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北朝尝试瓦解士族统治

第六节 北朝尝试瓦解士族统治

应该说,北朝一获得政权,在政体上就走出了士族统治。前面说了,北朝是以本族或士族武装为统治核心的,北朝没有走出的只是士族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当然北朝也大量用士族做官。这原因出自北朝儒学的新发展。下一章讲。

在北朝没有走出庄园经济之前,就已实行对士族内松外严的管理方法,使北朝的庄园经济得到恢复,使长期战乱分裂的北朝,在经济上恢复了活力,人口也得到增长。当然北朝也有不足。皇权没有挟制,也有很大不足。

随着农业技术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灌钢”技术划时代的发展,到了北朝初期,锋刃的镰刀可以大规模生产,进而用于农业生产。这样,以家庭生产的小农经济模式可以获得“剩余价值”。

从此,中小地主可以获得比较稳定,比较高的粮食产量,他们也可上缴更多的赋税。北魏这才开始扶持自耕农和小地主,实行均田制,建立小农经济式的社会。

北朝由本族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展开了均田制的建设。不管是士族本人,还是他的食客、佃户,甚至奴隶,都可获得农田。从此很多农民摆脱了豪强大族控制。士族庄园经济垄断被打破。需要注意的是,士族庄园在生产中的地位慢慢的不再占主动,但庄园经济没有消亡。

由此可见,北朝实行“均田制”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增加赋税,而并不是为了消灭士族。因为北朝法律严苛(这是不好的),士族不太危害社会。在北朝,即使是最大的士族“五姓七家”,也只能享受南朝寒士在政体中的地位。南朝的大士族子弟一起步可就是三品高官。

士族庄园经济统治在北朝被动摇,而且小农经济获得了极大地发展,这一点可以从两件事上证明。第一,北齐编写《齐民要术》,又是一本针对小农经济的农书。而在这之前,占主要地位的农书《四民月令》是一部针对庄园农业生产管理的书。

第二,隋末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种以普通农民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先不说起义首领来自农民,即使是中低层军官也几乎全部来自农民。这一现象,在三国初黄巾起义后,就几乎没有再出现过。虽然西晋末有流民起义,东晋末有孙恩、卢循大起义。但这些起义,不仅首领都是受到排挤的寒士大庄园主,而且中低层军官也大多是寒士,由破落的寒士带领他们的部曲组成起义的核心。所以,隋朝末农民大起义,标志着小农经济已占有主要位置。

由于,唐末的庄园经济还占有一定地位,所以加藤繁认为,直到唐末庄园经济还很重要。笔者认为,他这个说法缺乏根据,不能拿一个帝国末期的经济情况,来覆盖整个帝国时期。我们知道,唐末又出现分裂迹象,粮食生产对于军阀来说生死攸关,由此产生一定的管制农业。农业再次倾向士族,这很正常。土地在帝国末期再次加剧兼并,即使在明清末年也曾经出现过。不能由此认为,明清整个时期的农业情况都是这样的。

农民能摆脱豪强士族的控制,首先的原因不是“均田制”,而是农业科技的发展。这其中“灌钢”技术的成熟是重要的标志性科技事件。锋利的铁农具可以批量生产,价格大大降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话一点不假。

可是,如何发展科技?我认为,在特定情况下,有需求才会有科技的发展。由于农具的简陋,士族要把大量的精力用在调配生产上,所以寻找最佳的炼铁方法,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从东汉士族社会建立起,他们成为‘炼钢’的主力。各种炼钢技术快速涌现,快速通过从“块炼法”到“百炼钢”,到“炒钢法”,到“灌钢法”的历程。西方(包括埃及)比中国早进入农耕时代,他们早早掌握粗糙的‘块炼铁’技术。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发展,到北魏中国炼钢术超越西方尽千年。中国士族只重视粮食生产。而西方由于地利原因,生产更多样。

东晋送倭国一把宝刀,为百炼钢法制造。这种造钢法,费时太长。曹操曾为自己打造五把宝刀,五把刀同时打造,竟然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所以价格昂贵,小地主、自耕农买不起。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麦收还需要“抢收”。因为,麦子熟时已进入雨季,小农经济下没有足够数量的锋利镰刀。即使家中有十多个劳动力,也可能眼睁睁的看着一年的辛苦泡了汤。

中国成熟的“灌钢法”领先西方近千年,到了唐朝灌钢技术更上一层楼。可是唐朝名将高仙芝竟想靠三万军队,行军数千里灭掉正值鼎盛时期的阿拉伯帝国。结果,近三万中原军成了俘虏留在阿拉伯。先进的灌钢法流入阿拉伯帝国,帝国从此雄起,打得东罗马帝国称臣纳贡。又占领整个北非,还从北非拿下了西班牙。至此技术流入欧洲。

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中国有了进入小农经济的必备条件。北朝政体中士族没有军事力量,使北朝比较顺利的向小农经济发展。

可是,南朝虽然也想效仿“均田制”,但因士族的反对,总是无法开展,或半途而废。因为南朝士族太强了。

最后,北朝率先走出士族统治经济,人口大量增多,产量大幅提高,国库充盈。北朝最后人口三千多万,而南朝人口不上千万,北朝靠实力统一的南朝。

南朝在新科技到来之际,没有走出士族社会,产生了一个悲催的现象,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士族的衰弱。按说科技发展了,士族不用再去辛苦的调配、组织农业活动,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文化,他们应该更强大。

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农业科技的发展,士族的食客、佃户、部曲不用士族们的调配、组织,就能更好的完成农业的生产。大士族不再需要努力学习生产技术,可以坐享其成。大士族经济地位更稳定,他们失去学习的动力。他们不看农书,不思进取,**声色,穷奢极欲,他们成了社会正真的寄生虫。岂能不衰弱。

我们反过来看看士族的崛起。在士族崛起时,他们必须努力学习调配工具,组织人员,还要学习农业知识。这其中最著名的农书是《四民月令》,叙述田庄从正月到十二月的各种农业活动。举一个例子,盖高楼大厦的工地上,我们往往能一眼看到上千个农民工,可是没有那四五个技术员,一套楼也盖不起来。士族就是庄园生产中的技术员。由于当时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工具落后,士族在庄园生产中的作用巨大,可不只是一个监督作用。

这个时代,士族是最勤奋学习的群体,最有“管人”经验的群体,他们岂能不崛起。可见,当新技术到来之后,还沿用旧的生产制度,将产生更大的危害。

当农业进入现代化后,印度还维持小农经济,粮食丰盈,医术提高,人却闲着没事干,可能是人口暴增的主因。唯一的改变方法是,进入现代化的农业,使人脱离土地,流动起来。流动的社会人口增长都不快。最后需要指出的事,北朝并没有完全走出士族社会,但为走出庄园经济指明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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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晋孤烟之山河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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