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曾经是个好孩子
好象是在1971年,我上学了。|/|我爹尽管一只眼睛瞎了,但这并不妨碍他教书,他还是在我们村里的小学教高年级语文,整天乐呵呵的。不知道因为什么,他经常在夜里被人叫出去开会,回来的时候身上满是泥土和灰尘,脸也灰蒙蒙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因为我爹是村里唯一的右派,他是去接受大家的批判的。他回家以后,一般是下半夜了。我爹很爱干净,一进门就把衣服仔细地抖搂一遍,再用一把毛刷子一下一下地刷他的衣服,直到衣服上没了一点污垢,才小心翼翼地挂到墙上,然后打上一盆水洗脸,他洗得很慢,一丝不苟。洗完了脸,就把用胶布缠着腿儿的眼镜重新戴上,过来附下身子轻轻地亲吻我弟弟的脸,如果我还没睡,他会给我掖好被子,瞪着那只明亮的眼说:“睡觉,明天还得上学,学习不好我可不依你。”一般他在炕沿上坐上一阵以后,会去墙根摘下那把闪着油光的二胡,拉出一段忧伤的曲子。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考试成绩在班里经常是第一名。这让我爹很高兴,时常奖励我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满院子溜达。那时候,我弟弟会像一只小鸭子那样,呱呱地跟在我们后面跳高。有时候我爹还会唱上两句戏词,穿林海,跨雪原……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爹调走了,去了公社里的教育组。去了教育组就不教学了,好象是负责培训全公社的语文教师。我爹很高兴,每天清早起床,给我们做上饭,再挨个儿地摸一把我俩的脑袋,吹着口哨就走了。因为公社离我们村有七八里的路程,没几天教育组就给他配了一辆自行车。那是一辆崭新的、泛着瓦亮漆光的大金鹿车子。我爹不知道从那里弄来一卷塑料带,忙碌了大半天,将车子缠得花花绿绿,像一只硕大的蚂蚱。然后就将我俩一个在大梁上,一个在后座上安顿好了,嗖地一声上了大路。一家三口很兴奋,满大街地咋呼,我爹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我唱,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啊,身背小竹篮我弟弟也唱,啊呀、啊呀、啊啊呀……那时候,我们幸福极了。我爹晚上也不用去开会了,他好象不是右派了,人们又开始喊他杨老师了,杨老师吃了吗?杨老师真快活。
我爹在我家院子里开辟了一个菜园,靠东面种了一些向日葵,靠西面种了各色蔬菜。春天和夏天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飞舞着的蝴蝶,还有蜜蜂什么的,嗡嗡嘤嘤地在那里追逐、嬉闹,我跟我弟弟还能在墙根的花草间捉到不少蚂蚱。我爹给我弟弟捉了一只麻雀,这只麻雀让我们喂养得像一个矜持又高贵的财主,除了那种叫“双母夹”的蚂蚱,一概不吃,最后就那么把自己给娇惯死了。我弟弟哭得一塌糊涂,把院子里的土蹬得像扬场,我爹也不管,坐在自己做的竹子躺椅上,眯着单眼笑。
那一年秋天,我终于加入了少先队那时候叫红小兵。我爹下班回家一看,我的脖子上挂着红彤彤的红领巾,竟然忘了支好他心爱的车子,蹲在地上就哭了,他说,儿子,咱们也是“红五类”了,你是革命的接班人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哭,心里很别扭,你说你还是个男人吗?该哭的时候你不哭,不该哭的时候你咧咧什么嘛。那天,我第一次看见我爹喝酒了,他很能喝,喝了一瓶白酒,又给我三毛钱让我去合作社买了一瓶啤酒,他说他要过年。最后,他又拉上了二胡,曲调悠扬。
年底的一天,我爹领回来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那个女人一进门就摸我的脸,用一口软软的普通话对我说:“好孩子,叫阿姨。”
我不知道阿姨是什么意思,我们那里一般管上一辈的女人叫姑姑、婶子什么的,我没叫。
我爹戳了我一指头:“快叫,这是你周阿姨。”
我扭身跑了出去,我不太喜欢他,我预感到这个女人跟我爹之间有点儿什么事情。
从此,那个女人就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来的时候会给我们带很多好吃的东西。
过年那天,这个女人就住在了我们家,像一家人那样。
我爹告诉我说,从今往后周阿姨就是你们的妈了,我跟他结婚了。
我弟弟大呼小叫地喊她妈,我就出去了,冒着凛冽的寒风,我去了我亲妈的坟头。
我在我妈的坟头上说话的时候,四周响起了爆竹声,我像是被这个爆竹做成的旋涡给淹没了。
因为我不喊周阿姨叫妈,我爹很恼火,经常拧着我的耳朵说我不懂事。那时候,我很拗,不管我爹怎么逼我,我硬是不满足他的要求。周阿姨倒是不管那一套,依旧对我和弟弟很好,好吃的都留给我们,甚至晚上非要搂着我俩睡觉不可。时间长了,我爹就把事情告诉我了,他说周阿姨是公社修配厂里的工人,娘家是城里人。因为她家的成分不好,一直没有结婚,后来组织上觉得她跟我爹挺般配,就给牵了个线。一开始我爹不同意,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可是周阿姨看上我爹了,她说我爹拉扯着两个孩子不容易,心眼儿又好,死活要嫁给我爹。我爹说,你不会是可怜我吧?周阿姨就开始抹眼泪了,我爹明白了她的意思,人家觉得我爹好是一方面,主要是她在这里没有什么依靠,将就我爹这个条件,两个人正合适。我爹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只眼睛一直恍惚着,似乎有很多话要从那里对我说出来。
我突然觉得周阿姨其实是个很可怜的人,唉,那时候成分不好可以压死人。
尽管我在心里容纳了周阿姨,可是行为上还是别别扭扭的。
等我开始喊她妈的时候,她突然就疯了。
我记得那年我小学快毕业了。当时学校里实行“二部制”,就是上午参加劳动,下午去学校上课。上课的时候,老师来扎上一头,照着课本念一通,然后就让大家自习。有时候会突然接到命令,开某某老师的批判会,那么,下午也就不用上学了,大家围着那个接受批判的老师指指戳戳上一阵,最后高呼“打倒臭老九”或者“教育革命万岁”什么的,就作了鸟兽散。那天我正在“教育”低头站在黑板前的算术老师,一个同学跑来告诉我:“杨远你后娘在街上出洋相呢。”我很纳闷,连忙跟着他跑了出去。在村西头的一个水塘边,我看见了我妈。她站在一个草堆上,面色严峻地向围观的人群砍柴般的挥手:“革命同志们,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反攻倒算,**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绣花纳鞋底子,革命是什么呢?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妈!”我站在远处大声地呼喊,“妈你怎么了?”周阿姨似乎不认识我了,她直直地看了我一眼,继续演讲。她夸张的手势不时引来阵阵喝彩,她像个女英雄那样往下压压手,接着抒情。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就这样傻忽忽地站在那里,我的脸烫得厉害,似乎有人在我的脸上泼了一瓢开水。我在心里大声地喊,妈,你别这样,妈你别这样……可我真的不知道此时我还应该干点儿什么。我妈嚷得声嘶力竭,众人的喝彩声也响彻云霄。这时候,我竟然看到我弟弟在人群里一蹦三尺高,他兴奋成了一只听到枪响的兔子,他就这样喊嘿!嘿嘿!嘿!我妈看见他了,她从草堆上走下来,蹲下身子抱了抱我弟弟,然后慢慢往西走去。后面一下子乱了,一些孩子拣起沟边的坷拉砸她的后背,她不回头,依旧不紧不慢地往西走。我感觉,那边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在牵引着她,让她走得如此从容,如此气定神闲……人群散尽的时候,我觉我坐在地上,弟弟蹲在我的对面,用一根草棍戳我的鼻孔,戳得专心致志。
天擦黑的时候,一个邻居大婶过来拉我起来,她说:“大远,我把你妈送回家了,快回去看着她。”
我牵着弟弟的手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天突然就黑成了锅底。
院子里,我妈坐在我爹的躺椅上,一动不动。
我怀疑她死了,我和弟弟蹑手蹑脚地靠过去,想看个究竟,她的眼珠转了一下,我放心了。
我说:“妈,你怎么了?”
她紧闭着双眼,没有说话,就这样躺在椅子上,躺在飘着雪花的寒风里。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就是周阿姨,死了。在这之前,她跑出家去,几个月没回来。我爹出去找了她很多次也没找到。我爹说,兴许她是找她的爸爸去了,听说她爸爸在新疆的某个农场里“支边”。从此我爹变得很沉闷,有时候他会拉上一宿的二胡,从天黑到天亮。有一次,他的琴弦断了,他就坐到门槛上,看着黑洞洞的院子,喃喃地念叨,知音来了,知音来了。突然有一天,我爹回家对我说:“儿子,你妈走了,到天上享福去了……我把她火化了。”
当时我竟然没有特别难受的感觉,我觉得她还是死了好,活着遭罪,她疯成那样儿。
我爹说:“骨灰呢,我给她送娘家去了,她娘家人要。”
过了几天,我爹用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去了一趟靠近城里的广东公墓。我又见到了我妈,她的坟头很漂亮,旁边长满了洁白的小花,那些花儿都开着,阳光一照仿佛都透着明。我爹说,你妈的老家在广东,老辈人是广东的大财主,可有钱了,你姥爷还有一条像房子那么大的船,有钱人都在船上跳舞、唱歌、耍钱、谈生意什么的。
风刮着我爹苍白的脸,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我的心像有根针在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沿着公墓里的石头路跑起来,我边跑边喊:“妈妈你快回家……”
从公墓回家的时候,我感冒了,好几天没去上学。一直躺在冰凉的炕上,我弟弟用蒜臼子把生姜捣碎了,给我做姜汤喝,我喝了姜汤就围着被子,给他讲大灰狼叔叔和小白兔妹妹的故事,听得我弟弟直想找大灰狼拼命你在哪里?滚出来。等我的感冒好了,我爹就对我说:“你光学习好有什么用你这叫什么体格嘛,你看我。”说完了就用拳头嘭嘭地捶自己干瘪的胸脯:“咋样?这才叫男人呢。”
确实,那时候我很瘦弱,别人都管我叫“鱼刺”。
我对我爹说:“那怎么办?身体想好,就得有好饭吃。”
我爹说:“你别没有数了,就咱们家的饭食?你看看村里哪家能天天吃馒头?”
我说:“那叫馒头?全是黑面,吃了拉肚子……”
我爹不说话了,沉吟了半晌,啪地一拍大腿:“得,咱练功夫去。”
我爹是个痛快人,当天就把村里的一个老头请到了我们家,一顿老白干伺候过后,就让我行了拜师礼。从那以后,我放学回来就有了营生干压腿、劈叉、踢腿、站桩,这一练就是两年。两年以后,我变成了一个精壮结实的半大小子。我爹很高兴,经常让我教他几招,有时候还跟我过过手。自然,他输的时候多,躺在地下老半天爬不起来。开春的时候,我爹又托了他一个同学的关系,把我送到了区业余体校,开始了正规的训练。我很争气,在当年的武术运动会上,拿了个刀术第一名。自然地,我的学习就放松了,有时候考试还不及格,我爹似乎不太管我的学习,他的脑子仿佛全放在了我的身体上。那时候,我爹又调动工作了,他成了一个中学的教导主任。他自行车把上的包儿也换了,不再是那个鼻涕一样的布包了,换了个黑皮子的,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
转过一年来,开始考高中了。有一天,我对我爹说:“我不想上学了,我要上班。”
我爹很纳闷:“上学不好吗?我还等着你考上大学给我光宗耀祖呢。”
我说:“我根本考不上,再说,咱家这么困难,我上班不是还能给你减轻负担吗?”
我爹生气了,那只眼睛像是在往外喷火:“混蛋!考,考不上再说!”
我第一次看到他火,没敢再犟嘴,心说,那就考吧,考不上别怨我。
结果,我没考上。
我爹生了几天闷气,一直不搭理我,后来憋不住了,让我去了公社的废品站当临时工。
这一当上临时工,我的心就开始野了起来,我管不住自己了。
我去了废品站,我弟弟就没人照看了,我爹就在上班的时候把他放在自行车大梁上,带到学校里去。我爹上课,我弟弟就在校园操场上疯跑,跑累了就在花丛中自己跟自己玩儿捉迷藏。学生们下课了就去逗他玩儿,他们都不欺负他,只不过是在他跑远了的时候,会在后面大声地喊:“傻二,傻二,快回来,爸爸给你烧蚂蚱吃……傻二,傻二,叫爸爸。”
我下班路过学校,我弟弟早就等在门口了,他嘴里像含着一个滚烫的芋头:“哥哥好……哥哥,我放学了。”
我背着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背着我的心,他软弱得让我直想趴下哭。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废品站的人缘特别好,年龄大的师傅拿我当儿子待,经常让我喊他们爸爸,我就喊,这没什么,我就是喊你爷爷,你也成不了我真爷爷不是?几个年纪很我差不多大的工友都跟我成了哥们儿,我们经常在一起干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有厕所不上,偏要往收购来的酒瓶子里撒尿,有时候还往看门老头的暖瓶里吐口痰什么的,唉,想起这些来,我都冒汗。有一次,镇上的一个“二不溜子”喝醉了,来废品站撒酒疯,把一个差不多跟我爹一样大的师傅给踹得嗷嗷叫,我拣起一根铁棍就冲上去了,把那小子直接干成了一滩浆鸡屎,嘴里吐出来的烂粉条、地瓜酒喷了一院子,他叫得像杀猪。
再以后,我就跟废品站的弟兄们形成了一股势力,镇上有限的几个混混没有敢惹我们的,哈哈。
我牢牢记住了我曾经过的誓言,我不能像我爹那么窝囊,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那时候工资低,像我们这些干临时工的,一个月也就开二十几块钱,我把钱都攒着,想给我爹配一副新眼镜。
有一天我下班早,顺路给我弟弟买了几个包子,我把包子揣在胸口里捂着,跑在路上。
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被我撞了一下,他骂我:“你他妈是个傻子?低着头跑什么跑?”
我两手捂着包子,用两只脚轮换着抡他,把他抡成了一只忙碌着的陀螺。
到了我爹学校的时候,正赶上学生们下课。我看见一个教室的后面围着一群人,我爹在后面吆喝:“好了,好了,大家都回教室。”他说话的声音有些无奈,好象他不是教导主任,而是学校里的勤杂工。当时我就明白了,人群包围着的可能是我弟弟,大家又在拿我弟弟开心。我扒拉开人群一看,果然是我弟弟,他在给大家唱歌:我家小弟弟呀,半夜笑嘻嘻呀,问他笑个啥,梦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梦见**……我拉着他就走,我爹就这样傻看着我,直到我走出了校门。我让我弟弟趁热把包子吃了,就让他在一个草垛后面等我。我返回了那个教室,一脚把门踹开了,老师还没等反应过来,我就把那些逗我弟弟的同学全拖出来了,一人在脸上来了一个“旋风腿”,他们趴在地下像一只只死耗子。我冲地下啐了一口,拍打了两下手,横着身子走了。走到门口,我爹跑过来想打我,我边跑边说:“我不上班了,我要回家照看我弟弟!”
晚上,我们三个人开了个家庭会议,最后达成了一致把家搬到镇上,上班的时候由我带着我弟弟。
过了几天,我爹向学校要了一个宿舍,我们就搬去住了,村里的房子卖掉了,卖了一千块钱。
走的那天我很难过,看着那些刚开出花朵来的向日葵,看着墙角的花花草草,鼻子酸极了。
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带上了我弟弟,一般我会背着他走,他的鼻息刺痒着我的脖颈,很舒服。
工友们见我把弟弟带来了,都很高兴,拿我弟弟当自己的儿子和弟弟,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有时候工友们忙,我弟弟就象模象样地帮工,甚至还学会了看磅秤,上下不差三两。
那一年,我十六岁,我弟弟九岁。
我俩很快活,比我爹还快活。
秋天的时候,我们家里来了两个人,他们好象很关心我弟弟,老是摸他乱蓬蓬的脑袋。我问我爹,他们是干什么的?我爹说,这是我在培智小学教书的同学,想让你弟弟去他们学校上学。我的心里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以前我爹就说过,城里有个专门教脑子不跟趟的孩子学习的学校,人家还管吃管住,很正规,比一般的学校还好呢。我知道,他这一走,我就很难再见到他了,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城市是个什么样儿呢。我弟弟不知道大家想要干什么,跳着高儿跑出去玩自己的去了。那两个人走了,我爹就蹲在地上叹气。我说:“那也好,让二子长长脑子”
我爹点点头,起身去找他的二胡,我不想听他拉二胡,就那么悬着心走到了院子。院子的空地上有一只麻雀在溜达,我想想,我弟弟再也不能在那里撵麻雀玩儿了,心就麻了,汗也出来了,整个人像是刚从澡堂里出来,虚弱得没有一点儿力气。不长时间,那两个人就来把我弟弟带走了,他走得很风光,坐着一辆雪白的面包车。从此,我的心就被我弟弟牵走了,整天不说话。
天又一次黑了,杨远侧着脑袋看窗外,窗外的天上有一轮黄澄澄的月亮。
我替他披上一件衣服,郁闷地问:“后来你没去看你弟弟?”
杨远叹了一口气:“唉,不提他了……我跟你说点你喜欢听的吧。”
说实话,那一刻我倒是关心起他的弟弟来,我说:“你接着说就是了。”
杨远斜了我一眼:“算了,我还是给你讲点儿热闹的听吧。”