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治国平天下之道（凡二十五条）》
《卷八治国平天下之道（凡二十五条）》作者：朱熹、吕祖谦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
家人离，必起于妇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尧所以厘降二女于妫汭，舜可禅乎？吾兹试矣。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身而已矣。
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故《无妄》次《复》，而曰“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深哉！明道先生尝言于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易》所谓“差若毫厘，缪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审也。惟陛下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尧、舜之道备于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则万世幸甚。
伊川先生曰：当世之务，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
今虽纳嘉谋，陈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听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责任宰辅，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协心，非贤者任职，其能施于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比》之九五曰：“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传》曰：人君比天下之道，当显明其比道而已。如诚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发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泽，是人君亲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亲比于上。若乃暴其小仁，违道干誉，欲以求天下之比，其道亦已狭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显明其比道，天下自然来比。来者抚之，固不煦煦然求比于物。若田之三驱，禽之去者，从而不追，来者则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为之者也。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于君言之，竭其忠诚，致其才力，乃显其比君之道也。用之与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谀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诚意以待之，亲己与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从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于乡党、亲戚，于众人，莫不皆然，“三驱，失前禽”之义也。
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称德，则君举而进之，士修其学，学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预于己也。农工商贾，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难矣！《泰》之九二曰：“包荒，用冯河。”《传》曰：人情安肆，则政舒缓。而法度废弛，庶事无节。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秽之量，则其施为，宽裕详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则无深远之虑，有暴扰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渐至于衰替，盖由狃习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刚断之君，英烈之辅，不能挺特奋发，以革其弊也，故曰“用冯河”。或疑上云“包荒”，则是包含宽容。此云“用冯河”，则是奋发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刚果之用，乃圣贤之为也。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传》曰：君子居上，为天下之表仪，必极其庄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诚意少散。如既荐之后，则天下莫不尽其孚诚，颙然瞻仰之矣。
凡天下至于一国一家，至于万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间也；无间，则合矣。以至天地之生，万物之成，皆合而后能遂；凡未合者，皆为有间也。若君臣、父子、亲戚、朋友之间，有离贰怨隙者，盖谗邪间于其间也；去其间隔而合之，则无不和且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
《大畜》之六五曰：“豮豕之牙，吉。”《传》曰：物有总摄，事有机会，圣人操得其要，则视亿兆之心犹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则戢，故不劳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刚躁之物，若强制其牙，则用力劳而不能止；若豮去其势，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君子法豮豕之义，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则察其机，持其要，塞绝其本原，故不假刑法严峻，而恶自止也。
且如止盗，民有欲心，见利则动，苟不知教，而迫于饥寒，虽刑杀日施，其能胜亿兆利欲之心乎？圣人则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农桑之业，知廉耻之道，虽赏之，不窃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传》曰：西南，坤方。坤之体，广大平易。当天下之难方解，人始离艰苦，不可复以烦苛严急治之，当济以宽大简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难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则当修复治道，正纪纲，明法度，进复先代明王之治，是“来复”也，谓反正理也。
自古圣王救难定乱，其始未暇遽为也，既安定，则为可久可继之治。自汉以下，乱既除，则不复有为，姑随时维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盖不知“来复”之义也。
“有攸往，夙吉”，谓尚有当解之事，则早为之，乃吉也。当解而未尽者，不早去，则将复盛；事之复生者，不早为，则将渐大。故夙则吉也。
夫有物必有则，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
兑，说而能贞，是以上顺天理，下应人心，说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违道以干百姓之誉者，苟说之道，违道不顺天，干誉非应人，苟取一时之说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说于民，如天地之施，感之于心而说服无斁。
天下之事，不进则退，无一定之理。《济》之终，不进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乱至矣；盖其道已穷极也。圣人至此奈何？曰：唯圣人为能通其变于未穷，不使至于极，尧、舜是也，故有终而无乱。
为民立君，所以养之也。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书，其所兴作，不时害义，固为罪也。虽时且义，必书，见劳民为重事也。后之人君知此义，则知慎重于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书者，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宫，复閟宫，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书。二者，复古兴废之大事，为国之先务，如是而用民力，乃所当用也。人君知此义，知为政之先后轻重矣。
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纲，分正百职，顺天时以制事，至于创制立度，尽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圣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为政须要有纪纲文章，先有司、乡官读法、平价、谨权量，皆不可阙也。人各亲其亲，然后能不独亲其亲。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推此义，则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
唐有天下，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汉之治过于唐。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本朝大纲正，万目亦未尽举。
教人者，养其善心而恶自消；治民者，导之敬让而争自息。
明道先生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仁不仁耳。离是而非则生于其心，必害于其政，岂待乎作之于外哉？昔者，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然非心存焉，则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后之失者，将不胜救矣。格其非心，使无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横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国，不及礼乐刑政，而云“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言能如是，则法行。不能如是，则法不徒行。礼乐刑政，亦制数而已。
法立而能守，则德可久、业可大。郑声佞人，能使为邦者丧其所守，故放远之。
横渠先生答范巽之书曰：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巽之谓孔、孟可作，将推其所得而施诸天下邪，将以其所不为而强施之于天下欤？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谓之王道，可乎？所谓父母之心，非徒见于言，必须视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设使四海之内皆为己之子，则讲治之术，必不为秦汉之少恩，必不为五伯之假名。巽之为朝廷言，人不足与适，政不足与间。能使吾君爱天下之人如赤子，则治德必日新，人之进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学与政不殊心而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