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来往书函（一）

史密斯夫人的再次联系，竟是出乎意料地快。就在奈美拜访了哈雷街上的史密斯家的三天之后，史密斯夫人的电话就打到奈美入住的酒店里来了。

“啊，打扰了。上次我说得也悠闲了，忘了您是一个旅行者，在伦敦的时间是多么的宝贵。后来，我就催促了我哥哥，让他把那些来往书信复印好了。格林先生那边我稍稍地催促了一下了。还是先将书信给您送去吧。我正好有事要到您住的酒店那一带去，就给您捎去吧。您也不用等我的，您要是有事尽管出去忙，那些东西也不占地方，可以交给总台保管的。……哦，对了，格林先生后来有急事去了美国了。那个复原图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画好呢。看来要在您回国后，邮寄给您了。……”

奈美也没什么需要外出办理的事，她就在约定的下午五点钟，在酒店等着了。史密斯夫人在大堂里坐了十来分钟，将一个大信封交给了奈美。

“我也是第一次读到这些信件。总算是大致了解了父亲和中国朋友间的关系，当然，只是一个轮廓而已。”

史密斯夫人说道。

“提到那两件青花瓷了吗？”

“嗯。”史密斯夫人点了点头。“不过，有些专用名词看不懂，很难理解。这些信件已经按日期的先后顺序排列好了。父亲发出的信，也跟我想象的一样，都留了底的。”

“真是太感谢了。”

奈美与史密斯夫人告别后，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开始查看这些信件。

——亲爱的罗伯特-诺顿

这是最上面一封信的收件人姓名。罗伯特-诺顿就是史密斯夫人的父亲的名字。奈美又看了看信末尾处的署名，是：

WANGCHIHKUANG

字体并不潦草，很好辨认。

但对应的汉字应该怎么写就不清楚了。开头的WANG，估计是“王”字。因为这也是著名的棒球选手的爱称（译注：指王贞治。），奈美当然是知道的。

WANGCHIHKUANG发出的信件都是手写的，而罗伯特-诺顿的信都是用打字机打的，当然，在信的末尾有手写的签名。

由于都是复印件，所以，看不出信筏的纸质了。

WANGCHIHKUANG最早的一封信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

“来该地赴任不觉已正好一个月了。早就想给您写信，可上任后杂事缠身，迟至今天才得暇提笔，万望见谅。”

这就是信的开头。奈美飞快地瞟了一眼签名下标记地点的部分：

INKUNMING

因为是出来旅行，奈美随身带着英文版的世界地图。她在索引处查了一下，发现KUNMING就是中国的昆明。奈美知道中国云南省的昆明市是风光旖旎的地方。

（啊，就是那个昆明啊……）

她盯着地图上的那一点，看了一会儿。只见表示都市的圆圈标记下面有一片蓝色。表示附近有湖泊。由于缺乏基础知识，奈美无法展开进一步的想象。只发现该城市离缅甸特别近。

信中这样写道：

“今天是星期天，一切总算安定下来了，我也能静下心给您写信了。本地的职员昨天就开始休息了。因为昨天是清明，是中国人给祖先扫墓的日子。对于我们这些离乡背井远道而来的人来说，这个清明仅是一个望乡的日子而已。我的故乡在上海的附近，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即便想回去也回不去了。

住在我隔壁房间的刘教授，夫妇两人一起怀念着遥远的故乡。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真羡慕你们啊，一样的怀念家乡，你们两人还能相互安慰呢。谁知刘教授听了，就板起了脸来，眼里泪汪汪的。我才知道说错了话。看来我一个人呆在这里，已经变得有些古怪了。

因为我的母亲年老多病，所以必须将妻子留在她身边照料，不能夫妻两人一起来内地。

这里与敌占区之间的通讯联络还是比较容易的，但仅限于互通信息，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们是无法见面的。我已经和我妻子三年没见面了，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然而，关于那件事。在给她写信时也是不能提的。因为告诉了她也只有使她徒增担心而已，所以我决定在完全解决之前保持沉默。CHONGQIN之事已经过去了，多亏了您的帮助。我也会告诉妻子的，但自然是先给您写信。”

奈美又查了一下地图册中的索引，发现CHONGQIN就是中国的重庆。她知道，中国的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时迁都到了重庆。与昆明相比，还是重庆在她脑海里的印象更为清晰一些。

“如果说给您写信，是为了给妻子写信所做的热身运动，那就对您失礼了。不过，给妻子的信中，谈的几乎也都是您的事情。专攻英国文学的妻子看了，肯定会由衷感佩，英国不愧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乡。在此，我也由衷地表示感谢，并报平安。”

WANGCHIHKUANG的信，到此就结束了。

第二张复印件是罗伯特-诺顿写给WANGCHIHKUANG的信，收件人处写着ProfessorWANG。可见那个在昆明的中国人WANGCHIHKUANG是个大学教授。

“得知您到了新的地方去工作，并且已经安定下来了，我很高兴。作为朋友我想提醒您，遭遇了种种变故之后，凡事不要过于勉强。

我托了在上海共同租界里的朋友，在打听您夫人的情况，但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上海的英国人的处境也变得艰难起来了。日本军队对于在公开机关或新闻界供职的人员，监视得尤为严密。日本宪兵的嗅觉是早有定论的。我担心，倘若冒然行动对您的家族会带来危害。因此，在此非常时期，还望慎之又慎。

重庆之事，对于你我来说，都是一个宝贵的经历。如果因为那种程度的帮助，而被喻为夏洛克-福尔摩斯。就只能令我汗颜。

通过香港与家人取得联系之事也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日本势力在香港的影子也越来越浓了。书信内容中，应尽量回避过激言辞。对此，估计您也是十分了解的，而我只不过叙述一下自己的担心而已。

原本居住在日本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几乎已经全部回国了。居住在上海的人们，也大多回国了。我们似乎正处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夕。

最近，我要从仰光调到加尔各答去了，而您却来到了昆明，刚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一些，却又要拉开了。或许人生就是这样的。在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得而知，那就让我们各自保重身体吧。”

日期写的是“六月二十五日”。

第三张复印件和第二张一样，也是罗伯特-诺顿写给WANGCHIHKUANG的书信，但这封信特别短。

“上次信中提到的工作调动之事，突然提前了，今天，我就要去加尔各答了。我在加尔各答的住址已写在另附的便筏上了。说不定我还要去上海出差。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事，尽管吩咐。而去上海，估计也像这次调动一样，是说走就走的。”

这封便签似的书信的日期是“六月三十日”。

一九四一年的六月，正是日本向美国和英国公开宣战的半年之前。担任中国政府顾问的罗伯特-诺顿，估计是英国政府的相关人员吧。而史密斯夫人只知道父亲是负责滇缅通道的运输的。

奈美看了这几封信，就展开了种种推理。

在重庆，WANGCHIHKUANG遇上了什么麻烦事，而诺顿帮他解决了。信中提到了夏洛克-福尔摩斯，估计是诺顿先生运用了非凡的推理能力干净利索地解决了问题。由此，WANGCHIHKUANG得救了。

之后，诺顿去了缅甸的仰光，接着又去了加尔各答。而WANGCHIHKUANG则离开了令他不愉快的重庆，去了昆明这个新天地，并且，估计是在大学里教书的。

第四张复印件，是从昆明寄往加尔各答的书信。

“我希望这封信能在您去上海之前寄到。”

WANGCHIHKUANG的信是以这种突兀的方式开头的。显然，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怕此信与诺顿失之交臂。接下来，他如此写道：

“我已经通过香港给妻子写去了书信。建议她尽快进入上海的公共租界，并且尽快地与您取得联系。说是建议，其实也是命令。我担心的是我母亲的病，由上次的书信得知，已经有所好转了，所以，能够从乡下去上海了。因此，住院治疗虽是去上海的借口，倒也显得合情合理。”

这封信也像是简短的便条。

日本在中国的作战已经长期化，并正在陷入泥沼，为了打破这种僵局，正在策划更大的战争行动。

虽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但通过这些书信，奈美还是能够感觉到时代的脉动。而对于那些身处时代的漩涡之中的当时的人们来说，由于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事情，肯定是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的吧。

远离家人，投身于战场的日本士兵们肯定也在尽力抑制着思乡之情吧。

从简短的书信来往之中，透露出了一种紧迫感。

第四封信的日期是七月八日。而第五封信，却是在两个月后的，九月七日写的。

“从罗林逊处拿到了您的来信。”

书信是这样开头的。因此，那两个月的时间也并非空白。诺顿是委托一个叫罗林逊的人将书信转交给在昆明的WANGCHIHKUANG的。

当时，加尔各答与重庆之间是有定期航班的。为什么不通过普通的邮件传送，而要特地托人转交呢？其中的道理不得而知。或许在书信之外，还带了口信吧。

并且，在书信的复印件中，并没有托罗林逊带去的那封信。诺顿的书信都是用打字机打的，在打字的同时，就用复写纸留了底了，可唯独这一封，不知是他疏忽了呢还是故意的，没有留底。

“两天前，经由香港收到了妻子的来信。得知妻子在上海得到了您的多方照顾，诚不知如何感谢为好。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说过，在这个世上有五种最为重要的关系。从古到今，在中国都将此称为五种道德。

由于古代是封建时代，所以君臣关系是放在第一位的。第二位是父子关系。儒教是把母亲藏在父亲身后的，所以，说亲子关系较为容易理解吧。第三种是兄弟关系。当然，这是将兄弟姐妹全都包括在内的。接下来是夫妻关系，最后是朋友关系。

在十九世纪末，有一位被当时的王朝处决了的爱国者，名叫谭嗣同，是我十分敬仰的人物，他曾经大胆地提出，在这五德之中最有价值的就是排在最后的朋友关系。当时，曾遭到许多保守人士的诘难。但我认为谭的理论是正确的。

君臣、父子、兄弟，都是上下级的关系，不可能实现平等、自由。而在今天，夫妇间实现平等的也是少数吧。何况在中国，要实现夫妇间的平等，还得假以很长的时日。

谭认为朋友关系最有价值，是因为这种关系有望实现平等、自由。

在理论上，我早就理解了。可要说从内心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关系，还是在与您认识之后。是您的友情让我真正懂得了谭的理论。在这个世界上，除此之外还有这样珍贵的关系吗？

由于我过于激动，写下了这些伦理学讲义似的，枯燥乏味的文字。我一拿起笔，就无法抑制住自己了，不由地就将涌上心头的话语不加修饰地写了下来，还望见谅。

昨天是旧历的七月十五，人们都在举行迎接祖宗亡灵的仪式。据说在那个世界里，七月份是要放假的，亡灵们都有一个月的长假。各个地方的风俗虽有所差异，但通常都在七月一日迎接祖宗的亡灵，在月底再将他们送回去，而七月十五这天正好在一月的中间，在很多地方都要好好地招待祖宗的亡灵吃一顿的。住在我隔间的教授夫妇，是从不漏掉一年里的任何节庆活动的。昨晚，他们自然也为祖先们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不过，这次，我并不像过清明时那么羡慕他们，因为通过您，我已经能与妻子进行心灵沟通了。

更令人欣慰的是，我妻子在上海也交上了一位非常好的朋友。这位朋友正是我们如今举国抗争的对手——日本的一位女性，可即便如此，我也丝毫不在意。因为真正的友谊是不分国界和敌我关系的。

从妻子的来信中，我已预先知道，妻子得到了那位日本女性非同寻常的帮助。而这一切，我又通过您的来信，得到了详细的了解。不管怎么说，这是您去上海时亲眼所见的，自然决不会有错。妻子正为不知道怎样报答这位朋友而发愁呢。

因为，不够分量的礼物，反而会在友情的光辉前黯然失色。妻子提议，将我们在分别时各自持有的物件，分别赠送给各自的朋友。因此，我已经托罗林逊先生带给您了，请您务必收下。妻子那边也已经给了那位朋友了。所以，您也必须收下瓷壶和瓷盘。这完全是我们友情的纪念，别无他意。”

不用说，当奈美看到“瓷壶和瓷盘”时，两眼就放出了光芒。她自己也感到这几个字，猛地扑进了自己的眼帘。她做了几个深呼吸，继续读WANGCHIHKUANG写给诺顿的信。

“我家有一对祖传的瓷壶和瓷盘。我和妻子分别时，为了表示分离后依然心意想通的感伤情怀，决定各持一半。两只瓷壶是完全一样的，而两只瓷盘上的图案旋向相反，可以看作一正一反，所以也还是一样的。

我去内地，自然是行李越少越好，但总觉得这两件东西是特殊的。谁都一样，如果拥有了某种特殊的东西，内心就觉得比较充实。尤其是在这动乱的年代里，内心有没有依托，对于能否克服眼前的艰难困苦，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夫妻俩曾经约定，要以此为内心的依托，坚强地活下去。

没过多久，来到了重庆的我和留在上海附近的妻子都遇到了巨大的考验。这一切您都知道的。因为我在重庆遭遇的事件，您就是出场人物之一；而我妻子身边发生的事件，您又在上海亲耳所闻了。

我们夫妻两人所遇到的劫难，都已经度过了。我虽不是基督徒，也愿意在心中对支配命运的巨大的存在——可以称之为上帝吧，表达真诚的谢意。

而事情的解决，都不是自然而然的。是善良的朋友的友情以及意志、智慧的结果。我得到了您的无私帮助，而妻子也同样受惠于出色的朋友。双方的友人，都是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做出了非凡的努力。特别是拯救了我妻子的友人，是属于正在与我们交战的敌国的人士。然而，她却冒着生命危险，贡献出了她的友谊。

如何才能报答这种友谊呢？恐怕是无论赠送多么昂贵的物品，也无济于事。

如果不是赠送超越了世俗价值的东西，是不能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的。妻子在通过香港转来的信中写道，只有我们分手时分别持有的瓷壶和瓷盘是超越了世俗价值的，是属于精神范畴的物件，她说要将此物品赠送给她的恩人。

我同意了。其实，我也为要赠送给您的纪念品，作过多种考虑。最后结论，也是家传的瓷壶和瓷盘，除此别无他物了。妻子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这说明我们夫妻尽管天各一方，确实是心意相通的。

您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现在，正有一个英国人要从昆明到重庆去。他是从事与航空相关的工作的，所以，运输应该没有问题。我已将两件瓷器托付给他了。内心祝愿能平安送达加尔各答。

瓷壶和瓷盘离我而去了。妻子那边也是一样。我觉得这就是这两件瓷器原有的命运。

我认为，它们在我家世代相传，就是为了报答子孙在战乱年代中所受到的巨大恩惠的。我没有让专业的鉴赏家鉴定过。如果给人看了，说不定会说不值什么钱的。但这些瓷器饱含着高于艺术品的价值，这一点，估计鉴赏家也是无法看透吧。

用东方式的谦逊说法就是：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而我不用这种东方的方式，我要这么说：

这是现在我所拥有的东西中，最适合于赠送给您的物品，所以请您一定要愉快地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