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8章 :前进的战车
1934年,新政开始实施后的第二年。
这一年中华民国通过规定商品生产规模、市场分配,成功的将大量民资淘汰,同时也让经济开始重新复苏。
过剩的产能经过不断的调整,实现了国家工业的复兴。而且淘汰了落后的产能,保留了先进的产能。
在民用商品方面,基本上发展得已经差不多了。
特别是经过一年的调整,中华民国从经济大萧条中的两亿工人的失业,变成了失业人口已经不到十万人的华丽转身。
这样的华丽转变的背后,也体现出了国家的强制性力量。
那些被淘汰的小商店店主,以及餐饮业小店主之类的从业人口,在被取缔之后,不少都被军方雇佣,转入从事军方后勤、生产、建设行列。这样的制度,和德国差不多。不过中华民国给这些失业的人口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就业选择。
后世一提及德国将那些取缔的手工业、小店从业者拉去军营里当劳工,都大多持贬低的态度。但是德国这一时期,工人福利和待遇都是有所提高的,军方雇佣的工人,意味着福利更能够保障。尽管使得很多手工业、小店主失去了更高的收入,但是当工人同样能够给他们带去稳定的收入。
那些个体户,很多时候命运中更多的是在赚取偏财,劳动性的正财他们未必有那个命运。而国家用军方来雇佣他们,则是强制性的,是对命运惯性的一种碾压。
就如同*社会当中,那些有经商天赋的人,就被碾压得一塌糊涂。
相当于,中华民国和德国,将那些个体户纳入军方建设、生产的劳动行列,也是一种碾压。避免了那些个体户失去原先的生计后,他们能赚到‘正财’,能确保他们的收入,这就是一个国家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力。因为军方这种工作是强制性的,也是比较稳定的。只要有军方订单和军事建设任务,那些被军方雇佣的个体户就不愁没有工作。
这种国家调控,意味着对公民的命运进行一定的调整。让命运差的,也差不到哪里去,命运好的,也不会过于的好而引发巨大的贫富差距。
这一时期,只要是还在持续领取失业保障金的公民,国家都会出面进行安排工作。
没有什么劳动特长,生产技能的,军方可以雇佣,军方有大量的建设活动,很多也并不需要什么技术,随便培训一下就能上岗。
另外,财团还可以对这些失业人口进行雇佣,按照他们的技能和特长,安排旗下的企业进行招聘。
不过军方雇佣依旧是其中的主力。
毕竟那些个体户,从事原先的行业,所创造的产值很低,而且还会和财团争夺一些市场。从劳动效率上来看确实是不划算的。所以这个时候,将他们取缔掉,换成更高的生产力是很划算的。而被取缔的个体户,就算是给军方工作的过程中,依旧劳动效率不是很高,但是起码他们劳动了,他们的劳动成果,起码在军事上是有贡献的,这就是划算的事情。
失业人口迅速的下降,而且下降程度甚至比经济繁荣时期还要低,因为国家号召和半强制性的规定,每个人都应该有工作,都应该对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而对于那些不能劳动的群体,中华民国也将福利全面覆盖。
不管是残疾,还是精神分裂,还是智障,还是患病。国家都有保障,尽全人道。给那些困难群体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和关怀。
同时对于困难群体,还有住房、医疗、教育,以及子女抚养等方面的全面保障。没房子住的,国家提供房子给他们住,反正产能过剩后,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要就业,建设保障房也是一种消化劳动力的方式。
在此时的中华民国,街头已经看不到任何的乞丐,因为中华民国的人道精神,不似美国那样,只把福利给白人,黑人却没什么福利,甚至是很多白人,实际上也都是穷得只能住下水道,经济大萧条期间,有上千万的美国人被饿得皮包骨头。
在这样的人道精神下,福利保障没有什么区分,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公民,就能够享有到这些福利。
同时也不管之前你是什么民族,只要是加入中国民国的科研、工业人才,或者是嫁给中国公民的异国女子,都是一样享有福利保障制度。
就算是日本的那些工业人才,科研人才,被中华民国吸纳之后,也能在中华民国过得很好。
一个相对公平,一个有完善保障制度的中国,一个有优厚人文气息的中国,也让那些日本人才能够在中国过得很好,并对这个国家产生足够的认同感。几代之后,他们也就融入到这个民族当中了。毕竟汉族本身就是一个血统的熔炉,这个民族之所以得以维系,主要还是靠文化认同感。
日本在战后则比较悲剧,工业人才都被中华民国给吸纳了。此时的日本,教育业又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发展,让日本的国民素质一直发展得不怎么样。在从事的工业生产方面,依旧是比较低级的代工。
两国的模式,变成了日本生产,中国消费。换一种称呼,就是日本劳动,中国享有。
这次新政,也显现出了中华民国愈发强大的组织能力,这次新政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劳动力的全面整合。
那些还存在的少数民族农村,因为严重与工业化时代脱节,带给他们的是闭塞和贫穷,这一次新政,中华民国将那些少数民族农村强制性的迁移到了城镇,并对他们进行语言、文化、技能等方面的培训,以及分配工作。
能做什么做什么,收人都是标准工资。有足够的收入,能让那些少数民族迅速融入这个社会当中。他们的下一代,也将成为汉民族的一员。
就算是西藏,被解放出来的农奴,也都在这次新政中走向城镇化。产值比较低的西藏牧民,也都开始被大量安排到城镇居住和工作。
这是一场,彻底的消灭低级生产力的一次整合,低级生产力被消灭,意味着人民将全面走出贫穷。
全国各省的工资水平的并轨,也意味着将消除地域性的贫富差距。让全国不同的行政区、省份的工人都保持一个差不多的收入。
这也意味着,调整后的中华民国。农业方面,小农经济将彻底的消失。剩下的农民,都将是那些利用农机进行生产的高级生产力的农民。已经小部分,从事高附加值农业的种植业农民。
其他人口,都将在国家的安排下成为工人,以及国家编制人员,以及小部分的商人。
剩下的那些职业商人,都是产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其他的都被取缔了,并被军方大量雇佣。
但是投资者方面,依旧是全民投资。
一个人即从事生产,又进行投资,在中华民国太普遍了。
还有一部分,则是不从事生产和投资活动的米虫,不过那些米虫手里有钱,不想做事,国家也没办法强迫什么,只能进行号召。不过这些米虫,如果不工作,又不投资。那么他们总有一天会坐吃山空,毕竟通膨是在持续的。
这样的社会模式下,实现了相对的公平。但还不是完全的公平。有的工人从事很累的工作,拿到的钱也只是标准工资。而有些工人,工作很舒服,但拿到的却是更高的工资。但在这种不太公平的现象下,又是相对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一个公民出生后,享有相对公平的教育机会,只要肯用功学习知识,就能成为高级工人,如教师、医生、公职人员,实际上也都是工人。
就算是学习知识没什么天赋,也可以努力学习技能,拥有一技之长,也能有较高收入。
如果既没有学习天赋,也没有学习技能的天赋。那么想要更高的收入,可以去从商。如果也没有从商的天赋,那么就只能安心劳动了。
一个人靠什么成功?
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种说法,那就是靠脸。
这种说话咋听之下很荒谬,但仔细想想,何尝不是这样呢!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命运,就有什么样的面相。
当命运不够出色的时候,注定就是路人甲,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命运挫一些的,甚至是会成为乞丐,甚至会夭折。
而一个国家,任由国民的命运去发展,是灾难性的。最后会因为个人的命运差异,而造成极大的贫富差距。
如果是一个好的国家,那么命运不好的群体,起码会有一个保障。例如医疗水平发展起来了,夭折的人可以度过那个最艰难的难关,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例如那些挫到赚不到钱,会沦落为乞丐的群体,国家可以通过保障措施,让他们拥有工作,或是有国家接济,不会那么落魄。
还可以通过各种规范,降低事故发生几率,从而使得命运中会遭遇事故的群体,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内活动,没有那么多的危险被他们的命运吸引过去,就是一种对命运的影响。如果是运气差到喝水被呛死,那就不在国家影响范围之列了。
个人的命运,就像是一个模板。国家的好坏,则决定要经历的是天堂模式,还是地狱模式。
所以说在阴间投胎,是个技术活。
古人为什么想要名垂青史?
因为中国古人人对命运、世界观都有比较成熟的认识。古代文人,谁不懂阴阳五行?谁不知道,人活着就是做名气。
无私到极点,就是自私。
因为无私到极点之后,能有巨大的名望。
当你能无私到极点的时候,你所获得的回报,将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为什么后世那些统治者在舆论媒体上不断重复,人要懂得感恩?
为什么小日本要不断的祭拜靖国神社?
为什么那么多的宗教为了扩大信徒规模走向极端?
人拜神和拜人,都是相同的。世间本没有神,人拜多了也就有了。所以那么多的古人,都想要名垂青史,这背后掩藏的利益之大,超乎想象。
当然一个地狱模式般的国家,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反而是天堂模式。因为地狱模式,意味着统治者能将更多人踩在脚底下,用别人的痛苦来实现自己的快乐。就像是玩竞技游戏,为什么人人都想成为竞技游戏的高手?答案很简单,可以虐菜!可以用别人的痛苦,来建立自己的快乐。
例如古代的门阀、地主、富商,妻妾成群,家仆成堆。这就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痛苦之上的快乐。
这也正是阴阳之道,一个越不公平的社会,只要能爬上去,快乐却强烈。
而此时的中华民国,则是正在走出‘地狱模式’,正在向天堂模式发展。高产阶级,尽管可以享有奢侈品之类的东西,但普通民众收入和人权有所保障,也不需要出卖自己的尊严、良心和*去换取紧缺资源。
但是中华民国发展起来了,统治阶级,却可以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等于是,将世界其他国家变成地狱模式。
就如当前,亚盟各成员国,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经济殖民地。那些经济殖民地,现在就是半地狱模式。起码在温饱上,中华民国可以为其提供保障。但是那些经济殖民地,将牺牲他们的劳动成果,还有紧缺资源。
实际上,本质没有变化。
只是中华民国的统治者,将普通民众团结起来,从原先的掠夺内部,变成掠夺外部罢了,依旧有些换汤不换药。
但是中华民国,毕竟是一个有悠久人道精神的国家。等中华民国取得世界霸主之后,起码不会比后世的美国更可恶。
起码在掠夺世界的时候,还有一定的节操和底线。
这次新政,相当于把所有国民都彻底绑架上这辆掠夺世界的战车。
这辆战车,正在隆隆前进。
相比之下,德国和美国的新政,同样也在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一个是条件有限的德国,只能想尽办法。一个是条件优渥的美国,并不是那么急切。
其中德国和中华民国,在这一时期,都开始大力恢复对外贸易。而在对外贸易上,两国这个时候,都使用了同一种手段,那就是以物易物。
世界各国产能过剩,导致用货币进行交易的方式,已经存在诸多问题。
而直接用商品交换商品,那就比较有搞头了。
毕竟一个国家缺乏什么,那么就要进口什么的。但是没钱怎么办?而本国出口的原材料由卖不了几个钱怎么办?
这个时候,以物易物,显然就有了市场。
在亚盟,进出口贸易则依旧使用货币交易,体系已经迅速恢复。但是在亚盟之外的其他国家,贸易秩序远未恢复。
这个时候,中华民国与德国在世界贸易过程中使用以物易物的模式,也就让中华民国和德国,可以用高附加值的商品,换到大量低附加值的原材料。
德国是一个缺乏原材料的国家,所以德国是在大量进口原材料的。
中华民国不太缺乏原材料,但是中华民国却在大量囤积原材料,大量的战略储备仓库在这个时期被建设了起来。
反正国内产能过剩,能出口多少商品都是赚了。而且换到的还是附加值更低的原材料,相当于可以用一个劳动力的成果,换取到好几个劳动力,甚至是是几十个劳动力成果。当前用不掉没关系,可以先囤起来。
等战争来了,到时候这些囤积起来的原材料也就能派上用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