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们没有读懂过两晋文明

两晋的庄园社会在中国如白驹过隙，此后一千多年的小农意识支配下，人们从没有读懂过两晋文明。

国外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不变的社会。他们看到的是宋明清时代，农耕型社会已达到顶峰，社会可以一承不变。小农社会自给自足。失去推动‘科技’发展的‘欲，望’。而其实在小农经济建立之前，农耕社会经过了很长的发展期，这期间社会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

而在南北朝之前，有三本影响时代的农书，西汉的《汜胜之书》，东汉后期的《四民月令》和北齐的《齐民要术》。

西汉的《汜胜之书》还是讲小农生产，说明当时的庄园大规模管理式的生产还没有形成，最少是还不被重视，士族庄园主还不成气候。北齐的《齐民要术》也是讲小农经济为主，证明北朝后期庄园生产模式在消退之中。

而东汉末的《四民月令》则是针对庄园农业的一本书。证明庄园农业在东汉已经占一定地位。《四民月令》讲在每个月中如何安排生产。其中讲到如何存储大量的粮食，在农闲月份开矿、修渠，这些都不是小农能完成的。

从东汉时起，冶铁大多由大庄园来完成，需求产生科技，冶炼技术高速发展。《四民月令》虽也反对商业，但是此书却教授一些商业方法。因为士族庄园主可以生产超过本身所需的粮食、蚕茧、美酒。这些东西如果不及时卖出去换成钱，将会坏掉。《四民月令》先教授财物的储存方法，再教授什么时机下卖出剩余财物才能获得最大收益。（总不能在麦熟季节卖麦子吧）

所以在士族庄园主主导的社会下，商业必然会发展起来。庄园主要求社会必须流动起来。也因为这些，南朝的商业一直优于北朝，南朝士族地位高，社会流动性更大。

庄园经济存在之下，社会必然走成流动的自由式社会，王朝也会走成小政府。无为之治嘛，贵族分担了大部分政府责任。尤其是对底层农民的管理。我国封建王朝一般只管到县一级。

但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大多数时间，这种“自由”只是贵族庄园主的自由，贫苦大众没有公平可言。在公元330年左右，罗马帝国出台政令，规定：禁止佃农离开租种的田地。将佃农变成农奴。这道法令及其配套发令，为奠定中世纪欧洲整个社会结构基础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中国从北朝开始一步步向小农经济社会发展，到宋代完全进入小农社会。由于小农不能自发干大事（如修渠），也不好管理，农村的长老对农民的管理当然不能和贵族对农奴的管理权相比。中国进入大政府，公平式的社会（提倡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理念）。

西方士族统治走成自由式社会，中国王朝走入公平式社会。看到这个结论，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要生气的把本书撕碎。

中国王朝怎么会是公平的呢，看似无稽之谈，咄咄怪事。这还要从两个社会同期对比来看。

如果现代人可以穿越回一千年前的中世纪，如果要您去做地主，那您选择去东方，还是西方？您在全面衡量之下，一定会选择去西方做地主。手下的人全是您的农奴，在庄园内您就像一个土皇帝一样自由自在，在庄园外您也很高贵。还有一点，庄园主对女农奴有“初、夜、权”，这是法律规定的。到1800年左右才废除这一法律。“**”是什么样的憧憬。

“初、夜、权”被中国汉朝人听到，也会觉得匪夷所思。注意：西方进入贵族化社会之前也没有所谓的“**”。庄园主们真自由啊！

但是，在古代绝大多数人是穷苦人，您如穿越回古代，百分之九十以上会成为穷苦人。如果穿越回去做穷人，您全面衡量之下必到中国王朝（一千年前是宋朝）。在这里您最少是个普通农民，虽然贫难，也总算自给自足，靠天吃饭。就算运气实在不济，做个佃户，受到的人身压迫也比西方农奴小得多。

地主若打伤您的脚，他会被县令逮走。他也不敢玩弄佃户家的妇女，地主也怕被塞进猪笼，扔到河里。

我国走成以‘公正’为主的社会，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

今天，我们都知道儒学被叫做‘孔孟之道’。可是没多少人知道，这只是宋朝之后的称呼，宋以前，这位孔子的隔世弟子，孟子的地位很不高。直到唐朝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才被韩愈重视。

到五代十国时，城头变换大王旗，在五十年里出现了五个朝代，还衍生出许多个小国（被史学家认可的就是十个）。这时君臣之义缺乏到极点，底层社会秩序也被完全打破。《孟子》才被皇帝重视，称为《经书》。宋朝开始对孟子及《孟子》破格提拔。

我们惊奇的发现，孟子崛起的过程正是士族最后彻底衰亡的时代。为什么？为什么？！

孟子在宋代被竖立起来，不是他自己变得高深了，也不是人们突然读懂他了，而是社会需要他了。在贵族被中国社会彻底抛弃之后，不管是上层，还是社会最底层都失去了原有的‘秩序’。这样‘义’被深刻引入社会。‘义’在社会上层引申为‘忠义’。

而‘义’在社会底层开放出正义之花。我们知道封建社会是无力管制到农村的。一直走的是农村自制的路。随着士族在社会中消亡，宋朝之后的小农社会的农村中，宗族长老既没有士族的法律特权，又缺少管制村民的财力、人力和威望。‘义’成为其管制村民的伦理基础。‘义’在这是起到了‘法’的作用。社会出现更高一级的公正。淡定点儿，我们不能以今天对‘公正’的心理准绳来衡量他。

在不**律的组织或集团当中，‘义’都不约而同的被赋予‘法’的作用。如一个争天下的集团，一开始是义薄云天－－提三尺剑，替天行道；再后来是义不容辞－－－除暴安良；最后是见利忘义。

荀子改革儒学之后，儒学就开始反对奴隶制，到西汉，儒学更加激进。董仲舒甚至要求全面解放奴隶。社会也朝这个方向急进。（到贵族执政的两晋南朝有反复。）

美国在南北战争（1863年）之前，国会曾为‘是否’解放黑奴投票。投票前，议员都慷慨陈词，怒斥残忍的‘黑奴制’。可是投票结果却让所有记者傻了眼。解放黑奴的提议被慷慨陈词的议员们‘否决’了。整整一百年后，1960年代，黑人才有了完全的选举权。

今天的人们认为社会有些不公平，是拿今天和八十年的半农耕社会比。那时候咱们自称农业大国。而西方人却从来不会说自己不公平。因为现今女王、天皇的存在，只有一个社会意义：世界原本不公平，人民必须承受。

如果这样看，今天的东、西方多么像中国古代的南北朝，只是大庄园经济换成了大企业经济。

北朝以公平为基础，最大限度支持了大企业的自由。他们反倒比南朝大企业统治的社会做得更好。北朝可是在人均生产力上也超越了南朝。从这一点上看，我们改革的红利，不是已经吃完了，而是刚刚开始！因为还有很多改革措施没有到位。公平社会如何最大限度的容忍“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公元2014年，西方经济发表了一篇惊世骇俗的大论，引发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界震动。本书名为《21世纪资本论》，本书用大量的数据分析了西方社会的不公平。西方经济学界的传统学界认为，随着科技进步，大企业主统治社会会自然的被改造。可是《21世纪资本论》举出大量事实和数据，指出西方自身无法平稳走出大企业主统治社会。社会将越来越不公平，矛盾会越来激化。

西方社会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当然没必要替人家操心。反而现在是融合的时代，首先应该相互借鉴。

西方在大革命之后，也非常重视公平的建立。

当然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而只能在历史中找寻“灵感”。

今天的时代是融合的时代，笔者认为公平式社会主要的任务还是：在不失公平之下，如何最大限度的容忍自由。

+++++++++++++++++++

中国的二十四史由从汉到清的封建社会的人来写，由于农耕型的社会模式几乎一成不变，使中国二十四史成为研究“人与人”关系的专著，它不研究社会。

中国最缺乏的是社会学“专著”，在农耕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的社会巨变中，人们对这个社会越来越陌生。今天人们奋斗的主战场已经不是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而是在社会之中，股市、房产、资源成为主战场。

人们常说资源就这么一点，挖完就没了。可是我们初中地理对资源的定义不是这样的。新的能源会不断出现，将来水可以被分离成氢和氧。所以一味追求能源股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中石油在股市第一天的表现就是中国史不研究社会的明证。这和它七年之前在纽约、香港上市时迥然不同。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二千年封建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但是，两晋南北朝史在世界历史上却是个普通“现象”。欧洲在大革命之前，基本上是一个“类”两晋南北朝的社会模式。庄园式经济、士族执政，到欧洲革命，欧洲大陆才走出这一段历史。

那么，为什么中国可以快速走出这一社会模式？正是因为五胡乱华。

北朝的少数民族执政核心不是士族，而是少数民族“自体”武装。士族阶级重要，但并不执政。当生铁镰刀等重要新科技出现之后，小地主、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主力。北朝以强力的手段尝试拆散士族阶级，生产力和人口数量大幅提升，从此之后，和西方历史彻底分道扬镳。

南朝虽也多次分田，甚至重用寒门，但是寒门也是士族阶级。在执政主体不改革的情况之下，社会模式不可能彻底改变。

人们不要认为南朝比北朝更先进，士族执政宣扬“无”，希望朝廷无为之治。而朝廷的无为，其实质是把权力下放给庄园主。政府啊，你只需要收税就行了。社会生产和民众庄园主们替你管了，你多省心省事，请把放达（自由）留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