圣岂能在，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这首诗是送给当时的太医院左院判黄升的，后来就成了镇院之宝。大堂之外，还有二堂三堂，以及诸多的厅房，有的办公，有的则是教学用。清太医院沿用明朝旧制，最高的领导称为院使，是正五品的官阶，以下为左院判，右院判，然后是御医，御医为正八品的官。御医以下为吏目、院士、医生等，这就不入流了，但是他们都被统称为太医，可见太医和御医是有着明显区别的。
在《太医院志》里，任锡庚详尽地记载了御医的考核和提拔，甚至还把考试卷子都录入其中，这也使我们知道要成为一个御医是多么的艰难，竞争是多么的激烈。
首先，一名医生想进入太医院，必须先成为里面的学员，这就必须通过考试，而要报名参加考试，比如有一个6品以上的官员推荐。考试统统为面试，由院里资深太医当面出题，由于名额有限，即使被录取，也要等到太医院的上一批学员毕业才能进去。进去后要读3年书，每年考核两次，考核采取各种加密措施，比如分组抽卷密封等杜绝作弊，考核通不过者留级。3年考核都合格，礼部来考一次，通过了，就成为太医院的医生。医生做久了，如果院士有空缺，就可以会考补缺，这时间通常是6年，成为院士后，就有机会参加新的考核，从而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御医，从进入太医院到成为御医，至少需要10年修炼。
当然，也有些由各省直接推荐上来的名医，可以直接参加御医考核，甚至在皇帝大病难愈时，也会让各地推荐良医。但不管推荐来的医生名气有多大，都必须先经过太医院的考核才能进宫去给皇帝看病。
由盛而衰的国家和中医
大约在光绪初年，20岁的任锡庚进了太医院，从最低层熬起，升迁在同僚中算是很快，他在太医院里没有做到院使、院判，但据说当时的院判张仲元很喜欢这个勤奋的年轻人，授予他一个特殊的权力：掌印御医，管着太医院的大印，有点院办主任的味道。据说他勤奋好学，对所有的学科都有兴趣而且喜欢向人讨教，这从他留下的这20多本手稿也可以看出，手稿囊括了中医的几乎所有领域，包括他对《难经》的注解，对防疫鼠疫的著作《鼠疫辨略》，还有关于儒家养生、关于舌苔诊治等等的学术论著。此外，他还把许多和学术无关的小事情也记录了进去。
在《太医院志》中，他记录了针灸在清末转衰的原因：道光二年，清政府开始禁止御医在皇帝身上行针灸之术，理由是在御医面前裸露身体有损皇帝的尊严。此令一出，针灸之术从此衰败。
又比如，他记录了太医院的搬迁：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1900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太医院所在的东交民巷变成了使馆区，太医院所在地变成了俄使馆，于是太医院只好搬迁，曾借用寺院的房子办公，5年以后才建起了新的院房，但是规模只有原来的1/10。
不仅仅是太医院的占地面积变小，太医院的人员编制也从100多人缩到几十人，医药分科比起清朝鼎盛时期的13个分科也大幅度缩水，最后变成了5个分科，大清朝的国力衰微也可由此窥见一斑。
清朝的皇帝多注重保健养生，比如康熙皇帝不仅通药理，还常常客串医生的角色，在给大臣的书信中赐宫廷药方和保健品。
而最长寿的乾隆皇帝，平生非常注重养生，终身服用药酒和养生汤丸。就连那位活不过60的勤政皇帝雍正，也在空时研究炼丹术，并指导御医们炼出两款保健丸，声称一直服用可以活到三四百岁。其他的太后嫔妃们，也深通保健之道，平常只要稍有不适就立刻召唤御医前来号平安脉，开些预防保养的方子。
因此，许多御医，包括任锡庚的笔记里也记录了很多治疗小疾甚至纯粹养生的方子，比如慈禧觉得自己的头发不够乌黑光亮，又或光绪的脚常感麻痹等等，因此而开列的洗头泡脚的方子等等。
清朝末年，最著名的病人是光绪，光绪的病或可认为心病，因为在囚禁之前，他很少患病，而被囚禁之后的10年光阴，他竟召唤御医诊治900多次。任锡庚的笔记里也收录了一些给光绪帝的方子，看上去多数是治疗肾亏的。
电视剧里，常常看见皇帝有恙，于是大太监赶紧吼一声“快去请御医”，这请可不是跑到太医院去请，那样耽误时辰了。御医每随驾当值，不仅在宫中有办公地点，就是太后皇帝等到承德避暑，到圆明园游园，太医院都在园子里有值班室，后来光绪皇帝被软禁在颐和园中，也有太医轮值。
给太后和皇帝看病的御医非同小可，常常是院判带队，3到6人共同会诊，诊脉时一人号左手，一人号右手，号完脉后两人换手。诊脉后大家各说各的判断，比较符合病人心意的诊断就会被采纳，然后开具药方，太后或者皇帝自己身边也有懂医术的太监宫女，有时候他们还要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对药方作一些加减，药每次都煎双倍的量，煎好后一份送给开药方的太医们去尝药，另一份立即封口盖印，如果尝药无误，就把药送上去。
后来光绪自己觉得病身沉重，痛感是吃药太多导致，于是有一次，他专门对御医们说，你们看我的病能治就开方子，千万不能以药试病。但太医们哪敢不开方啊。甚至在光绪最后弥留的时候，两位御医都知道皇帝熬不过夜，对大臣们说已经没必要开方，但大臣们还是恳求御医开方，说随便开什么都好。这张方子开具后，药还没有熬好，光绪就驾崩了。
西医渐兴，中医日衰
任锡庚身为御医，他自己却没有混到给皇帝看病的资历，当时常常给皇帝看病的几名御医，包括陈秉钧、力钧，外地推荐的张彭年，杜钟骏等。西医在清末已经对中医开始形成冲击。光绪在久病不愈的时候，曾经召唤过法国使馆的医生多德福前来诊断，但由于超然的地位和自信，绝大部分的中医并没有正眼看西医，任锡庚也没有太留意。
实际上，西医对中医的冲击，应该从康熙帝开始，当时康熙得了疟疾，用中医治了很久没好，后来用金鸡纳霜治好了，康熙因此很高兴，大力推广这个方子。但是中国人开始学西医，却要到任锡庚的年代，给光绪看过多次病的力钧所使用的方法也是中西医相结合。至1910年东北发生大鼠疫，更是重用了西医武连德，运用了现在卫生防疫理念来压制了鼠疫。在任锡庚的著作《鼠疫辨略》里，已经可以看到，虽然病人的诊治手段还是中医的方法，但许多防疫手段已经是现代防疫学的方法。
由于西医在东北消灭鼠疫的功绩，以及各种临床证实的有效，院使张仲元曾经在光绪三十七年提出在太医院开设西医学科，并得到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批准，但实际上这时候的清廷已经是朝不保夕，由于经费没有落实，这个高瞻远瞩的设想没有能够实现。后来光绪病死，各位御医就遭了殃，虽然没有按照古代惯例杀几个人陪葬，但是太医院院使张仲元难辞其咎，被革职待罪效力，各地推荐上来的名医皆被处罚，这清末的最后一次改革中医、引进西医的努力就此告终。
综观清朝御医史，尽管当时是满人统治，但太医院绝大部分都是汉人，而且从开始到结束，尽管西医在清朝末年已经形成相当气候，但太医院全部都是中医组成。至宣统上台后，没几年清朝覆灭，民国政府时期，留洋派掌握了政府的权力，中医突然从它至高无上的宝座跌落到了无名无分的尴尬地位。御医，这个从周朝就有的，曾经流传了多少传说的职业就此画上句号。
任锡庚在离开太医院后，除了继续行医以外，用了大量时间整理他半生的笔记手稿，并分订成20多册，这就是今天被发现的御医手稿。中医的传承特点就在于，每位大家都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东西，因此他们也特别希望离世时能够留下著作以便后人参阅传承，至于它如何被后人当废纸卖掉，那就不是著述的人能控制的了。
“医师”一词，是从周朝就有的古老词汇。《周礼》中，详细记载了周代的官职制度。
“医师”是周最高的医疗职务，负责王朝行使医药权力。“医师”包括上士、下士、府、史等职位，既负责王朝的医务，又负责王室的医疗医药。在周朝，“医师”已经采用了考绩制度，考核标准是根据其治疗效果，第一等为100%治愈，以后以10个百分比为一阶，每个考绩级别享受不同的待遇。
废除中医：历史相似的两页
■本刊记者/李梓
在国家和民族的衰败中，中医被当做一个旧势力靶子和替罪羊来成为革命的对象
最近几年，中西医之争渐演渐烈，“废除中医”说又一次卷土重来。中医与西医仿佛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两方，必须死掉一方，另一方才能真正地活起来。而从历史上看，唱衰中医，是从西医一开始登陆中国就有的论调，而且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缘由。
由于各方在网络上和刊物上的争斗越来越激烈，一些老中医学者也开始坐不住，开始撰写一些文章来反驳对方的观点。“说要废止中医的人都是不懂中医的人。”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李经纬说，在他看来，这种思潮有其必然性，“虽然现在已经是21世纪，但这次与上个世纪的反对中医潮流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1914年的全盘西化
“中国上个世纪的废除西医，主要是受日本明治维新时废止汉医的影响，当时中国许多新思潮来自日本，受日本的影响非常大。”李经纬说。
191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中医论出台，领军者是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此外还有汪精卫、褚民谊等一班留日派。
汪大燮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曾任留日学生监督，1907年回国，如同许多留日派一样，他有着严重的全盘日化倾向。1912年民国建立后，他成了教育总长，在7月举行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订立多种兴办学校令，这里边唯独没有中医教育的内容，这并不是遗漏，而是一种策略。1914年北京中医代表向北洋政府教育部申请北京中医学会注册，教育总长汪大燮以“吾国医学毫无科学根据”为由，决定禁止中医开业，废止中药，并仿效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学排除在医学教育之外。
汪大燮的主张，得到了汪精卫主持下的行政学院的大力行政支持，又得到了毕业于大阪医学院的余云岫的学术支持，他所发表的《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一文，其根本核心便是：中医毫无科学基础，不废除中医，则中国难以开展现代卫生医药事业，国民防疫能力必然难以提高等等，“倡科学之新医，而弃不根之旧医”。
新文化运动的“替罪羊”
中医与西医如此激烈冲突，固然是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重要原因，此外，还和中西医的交流时段有着重要关系，西医在中国开始传播之时，正是整个国家的国力衰落到极点之时，身为全国医药最高学府和行政府部门的太医院，没有能力承担起从学术上勾连东西学术的作用。
此后，政府的主要部门都被海归派所掌握，实权者的激进和对中医的单方面打压，不仅造成了中医在其后的40年没有参与到中国的现代教育体制中来，还导致了中医界与西医界的对立。
1914年，西医在中国还是稀罕事物，不仅普通人消费不到，就连贵族对它也难以接受，尽管失掉了封建王朝时代的法定天然地位，但是，中医还是有着声势浩大的群众基础。北洋政府很快面临着巨大的群众请愿的压力，所谓废除中医的论调也不好公开喊，从政府会议转向私人言论，第一次企图通过国家立法消灭中医的论调就此熄火。
1929年再起提案风波
192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如同1914年北洋政府成立一样，这又被反对中医者视为一个机会。1929年2月，新组建的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留日医生余岩及汪企张两人提出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提案中称：“旧医（对中医的贬称）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碍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不能进展。”该提案能被通过，当归功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医学博士褚民谊的努力。
消息公开后，舆论哗然，各地请愿不断，报章刊物等也纷纷刊文斥责，保中医派争取到了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支持，因而能够在政府要员中与留洋派对抗，3月17日请愿成功，此提案被取消。熟读这段历史的李经纬认为，在当时，提倡废除中医的一批人，不过是以此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的一个缺口，亲日派真正想达到的是从各方面全面复制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方略，而中医只是其中最容易下手的一个对象。
取得生存权，丢掉40年
经此风波后，中医界痛感没有政治地位就没有生存权利，于是要求成立一个政府机构来管理中医，3月17日也被一些人提倡定为“国医日”。1930年3月，由焦易堂等人提议，南京设立了中央国医馆，施今墨先生担任副馆长，中医算是在国民政府中找到了一个勉强的半合法地位。
但是，废止派仍然在寻找机会，1931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以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不符合法律强令解散，中医界又一次被激怒了。2月1日，中医界在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辞典及教科书等目标。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以冯玉祥为首的82名代表再次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家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允许设立中医学校。
其后，《中医条例》终于在1936年1月22日正式颁布，中医终于取得了合法地位。
“纵观整个民国政府时期，无论是《中医条例》颁布前还是后，民国政府当权者对中医的态度始终是压制的，在整个民国，中医教育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同时，由于对中医采取的新的管理办法，破坏了中医原来的传承模式。民国时期要求中医必需通过考核才能行医，而实际上，当时两年才进行一次考核，每次考核的名额远不能满足需求。中医在民国时期，严重地衰败了。”李经纬说。
从晚清到民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医被颠覆了它千年来固有的地位，在中国现代科学启蒙的重要年份里，非但没有从中得到益处和养分，反而使中医的理论水平和科研水平都下了一个层次，这给中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严重的阴影。1949年新中国建设后，由于**相信和提倡中医，中医教育终于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但在断代之痛和西医的冲击下，直至今日，中医仍然被指缺乏科学基础，应该及早扫除以后快。究其原因，这应该是一个从1900年结出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