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方向

我现已年过花甲，眼下学术研究的方向有二。一是创立新道学，以之作为人类21世纪的文化战略，此谓之“为学”。二是花费了26年时间，完成内丹学的调研，著此《丹道法诀十二讲》，此之谓“为道”。这两项研究以第一项最重要，其中包含了我个人的许多独有的见解和体会。现仅将我多年来“为学”与“为道”的经验，向读者略作介绍。

其一，道学有一句要言：“执于一而万事毕”。所谓“一”，就是起点、原点、创始点。这句话用在“为学”上，就是首先要研习“原始经典”。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有五：《易经》、《尚书》、《春秋》、《礼记》、《诗经》。《易经》（包括《易传》和《易图》）是中国哲学的元典，故有诸子百家皆源于《易》之说。《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元典，《礼记》是中国伦理学与社会学的元典，《春秋》是中国历史学的元典，《尚书》是中国政治学的元典。要掌握中国文化，就首先要将这些原始经典研究清楚。据云中国的元典除此五经之外，尚有源自先民礼乐文化的《乐经》，今已失传，此乃中华文明的一大损失。盖《乐经》为中国艺术的元典，当为巫祝之歌舞、乐器、气法、咒术、吟唱、宣泄、仿声、传情之理论著述，传说西王母善啸，师旷、驺衍奏乐可使天地为之感应。然《乐经》之旨，要在一个“和”字，这种“和谐”的遗意留传于道书和儒书中，其要旨为《道德经》和《论语》所继承。其次如研究儒学，就要以《论语》、《孟子》作元典，研究道学要以《道德经》、《庄子》、《列子》、《文子》作元典。欲研究神话学，应以《山海经》为元典；欲研究道教，需以《太平经》、《抱朴子内篇》作元典；欲研究医学，则以《黄帝内经》作元典。同样内丹学的元典是《周易参同契》、《悟真篇》。现在看来，丹道修持的秘密，俱载于《吕祖全书》和《张三丰全集》之中，吃透这两部书，丹道法诀的难点就迎刃而解了。

作学问要从研究原始经典开始，对其他事物的研究也莫不如此，譬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往往在发端时就隐藏了以后发展变化的种子。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如此，先秦、魏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不同文化型态创立和转变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包藏了许多没展开的信息，历史越久看得越清楚。要摸清中国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规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是不能回避的，这是中国历史高度浓缩和集中爆发的关节点，它不应该归之于个人的行为，也不应以“彻底否定”一笔带过，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学术界认真剖析和汲取。文化研究的元典并非越古老越好，新儒学的研究就应当以1958年元月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为元典。近半个世纪来新儒学虽代有传人续有发展，但始终没有脱离初创时的窠臼。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儒学大师于颠沛流离之际对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比西方文明发现中国的道统和政统具有“一本性”，而政统在数千年历史上一直难逃脱“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新儒家诸公力图以西方文明的优秀成分改造旧儒学，在儒学心性论的“内圣”中越过“坎陷”开出“自由”、“民主”、“科学”、“宪政”的新“外王”。新儒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知识界的几代精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总结，它必将在中华文明史上永放光辉。

新道学文化的开创并非有意要同儒学古老的文化传统对立，而实际上是对新儒学某些优秀思想的继承和深化。我们不仅对世界多种异质文化发展的历史及其精华进行了严肃的考量，还对新儒学近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历程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个关节点作了认真反思。由于儒学文化在政统、道统、学统上“家国同构”、“父权家长制”的“一本性”，因之中国数千年来不仅在政统上难逃“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而且在道统和学统上也存在着治乱相间的文化特征。人们不难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声言“打孔家店”的衮衮诸公乃至上个世纪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依据的决非什么西方文化的先进思想，而是始终没有真正脱开儒学古老文化传统的窠臼，确切地说是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内部发生的“自阉式”浩劫。中国历代统治者为维护“父权家长制”的君主政治，无不将儒家和法家作为巩固**政权的软硬两手来应用。统治者对儒学则阉割其中的“仁学”内容而突出其“礼教”；对法家则阉割其“不论贵贱，一断于法”的原则从而保护既得利益集团并使之成为驾驭群臣、惩罚民众的工具；对道学则阉割其自由、民主思想使之成为缓解权力斗争、施行韬晦谋略、安抚知识分子的手段；对佛学则用为劝导社会风俗、化解反抗情绪的麻醉剂。今日之学者大多对辜鸿铭、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保护儒学文化的先见之明由衷钦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如吴虞、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对儒学的过激言论颇多微词。然而人们认真回顾一下历史，当时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威逼下，满清小朝廷置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于不顾，利用儒家礼教忠臣孝子的说教维护其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利用节妇烈女的旌表巩固家族统治，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而在儒学政统的条件下只能采取改朝换代的“革命”手段才能奏效。“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旧礼教的激烈批判，不仅是当时救亡图存的需要，而且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的需要。仅就倡导“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胡适、陈序经先生而论，今之学者无不认为他们“全盘西化”的极端主张不可取，然此二公皆学贯中西，对创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颇有建树。盖以当时之情势而论，官方儒学之旧礼教、旧道德、旧传统牢不可破，国人连移动一张桌子的位置都要流血，既然儒学传统的旧格局非改不可，与其倡改良，不如闹革命；与其讲“中体西用”，不如下决心“全盘西化”，方能稍为触动旧礼教之根基，使民主与科学扎根于中国。鲁迅先生说：“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伺机想把它塞起来。”《书信》，1935年4月，载《鲁迅全集》第10卷，147页）这大概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在顽固的封建势力面前一种共同的心境。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传统逼迫革命者们掀起毁坏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风潮，这种民族文化根基的创伤使中国的历史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要彻底更新儒学的礼教传统又谈何容易？且不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不久，就出现了“德先生”（DEMOCRACY）缺席和“赛先生”（SCIENCE）**的局面，甚至后来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社会主义封建化的倾向也较明显。余生也晚，未及亲睹“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精英的风采，但提倡“全盘西化”的陈序经教授我却见过。先师王明教授早年师从胡适、陈寅恪、汤用彤诸前辈，而胡适先生正是以哲人老子为首开了《中国哲学史》的新篇。陈序经先生将国学大师陈寅恪教授聘请到中山大学任教，后来陈序经教授调到南开大学任副校长，和先师杨石先校长共事，而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都是我的母校。“文化大革命”中陈序经副校长被迫自杀，我和同学们目睹此事大为震惊，可那时却是大家面对**像“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的年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包括“挖孔老二祖坟”的“评法批儒”运动，在全国掀起一波挖坟掘墓之风，是对儒学文化及旧礼教比“五四”新文化运动还要彻底的一次批判，何以反而泛起“现代封建迷信”的礼教残渣呢！“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以中国民众最渴望的“自由、民主”为火种点燃起来的熊熊烈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难道不是“五四”时代那些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这一耳熟能详的歌曲的先烈们投身革命的初衷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那种“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这也是国人记忆犹新的事！**主席鉴于中国历代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教训，防止中国**的领导阶层蜕变为官僚政治的既得利益集团，曾将革命对象确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喝工人、农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耐人寻味的。他甚至在“文革”期间广泛传播“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历来如此”的《**语录》，试图靠群众运动参预党内斗争来解决政府官员**的问题。中国的儒学文化传统除了充当“家国同构”的官僚政治的思想根基之外，还奠定了对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神道设教”的传统。《易？观？象》云：“观天之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在“文革”期间儒学文化这种“神道设教”的传统也被“四人帮”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化大革命”这场震撼世界的政治实验把中国社会进行了千载难逢的多层面、广视角的暴露，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的。

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发生过多次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论战。如鸦片战争以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变法派同清廷守旧顽固派的大论战；之后又有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同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较量；再后就的陈独秀、吴虞等新文化运动向封建文化的宣战；还有丁文江、胡适、张君劢等人的“科玄”之争，使唯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万能的思想盛行中国。再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乃至**同国民党的斗争，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重要历史事件的真正伟大的意义，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检验在多少年之后才能看清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肩负着国家和民族赋于的历史使命，有责任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为中华民族的未来作出贡献。我断定新道学文化是中华民族审时度势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也是全人类迈向21世纪共存双赢的文化战略，就是对中国和世界多次重大历史事件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

其二，丹道性命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是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的火种，此道不失传，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文化特色总可以保存，机缘一到就会燃成燎原之火。老子的道学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是诸子百家的学术荟萃，大道不灭，中华文明总能汇集世界各民族异质文化的精华成长为参天大树。因之当今之世，我中华学人欲支撑本民族的文化大厦于不倾，必须先从道学文化的研究做起。眼下我们面临的局面，是道学文化被边缘化，被歪曲为“无所作为”的“隐士哲学”，成为儒学的附庸。丹道文化更是被江湖化，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经济大潮中被江湖骗子、邪教道首、流氓无赖等民族败类当作骗钱捞利、收聚门徒、图谋不轨的工具。其中有几个高考落榜无正当职业的江湖骗子流窜各地，以贩卖与丹道有关的非法印刷品为业，自称独自得了秘诀真传已经通灵成仙，在互联网上以种种化名、道号造谣生事大肆炒作，穷凶极恶地把水搅浑。他们利用全国数千万丹道、佛法、武术、养生爱好者对内丹学的痴迷，将自己歪批曲解的多种道书当丹诀发布广告高价出售，每种定价二百元左右的非法出版物一次竟可发行上万册，非法谋取暴利成为百万巨富。我在长达26年的访道调研中深识此辈江湖丹师、邪教道首、流氓骗子见利忘义、心狠手毒的真实嘴脸，因之下决心将丹道从江湖文化回归到学术的殿堂，打破丹道法诀师徒秘传的旧规矩，逼迫某些有一孔之见的丹师拿出真才实学公开竞争和讨论。我深信，在互联网遍布全球的今天，靠造谣生事和穷凶极恶的漫骂是成不了气候的，事情一旦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公道自在人心，这些丑类的真面目迟早会被世人识破并受到法律的严惩。鲁迅先生在1926年5月著文说：“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淘宝网女装天猫淘宝商城淘宝网女装冬装外套www.taobar8.com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华盖集续编》）一切爱好丹道的有识之士是不难识别他们的真相的。在日本军队侵华国破家亡之际，我中华多少好男儿为民族大义慷慨赴死，然而令我深感痛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竟出了那么多卖国求荣、发国难财的汉奸和数百万以屠杀自己同胞谋生的伪军，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国家像中国这样留下如此耻辱的记录呢！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要办一件利国利民的事业，首先受到的倒是本国内邪恶势力的伤害，因之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上世纪60年代在大学读书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东西南北多种**势力对中国构成军事包围圈的版图，这副版图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不忘，使我理解了**主席在《国歌》中保留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真正含义。在“文革”前，我日以继夜地拼命读书，总想学成科学技术使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不受列强欺辱。在“文革”期间，我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尽职尽责，在卫生系统、化工系统包括30年前抢救唐山伤病员中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和满腔热情。在“文革”后，我在杨石先、钱学森、黄友谋、陈国符、王明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下重返科研岗位，在学术上逐步走到国内外同行的前列。2003年我的儿子胡承志结婚的时候，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刘瑞通先生来舍下作客，他对我儿子说：“那时我们都很穷，你爸爸恐怕是全班最穷的。他交不起学费，跑到泊头剧院礼堂门口卖粮票，能有今天真不容易呵！”孩子们听不懂，他们不知道每月26斤定量意味着什么，那是1960年，粮食不够不仅吃不到蛋和肉，那几年恐怕人们连鸡蛋是圆的方的都忘记了，卖粮票实际上就像卖血一样！我在那种条件下考进了南开大学化学系，然而母亲却得胸膜炎、肺结核、骨结核、肺心病卧床八年，我须从每月的助学金中节省出五元钱为母亲治病。我每月伙食费压缩到九元，在食堂里早晚吃萝卜咸菜，中午找菜价最贱的窗口排队买饭，买不起肥皂、牙膏用食盐刷牙。好在那个年代大家以艰苦朴素为荣，校领导批准我勤工俭学为学校对面的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刻版，我在腊纸上习得一手仿宋体、魏碑体硬笔书法。范铁汉同学在暑假期间和我一起修路挣了五元钱偷偷寄到我家中，查出后化学系党总支将此事当作“学雷锋”的典型加以表彰，给过我经济支援的还有朱毅和杨铁军同学，他们和我建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1999年南开大学校庆老同学到天津聚会时，有个同学私下对我说：“咱们老校长和钱学森都看重你，你听钱老的话改行搞文科是不是上当了？你如不改行说不定是咱们这批学生中唯一能混个‘院士’头衔的呢！”我告诉他正是因为我听了钱老的话，所以时隔30年这次同学聚会时我最显年轻。这些年我出版了820万字的著述，光一本《中华道教大辞典》就546万字，身心大量透支损害了我的健康，1995年几乎百病缠身过劳而死，若非以殊胜因缘习得丹道，岂能有今日自己作得了主的体魄！因之近几年学生告知有几个匿名鼠辈在某杂志和互联网上造谣生事恶毒漫骂时我一笑置之，因为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从业单位地址；不敢对自己说的话举证事实负法律责任；他们满口江湖黑话，聚徒敛财、制造神迹、出卖非法印刷品的罪行无法掩饰；他们像抗日战争期间发国难财的汉奸一样是丧尽廉耻的社会渣滓！修道领域本应为大德、硕儒、高人、雅士相聚之乡，今乃为奸商、恶棍、贪夫、骗子藏污纳垢之地，鲁迅所斥之劣根性一至于斯，岂不痛哉！某地几个经商的丹道爱好者改行推销道书，被当地政府部门查封、拘留、罚款，本来此事与我毫无关系，想不到其同伙竟在互联网上发贴子咬牙切齿咒骂我迫害他们。我受杨石先等老一辈科学家影响固然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但平生不屑与权势者周旋，更犯不着同一些和我素无芥蒂的民间人士大动干戈！看来正邪终难两立，这件事教训我对过去热情支持民间丹道爱好者的态度变得慎重起来，并在拙著中增加了不少揭露江湖术士骗局的文字。改革开放初期的全国性气功大潮，多数学练气功的人民群众和气功师何尝不是一心为了增进身体健康，后来少数伪气功师装神弄鬼靠新闻炒作发了财，于是许多道首、神棍一拥而上非法捞利，终于搞臭了气功的名声，造成灭顶之灾。由于钱学森老师早就来信提醒我气功界鱼龙混杂，不要被坏人利用，因此我那时专心从事丹道调研，没参加气功界的任何活动，没和气功师交往，因此没受任何干扰。今天那些靠互联网和某杂志以秘密形式组成的地下丹道团体又步上原来那些伪气功师奸商化、邪教化、帮派化的老路，正在实施组织邪教、坑骗群众、危害社会的罪恶勾当。由于我自己也是在老一辈学者的扶掖下从艰苦的环境中走出来的，因之对那些来自农村和小城镇、无学历和固定职业的青年丹道爱好者非常同情和爱护，尽管我每天写作十多个小时连学术界的会议都不参加，但当听说他们托多种关系千辛万苦找上门来时，我都热情接待畅所欲言。我平生个性率真从来作不得假，对各阶层的人都推诚相见有问必答，确实也从中发现和培养了一些有用之才，乃至支持了一些民间学术活动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内部刊物。本寂文观禅师曾云：“除却华山陈处士，何人不带是非行！”我花了二十余年时间跋涉江湖深入山林和江湖丹师打交道，其中难免在社会上留下一些是非恩怨的传言，这些年轻的丹道爱好者竟然也曾奔走于多位丹师的门下。有几个来访者分别同我见面后就大骂某丹师欺世盗名等诸多丑事，并说该丹师还收30万元拜师费搞男女双修，又对我有过交往的另一丹师赞不绝口，说该丹师临终遗言教他们找我拜师学道。他们几个来访者不明白我和某丹师根本没有他们想象的那种“仇恨”，我访道的实际情形也非如社会上所传。因为凡我参访过的丹师必有一技之长，道德品质也不会那么低下。其实某丹师把门坎设高些也有好处，这至少用经济手段限制了某些江湖道贩的纠缠，这点钱比他们从某丹师那里骗得的前辈丹家手稿非法邮购所得的暴利少多了。这几个年轻的求道者在遭到冷遇后不久就化名在互联网上发出帖子造谣生事，并以此向某丹师作晋见礼。我取得教训后也提高了门限，就是没有相当学位和职位者概不接见，并逐步积累了识别这些社会渣滓的经验，这批人求丹道的目标不是修道而是谋利，在互联网上的言语也多凶狠刻毒，足以证明他们仅是浮上水面的污垢。鲁迅先生1931年10月在《沉滓的泛起》一文中说：“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仍旧沉下去！”（《二心集》

行文至此，不妨向丹道爱好者介绍一种拜师求道的方法，称作“跟师诀”，乃先师知非子所传。所谓“跟师诀”，就是跟定一个确有真才实学的内丹学家，在学问和修证上全盘接受老师的思想，做到和老师理、事、法合一，直到形似、神似、心似。京剧演员张学津先生师从马连良先生学戏，真正做到了貌似、声似、形似、神似，丹道的“跟师诀”也应如是。放牛余居士云：“蚂蝗叮住鹭鸶脚，你上天时我上天！”要真正得到真传实授，不向老师交心是不行的，不仅修丹道如是，作学问也如是。年轻的丹道爱好者奔走于多名丹师门下求道，最忌在长者之间搬弄是非，攻击一个吹捧一个，有此类行为者，一望而知其决非载道之器。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尝自戒对年轻的丹道爱好者要适当宽容些，有的年轻人出于对前辈内丹学家陈撄宁先生的厚爱和崇拜，一言不合便在某杂志和互联网上发了些骂阵的文章，我自觉也不是他们几篇文章就能把我打倒的，只要他们静下心来安心修道作学问，仍然前程光明，过往之事未可深究。

其三，当前，我们对内丹学的发掘和研究，特别是新道学文化的创立，是重铸民族之魂的伟大学术工程，是召唤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战略，是值得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为之牺牲和献身的革命事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丧权辱国之痛，西方列强包括自称“脱亚入欧”的日本，皆张牙舞爪、磨刀霍霍来宰割中国。当时中国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将中国多年野蛮**、积贫积弱的原因追索到更深的文化层次，发现和平、**、驯良、忠孝的儒学“羊文化”，在西方征服、民主、竞争、自由的“狼文化”面前相形见绌，不推翻旧礼教传统，不解放妇女，不励行改革就没有出路。鲁迅先生面对处在危亡之际仍顽固守旧的中国社会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救救孩子！”

从此以后，《天演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成了我国迈向现代社会启蒙思想的主旋律，优胜劣败、革命斗争、弃旧图新、彻底砸烂旧世界被视作社会进步的规律。与此同时，彻底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政治手段推行无神论、人为消灭宗教的思潮；迷信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可以造福人类进而改换生态，征服自然界的思潮；乃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唯意志论”的极左思潮肆虐着整个中国大陆。今天，当中国13亿人民告别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同全世界人民共同迈进21世纪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以无限深情缅怀在上个世纪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流血牺牲、奋斗不息的先烈。正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打败了曾在中国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的日本强盗，收回了被列强割据的香港、澳门，使中国人重新赢得了民族尊严。然而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向往的那种自由、民主、科学、宪政的目标或许尚有差距，然而他们提出“不读中国书”、“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却似乎已经做到了！当前人到中年担当社会大任的新一代人，大多出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激荡年代，那时中国文化的典籍如《易经》、《道德经》、《论语》等早已“纸船明烛照天烧”！至于后来自幼看卡通片、玩游戏机长大的“新新人类”，更不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何物！近些年来，西方社会在经济上追求高利润，在生活上追求高消费的价值观念如洪水猛兽般涌入地球的东方，东方儒学文化圈进入了一个没有伟人、不出英雄、缺少君子的价值观支离破碎的年代。在中国，真正熟悉和研习老子、孔子等中国哲学的仅限于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少数学者，甚至连保障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的中医和针灸等医疗技术也仅是各大医院角落里的小科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被中国人自己边缘化了。历史上中华民族引进外来的佛教文化，是以中国老子、庄子的道学文化作桥梁，以道学术语理解、比附、解释佛学，称之为“格义佛教”阶段。而近代中国哲学的研究，是由胡适、冯友兰等学界前辈肇其端，胡适首将道学文化作为中国哲学之始基，冯友兰则始终以儒学文化贯通中国思想史，然他们却都是以西方哲学的模式来剪裁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即以西方哲学“格义”出“中国哲学”。好在胡适、冯友兰那一代学人都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虽以西方哲学的观点透视中国哲人的思想，但仍不失为一种新颖的研究方法。建国后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又照搬了前苏联的政治模式，仅限于给中国哲学家划定“阶级成分”或分别归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以这种中国哲学教科书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没有胡适、冯友兰那代学人的国学功底，又没有他们那代学人真正的西方哲学功底，直到这批上世纪三十、四十、五十年代出生的学者穷年累月熬成教授、博士生导师，再教出来的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则或几乎息矣。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少数学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即这般模样，我认为真正以中国人自己的传统理念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至今还没有起步。哲学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哲学的研究尚且如此，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可想而知。由于近世中国思想家在民族危亡关头难以抑制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情绪，迫不及待地全盘西化，照搬苏俄，跟着外国人的思想观念亦步亦趋，这就错认了祖宗，而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老祖宗。一个忘记祖宗、丧失传统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也是缺乏民族凝聚力的，我中华民族真正的“老祖宗”伏羲、神农、黄帝、蚩尤（中国之战神）开创的民族文化传统不能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衰关乎着我们的民族命运和国运，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是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命根子。中国要在世界的东方和平崛起，就不能不首先振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不能不把中国老祖宗的传统融化进每个炎黄子孙的思想和血液中。从少儿到小学以至初中，是一个人性情定型、人格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生记忆力最强的智慧待开发期，古人正是在这一时期诵习中华圣贤经典，接受本民族文学、诗词、戏曲、音乐、美术、书法等所谓“棋、琴、书、画”的艺术熏陶，以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底。以色列民族之所以屡经劫难而民族精神不失，散布世界各地而杰出人才辈出者，其秘密正在于以色列人自幼就能背诵《圣经》，接受到严格的民族传统教育。而中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则从幼儿时期便将孩子推入残酷竞争的应试教育之中，这就难怪青少年犯罪激增，社会道德沦落，人生的价值观日益自私和缺乏诚信。失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只是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二等公民，从人生信仰、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乃至城市建筑风格，衣食住行等皆失去民族特色，民族精神必将一厥不振。今天，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不得不再次像鲁迅先生那样高呼：“救救孩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古代谓之“士”，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经济阶级，却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代言人，而且知识分子本身又组成一个社会阶层，是民族命运和社会良知的体现者。我中华民族自三皇、五帝至于三代时的政府，都设有一个知识分子聚会的地方，黄帝称“合宫”，尧舜时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这就是古代的“明堂之制”，具有太学议政、选贤能（又称辟雍）、禅让天子（称封禅）等功能。“庶民”特别是“士”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吕氏春秋？自知篇》云：“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轺。”今日**前树立的“华表”，实际上就是由古代专供老百姓提批评建议的“谤木”演化而来。中华古文明，源自母系社会氏族公社时期的原始道学文明，本来就有“自由、平等、博爱”（即《道德经》之“安、平、太”）的民主传统，而知识分子就承担着维护这一民主文明精神的历史使命。直到战国时齐国设立稷下学宫，聚集了一批知名学者从事教学、著书、议政的工作，所谓“不治而议论”，说明我国的学校早就有传道和议政的双重功能。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临近灭亡时，几乎都要首先出现残杀知识分子的历史事件。而后虽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代的党锢之祸、明清之“文字狱”和“党禁”，乃至清末戊戌变法谭嗣同等人的喋血，然知识分子的“士气”尚未丧尽。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明末东林党人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无不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风骨和使命感。这就是说，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就是鲁迅先生在晚年赞许的那种“中国的脊梁”。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所谓“知识分子”，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取得某种学历或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就可以称得上“士”的。这种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要能通晓中华文明的精髓，与中华民族的兴衰同命运，有“正大光明”的浩然之气，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终生奋斗的毅力和牺牲精神，有包举宇宙为全人类谋生存的胸怀，有不为当权者富贵荣辱的诱惑和威胁所动且能独立思考敢于仗义直言的气节和风骨，方可谓之有“士气”。所谓“士”，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才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这种真正的知识分子借助伏羲、神农、黄帝、蚩尤等老祖宗所遗留的传统文化的力量来救中国，进而救世界，不但要有士气，还要始终保持良好的学风和文风。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兴衰，只要认真考察那个时代的士气、学风和文风，就可预测而知矣。

上个世纪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聚集了一批持不同政见的学者，从而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批知识分子有士气，又有良好的学风和文风。当时还有一批知识分子漂洋过海，为国家的富强留学海外，回国后都能独当一面，以所学的各科文化知识报效祖国。正是因为那一代知识分子有士气，学风和文风没遭到破坏，所以中国虽遭西方列强的宰割和日本强盗的的蹂躏，但中国没有灭亡，民族仍又复兴，还搞成了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国防工程。然而自“反右派运动”及一系列“革命大批判”运动一直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政治迫害噤若寒蝉，而一些阿谀奉承、投机钻营之徒包括郭沫若先生痛斥的那些搞大批判为生的“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乘机爬上高位，知识分子的“士气”大受伤害。在中国学术史上，凡属政治变革时期，往往也是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时期，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学术**和学风不正的现象。魏晋时期汉代经学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出现了玄学、佛学、神仙道教等流派，黑暗的门阀世族统治和长期的社会动乱也使学风日见衰替。《三国志？董昭传》云：“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近世之学风败坏，莫过于“文革”后期之“评法批儒”政治运动。著名高校的某些学者追随官方的政治意图推崇法家，藐视道家，诋毁儒家，颠黑倒白地丑化周恩来总理，搞影射哲学。全国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适应政治环境创新出一种旷古少见的名为《致敬电》的文体，文风又败坏到极点。“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的学风和文风一直没来得及得到认真清理，就又在商品经济大潮下误入市场化、功利化之途。某些学术机构和学者为了评博士点、评职称、评各类奖项和资格，以功利为目的突击出书，托关系发表文章，凑假数据报科研成果，形成在低水平上重复的学术研究和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浮躁学风。由于无法形成权威和公正的学术评审机构，只能突出权力的参与作用，一些人为功利目的粗制滥造顺时应景的学术成果，甚至拉关系搞交易雇用媒体炒作，乃至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现象时有发生。**时代的青年学生虽生逢“文革”、“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历尽坎坷，但生活意志亦受到磨练，尚能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在“改革开放”后不乏能担当大任的人才。流风所及，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尚未丧失民族精神，他们促进了时代的市场经济大潮并自发地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的大讨论。至九十年代在互联网和各种媒体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不再关心政治而追求生活享受，以到外资企业任职为荣，力图尽快在高消费的社会中出人头地。个中因缘，有不堪言者，有不忍言者，特别是某些教授或“儒学大师”，道德败坏者有之，投机钻营者有之，里通外国者有之，触犯刑律者有之，泄露国家机密者有之，贪污**者有之。而大学生中则有自杀者，有杀人者，有搞传销者，有接触毒品者，有卖淫者，有“代孕”者，“礼义廉耻”之缺失，以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无知，已勿论矣。

当代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敌对势力虎视中国，我们如果以为生逢“太平盛世”忘了《国歌》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然要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分子李登辉提出的要把中国分而治之的“七块论”，反映了亡我之心不死的某些霸权主义分子的“心声”。世界列强争夺石油等资源和增强军事实力的势头丝毫未减，核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不能居安思危，以粉饰太平的心态自我麻醉，没有历史紧迫感，就减弱了我13亿人口的安全保障。当前如何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有利于海峡两岸的同胞尽快统一，有利于真正消除官场结构性的贪污**，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要成为21世纪的世界强国，最重要的不再是国土和资源，不再是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而是要靠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的根基是文化传统。日本在国土资源上处于劣势，但明治维新的制度改革很快使之成为世界强国。政治制度的要害之处是尽可能地缩小贫富差距；有效扼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出现既得利益集团；为各类创新型人才制造接受教育和发挥才干的环境和条件；能树立社会公正原则为本国人民提供思想自由及政治、生活、安全的人权保障。美国那种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初期不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因之吸引了全世界的大量资金和人才发展为超级大国。现在日本和美国的政治制度逐步僵化，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特别是在文化上开始走向困境。我国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建国初期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消除贫富差距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然而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没有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反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自阉式”的摧残和破坏。我们没有利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良机把道教的关帝信仰和儒家伦理观念传播到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从而在心灵根基上加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纽带，而拉萨药王山已有的关帝庙却成了“文革”破“四旧”的对象。我们也没有充分利用道教的妈祖信仰以巩固中国大陆和台湾、东南亚华人的血肉联系，反而以政治手段推行无神论、人为消灭宗教去割裂这种文化纽带。我们没有认识到传统文化本身就是我们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反而自己做了妄图搞“文化**”的**分子和**分子想做又难以做到的事！对于大中华56个民族的大家庭来说，只有儒、道、释互补的传统文化才是和每个中国人血肉相连的文化基因，任何政治宣传和外国哲学如果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都不可能有恒久的征服人心的力量。中华民族要统一和复兴，首先需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统一和复兴。在这个霸权主义肆虐的世界上，如果人类还有20年的和平时期，我们应立即全面推行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使我们的祖国更加强盛。一个民族所能得到的历史机遇并不会很多，中华民族不应该再错失历史良机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生所学仅为《四书》、《五经》，他们以此应付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富贵。佛道二氏之学被斥为旁门，特别是道教内丹学则流入抱道肥遁的山林高士之手。近世以来废除科举制，学校主要教授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儒、道、释谓之国学，研究者仅是少数专家，道教内丹学则流入江湖术士之手，在师徒间秘传。我之所以致力于内丹学之研究者，决非想与此辈江湖术士争一日之短长，盖因当今之世中国传统文化元气大伤，需要从这种古老的丹道文化中汲取营养，以重新开发出其生命力。王重阳在异族入侵时融汇儒、道、释三教之学创立全真道，以内丹学传承，就是因他独具只眼，看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全在内丹学之中。陈垣先生早已识破王重阳创全真道、传内丹学的用意，在于为中国传统文化保存火种，使其在历经浩劫之后断而仍续、亡而复存，这就是我不惜耗时26年调研丹道的原因。至于我不惜笔墨在这本学术著作中揭露一些江湖术士的造谣诬蔑，这也不是对这些四处流窜的宵小之徒的鬼蜮行为缺少宽容，自**份遂其借机出名抬高身价的狡计。因为在我们这个出过汉奸和伪军的国度里，许多事业都坏在这些害群之马的手里，他们的劣根性为争名谋利不择手段，一切真正热爱丹道文化的正义之士必须提高警惕。譬如现在驾车外出大家都担心交通事故注意安全，然而社会上却有一批专门制造交通事故讹诈事主钱财的犯罪团伙，因之在中国要发展一项事业首先必须敢于对付内部出现的蟊贼。气功、丹道、养生、术数等学术领域曾经是鱼龙混杂的江湖术士的世袭领地，将其提升到学术界等于砸了以此谋生的江湖骗子的饭碗，他们越是咬牙切齿气急败坏，恰好说明我们为人民谋利益的事业是正义的！

老子道学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复兴，已是可以预见的大趋势。上个世纪，先是1973年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继而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又于1993年出土了竹简《老子》甲、乙、丙三组。古人云“国之将兴，必有祥瑞”，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也是如此，《老子》古本的面世便是祥瑞。过去一个世纪西方各国越来越重视中国道学文化的研究，他们从老子的生态智慧中发现了西方文明的出路，不断召开大型国际会议，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欧洲诸国都相继建立了相关的学术组织。时间进入21世纪，中国大陆各科研机关、高等院校、名山宫观召开的有关老子道学文化的学术会议成倍增加，还有不少学者、离退休干部、甚至一些企业家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研究道学文化和注释老子《道德经》的著作，这说明道学文化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已人心所向，老子道学文化复兴的时代确实到来了。

我们选择老子的道学文化作为中华民族21世纪的文化战略，首要原因是道学文化和我国的现行社会制度及政治理念并行不悖。道学文化的根本思想肇始于无阶级、无压迫、无剥削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社会，这是一种原生态的**社会，显然是马克思创立**学说的出发点。老子《道德经》云：“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77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81章）这无疑又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和**思想。老子《道德经》云：“治人事天，莫若啬。”（59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67章）“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多亡。”（44章）“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46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9章）这是一种建构节约型社会，反对政府官员贪污**的思想，今天对我们的国家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老子是人类辩证思维的鼻祖，他“辅万物之自然”的思想，“知和曰常”的思想，反对不义战争和无辜杀人的思想，“尊道贵德”的思想，蕴含着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文化资源。同时，老子的道学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世界文化，是引导全人类奔向大同社会的文化，是充满自由、民主、科学精神的文化。老子是世界的哲学之父，也是全人类的自由神。老子哲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不仅能使中国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建立在本民族的传统思想之上，而且也使世界哲学思想的话语权在中国扎根。现在《道德经》在海外译本之多仅次于《圣经》，老子还被美国《纽约时报》评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一。严复《老子道德经评点》云：“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人们不难发现，历史上老子道学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弘扬和传播，几乎是和当时社会的开放和民主程度成正比的。今天老子道学文化的复兴，便预示着中国社会民主、科学、统一、强盛、均富、和谐、自由、开放时代的到来。

其四，破解内丹学之秘，实际上就是创建内丹学，这和开创新道学文化一样，都是前所未有的学术事业，是不可能不遇到干扰和挫折的，这就需要在为人、为学、为道上提高个人心理素质，善于运用老子的策略思想，敢于为这一事业奋斗不息，庶可有望取得某些阶段性成果。凡属一种牵涉到千万人利益的正义事业，决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功，这就需要我们在开创这些新学派时，一要讲清这项事业的意义以吸引和召唤同志，懂得寻觅战友，团结同志共同奋斗；二要懂得“托付”，善于“托付”，即把自己完成不了事业“托付”给后人，并把自己的经验教训也传授给后人，使这一正义事业能继续下去。

所谓寻觅战友，就是寻觅那些敢于为此目标而奋斗，并且在“为人”上有斗争精神的人。我在中学时代，最喜欢读的是李白、鲁迅、莎士比亚、屠格涅夫和普希金的作品，当然那时官方组织学习《**选集》，我也认真读下去，从中领略了**的人格魅力，发现这些人在性格上都和我有心灵相通之处。考入南开大学之后，中文系的李何林教授和外文系的李霁野教授都是研究鲁迅的专家，我不仅在“文革”期间抄大字报时学会了李霁野教授写大字报用的那种“鲁迅体”的书法，离校后还在乡下收到一封李何林教授的来信，这使我更热心阅读鲁迅的著作。鲁迅先生在1934年《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花去生命的几乎全部。”鲁迅先生所批评之中国人最有特色的劣根性，就是“内斗”，凡见到为某种事业而奋斗的人，权势者则刀斧相向，深文周纳，栽赃陷害，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总会给你编出“十大罪状”压死你；无权势者则在背后向你发暗箭，泼污水，制造出许多离奇的谣言骂死你，这就是我国历史上志士多遭厄运的原因。我对鲁迅先生这类描述体会颇深，盖因我生性十分倔犟，认准的路就要走到底死不回头，如今我已活过鲁迅先生的年龄，人生的路大多是在逆境中走过来的。我童年时期，因为脾气犟得出奇，家乡父老便提出一种解释，他们把儿童头上毛发呈旋涡状的地方，称作“旋儿”，认为小孩脾气倔犟的程度是和头上“旋儿”的多少成正比的。我们村子里的儿童头上生两个“旋儿”的已不多见，唯独我头上生了四个“旋儿”，这大概注定了我一生予盾重重，争斗不休，走到那里都是群吠狺狺、诽谤不止的原因。十多年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和某些当权者、“儒学大师”发生遭遇战，搞得全国哗然，后来外地某高校的一位老朋友大概听到不少传言，遂善意劝诫我既然研究道学，何以如此“好斗”，有失道德。我曾写信为自己答辩说：“大丈夫之处世也，定乎生死之境，通于荣辱之理，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吾视鼠辈之诽谤蔑如也。我本性情中人，平生嫉恶如仇，以为多小谨者无成功，缺胆识者不英雄，有来犯者，我必随缘斗而不悔。斗战胜之是谓佛，妄语造业则为魔，代佛杀魔，便是斗战胜佛。只要性根不昧，人世间之矛盾斗争，不过如隐有杀机的弈棋、垂钓游戏，吾藉此磨炼性情自得其乐而已。天之生人，使命不同，故仙佛修炼之路也多途，皆因人而异，苟得三禅妙乐，地狱也是天堂，此《指月录》所以讲黄面老瞿昙不入，调达大魔王不出也。《文子》曰‘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真性谓之德’，这便是我的道德。”我一直不相信流言家真有把人整倒的力量，对手一旦到了在背后造流言伤人的地步，也就有点无奈为人所不齿了。流言如一面镜子，但照得不是被伤害的人，而是流言家自己的真实形象。旅居美国的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之书》中说：“困难与障碍，如果能适当地加以了解和利用，常常可以变成出乎意料的力量源泉。在各位大师的传记中，你会发现，如果他们没有遇到困难与障碍的话，就找不到超越的力量。西藏的伟大战士格萨尔王（Gesa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流亡历程是西藏文学中最伟大的史诗。格萨尔的意思是‘无敌’，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从格萨尔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有一位邪恶的叔父，名叫洛东，就想尽办法要杀害他，但每次都让格萨尔越来越坚强。事实上，由于洛东的努力，才使得格萨尔变得如此伟大。因此西藏的谚语说：如果洛东不是这么邪恶诡诈，格萨尔不可能爬得这么高。”（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48页）金庸武侠小说的顶峰为“独孤求败”，这说明人生的对手越高，自己的才干也增长得越快，没有对手的战斗不能称作“战斗”。当然对江湖上那些下三滥的角色，可以先随便它们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叫去，要“战斗”就不必分心去欣赏它们的“小夜曲”。道教内丹学既然是曾经流入江湖的文化，江湖又多险恶，因此我奉劝热心此道的战友们要有“斗争精神”，学一学鲁迅先生的风格。鲁迅先生1925年3月在《两地书》中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中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天无绝人之路，凡为开创内丹学和新道学和我志同道合的战友，就要敢于同各种邪恶势力作斗争，为了民族大义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除了“为人”之外，还有“为学”与“为道”。内丹学是探讨人类生命和心灵奥秘的学问，是人类最终认识自己的科学，因之它必然要综合中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等几乎与人类发生、发展相联系的所有学科，决非像江湖术士所宣扬的那样拜他们为师学几句口诀就完事。吕洞宾、陈抟、刘海蟾、张伯端、王重阳、马丹阳、张三丰、陆西星包括近世的陈撄宁先生等内丹家皆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少人参加过科举考试甚至出仕过地方官吏。内丹学本来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发展起来的学问，这些内丹家厌恶科举和官场，“英雄回首做神仙”，才开创了丹道这门富有学理的学问。到现代进行内丹学的研究，不仅要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还要有足够的西学功底，陈撄宁先生已开始汲取西方科学知识研究内丹学，我们要沿着这条正确的路走下去，不要再听任古人遗留下的这一宝贵文化遗产沉沦于贩道骗财的术士之手，靠“不死成仙”、“独传秘诀”等江湖黑话诱惑百姓。《续指月录》载居慧禅师偈云：“百尺竿头弄影戏，不唯瞒你又瞒天。自笑平生歧路上，投老归来没一钱。”我为此访道26年，所参访的内丹家皆有一技之长或得到部分丹诀，但包括陈撄宁先生在内并没有一个真正修炼成功的神仙。我的真正目的也不是靠他们几句丹诀修炼成仙或长生不死，而是要将他们各自的一家之言、一派之长集中起来，破解内丹之秘为人体科学做出贡献，为全人类造福。我见过的某些有真传实授的内丹家，执于一家一派之言自以为已得全诀天下第一登峰造极，也不过是见到“玄关一窍”，丹家谓之“摸到造化鼻孔”；或静坐久了发生五彩“金刚链”等“异象”，佛法谓之“见到某些光影”，达到此水平已世间少有了。但到头来，多数内丹家收了一辈子徒弟，讲了一辈子道，终究是“瞒人瞒天”弄了一辈子影戏，大限一到伸腿去了，谁再找他去做见证？临济宗天童昙华禅师偈云：“蜻蜓许是好蜻蜓，飞来飞去不曾停。被我捉来摘去两边翼，恰似一枚大铁钉！”眼下江湖术士皆自称得到什么隐修的真人、高士传授，其实中国山林中哪有这么多高人？既使果有真仙驻世，也不会专去找那些在互联网上招摇撞骗的宵小之徒去传法，帮他们盗名谋利。以我访道的亲身经历而言，奉劝世人切莫轻信江湖术士编造的这类神话。我今天既已将千古相传的各派丹诀尽可能地收集到一起，这其中包含了我多位先师终生的心血。读者若问我丹道修持最终结果究竟是什么？我只能说研究以后才知道，实验以后才知道。因为内丹学只有搬进学术研究的殿堂，发动国内外的许多杰出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家、脑科学家以此为基础共同开展研究，内丹学才能超越古人重开生面，才能真正有发展有前进，才能真正揭开内丹千古之秘并进而解开人类生命和心灵的奥秘，我的奋斗目标也就达到了，这也正是我和江湖丹师“道不同，不相为谋”之处！内丹学的研究，本来应该以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为主力，才能逐步消除丹道话语权上的江湖习气，建立良好的学风。有志于研究内丹学者，须知人类生命和心灵奥秘的揭示，和天体物理学、高能物理学、精神分析学、精神现象学、脑科学、心身医学、心灵哲学等息息相通，涉及到天体演化、生命起源、物质结构等科学前沿问题，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是不行的！内丹学家不能拒绝现代科学，不能为江湖术士以人造神迹来反科学的闹剧张目。现代科学的精华在高等数学之中，我们至少应对高等代数、拓朴学、复变函数、非线性偏微分方程有所了解，知道事物的运动轨迹大多是非线性的，它可以有多个独立的解，从而不受简单因果律线性思维的束缚！

在“为道”方面，我曾传有“跟师诀”，以为学者修道之用。然而我又说破，当下遍布海内外所有传道的丹师，十之七八并无真才实学，以借道敛财的江湖之辈居多，人们从互联网上讨论丹道的帖子看，其话语权也是江湖习气占上风，其中之佼佼者，也不过“摸着造化鼻孔”或“见到某些光影”，尚非驻世的神仙。大慈道俦禅师赠制鞋匠偈云：“透底工夫做已圆，须知密处自心传。脚根着地随他转，踏到驴年也未穿”。然而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真正修道成功的神仙呢？答案是肯定的，有！正如密宗大圆满、大手印修至虹身者并不罕见一样，丹道修炼成功者也必有其人，至少吕洞宾、陈抟、张三丰可以肯定为得道之真人。释迦文佛和太上老君所传佛法和丹道皆非虚语，关健之处是修道者能否得到释迦、老子的“心传”。至于求得释迦、老子“心传”的方法，就是用心千遍万遍地阅读释迦的佛经和老子的道经，包括《参同契》、《悟真篇》、《敲爻歌》、《无根树词》、《金丹真传》、《修身正印》、《丹经秘诀》、《五篇灵文注》等丹经。《庄子？人间世》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人能专心致志地读书，既要读之以心又要读之以气，与释迦、老子、吕祖、陈抟老祖、张三丰真人心心相印，声气相通，就会发生心灵感应，打破时空界限，直接同释迦、老子及仙人对话，得到古仙的“心传”。我们能精诚所至地使古仙复活，直接同古仙对话，近世丹师包括陈撄宁先生等人就不再成为障碍了。当年陈健民上师随黄蘅秋老居士乘飞机到印度朝佛，没带多少有关大圆满、大手印的法本，后来陈健民上师要著《大手印教授抉微》等著作，写信向海外诸居士借阅大手印法本、译本等，但彼等不同意陈健民居士敢于在传法时独抒已见，对前人之观点多有批评的做法，推托不肯相借。陈健民上师在《大手印教授抉微？结论》中答辩此事云：“此书著作计划，曾引起彼等注意——有劝勿据今译以评藏文原本；有劝勿以己见为高而卑视古德；比谢以诗曰：谢君一片老婆心，半说高低半古今。无奈金刚眸子里，未许时（古今）空（高低）挂胸襟”。可知在陈健民上师眼中，古人和今人，印度和西藏，本来没有什么时空障碍，那些成名的上师、古德怎么批评不得？不仅密宗如此，丹道也如此，一些江湖宵小之徒都给自己树一个偶像，挂出祖师爷的牌子以售其奸，别人在学术研究中对其供奉的牌位稍有触动，即刻如丧考妣，足见其不成器也哉！无奈在我辈学人眼中，两千五百年前之老子端在目前，可以对话，可以请教，未敢以时空为阻隔，近世之丹师有何德何能而可自秘其术乎！按佛道之真见地，一粒微尘包三千大千世界；十万八千劫具一念中。茫茫宇宙在吾掌内；事物万变，机生乎心。大千世界犹如一“因陀罗网”，事物相互间普融无碍、摄入无碍、交涉无碍、理事无碍；过去不已灭，未来不新生，现在不孤住；时空互化，隔世异成；老子之函谷关紫气犹在，楼观台讲道未终；释迦之“法华法会”不已散，“龙华法会”不新开。吾辈求道不亲询于释迦、老子，反任江湖丹师挟术自炫，岂非儿戏乎！因之我奉劝广大丹道爱好者，有我此《丹道法诀十二讲》引路，完全可以自己去佛道诸经书中求知解惑，已足够修持之需了。拙著在话语权上不仅继承了古丹家与造化小儿争权的优良传统，不受西方工具理性之曲解；又开创了内丹学的学术风格和科学精神，剥离了术士们贩道骗钱谋生的江湖黑话，为现代学者们治丹道性命之学奠定基础。号称“万古丹经王”的《同易参同契》云：“思之务令熟兮，反复视上下；千周粲彬彬兮，万遍将可睹；神明或告人兮，心灵忽自悟；探端索其绪兮，必得其门户。”这就将求取丹道真传的方法揭示得一清二楚。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注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百遍且然，况千遍万遍哉！故诵之万遍，妙理自明，纵未得师授口诀，久之亦当自悟。其悟多在夜深或静坐得之。盖精思熟味，反复玩诵，蓄积者多，忽然爆开，便自然通，此之谓‘神明或告人兮，心灵忽自悟’也。《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诚之极也。”辨难答疑至此，已无言可辨，已无疑可答，不仅内丹学如此，新道学的研究也如此，凡我志趣相合之道友，勉乎哉！

（三）丹道筑基功老子《道德经》云：“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3章）只此四句，便是丹道筑基功的提纲和总诀，紫阳真人张伯端以为“虚心”为性功筑基法，“实腹”为命功筑基法，南宗丹法主张先命后性，故其《悟真篇》云：“虚心实腹义俱深，只为虚心要识心，不若炼铅先实腹，且教收取满堂金”。其实丹道筑基功，是为修持丹道打基础的功夫，此道三家四派丹法各有不同的要求，但皆以疏通全身经络，达到精满、气足、神旺为重点。某些贩卖丹道的匿名鼠辈竟然在互联网上对筑基功也故弄玄虚，出言狂妄，称唯独他自己得了什么神授的秘诀，这类宵小之徒总想把和丹道有关的所有知识都盖上“绝密”的私印封锁起来卖高价，人们不难识别此种行为正是江湖文化的本色，因此我们不惜笔墨干脆再向丹道爱好者介绍一下筑基功的本义。我在《道学通论？丹道篇》和拙著前几讲中都已讲过丹道筑基功，例如站桩、静坐、辟谷、胎息等，其实都在筑基之范围。同类阴阳丹法讲“牢固阴精是筑基”，因之《补亏正法》一讲也可看作筑基功。凡我已经专门讨论过的功法，此处仅点到为止，以免重复。

博士后导师的个人简历胡孚琛

胡孚琛，字中孚，男，1945年12月生于河北省吴桥县，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四所高校的客座教授。研究范围是中国哲学及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家与道教文化为研究方向。

电子邮件：zhongfuzi@yahoo.***.***ws基本情况6Z"CV胡孚琛1964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曾得到原南开大学校长、著名化学家杨石先教授的亲自指教，1969年毕业，先后在河北省海兴县卫生局和沧州地区行政公署化工局任职，从事医药卫生和化工技术工作。1979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师从该校副校长、物理学家黄友谋教授以及张华夏教授、杨维增教授等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科学史与科学方法论，曾专心于信息论的学习和研究。1982年毕业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讲授“西方科学哲学”、“自然科学史”、“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讲座”等课程，并师从天津大学陈国符教授研读《道藏》。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导师为王明教授，研究方向为道家与道教文化。1988年初毕业后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工作至今。

主要科研成果）

（一）学术著作1、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台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繁体版。

2、《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1991年增订，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繁体版。

3、《道教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收入《中华文化通志》。

4、《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丹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2004年6月增订版。

5、《道教与仙学》，新华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

6、《道藏与佛藏》，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7、主编《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齐鲁书社1991年11月出版。

8、翻译[俄]凯德洛夫《科学发现揭秘――以门捷列夫周期律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二）学术论文1、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文史哲》1983年第6期。

2、广义信息论探索，《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3期。

3、谈龙说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4期。

4、道家、道教缘起说，《哲学研究》1991年第4期。

5、道教医学和内丹学的人体观，《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

6、精校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3期。

7、信息论和热力学结合的思考，《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8、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台湾《鹅湖》2001年第11、12期连载。

9、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化――再论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青岛大学《东方论坛》2005年第4期。

10、宗教、科学、文化反思录，上海《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2期。

（三）其他整理王明《道教与传统文化》、王沐《内丹养生功法指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再增订版）及合著《民族与文化》、《周易知识通览》、《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等9本书。还有多种会议论文集等收入近百篇论文，共约820万字。

在站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撰写《新道学引论》和《丹道法诀十二讲》，已在海内外有关刊物上连载，近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承担主要科研项目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下的民族文化》，致力于创立新道学文化的研究。

主要学术活动1、组织和申报“中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这一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并主持该筹委会的工作。

2、按钱学森教授的建议，在全国开展道教内丹学的调研活动达26年之久，现已完成号称“千古绝学”的内丹法诀调研，正在撰写《丹道法诀十二讲》。

3、撰写《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化――再论21世纪的文化战略》、《新道学文化的八大支柱――三论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道学文化的新科学观》等系列论文，完成新道学文化创建的学术工程。

4、给博士生、留学生、港台生、访问学者授课，指导博士论文，参加有关学术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